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意蕴
[提 要]生态文明价值观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他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和谐的价值观。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阐述、对劳动本质的精辟揭示和对消费异化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为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文明;价值观
[作者简介]熊来平(1975—),男,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江西吉安 34300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能否准确认识和自觉践行生态文明价值观,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探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当代启示。
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阐述: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撰写的一篇极为重要的经典文献。在手稿中,马克思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方面内涵:第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虽然与其他动植物有很大不同,但依然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并从属于自然界。不同于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依赖于自然界去生存,人的生命活动无论是肉体需要还是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具有动物不可比拟的普遍性。“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P56)第二,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类存在物”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一样具有自然属性(吃喝、生殖活动),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且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即是说,人和动物欲望的对象是独立存在的。“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2](P106)但人根本与动物不同,其又是“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P58)就是说,人虽然与动物一样离不开自然界,但自然界却很少能直接地满足人的需要,这就需要人通过改造自然界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类特性。第三,“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P107)马克思认为,对人类而言,既不存在社会历史之外的自然,亦不存在自然之外的社会历史。一方面,自然界绝非抽象的、与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界,人类的活动不断改造着自然,形成“历史的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P116)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自身变迁的历史,亦伴随着自然界变迁的历史,自然界在日益成为人化自然的同时,也愈益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自然条件,构成“自然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P90)第四,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们必定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中,才会形成与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表里、互相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恶化,而社会关系的异化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2](P60)资本的本质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劳动的生产关系。由于资本无限追逐和攫取利润,它不可避免地要对自然界和劳动者进行疯狂压榨与剥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不可避免。“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2](P58)因而在马克思看来,惟有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
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结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阐述,我们应积极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这既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实际情况是一些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浅化了这方面的教育,只是将大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等同于培养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对理论深度挖掘不足,在内容上尚不系统与全面。这不利于引导大学生构建生态文明价值观。事实上,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他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和谐为核心理念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是引领大学生形成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其基于深刻价值反思与积极践行的精神将有助于他们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正当消费意识与感恩意识。高校要采取适当的途径方法推进学生认同生态文明价值观:一是课程教学与日常教育结合。大学将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渗透于通识课程与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之中,为学生认同生态文明价值观提供思想条件。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是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领域,理应引导他们从自己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养成善待自然、尊重他人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二是自我教育与体验教育结合。自我教育是在尊重大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引导他们通过理性思辨和价值辨析,将生态文明价值观内化为规范自身思想行为的标准与尺度。可通过情景模拟、主题活动等体验教育形式,使学生从活动中体认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地有大美之意境。三是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结合。文化的本质在于化人。大学应致力于打造优良的校园生态文化,以隐形的力量唤起学生关心地球、善待生命、热爱生活的道德情操,并通过使学生参加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环保行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以确立正确认识自然、客观认知环境状况及保护环境的自觉。
从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来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5]由于严重的军事和战争威胁,党的各项工作都围绕战争和军事工作来运转,教育工作也是以战争需要为出发点,为战争动员服务。“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6]从教育形式来看,根据战争环境及农民的特点,党和苏维埃政府同时采取了消灭文盲运动的识字班、识字牌、夜校三种主要的切合农民实际的教育形式。识字班形式分散,随时随地随人数都可以教学,“起初划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或用识字片。字以适合环境,适合实用为第一要紧。”[7]根据农民的生活,利用乘凉、喝茶时,在田间或灶头随时随地进行教学。从教学过程来看,除了识字外,教员在课堂上还要向农民教政治和科学常识,注重讨论和回答,注重写墙报、标语口号。在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为动员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各项动员目标的实现。从教材内容来看,中央苏区学校教育密切贯彻知识教育、劳动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精神,教材内容主要是拥护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启发农民子弟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如中央教育部编写的《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的四十三课内容:“爸爸报名当红军,弟弟跑进来说‘我的爸爸呱呱叫,大家都来欢迎了。妈妈笑着说‘好了,我们是红军家属了”。[8]再如工农课本第一册第一课:革命、革命,向前进,向前进!第十课:苛捐杂税,苛捐杂税,穷人真是要命。这些课文生动体现了农民生活苦楚,增强了阶级教育。中央苏区各动员主体从教育总方针到教学课本的内容都渗透着革命思想,利用教育这一有力的宣传组织手段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动员,使农民提高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三、动员主体的自身建设
动员主体自身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农民这一动员客体对主体说教的认同感。苏区时期党和红军通过加强自身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提升了自身形象,取得了农民的认同和支持,推进了宣传动员工作。
一是动员主体进行思想教育,保持自身思想先进性。动员主体在整个过程中要赢得动员客体的认同与支持,自身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对动员主体的思想教育,首先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933年8月10日,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就强调“应当有计划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为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在印刷出版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先后编印了大量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党员训练材料,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同时,在中央苏区广泛开办了支部流动训练班,利用党员和红军空闲时间上政治课、召开政治讨论会,不脱离生产地进行各种思想教育。其次,着重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必须要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而得到宣传与推广。如若缺乏对党员方针政策的教育,就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有效实施。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的内容包括目前革命的形势与它的前途问题、方针政策的实质及如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等群众工作的策略教育。有效提高了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水平和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帮助党员有效进行农民的宣传动员工作。
二是动员主体进行作风建设,赢得了农民拥护。首先是整肃军纪,密切军民关系。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代表了共产党的形象。做农民的动员工作,首先要树立红军的好形象,这样才能接近农民。旧军队祸害百姓,在农村声名狼藉。毛泽东十分重视整肃军纪,搞好军民关系。“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在军队的宣布与长期执行,使得军队纪律严明,作风转变,农民对红军有了新的看法,开始亲近红军,军民情意似鱼水。其次,关心群众生活,注重下基层深入调研,纠正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央苏区号召“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但是许多上级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只知道发出命令与决议,而地方苏维埃机关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不顾农民情绪,同农民关系十分不好。苏区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着重强调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提倡并贯彻执行“对群众要做到从政治上到物质上全方位的关心,越是在困难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疾苦,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做群众的表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9]并且时刻注意改进工作方法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0]在毛泽东等人大力倡导下,苏区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时时刻刻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根据地不断加强。与农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使党和红军获得了牢牢的群众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四、群众团体的有力组织
广泛的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已经将积极的革命思想洋溢于农民的头脑中,生活中。共产党员在思想和工作中的良好形象也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如何将宣传动员起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却是动员工作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中央苏区共产党人将分散、孤立的农民个人结合成为整体,启发和调动了农民的革命自觉性,有效发挥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以贫农团为例,它是在分田地运动中以乡为地位建立起来的,是基层农民重要的群众性组织。在县、区、乡普遍设有贫农团,其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土地法令,没收和分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救济灾难农民。农民主要是通过这一群众团体被组织起来,改变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提高了农民组织和农民觉悟程度,使农民在节约运动、收集运动、防疫运动等各种运动中得到了实践锻炼,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妇女代表会也是苏区农村妇女的重要基层组织。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苏区妇女摆脱反动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束缚和支配,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被解放妇女的合法权利和正当要求得到苏维埃政府的保护,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迅速提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决心“学会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做苏维埃强有力的拥护者和拱卫者。”[11]在妇女代表会的号召与组织下,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成为苏区生产的主力。同时,苏区妇女竞相宣传鼓动男子去当红军,在苏区掀起了送丈夫、儿子、兄弟、亲戚上战场的高潮。并且积极参与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等,广泛开展支前工作。各种群众团体增强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桥梁,引导农民成为革命战争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