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赎罪》的误读叙事

    【摘要】伊恩·麦克尤恩小说《赎罪》中充斥的诸多误读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具有特定的生成机制与叙事功能。小说中布鲁姆的“诗学误读”是基于文本缝隙填补的创造性洞见，一般意义上的误读是基于身体语言、情书、证词等多模态话语的多重错误认知，亦是世俗偏见裹挟下的权力话语共谋的结果，诸多误读也深刻地参与人物心理结构建设、性格塑造和情节主题的创设中，体现了重要的叙事功能。

    【关键词】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误读；身体语言；情书；权力话语；叙事功能

    【作者单位】王改霞，内江师范学院。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久负盛名的作家，20世纪70年代步入英国文坛便凭借《水泥花园》一举成名。他的作品《赎罪》于2001年问世后，便入围当年布克奖，赢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以及洛杉矶时报奖等大奖。

    本文从误读叙事角度出发，认为《赎罪》中充斥的诸多误读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具有特定的生成机制和叙事功能。就误读生成机制而言，布鲁姆“诗学误读”是基于文本缝隙填补的创造性洞见，一般意义上的误读是基于身体语言、情书、证词等多模态话语产生的多重错误认知，也是世俗偏见裹挟下的权力话语共谋的结果。此外，诸多误读也深刻地参与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主题的创设中，体现重要的叙事功能。

    一、塞西莉娅对文学作品的布鲁姆“诗学误读”

    在《影响的焦虑》和《影响的解剖》中，哈罗德·布鲁姆总结了诗歌意义产生的两种不同方式：其一，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之间、诗歌之间的影响竞争关系， 不能由文学的外部研究来确定，也不能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者读者的情感和喜好决定；其二，诗歌的意义需要读者或者批评家赋予。布鲁姆所强调的诗学“误读”鼓励读者调动想象力去寻找文本中的“盲点”，旨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创造性的“误读”。因此布鲁姆“诗学误读”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错误理解”，而是读者完成文本缝隙填补后所获得的创造性洞见。

    《赎罪》中诸多人物对文学著作与作家姓名的大量引用和指涉为读者解读小说留出无穷的想象空间。小说人物塞西莉娅对文学作品的布鲁姆“诗学误读”值得我们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塞西莉娅的人物特征进行把握。塞西莉娅对不同文本的不同解读体现了一个积极的读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塞西莉娅多次提及她厌倦了对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的阅读，却对菲尔丁的作品充满期待。理查逊和菲尔丁因在美德观念上出现分歧而相互揶揄与指责，他们的斗争已成为文学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克拉丽莎》与菲尔丁作品中的文本特殊性反映了不同文本之间的缝隙，可以从此缝隙中窥视塞西莉娅的“诗学误读”。塞西莉娅对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取舍依据虽不过只言片语，却显示了她在文学阅读上的审美旨趣。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出发，描写了克拉丽莎的不幸婚姻，反映了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儿女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具有道德劝善作用：小说人物克拉丽莎对家长权威有着高度的认同，一直生活在顺从父权的家庭重压下，具体表现为顺从父权和维护家族利益。而菲尔丁笔下的女性人物，主要以苏菲亚和阿米莉亚为代表，分别体现了女性追求理想婚姻的立场和女性美德形象，体现了作者“回归人性道德平衡”的追求。菲尔丁善于塑造人物典型，富于人性洞察，采取全知全能的叙述形式，使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区别开来。无论是叙事层面还是道德意蕴，菲尔丁的小说都超越了理查逊的《克拉丽莎》，留给塞西莉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蕴。因此，塞西莉娅对不同文本缝隙的填补隐射了她追求女性自由与理想爱情的审美旨趣。

    读者由于在文化背景、阶级地位、知识结构、社会阅历上各不相同，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会有所差异。那么，一个读者对不同文本的不同解读是否可以折射出他（她）的性格特征呢？在小说中，塞西莉娅对菲尔丁作品审美旨趣的认可是否可以揭示她在性格方面的特点呢？众多18世纪的女性读者人手一册《克拉丽莎》，将之视为道德劝善典范；而塞西莉娅则截然相反，她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塞西莉娅喜爱阅读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的作品并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其艺术优越感与母亲艾米莉奉行的文学无用等实用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中，简·奥斯丁塑造的诸多新女性形象对塞西莉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塞西莉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揭示了她个性鲜明、平等独立和勇于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意识，颠覆了克拉丽莎唯父是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彰显了新女性形象的人格魅力。

    塞西莉娅对18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的阅读与她的人生价值定位和性格特征不无关系。面对家人对罗比冤案的无动于衷，她断绝了与家人的来往以捍卫爱情。就某种意义而言，塞西莉娅对菲尔丁等文学人物的作品的审美旨趣可以折射出她的“新女性”特征，即崇尚独立平等、勇于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对《克拉丽莎》的阅读困难也体现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情感压抑。在爱情方面，社会强加的阶级鸿沟意识让她与罗比之间误会不断；在亲情方面，家人关系的疏离逼迫她离家出走，却又对家的温情眷恋不舍。总之，从塞西莉娅的“诗学误读”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塞西莉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和行为方式。就小说创作而言，关于塞西莉娅“诗学误读”对塞西莉娅的性格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布里奥妮对身体语言的误读

    文本语言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在意义生成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语言只是意义生成的手段之一，谈话时的手势、面部表情、身体语言，书面作品中的排版、插图，以及戏剧中的音乐、舞蹈、服装等，都是生成意义的符号模态。

    小说人物布里奥妮对“情书”这一文本语言的误读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深层次的误读却肇始于对身体语言之“符号模态”的误读。这与她逼迫现实模仿艺术的文学想象不无关系。

    布里奥妮逼迫现实模仿艺术的文学想象直接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布里奥妮沉迷于童话故事与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创作剧本《阿拉布拉的磨难》以实现让哥哥承担爱情责任的道德劝善。少女时期布里奥妮的所作所为也揭示了她这一性格特点。布里奥妮沉迷于公主与王子的简单叙事，跳入水中验证罗比救她的诺言，一意孤行地在现实世界中模仿童话故事的情节。“从文学阅读、想象，到现实求证，再到文学创作，布里奥妮的叙事认知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恣意穿梭，两者的边界在她这里模糊难辨，并最终给他人带来了可怕的危害。”在窥视到姐姐塞西莉娅在罗比面前脱衣入水后，布里奥妮基于文学想象对双方身体语言进行了错误的伦理阐释。“（罗比）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奇怪的是，姐姐竟然拗不过他。他到底向她施展了什么魔力？ 勒索？ 敲诈？”“眼前这一幕不再是公主和城堡的童话故事。”布里奥妮将之解读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简言之，王子加冕仪式切换为王子脱冕仪式，罗比被相继解读为王子、童话故事中操纵权力的坏人。由此可以看出，布里奥妮逼迫生活模仿艺术的文学想象导致了她对罗比身体语言的误读。综上所述，布里奥妮根据“故事世界”的图谱逼迫生活模仿艺术，完成了对罗比的错误伦理阐释。

    除了文学想象作祟外，多模态话语分析出现缺失，单一“符号模态”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不稳定的关系，这些也促成了布里奥妮对人物的误读。多模态话语指语言与其他符号资源共存， 共同建构意义。多模态话语视角认为话语分析不仅局限于言语层面， 须考虑到多种符号资源。反过来说，话语分析不仅仅要考虑身体语言，而且要考虑双方的言语交际。布里奥妮并没有将双方的言语交际纳入到对场景的解读之中。作为窥视者，布里奥妮并不知道双方的对话内容，因此那一幕的“对话/文本语言”一直处于缺席之中。多模态话语分析有效地促进交际双方之间的交流或认知，对于旁观者的解读和认知亦是如此。身体语言若与“对话/文本语言”相结合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布里奥妮的“误读”是否有所消除或减少呢？在另一方面，单一符号模态的能指与所指具有不稳定的关系。不同读者由于在心理结构和社会阅历上有所差异，作为能指的单一符号模态在意义的传播中，可能会出现多个所指，亦有可能言此即彼。总而言之，多模态话语分析出现缺失，加之单一符号模式的所指与能指之间不稳定，这才导致了布里奥妮对人物罗比的误读。

    三、小说人物对罗比的情书的误读

    情书原本是姐姐塞西莉娅与罗比之间情感释放的良方，却意外成为小说中其他人物理解罗比人物形象及可能行为的文本语言。由于对罗比的重新认知模糊，布里奥妮自以为是，窃读了罗比写给姐姐的情书。情书的传播掌控于信使布里奥妮之手，罗拉、艾米莉、警察及检察官等众多人物阅读了情书，然而，“情书”在传播过程中溢出了它的文本原意，在“误读”中转为权力话语文本，服务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布里奥妮便是其中的一人。罗比的这封“情书”成为布里奥妮的权力话语，成为她进一步认知罗比的强大工具。很显而易见，布里奥妮对罗比的认知只限于他的危险性，还停留在罗比潜在威胁的层面，对于罗比形象的重新定位却悬而未决。此后，罗比被定义为一个“色情狂”——这是个本不属于布里奥妮的词汇，乃是表姐罗拉分享到这个秘密后的指导话语。可以看出，表面上布里奥妮从罗拉的读者“期待视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实际上她操纵着多模态话语，从“情书”分享（知识传播）中制造了“色情狂”（知识话语），从而大致完成了对罗比的错误认知。

    误读总是接踵而至，当布里奥妮瞥见罗比与姐姐在藏书室做爱的一幕时，“色情狂”（知识话语）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是上升到胁迫姐姐和伤害家人的事实层面。在布里奥妮看来，“色情狂”对姐姐的攻击已成既定事实，她想做些什么来承担保护姐姐的义务。

    布里奥妮提供的“情书”成为指控罗比最为致命的证据——性侵犯的隐喻文本。此外“色情狂”袭击姐姐的方位和姿态，也在布里奥妮的描述中一一还原。至此，重复性的指证、情书展示、藏书室叙事，在这一连串误读话语的牵引下，除了塞西莉娅，其余人都无一例外地认可了布里奥妮对罗比的错误认知：一个可怕的色情狂。正如塞西莉娅所言，将罗比送入监狱的还应该包括那些把罗比放在其“对立面”的那些人，他们和布里奥妮一起制造了一种“对立认同”的结果。伯克认为，“对立认同”是双方具有某种对立面而形成的联合，也就是说双方能够彼此认同是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 更可能是人的生存环境。显而易见，布里奥妮的父母及所有的人都相信布里奥妮所说的是“事实”， 因为罗比身份地位的低下以及信件内容的不堪入目，所有人都形成了对罗比的世俗偏见，这种世俗偏见下的权力话语乃是认定罗比罪行的无言的证据。在罗比入狱的那段岁月，罗比被权力话语妖魔化为 “有过分的性欲，几近变态……还不能受刺激”。为了规避信件审查和“色情狂”的权力话语规训，罗比与塞西莉娅的 “鸿雁传书”不能直接表达爱意，因此不得不在信件中指涉各种文学人物来传递彼此的情意。这世俗偏见裹挟下的权力话语难道不是对罗比赤裸裸的误读吗？

    总而言之，作为小说《赎罪》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诸多误读具有特定的生成机制和叙事功能。小说中的布鲁姆“诗学误读”是基于文本缝隙填补的创造性洞见，一般意义上的误读既是布里奥妮基于语言文本和身体语言等多模态话语的错误伦理阐释，也是世俗偏见裹挟下的权力话语共谋的结果，诸多误读深刻地参与到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主题的创设中，体现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塞西莉娅对小说指涉的文学作品所做的布鲁姆“诗学误读”契合了塞西莉娅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性格特征；布里奥妮对罗比的身体语言的误读既反映了布里奥妮陷入幻想与现实混淆不清的困境，也体现了单一符号模式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推动了一系列误读的衍生；从诸多人物对罗比的“情书”及身体语言的误读，可以窥见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以及多层误读交织中人物的命运走向。

    [1]曾艳钰. “误读的焦虑”——麦克尤恩《赎罪》中的真实与误读的真实 [J]. 当代外国文学，2013（2）：112.

    [2] 翟乃海·哈罗德·布鲁姆再论“影响误读”[J]. 当代外国文学，2013（2）：54.

    [3] 朱卫红.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9-62.

    [4]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M]. 郭国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胥国红， 曲航. 多模态语篇分析——信息时代的新视角 [J]. 山东外语教学，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