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汉语古文字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赵伟

    “语文”之名，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简单说来，语文即是语言和文字的合称。叶圣陶先生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语文教育书简》）。就“书面为文”来讲，现今的语文教育基本上都侧重在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上，而文字之学则被边缘化，远远没有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中国文字学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比如古文字学、六书理论、汉字字义学、汉字演变史、汉字改革学、汉字美学、汉字信息编码学、比较文字学等。本文旨在以甲骨文为例，阐明古文字与语文教学的重要关系。

    一、古文字应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有关“书面为文”方面的教学，自然不能缺少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学，更不能少了中国文字学当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显学”的古文字学。

    一般认为，古文字学又有如下分支：甲骨学、青铜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以及《说文》学等。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内容，都离不开古文字知识，比如初级语文教育中的识字教学，中学以及大学语文教育中的汉字理论教学、文言文教学、书法艺术教学等。例如，汉字部首中的“阝”，有左耳（阜）和右耳（邑）之分。甲骨文的“阜”字像山陵陡峭之状，“邑”字是人所聚居的城邑，其上面一个部件是一个圆圈，表示一定的区域，下面的部件是一个端坐（注：双膝着地，臀部及小腿）的人形。所以汉字中凡是从左耳（阜）的字都与山陵之意相关，如山丘弯曲之处谓之“阿”、道路艰难谓之“险阻”、阻隔遮蔽谓之“障”、下山谓之“降”、山南谓之“阳”、山北谓之“阴”等；凡是从右耳（邑）的字都与城邑之意相关，如“邦”“郡”“邯郸”以及周代许多诸侯国的国名“郑”“邾”“邢”“邓”“邶”“鄘”等。如此教学，不仅帮助学生轻松地掌握了左耳与右耳的区别，还据形联系掌握了大批相关的汉字。在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非运用古文字知识不可的。因为经过隶变的改造，汉字的象形特征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先民造字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画成其物，随体诘曲”的智慧被永久地保存在了古文字中。比如“羊”“犬”“豕”“牛”“鹿”“马”等动物在甲骨文中都是象形字，“车”字也是象形字，其繁体字即是“车”的一个部件——车轮。若不是通过古文字字形的对比，恐怕我们连这些字应该是象形字还是会意字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无从知晓了。

    更重要的是，古文字是了解我们中国汉字的必要途径。学生要接受长达10余年的语文教育，我们没有理由拒古文字于门外。

    二、古文字是语文教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中，要培养学生能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古文字不仅是汉字原始形态的体现，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是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藏。

    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孔子曾经慨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又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说明在夏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相应完备的礼仪文化制度，然而“文献不足”确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传世文献中的《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定是伪书。不过现代学者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研究发现，我们在研究古代的政治体制、征伐制度以及鬼神信仰等问题上，《周礼》等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还是不能被忽视的。今人利用地下大量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解决曾经困扰孔子的“文献不足”的难题，运用王国维创造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礼制文化展开全面的研究。如今这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仍以商代的甲骨文研究为例，比如王国维的《殷礼徵文》《殷周制度论》，胡厚宣的《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殷代之天神崇拜》，常玉枝的《殷代周祭制度》，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等等。

    另外，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智慧的体现，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它将实用书写赋予技法规范和审美含义，是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相结合的产物。李恩江认为：“汉字书法艺术的发皇盛自后汉，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孕育却肇自先秦……在某种意义上说，汉字形体的演化过程就是一种审美的探索历程。”（《汉字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作为一种契刻文字，甲骨文在字形结构、笔法、行款等方面可以说自成体系。其结构造型或大或小、有长有短、左右无别，古趣盎然；其笔法或肥或细、方圆兼具，坚实而有力；其行款时横时竖、绕兆而行，灵活而又美观。不仅如此，甲骨文的书法特征还是对甲骨文献进行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比如李学勤、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王建军的《殷墟卜辞字形特征及类型划分》等著作即是。

    三、古文字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把古文字请进语文课堂，常常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生写错字，除了疏忽大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该字的构形部件不甚了解。如“分析”的“析”字，其右边的构件究竟是“斤”还是像“拆”的右边构件一样的“斥”？掌握了“析”字的古文字构形，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甲骨文“析”字像以斧头（斤）砍木材之形。成语有“运斤成风”，“斤”即斧头之义。

    利用古文字来解释字词的含义，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例如，《曹刿论战》一文中“一鼓作气”的“鼓”字，大多数人都把它处理为名词活用为动词，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鼓”的本义就是动词“击鼓”之义。甲骨文中的“鼓”字，像手持鼓槌击鼓之形，其左边构件正是名词“鼓”的初文。再比如过年的“年”字，甲骨文的“年”字由“禾”“人”两个部件构成，像一个人头顶着成熟的庄稼，是收成的意思。现在我们还把收成说成年成。北京有个祈年殿，在过去就是向上天祈求丰收的地方。不少专家把“年”解释成一种怪兽，这就是无稽之谈了。

    总之，语文课堂上，不能少了古文字这一重要角色。语文教师掌握一定的古文字知识，不仅可以丰富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以及文化素养，还可以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和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