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

    【摘要】 201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48431种，引进版权16695种，输出版权10293种，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为1.9∶1，与2013年的2.3∶1相比，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幅度缩小。本文对我国图书版权贸易2014年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统计，针对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当下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我国图书“走出去”的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版权贸易；分析报告；“走出去”

    【作者单位】貌晓星，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9月公布的《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48431种，引进版权16695种，输出版权10293种，其中引进图书版权15542种，输出图书版权8088种，图书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为1.9∶1，与2013年的2.3∶1相比，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幅度缩小。

    一、2014年版权输出止跌回升

    2014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额为23630种，比2013年减少300种。

    2010—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连年增长，但是，2014年图书版权引进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比2013年减少1083种，下降6.5%。

    2010—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连年增长，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是2013年，图书版权输出五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比2012年减少了353种，而2014年止跌回升，增加了10.7%（783种）。

    2010—2014年，这五年间，图书版权引进增加了1818种，输出增加了4208种，引进和输出比例由2010年的3.5∶1，缩小到2014年的1.9∶1（见图1），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整体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二、多地引进版权数量降幅较大

    2014年，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是我国图书版权的主要引进地。从全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来看，美国以4840种连续多年高居榜首，全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按引进数由大到小依次为：美国4840种，英国2655种，日本1736种，台湾地区1171种，韩国1160种，德国807种，法国754种，新加坡211种，香港地区181种，加拿大160种，俄罗斯97种，澳门地区8种（见图2）。

    三、多地版权输出数量增幅较大

    2014年，从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地来看，中国台湾地区仍然长期雄踞榜首。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地按输出数量由大到小是：中国台湾地区2284种，美国734种，韩国623种，英国410种，日本346种，法国313种，德国304种，中国香港地区277种，新加坡248种，俄罗斯177种，加拿大67种，中国澳门地区13种（见图4）。

    四、各省图书版权贸易分布不均

    2014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总额为23630种。北京、上海和安徽版权贸易数量位居前三甲，图书版权贸易均超过1000种。

    图书版权贸易十强省依次为：北京12337种、上海1633种、安徽1273种、江苏817种、湖北792种、江西729种、浙江658种、山东585种、辽宁444种和重庆417种。青海和西藏无统计数据。北京以12337种稳居全国之首，北京一地图书版权贸易量即占全国总额的一半以上（52%）。在图书版权引进中，北京引进8555种，占全国总数15542种的一半以上（55%）。

    图书版权引进十强省依次为：北京8555种、上海1459种、湖北486种、江苏435种、山东396种、安徽361种、天津346种、重庆343种、浙江334种、陕西325种。引进超200种的省份除了前十强，还有广西318种、江西315种、河南283种、湖南269种、辽宁233种。四川、海南、黑龙江、吉林、河北和云南在100-200种之间；广东、福建、贵州、山西和新疆均不到100种；甘肃、内蒙古和宁夏不到10种，而西藏和青海无统计数据。

    在图书版权输出中，北京输出3782种，几乎占全国总数8088种的一半（47%）；安徽连续两年跃居全国第二位，而上海由2013年的第七位跌出前十强，降至第十一位。

    图书版权输出十强省依次为：北京3782种、安徽912种、江西414种、江苏382种、福建364种、浙江324种、湖北306种、辽宁211种、山东189种、广东181种。版权输出超100种的省份除了前十强，还有上海174种、广西164种、湖南110种。吉林、河北、甘肃、四川、新疆、天津、黑龙江、陕西和河南均不到100种；云南不到10种；内蒙古、海南、贵州、青海、宁夏和西藏无统计数据。

    五、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版权输出形势喜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升，改革开放步伐加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出版“走出去”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物实物出口贸易在“走出去”中还占有一定比重，版权输出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合作出版、海外投资开办或收购印刷厂、出版公司、书店逐渐增多，出版单位参与越来越多。政府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政府为出版界“走出去”提供包括资金、国际书展参展等扶持，基本形成了“走出去”的立体格局。

    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提高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发展，商务部会同中宣部、外交部、财政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于2007年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并于2012年进行了修订。国家每年组织评定公布《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对其进行奖励，每年新闻出版界都有很多单位获得出口奖励。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版界参与“走出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出版单位向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比重较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增幅明显。

    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互办“国家年”“文化年”、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汉语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中外互译出版”等文化活动，与海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海外陆续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外文化论坛、出版论坛、版权论坛、数字出版论坛和中国文学翻译研讨会等文化人文交流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不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还大大增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逐步树立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参与文化“走出去“的程度也很高。如埃及汉学家白鑫在华注册了文化传媒公司，专门开展中国图书向阿拉伯国家的版权输出和组织翻译工作，积极为中阿出版与版权合作牵线搭桥。另外，文化部、中国作协、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等部门近年举办了一些对外翻译出版培训研修活动，产生良好反响。

    随着王蒙、铁凝、莫言、麦家、阿来、刘震云、刘慈欣、阎连科、曹文轩、姜戎、余华和毕飞宇等中国作家作品多语种海外逐渐热销，中国作家作品越来越引起海外的关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大。

    六、如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形式很多，如实物出口、版权输出、海外投资建厂和收购海外出版、印刷、发行企业等。但是，我国文化“走出去”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各地政府部门都在推动文化“走出去”，都在设计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问题，但是，各地部门资源分散，对外缺乏整合力；各部门对海外新闻出版、文化交流的政策法规了解不够，输出有很大盲目性；各地政府部门对版权输出、海外版权运营与保护问题研究不足，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名家名作、知名版权作品品牌；出版单位过分依赖政府资助，政府提供资助的图书“走出去”实际效果需要科学客观评价；缺乏全国版权输出的统计方法，作家、版权中介机构和民营机构对外合作出版和版权输出统计数字没有统计标准和要求，也没有纳入政府部门的统计范围；出版界普遍缺乏版权输出和海外推广的能力；“走出去”的后续市场跟踪调研缺乏评价体系。目前，“走出去”的几大工程需要进一步完善资助机制，让参与“走出去”的国内出版单位、版权代理机构、海外出版机构、汉学家和翻译家真正得到奖励，感受政府温暖。

    最近几年，出版界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作品国内翻译印刷出版，国外销售的模式。目前，由于国内印刷厂较多，印刷工艺比较先进，印刷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低，周边国家运输成本低廉，所以，国内印制成本很低，北京华联、深圳利丰雅高等印刷企业接受大量海外订单，承印俄罗斯等很多周边国家的图书印刷任务（童书、图文书和礼品书）。在国内印刷有节省成本等很多好处，但是，由于我国对出口成本图书的政策管控严格，国际运输成本往往是国内图书定价的若干倍，而运到国外，图书销售网络也不一定认可这类图书，市场反馈情况无从知晓，甚至有些书即使免费送出，效果也并不乐观。如果将国际运费考虑在内的话，这种国内印制、国外销售的模式，成本高，而市场反馈无从考证。因此，这种模式需要谨慎对待。

    那么，中国出版如何才能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让中国图书产品和服务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呢？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了解政策，把握机会，多方借力

    “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确立的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鉴于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出版与版权交流，应从地缘、语言、历史传统习惯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等角度加强实务操作性研究，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二，要充分重视、发掘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作用

    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大都掌握本国图书市场的需求，了解本国人对中国的需求，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本国作者的表达方式，同时出于对中华文化和汉语的热爱，都有主动翻译、介绍中华文化的热情，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中文译者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这些年来，在中国对外文化人文交流领域最活跃的就是海外汉学家、翻译家。林语堂的《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姜戎的《狼图腾》能够在俄语国家翻译出版，主要得益于作为作家代理人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汉学家、翻译家的长期交往。同时，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也在帮助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获得中国作家授权、政府资助补贴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三，了解海外图书市场需求，掌握海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信息

    了解海外需求信息和拥有海外渠道是版权输出的关键。了解海外翻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情况，既要联系有关出版商、汉学家和翻译家，更要联系对象国的国家版本图书馆。在很多国家，国家版本图书馆都是出版物收藏保管的法定机构。为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我们必须要了解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主题图书的翻译出版现状。为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现状与需求调研》课题研究。2015年，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完成了《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出版情况调查分析报告》。该报告对10年来俄罗斯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情况，从发行量和中俄出版交流政策等要素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和走势分析。这是中国出版单位与俄罗斯开展版权合作的重要市场行情指南。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今后还将陆续开展对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俄语国家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情况调研。

    第四，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应该是“走出去”的主要形式

    无论是在国内翻译，还是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只有首先翻译成外语，翻译成对象国语言，才有可能进入海外主流市场，被外国人所接受。同时，版权输出和引进要同时进行，才会让外国出版商产生兴趣。

    第五，完善并改进政府对“走出去”的资助模式

    对有些国家，有些“走出去”项目需要中国政府部门出面，直接提供资助。而大量的海外实践告诉我们，民间外交、民间机构更容易被海外接受，海外推广效果会更好。中国已经与很多国家开展互译出版项目，但是效果不同，需要集中评估，总结经验与教训并及时改进。文化“走出去”应该重点发挥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非营利社团、基金会和民间机构的作用，让他们去承办一些项目、展会、研讨会和调研课题等，这也是很多国家民间外交的经验。文化“走出去”要实行重点项目全部资助，普通项目全部奖励的方式，让真正参与“走出去”的国内出版单位、版权机构、海外出版机构、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得到政府的肯定与实实在在的奖励。

    第六，建立并完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海外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走出去资助计划都缺乏对海外出版的后续追踪研究、评价体系。有的出版社申请到政府资助后，只是按照要求在国内翻译完后，数码快速印刷几十本，向上提交就完事，但是这些书是否走出了国门，是否进入了海外图书市场，“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国内都无从知晓。或许，有的书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走出国门。政府部门应该对重点书重点资助，一般书普惠奖励，重点掌握海外出版商的资信情况、中国图书的海外发行情况和市场反馈情况，了解电子书销量和媒体评价等。政府部门应该站在幕后，由具有社会公信力和国际交往经验，尤其是具有国际版权贸易经验、熟悉两个市场的非营利的第三方中立机构承担具体评选和资助工作。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评审办法值得借鉴。各出版单位不能一味地追求版权输出的量，更应该注重输出的质，要关注图书的海外影响力和市场反应。

    第七，文化“走出去”要充分利用我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海外出版商的自身发行传播渠道和其他海外渠道，加强中国图书的海外营销推广宣传

    纵观姜戎的《狼图腾》、麦家作品、刘慈欣的《三体》在海外的市场反应，无一不是大力进行海外营销推广的结果。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自2013年承担中俄两国政府间的“互译出版项目”以来，2014年在国内翻译出版7种俄罗斯文学作品，俄罗斯翻译出版10种中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积极协调下，我驻俄使馆和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专门组织了五次新书首发和推介活动，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赠书，并积极组织媒体报道和专家研讨，获得良好社会反响。在国外，图书馆是图书的主要销售渠道，借阅率也反映一本书在当地的受关注度。图书馆这个渠道不应该被忽视。

    第八，提高出版单位的海外版权运营和保护能力，努力打造国际知名作家作品品牌

    文化“走出去”可以通过一次投入，实现多语种出版，一次销售，多个版权权利出售。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的“桥头堡”，只要对俄罗斯输出版权，利用俄罗斯大型出版集团、发行网络，可以将很多俄语图书销售到俄语国家。同时，我们可以先与俄罗斯开展合作，然后利用俄语图书与其他前苏联国家开展版权贸易，这样也更加容易和便捷。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输出《狼图腾》《中国人》《笨花》等作品俄文版后，这些作品的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版权也顺利输出。李克强总理的“高铁外交”引世人瞩目，随之而来的是出版界应该向购买高铁的国家输出高铁图书、高铁培训教材，并有计划地开展高铁衍生产品的版权授权。我国需要打造“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鼹鼠的故事”“帕丁顿熊”这类全球知名的全版权运营品牌。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领导力与日俱增，出版与版权交流作为文化与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内容，通过版权贸易等潜移默化的形式，经过精心的运作与推广，可以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