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群体特征探析
艾红红 冯帆
【摘要】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一代教师和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毕业或从其他工作领域转向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三代教师以及新世纪以来参加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四代教师一道，薪火相传、携手共进，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在此过程中，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又因彼此所处时代和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了鲜明的代际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新闻传播学；教师；代际特征
2018年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百年华诞，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几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贡献密不可分。综观当前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回顾总结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宏观上梳理数十年间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总结不同阶段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展望的宏大叙事类文章。但在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语汇中，将教师这个群体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群体建构的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群体，找寻进而总结不同代际间教师的各自特点及其蕴含的内在联系。
笔者认为，考察新中国高校教师的代际划分，需从社会历史背景和行业内在法则等不同角度思考，探讨教学研究主题的转化、学科构成形态的演变和教师群体人员流变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据此，可将1949年至今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师群体划分为四代，即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新闻教学工作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一代、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毕业或从其他工作领域转向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三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参加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四代。
一、艰苦创业、以启山林的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办并持续招生的新闻教育单位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三家，它们是当时我国最重要的三个新闻人才教育基地。[1]因此，1949年以后我国的第一代新闻教师也集中在这三所高校。
在第一代新闻教师群体的构成中存在有“泾渭分明”的几种不同性质。首先，第一代新闻教师的领军者都是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其中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岗、罗列、甘惜分，复旦大学的陈望道、王中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左荧、温济泽等。其次，第一代新闻教师中也包括以方汉奇、秦珪、何梓華、郑兴东、徐震、丁淦林、宁树藩等为代表的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大学毕业后任教的新中国第一批新闻专业学生。再次，还有蒋荫恩、张隆栋、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汪英宾等一些在民国时期就已从事过新闻教学或新闻实践工作的老教师、老报人。虽然第一代新闻传播教师的组成结构复杂多样，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任务和目标：培养“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突出新闻重点的新闻多面手”[2]；训练“具有相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丰富的语言文学知识、较高的写作能力、足够的基本业务理论知识的记者和编辑人才”[3]。
第二代新闻教师则主要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由于众多高校新闻院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仓促上马又在几年后因种种原因纷纷停办，因此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教师依然主要集中工作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高校。他们受到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也直接受到了第一代新闻教师的引领与培育，因此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他们对第一代新闻教师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自树树人、无私忘我等治学研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闻教育道路的徘徊和探索，感受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闻教育事业的大起大落，也遭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新闻教育的几近覆灭，终于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闻教育事业的逐渐恢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全国各高校的新闻系（专业）也相继恢复招生并于1978年开始在部分高校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2年底，全国共有新闻院、系、专业点16个，在校生1585人，教师364人。[4]改革开放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新闻的认知，新闻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介公共服务和以人为本；新闻传播理念从以教育者自居的灌输式、宣讲式转变为以受众为本，真诚交流、平等互动。[5]理论认知的变化为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带来勃勃生机，两代新闻教师在十余年的蛰伏后终于迎来了春天，他们以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
百废待兴的新闻教育最亟须的就是人才和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第一代新闻教师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改革开放后当仁不让地成了我国首批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培养和指导了第二、三代新闻教师；在教材专著编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于1980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1981年6月，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这是1949年之后国内第一部近代报刊史专著，影响巨大，出版两年多时间曾三次再版，标志着中国大陆新闻史学界新时期的开启。[6]赵玉明于1987年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概述1923—1949年我国广播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填补了广播史研究的空白。本时期中，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编写的教材和专著还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报纸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采访学》《新闻采访与写作》等。据统计，1983年以前，我国公开出版的新闻学教材仅有4种，至1989年已经增加到近百种，其中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写规划的新闻教材和参考资料共40种。[7]
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还参与了编纂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年鉴》等大型新闻工具书，投身筹建包括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后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等首批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工作之中。
二、中流击水、兼容并蓄的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
伴随着1983年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此后各高校新闻专业的广泛开设，新闻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83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当时共有新闻系（专业）教员518名，较之1982年增长了42.3%。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来自改革开放后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三代教师。
与之前两代特别是第二代新闻学教师相对稳定的构成来源相比，新中国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构成则更加灵活多样。其中既有改革开放后毕业任教的新闻系毕业生和改革开放后从业界投身新闻传播学界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有从中文、历史等相关学科“跨界”来到新闻学界的教师和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一批海归博（硕）士。此外，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曾开办过为期一年的新闻系教师进修班，成员是由全国各地著名大学中刚刚创办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大学选派来的。其中，新闻史班共8人、新闻理论班17人。进修期满后，这些教师大部分都成为所在高校新闻系（专业）的骨干力量，他们中有很多至今仍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8]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受教育部委托也开办了两年期的助教进修班，共招收19人。[9]
伴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地的开枝散叶，一时間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新闻系普遍出现了新闻学教师“三代同堂”的喜人景象，新闻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师的工作重心开始由“教”向“教研并重”转向，各种新闻传播理论研讨和研究冲破禁忌并迅速展开。伴随着大量新闻研究刊物的创刊、复刊，众多新闻研究著作和教材的陆续出版以及多所新闻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新闻学摆脱了“新闻无学论”的桎梏，理论研究成为新闻学教师与授课同等重要的工作内容。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也顺势向更高学历文化、更高理论水平转型。
新闻学教师的“三代同堂”，为学科内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支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三代新闻学教师既承袭了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的认真、刻苦以及甘于坐冷板凳的研究精神，又包含着改革开放赋予那一代人的开创精神和敢为人先、中流击水的拼搏精神。在二者的激励下，他们与前辈一起，尝试着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进行整合。
198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与其导师施拉姆在广州举办“电化教育讲习会”，正式将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传播学的出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引发高度关注，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召开，确立了“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传播学发展方针。传播学的引入丰富了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并最终“作为辅助新闻学教育的工具性课程而开设，为了适应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存在”[10]。随着本时期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传播学引入后研究和教育范围的不断扩大，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最终得到了改变。在第三代新闻学教师的大力引入和推广下，在以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为代表的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的奔走呼吁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终于在1997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11]
第三代新闻学教师队伍的壮大和升级，使得我国新闻教师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在职新闻学教师共有1011人，其中教授132人，副教授352人，讲师358人，助教137人，其他32人。到1999年，教师队伍增长到1600多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初期的16倍。[12]
三、放眼世界、心怀家国的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新闻传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新闻传播学院在全国各地崛起，新闻传播教育呈现出普及化和精英化的双向发展趋势。
本时期中，第一、第二代新闻教师逐渐离退休，离开新闻教育科研的一线工作岗位，但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在第三代新闻教师的带领下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年富力强的第四代教师登上讲台。一方面，他们传承着本土老一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思想和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浸润于世界新闻传播学教育交流互动的春风之中。与前三代教师相比，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呈现出明显的“学院派”特点。
首先，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多数拥有博士学位。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在我国14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生导师中，1961年后出生的21名导师中有20人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高达99%。[13]
其次，新世纪以来具有海外进修经历的新闻传播学教师逐年增加，统计显示，到2007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中有38%具有半年以上的海外进修经历。[14]海外进修人数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思维范式等都在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接轨。
再次，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研究路径和关照也开始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论及业务范畴，向更加宏观以及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延展。包括舆论监督、新闻改革、改革开放、金融危机、转企改制、少数民族、互联网治理、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和科研领域都已有新闻传播学教师涉猎。①这些议题无一例外都是关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领域。
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在校教师约7000人。在专业学科点上，新闻学326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学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等16所高校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博士点。[15]
四、结语
从1949年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代代相继，薪火相传，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新闻传播人才，而他们自己也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经历着成长、成熟和隐退：第一代新闻教师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教师在改革开放后先后被评为教授。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代新闻学教师陆续隐退，但其中一些享有盛誉的教师仍活跃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第二代新闻学教师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开始教学生涯，其中部分教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开始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新世纪前后，第二代教师也相继退休。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教学科研生涯发展则更加迅速，他们普遍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教，至90年代中前期，部分教师已经拥有了教授职称并成为博士生导师。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后，部分第三代教师逐渐离开了教学科研的一线，而部分优秀的新闻教育家和学者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于新世纪就职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处于上升成长期，但也有部分青年教师已晋升为教授博导，进入教学科研的成熟期。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世纪交替之际，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最为壮大的时期，此时间中实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三代同堂”。老中青三代教师借着改革的春风破除了“新闻无学”的谬论，将源自西方的传播学成功引入了中国，并最终使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二代教师相继离开新闻教学科研岗位，改革开放后崛起的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带领着新世纪以来参加工作的第四代教师继续开疆拓土，不断丰富和深化着我国新闻传播教学科研的广度和深度。如今，新闻学已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一并成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16]。
七十载峥嵘岁月，新中国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见证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从无到有、从弱趋强曲折发展的艰辛求索。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重温历史，建构有关新中国新闻传播教师的代际图景，希望能够借此总结规律，抛砖引玉，为新时期新闻传播教育的再发展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注 释：
①综合《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2000—2011年）》《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述评》《2014年至2015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综述——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的分析》《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大热点》等文章内容汇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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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历史概述[C]//.新闻学论集，2010：307.
[3]肖东发.新闻学在北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0.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01.
[5]陳娜.在时代变革中感悟新闻教育：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曹璐[J].新闻爱好者，2014（7）：47.
[6]刘泱育.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54.
[7]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27.
[8]吴廷俊.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J].新闻大学，2009（2）：34.
[9]董辉，向妮娜，林颖颖.道长且阻亦有味：董荣华口述实录（上）[J].新闻大学，2014（6）：138.
[10]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55.
[11]赵玉明.一个甲子的师生情：兼祝方汉奇老师九十一华诞[J].新闻爱好者，2017（11）：47.
[12]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27.
[13]吴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现状统计研究[J].现代传播，2008（1）：117.
[14]吴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现状统计研究[J].现代传播，2008（1）：117.
[15]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32.
[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艾红红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帆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摘要】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一代教师和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毕业或从其他工作领域转向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三代教师以及新世纪以来参加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四代教师一道，薪火相传、携手共进，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在此过程中，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又因彼此所处时代和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了鲜明的代际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新闻传播学；教师；代际特征
2018年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百年华诞，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几十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贡献密不可分。综观当前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回顾总结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宏观上梳理数十年间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总结不同阶段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展望的宏大叙事类文章。但在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语汇中，将教师这个群体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群体建构的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群体，找寻进而总结不同代际间教师的各自特点及其蕴含的内在联系。
笔者认为，考察新中国高校教师的代际划分，需从社会历史背景和行业内在法则等不同角度思考，探讨教学研究主题的转化、学科构成形态的演变和教师群体人员流变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据此，可将1949年至今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师群体划分为四代，即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新闻教学工作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一代、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毕业或从其他工作领域转向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三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参加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第四代。
一、艰苦创业、以启山林的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办并持续招生的新闻教育单位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三家，它们是当时我国最重要的三个新闻人才教育基地。[1]因此，1949年以后我国的第一代新闻教师也集中在这三所高校。
在第一代新闻教师群体的构成中存在有“泾渭分明”的几种不同性质。首先，第一代新闻教师的领军者都是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其中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岗、罗列、甘惜分，复旦大学的陈望道、王中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左荧、温济泽等。其次，第一代新闻教师中也包括以方汉奇、秦珪、何梓華、郑兴东、徐震、丁淦林、宁树藩等为代表的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大学毕业后任教的新中国第一批新闻专业学生。再次，还有蒋荫恩、张隆栋、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汪英宾等一些在民国时期就已从事过新闻教学或新闻实践工作的老教师、老报人。虽然第一代新闻传播教师的组成结构复杂多样，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任务和目标：培养“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突出新闻重点的新闻多面手”[2]；训练“具有相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丰富的语言文学知识、较高的写作能力、足够的基本业务理论知识的记者和编辑人才”[3]。
第二代新闻教师则主要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并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由于众多高校新闻院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仓促上马又在几年后因种种原因纷纷停办，因此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教师依然主要集中工作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高校。他们受到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也直接受到了第一代新闻教师的引领与培育，因此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他们对第一代新闻教师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自树树人、无私忘我等治学研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闻教育道路的徘徊和探索，感受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闻教育事业的大起大落，也遭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新闻教育的几近覆灭，终于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闻教育事业的逐渐恢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全国各高校的新闻系（专业）也相继恢复招生并于1978年开始在部分高校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2年底，全国共有新闻院、系、专业点16个，在校生1585人，教师364人。[4]改革开放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新闻的认知，新闻理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介公共服务和以人为本；新闻传播理念从以教育者自居的灌输式、宣讲式转变为以受众为本，真诚交流、平等互动。[5]理论认知的变化为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带来勃勃生机，两代新闻教师在十余年的蛰伏后终于迎来了春天，他们以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
百废待兴的新闻教育最亟须的就是人才和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第一代新闻教师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改革开放后当仁不让地成了我国首批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培养和指导了第二、三代新闻教师；在教材专著编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于1980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1981年6月，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这是1949年之后国内第一部近代报刊史专著，影响巨大，出版两年多时间曾三次再版，标志着中国大陆新闻史学界新时期的开启。[6]赵玉明于1987年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概述1923—1949年我国广播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填补了广播史研究的空白。本时期中，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编写的教材和专著还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报纸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采访学》《新闻采访与写作》等。据统计，1983年以前，我国公开出版的新闻学教材仅有4种，至1989年已经增加到近百种，其中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写规划的新闻教材和参考资料共40种。[7]
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还参与了编纂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年鉴》等大型新闻工具书，投身筹建包括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后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等首批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工作之中。
二、中流击水、兼容并蓄的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
伴随着1983年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此后各高校新闻专业的广泛开设，新闻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83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当时共有新闻系（专业）教员518名，较之1982年增长了42.3%。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来自改革开放后参加新闻教学工作的第三代教师。
与之前两代特别是第二代新闻学教师相对稳定的构成来源相比，新中国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构成则更加灵活多样。其中既有改革开放后毕业任教的新闻系毕业生和改革开放后从业界投身新闻传播学界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有从中文、历史等相关学科“跨界”来到新闻学界的教师和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一批海归博（硕）士。此外，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曾开办过为期一年的新闻系教师进修班，成员是由全国各地著名大学中刚刚创办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大学选派来的。其中，新闻史班共8人、新闻理论班17人。进修期满后，这些教师大部分都成为所在高校新闻系（专业）的骨干力量，他们中有很多至今仍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8]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受教育部委托也开办了两年期的助教进修班，共招收19人。[9]
伴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地的开枝散叶，一时間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新闻系普遍出现了新闻学教师“三代同堂”的喜人景象，新闻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师的工作重心开始由“教”向“教研并重”转向，各种新闻传播理论研讨和研究冲破禁忌并迅速展开。伴随着大量新闻研究刊物的创刊、复刊，众多新闻研究著作和教材的陆续出版以及多所新闻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新闻学摆脱了“新闻无学论”的桎梏，理论研究成为新闻学教师与授课同等重要的工作内容。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也顺势向更高学历文化、更高理论水平转型。
新闻学教师的“三代同堂”，为学科内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支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三代新闻学教师既承袭了第一、二代新闻教师的认真、刻苦以及甘于坐冷板凳的研究精神，又包含着改革开放赋予那一代人的开创精神和敢为人先、中流击水的拼搏精神。在二者的激励下，他们与前辈一起，尝试着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进行整合。
198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与其导师施拉姆在广州举办“电化教育讲习会”，正式将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传播学的出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引发高度关注，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召开，确立了“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传播学发展方针。传播学的引入丰富了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并最终“作为辅助新闻学教育的工具性课程而开设，为了适应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存在”[10]。随着本时期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传播学引入后研究和教育范围的不断扩大，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最终得到了改变。在第三代新闻学教师的大力引入和推广下，在以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为代表的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的奔走呼吁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终于在1997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11]
第三代新闻学教师队伍的壮大和升级，使得我国新闻教师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在职新闻学教师共有1011人，其中教授132人，副教授352人，讲师358人，助教137人，其他32人。到1999年，教师队伍增长到1600多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初期的16倍。[12]
三、放眼世界、心怀家国的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新闻传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新闻传播学院在全国各地崛起，新闻传播教育呈现出普及化和精英化的双向发展趋势。
本时期中，第一、第二代新闻教师逐渐离退休，离开新闻教育科研的一线工作岗位，但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在第三代新闻教师的带领下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年富力强的第四代教师登上讲台。一方面，他们传承着本土老一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思想和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浸润于世界新闻传播学教育交流互动的春风之中。与前三代教师相比，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呈现出明显的“学院派”特点。
首先，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多数拥有博士学位。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在我国14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生导师中，1961年后出生的21名导师中有20人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高达99%。[13]
其次，新世纪以来具有海外进修经历的新闻传播学教师逐年增加，统计显示，到2007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中有38%具有半年以上的海外进修经历。[14]海外进修人数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思维范式等都在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接轨。
再次，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研究路径和关照也开始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论及业务范畴，向更加宏观以及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延展。包括舆论监督、新闻改革、改革开放、金融危机、转企改制、少数民族、互联网治理、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和科研领域都已有新闻传播学教师涉猎。①这些议题无一例外都是关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领域。
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在校教师约7000人。在专业学科点上，新闻学326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学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等16所高校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博士点。[15]
四、结语
从1949年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代代相继，薪火相传，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新闻传播人才，而他们自己也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经历着成长、成熟和隐退：第一代新闻教师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教师在改革开放后先后被评为教授。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代新闻学教师陆续隐退，但其中一些享有盛誉的教师仍活跃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第二代新闻学教师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开始教学生涯，其中部分教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开始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新世纪前后，第二代教师也相继退休。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教学科研生涯发展则更加迅速，他们普遍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教，至90年代中前期，部分教师已经拥有了教授职称并成为博士生导师。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后，部分第三代教师逐渐离开了教学科研的一线，而部分优秀的新闻教育家和学者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第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于新世纪就职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处于上升成长期，但也有部分青年教师已晋升为教授博导，进入教学科研的成熟期。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世纪交替之际，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师队伍最为壮大的时期，此时间中实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的“三代同堂”。老中青三代教师借着改革的春风破除了“新闻无学”的谬论，将源自西方的传播学成功引入了中国，并最终使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二代教师相继离开新闻教学科研岗位，改革开放后崛起的第三代新闻传播学教师带领着新世纪以来参加工作的第四代教师继续开疆拓土，不断丰富和深化着我国新闻传播教学科研的广度和深度。如今，新闻学已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一并成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16]。
七十载峥嵘岁月，新中国四代新闻传播学教师见证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从无到有、从弱趋强曲折发展的艰辛求索。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重温历史，建构有关新中国新闻传播教师的代际图景，希望能够借此总结规律，抛砖引玉，为新时期新闻传播教育的再发展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注 释：
①综合《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2000—2011年）》《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述评》《2014年至2015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综述——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的分析》《201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大热点》等文章内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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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27.
[13]吴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现状统计研究[J].现代传播，2008（1）：117.
[14]吴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导师现状统计研究[J].现代传播，2008（1）：117.
[15]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32.
[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艾红红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帆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