冀南、冀中根据地的“日本八路”

    邓沛

    一

    在日根据地，八路军对日军发起强大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期间，“日本士兵反战同盟” （原为“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发挥了很大作用。

    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1年下半年在河北枣强地区成立，成员是被俘和投诚经教育后自觉自愿进行反战的日军官兵。初期只有秋山良照、水原健次和成泽3人。后发展到十几人，有小林静夫、袁广见等。留日学生出身、能讲日语的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张茂林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反战同盟的同志有什么事都向他请示。他们反战情绪很高，工作积极。演戏、教部队唱日语歌、向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打电话，出版《日本士兵之友》《战友》等刊物，还直接参加作战。为了瓦解日军斗志，反战同盟的同志教部队唱 《樱花之歌》，这支歌在部队很流行。他们为唤起日军的思乡厌战情绪，向日军炮楼和日军连队喊话时都唱过这支歌。

    该支部负责人秋山良照是 1940 年在堂邑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俘虏过来的。经过亲身体会和教育，他认识到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积极组织反战同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平时，他帮助我军战士学习使用日本武器，教打机枪和掷弹筒等。战斗中他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亲自打机枪。特别是“4·29”反合围作战中，他冲出包围圈后又遭敌合围。他和战友们躲过敌人，背着负伤战士又找到我们部队。针对日军开展的各种宣传活动，他最积极，出的主意也最多。比如，对日军喊话、宣传有时可能会遭到枪击，为防危险他提出用电话讲。他能写会画，多才多艺，编写了许多宣传品，创作了许多宣传画，有些宣传品还署上了他的名字，使日军十分害怕。他们说：八路军里有个“秋山良照部队”。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宋任穷曾专门会见过秋山良照等。1943年4月3日，刘伯承在太行 《新华日报》上发表 《勉国际友人》，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1943年前后冀南军区便把他们送到太行和延安。秋山良照1943年春先到太行山后去延安，曾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日本。回国后，他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来中国旅游，幸得宋任穷专门接见。张茂林（现名张友萱）访问日本时，秋山良照特地去探望，一见面就说：张部长，敬礼！表达了他对过去在冀南斗争生活的怀念和对老领导的尊敬。

    反战同盟的同志在冀南艰苦的斗争中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个个都像老八路，深得八路军领导赞许。

    盟员水原健次在卷镇对日作战中深入到前沿阵地向日军喊话，号召日军兄弟反对侵略中国的行径。他还拿起掷弹筒，积极反抗日军进攻，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

    小林静夫是在1942年斗争环境恶化、部队分散活动时到冀南第四军分区进行活动的。1943年，他主动要求分到南宫县。过去他曾在南宫驻防，对南宫日军情况比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他在分区敌工科副科长王连仲和县敌工科刘平陪同下，积极参加对日军的政治攻势，晚上到据点、炮楼下向日军喊话、散传单，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揭露日军侵略是不义之战，呼吁日军兄弟起来反战。他还和日军通电话，开始日军不敢接，他就指名道姓找人接，这对日军震动很大，反战情绪大大增加。1944年春节，我敌工科的同志带着小林住进苏村敌据点。为照顾他特地安排住在一户刚结婚人家的新房里。不料两个伪军放假出来，突然闯进这家看新媳妇。王连仲、刘平一看不好，又躲藏不及，就掏出手枪逼住两个伪军。小林就对他们进行教育，王连仲当翻译。王说：“他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他反对日本侵略，你为日本效劳。看看人家，比比自己，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滚吧！”两个伪军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小林因病治疗无效在广宗病故。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八路军按照当地风俗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

    二

    1941年2月23日，在冀中军区的后方，平汉路西唐县南洪城村，成立了冀中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田中被选为支部长，东忠为副支部长兼宣传部长。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下，高举反战旗帜，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侵略战争，为解放中华民族和日本人民而奋斗到底。任务是：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从反战理论的学习进入到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主动帮助八路军争取日军，教育改造日军俘虏；帮助八路军培训日语工作人员并进行战场喊话，开展日军工作；帮助教授八路军军事技术等。田中原是日军少尉小队长，1940年冬在深县与八路军作战时其部被全歼，他因锁骨受重伤昏迷而被八路军救护，经过教育自愿加入反战同盟。

    反战同盟成员在重大节日还积极配合火线剧社演出。1941年夏天，在冀中军区敌工部的领导下，以反战同盟支部为主，抽调日语训练队的一部分学员及3名朝鲜义勇队成员，成立了一个国际剧社。据时年19岁的小演员张志强回忆，他们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反战同盟自编自导，有小型舞蹈，有用中、日、朝三国语言轮唱的小合唱，还排演了中、日、朝三国爱国战士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话剧《满洲囚徒》。他说，反战同盟中的吉田在日本应征前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员，既会谱曲又会唱，口琴也吹奏得好。吉田像对待弟弟一样热情耐心地教他歌唱填写了反战词句的日本歌曲，如《大陆进行曲》《爱马进行曲》等。

    后来，1942年“五一”反“扫荡”开始不久，吉田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冀中反战同盟支部编印了大量揭露日本法西斯本质和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书信、散文、诗歌、评论、漫画等日文传单。

    还有一种“慰问袋”宣传品，是用漂白细布制成的1尺长、8寸宽的口袋，正面上半截印着“慰问袋”三个一寸见方的大红字，字的下边印着日本人最喜爱的樱花；内装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的到解放区的通行证、一盒在战场上缴获的五颜六色的糖块、一块印着反战厌战歌曲和樱花的白麻纱手帕、各种传单和反战同盟的刊物。

    反战同盟支部还用麻刷子当笔蘸白灰水或锅底烟灰水，在青砖墙上刷写日文标语，落款为冀中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很多日军官兵都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知道被俘日军官兵在八路军里组成了反战团体。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经教育后思想转化，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时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英勇。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开展工作。”

    反战同盟支部的工作受到冀中人民的赞扬，日本同志在危难时刻也得到了冀中群众的救护。盟员吉村在深泽县坚持反“扫荡”作战中受了伤，部队就把他委托给村干部，在一家可靠的老乡家里养伤。为迷惑敌人和保证安全，部队和村干部研究叫他给房东老大娘当儿子。吉村表示同意，用刚学会的中国话叫“娘”。房东大娘听后高兴极了，疼爱地摸着他的头说：“好孩子，这就是你的家，有娘照看你，什么事也不要愁……”她对这个受伤的日本儿子视如己出，尽心尽责地精心调养和护理。除村里供给的东西外，自家有什么好吃的都拿给他吃；一听说有情况就守在他身边作伴，随时准备应付敌人搜查。

    三

    时任冀中军区第十分区参谋长刘秉彦讲过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

    1942年6月23日，十分区主力部队同“扫荡”的敌人周旋了整整一天。24日拂晓前，冀中军区直属第六支队二十九团进驻任丘县城东北的小村侯疙疸，分区机关和部队进驻与之不远的边家铺。24日拂晓，日军乘十分区部队立足未稳，突然将二十九团包围。战斗首先从侯疙疸方向打响。二十九团打得很顽强，死死牵制住了日军主力。

    上午9时许，伊豆文雄剔抉队（即从日军多个部队抽调经验丰富的老兵组织成的精锐部队） 向十分区机关驻地边家铺扑来，首先向村西阵地两翼发起进攻。分区指挥所在西街口掩墙内发现敌人只有一个连，没有后续梯队。不一会儿，日军两个散兵群在火力的交叉掩护下向边家铺外围阵地冲过来；另一股日军抢占了村西的小苇坑，少数敌人拼命占领西街口的坯摞和三棵大树，企图以此作为冲锋出发地。这时，侯疙疸方向的战斗在猛烈进行。二十九团团长黎光报告，约有500余敌人向他们进攻。全团干部战士表示，坚持打到天黑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分区司令员周彪批准其计划，并要他们死死拖住敌人配合边家铺歼敌。

    一切部署妥当后，刘秉彦来到瞭望所。一连长张玉瑛报告，大树、坯摞处的敌人举起了日本旗，许多刺刀在晃动。刘秉彦从射击孔望去，只见几个单兵向大树跃进。他判断敌人在集合分配冲锋任务。没过多久日军的冲锋开始了。他们像刺猬一样向前滚动，滚到苇塘前沿才跃起冲击。受到十分区部队的几次齐射阻击后只有少数日军占领了苇坑，在一人多高的苇坑里停下来向十分区部队阵地的纵深处射击。乘日军迟疑不决之机，刘秉彦命令部队反冲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日军见八路军冲杀过来，也马上准备拼刺，哪知十分区反冲锋分队每个战士枪里都有一颗上膛的子弹。日军一个连队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打扫战场时，俘虏了受伤躺下的中队长伊豆文雄。他的肩章、军帽、手枪、战刀统统甩到苇坑边的外壕后面，怀里仅留了佛符。当刘秉彦审问伊讲到日本统治者的反人民性、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特别是提到优待俘虏时，伊跳起来就咬了刘秉彦一口，思想仍旧顽固。

    边家铺战斗打得干脆利索。待日军主力赶到增援时，十分区机关和主力已连夜退出战斗，绕道70里进入白洋淀地区，把日军远远甩在文安县境内。

    刘秉彦说，1956年4月，他到长辛店云岗区的遣俘训练基地办理这所学校的移交时，竟然又见到了伊豆文雄。伊作为最后一批工作人员要回日本去了。伊察觉到刘就是14年前在边家铺战斗中俘虏他的人且自己还咬过刘，突然脸色涨红，表情很不自然。还没等说话，伊却一把紧紧握住刘的手，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了一声：“首长好！”这时，刘才记起伊。原来，1942年底，伊被送到延安后参加了反战同盟，最后成了遣俘训练基地的干部。

    伊豆文雄回日本前，给刘秉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延安聚集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在那里他从武士道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懂得了人类发展史和日本人民必然要走的道路。到北京后，他像一只完全自由飞翔的小鸟，看到了天空、太阳。他决心把自己交给一个伟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争取自身的解放。他说，他和刘秉彦14年后的重逢不是偶然，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交往的必然。他和刘秉彦虽然在战场上争过高低，做过冤家，历史却又给他们安排了重逢的机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应该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还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英雄业绩、人民解放军的高尚情操、严明的纪律和勇敢的精神，这些将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伊豆文雄还表示，回国后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还要披荆斩棘。他还要做一个勇士，但不是日本军阀的勇士而是日本人民的勇士。

    这一年，伊豆文雄44岁。他从1938年来到中国参战、被俘，随后参加反战同盟工作，整整18年。

    （转自《党史文汇》2016年02期）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