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乡村文化治理之路
侯青青
摘 要：实现乡村善治关键在于村民是否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发挥文化的潜在价值与作用，发挥文化治理的效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手段。L村在全面践行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内源性组织发展是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实现善治的组织基础，文化建设是培育乡村自治能力的资源支撑，法制宣传是实现文化治理有效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文化治理;文化建设;善治
中图分类号：G122?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4-0025-02
自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解体，集体组织意识渐趋消散，以经济导向为主的发展道路渐渐显露出诸多弊端而引发广泛的社会思考。回溯建国以来乡村的发展道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每次变迁都对其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改革开放后持续的青壮年流失造成了“农村空心化”，乡村文化传承难以为继。不僅如此，返乡的农民还将诸多不良习气带回家乡，进一步加速了乡土情感的流失。在多重负面影响下，乡村文化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在倡导乡村多元化主体治理的今天，文化治理不容忽视。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有关乡村文化治理研究的著述，早期学者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就通过开展乡村治理运动累积了大量的乡村文化资料与丰富的治理经验，并付诸文字形成理论学说，为今天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时间慢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的相继召开，我们不难从国家政策层面看出文化治理渐渐成为了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支，而将文化治理作用于乡村更是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效，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此，越来越多的理论成果相继产出。从研究层次来看，有关于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体制机制等宏观层次的研究，也有从政策视角解读乡村文化治理的中观层次研究，更多的则是从乡村文化治理实践方面以及相关文化事物或现象的微观层次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则主要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整体性治理视角、文化振兴视角、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社会互构论视角、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视角、嵌入型理论视角等。
透过大量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不能否认乡村文化治理在实践层面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如何进行乡村文化治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同地域的乡村、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人为操纵的治理手段，如何能将三者有机统一达成帕累托最优怕是无人能解，我们只能从相关实践中小心求证理论，希冀从中摸索出具备共性、有所借鉴性的理论依据，我们追求的并不是范式，而是寻求最大限度激活乡村文化凝聚力从而达成善治的引子。
二、全面发展：乡村文化治理进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思想必须根植于实践的土壤才能焕发生机。山西省L村的文化治理实践注重挖掘隐含在当地历史、遗址、人文景观等中的文化精华，并通过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除此之外，L村还在遵循法律精神基础上重新修订村规民约，以此强化农民法制理念、构建当地法制秩序。L村深入实践文化治理，形成独特的发展进路，有效强化了当地的治理能力，为实现善治奠定了基础。
（一）扎根乡土的内源性组织发展进路
随着乡村“熟人社会”格局的逐渐瓦解，村民之间的联系网络逐渐溃散，原本基于亲缘、地缘关系而联系密切的村民由于乡村社会的变迁发展而逐渐原子化，这一转变对于乡村治理而言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参与，但在乡村这一场域却极难实现，特别是对于那些“空心化”严重的乡村而言。L村为应对这一难题决心发挥文化的力量，凝聚民心，重新构建新的乡村社会网络。
重建乡村社会网络首先就应考量因地制宜，L村有很好的组织基础与文化传统。先辈村支书为发展当地经济曾带头组织各类养殖协会，以此交流技术经验传播先进养殖知识，这一举动推动了当地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这些协会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基于这一良好传统，现任村支书发挥引导作用，呼吁村民组建文化兴趣协会。此后，L村先后成立了广场舞协会、锣鼓队、小品协会、夕阳红舞蹈队、篮球队等兴趣爱好社团，利用传统节日，引导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乡村群众纷纷依照个人兴趣参加了各项社团，在满足个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实现了新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村民基于个人兴趣参加各类协会，不仅满足了个人需求，还强化了村际人情交往，通过各具特色的协会活动或各类比赛无形中激活了集体情感，强化了社群身份认同，提升了乡村家园认同感。不仅如此，乡村文化精英通过参与协会组织提升了自身的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为当地乡村治理提供真实的民意反馈，带领村民自主参与乡村治理，提高了乡村的自治能力。
（二）全面展开的文化建设发展进路
文化治理不是一种线性发展，单一的文化组织建设也并不能完全推动文化治理的进程。为实现乡村文化治理有效，L村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活动。
首先，L村发掘、整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资源。通过修缮当地的宗祠遗址宣传传统的“和”“孝”思想，唤醒乡村宗族情感，解封传统遗址建筑中的历史文化印记，强化道德约束，规整村民行为取向;通过追溯当地革命历史，整合红色资源，建立了乡村红色教育展馆，并通过开展革命红色教育，加强乡村认同感与使命感;通过整合村民各类文化诉求，L村着重加强乡村文化中心、乡村图书馆与历史纪念厅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并面向全体村民免费开放。各类文化空间在乡村的构建增进了村民间的情感交流，强化了彼此的社会关系联结。同时，在文化空间内，村民可以就乡村各类事务展开谈论，形成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场所，不断凝聚乡村道德共识，培育乡村自治能力。
其次，L村充分利用重大节庆与文化空间等文化载体与资源，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乡村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党员奉献日、党员服务日、扶贫帮困献爱心等党建文艺活动的开展，提高党员对党的认识，增强乡村党员为民办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组织趣味运动会，文艺晚会、小品大赛等娱乐性文化活动的开展，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与集体荣誉感。L村通过开展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不断提高当地文化资源的利用率，促使村民间形成守望相助、互惠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后，L村积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治理领域中的特殊作用。L村通过打造“苹果文化节”和“西瓜文化节”，组织当地农户展示各家优秀农产品，吸引众多外地客商和农资供应商。在此基础上，政府助力打造当地农产品品牌，利用品牌集聚效应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此外，L村还致力于发展乡村旅游业，结合当地旅游文化资源、乡土文化产品、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等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实现乡村文化产品的自我供给与服务。L村通过对文化、经济产业链条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当地经济、文化双赢局面，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资源支撑。
（三）由浅及深的法制宣传发展进路
村规民约是传统社会乡村民众约定俗成的处事规则，是结合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法则的调节规范，是乡村社会基于传统认知所认可的约束集体行为的准则。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村规民约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L村将现代法制内涵注入到传统村规民約中，并且将之编辑成册，使之成为即获得民众认可又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制型村规民约。重修乡规民约不仅增强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力，还进一步宣传了现代型法制理念，并且在村民心中播下了信奉法律的种子。
为了强化村民的法制思维，L村还实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通过宣传性标语强化村民的认知，大街小巷上各种反映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的标语为乡村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朗朗上口的标语内容使得小孩子都能记在心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村民逐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除此之外，L村还十分重视宣传国家现行政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让每个党员划分区域开展宣传工作，定期为片区村民讲解国家政策、法律知识等，形成“网格化”治理。
通过重修村规民约确立新时代乡村社会行为标准，建构乡村法制秩序，为村民接受法制埋下种子。通过标语宣传营造法制氛围，进一步塑造村民法制理念。通过“网格化”全面宣传法律知识、政策内容强化村民法制认知，进一步促使村民知法懂法、依法行事。有效将法制认知内化为行为取向，增强乡村居民自治能力，推动乡村实现善治。
三、经验借鉴：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
实现乡村善治关键在于村民是否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发挥文化的潜在价值与作用，发挥文化治理的效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手段，L村在全面践行文化治理中，内源性组织发展是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实现善治的组织基础，文化建设是培育乡村自治能力的资源支撑，法制宣传是实现文化治理有效的有力保障。
但是，L村的文化建设仍存在某些问题。首先，乡村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行政化”问题。文化治理本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而非参与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主导的事例比比皆是，乡村文化类内源性组织即各种协会的创建及发展都没能离开政府的参与，而且协会在日常运转工作中也经常接到上级的指示。其次，乡村在组织文化活动时存在动力不足问题，当前乡村各项文化活动的主力军仍是中老年群体，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当前繁荣的文化建设局面终将是昙花一现;再者，协会组织松散，缺乏制度化指导。目前活跃的协会主要集中在文娱活动方面，其余组织因管理不善而名存实亡。很多协会因职责不明、负责人无力维持而导致村民参与度不高，进而隐匿。最后，乡村文化建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现行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模式还未健全，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设只能依赖于乡镇政府的指导，且其日常发展也受到了财政的桎梏，没有资金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引入市场机制固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在风险预估下，有些乡村可能很难引入资金发展文化产业。由此可见，文化治理任重道远，但是，其治理成效不容小觑，如何有效运用文化治理手段达成善治目标还需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