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新人际关系：沙龙还是广场
【摘要】微信已经不断渗透我们的生活，成为当下最热门的网络社交媒体之一。“隐私悖论”的存在，对边界的认同与管理存在差异，共识规则的弱化与解构，顶层设计环节的缺陷，使得在以熟人为基础的微信社交场域内，微信使用者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关系复杂化。无论是朋友圈还是微信公众号，紧关系、窄传播的沙龙人际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
【关键词】边界管理；公共领域；计算的信任
【作者单位】胥柳曼，《青年报》综合新闻部。
一、不再私密的朋友圈
有学者认为，微信是以关系为核心的强关系社交工具，朋友圈中的交流内容非通讯录里的人是看不到的。信息不会形成病毒式传播，传播信息范围相对有限[1]。然而，“企鹅智酷”2016《微信数据化报告》显示，2015年，50%以上微信用户拥有超过100位好友；拥有200位以上好友的用户占比从2014年的12.2%上升至2015年的28%。在笔者看来，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每个用户朋友圈的不断扩容，亲疏有间的复杂度也在增加。尽管微信原创内容转发操作相对微博复杂，但对于那些成心要转帖的技术达人来说，截屏或复制的难度也没有高到哪里去。一般而言，与当事人关系越疏离的人，朋友圈交集越少。因此，当信息从一个大朋友圈，转到另外一个大朋友圈时，所谓微信“不会形成病毒式传播”的观点，在事实面前已无法站稳脚跟。
《羊城晚报》2016年3月4日刊发了一则网络热新闻《这边众筹救女那边晒照旅游，善款有没有被挪他用？》讲述的是一位网友2015年12月在“轻松筹”为朋友患重病的女儿洁洁筹医药费。很快，这条信息在朋友圈内广泛传播，筹得了近15万元，然而，不到1岁的洁洁最后仍宣告不治。发起人转达朋友对网友的谢意，并承诺剩余善款会捐出。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但很快有网友发现，洁洁离世没多久，她的母亲就在朋友圈晒起了出国旅游的各种照片。笔者不得不说，这位网友很“强大”。因为，现阶段的微信朋友圈为传播者的隐私管理提供了“二重过滤”的空间。第一重过滤在微信好友添加与否环节；第二重过滤是指朋友圈的权限设置和好友分组管理等隐私保护环节，权限设置可以将那些“敏感”的人屏蔽在外，好友分组功能实现将信息仅向特别选择后的“受者”传播。因此，那位网友能看见洁洁母亲发布的最新动态，势必通过了这两重过滤。
自媒体语境下的受众身处社会网络结构中，这种社会网络遵循“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价值=网络节点数的平方[2]。根据媒体报道，这位朋友怀疑洁洁的家庭条件不差，母亲在众筹期间可能存在不诚实，于是将其朋友圈照片截屏数张发布在一个网络论坛里，并配上文字，顿时引发轰动，最后迫使洁洁爸爸出来交代善款去向。于是网友甚至开始质疑“轻松筹”的制度缺陷。原本信息只会在有限的范围内私人分享的内容，而今却在网络世界掀起了一场远远超出发帖者意料的旋风。
的确，照片从晒出到引发质疑当中相隔了一段时间，显示微信在快速传播方面略弱于微博等网络社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这些静态信息被某个好友关注并转发，无论是在微信圈还是跨媒体，其传播速度和范围已不再受限制，甚至可立即实现病毒式传播。
二、被弱化的边界管理规则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提出者桑德拉·佩特罗尼奥认为，关系中的各方不断进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管理，且这一边界的渗透性是可变的——封闭性的边界可以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和安全感，而开放的边界会导致更为亲密的关系与信息共享，但这是以个人受伤为代价的。佩特罗尼奥认为，透露这一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制于双方就共享的成本和回报所达成的共识[3]。
然而，这种所谓的共识在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过程中被弱化，边界管理规则遭遇解构。对于那些发布在朋友圈的个人信息，全体信息“共同拥有者”没有通认的隐私管理规则，任何一个看到信息的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人透露[4]。因此笔者认为，除非传播者是点对点传播，否则即便是选择好友分组，“共同拥有者”依然无法分辨信息的边界在哪里，因为这跟平常其在朋友圈所看到的信息并无差异。
不仅如此，信息发布者和好友之间对同一事件或观点边界的认定经常存在差异，一方认为无伤大雅的信息，在另一方看来就是公然冒犯。当双方所认定的边界差距越来越大，经沟通后契约规则仍无法达成，感情的裂痕也由虚拟的人际圈子延伸到实际的人际交往。
2015年9月20日，北京某知名大学孙教授在微信发布公开信，认为自己新晋的研究生郝某在微信上屡发狂语，对同校乃至国内历史专业领域的前辈老师“冷嘲热讽”，为了维护“学界规矩和尊严”，宣布与其断绝师生关系。随后郝同学也表《情况说明》称：“自己的朋友圈是私人空间，平时所加好友大多是同学以及信得过的朋友，唯一学者‘好友即导师孙老师。我在私人空间里说话自然随便一些，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公开领域，我绝对不会说两位学者不好……”
且不论这位郝同学之前言论有多么“出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微信朋友圈是内部空间、私人空间，分享些“内心想法”无所谓，甚至“边界”设置上也不屏蔽导师。因此，当他的导师将自己原先用字母匿名的学者名字用文字一一还原并放入公开信这一行为后，无疑是将原本存于边界内的隐私突然公之于众。在他看来，由于导师朋友圈包含许多业界学者，导师此举无疑是断绝了自己的考博之路……
佩特罗尼奥认为，对传播边界的管理常常是透露与隐藏之间的辩证过程，即对于何时透露自己的信息、何时不透露、应该透露哪些信息、向谁透露等问题的分析与思索[5]。一件原本发生在小范围里的事件，最终被沸沸扬扬地发酵到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师生关系的空前大讨论。郝同学没有意识到，导师此番“罕见”地选择在微信上发布公开信，是因为自己之前发表在朋友圈的学术评论触犯了其边界底线。导师认为，这已超越普通的学术争鸣范围，并在公开信中称此举“肆无忌惮”。在笔者看来，即便是郝某声称的自己微信朋友圈内的同学朋友几乎无学界大咖，但也很难保证，这些评论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转发出去，并被郝同学所“吐槽”的前辈老师本人所知晓。
每个微信使用者既是传者也是受者，如何能自由进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而不触碰他人的边界底线？按照佩特罗尼奥的理论，在自媒体环境下，用户通过控制信息涉及的话题来实现边界渗透性的管理，通过控制信息的表达方式来协调边界的联系性，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范围来协调边界的所有权[6]。据媒体报道，事后郝同学很快撤回《情况说明》，并写了公开道歉信，请求导师原谅。由于学校有关方面的介入，孙教授也删除了公开信。经过一场如此“激烈”的沟通，两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的边界契约似乎达成了一致。
然而，曾经在公共领域留下痕迹的事物，并不会轻易消逝。即便事隔大半年，笔者依然能在网上轻易搜到早已被双方当事人删除的断交公开信和《情况说明》原文。微信朋友圈好友的添加与删除，不过是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按，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就像被敲碎的花瓶一样，即便表面修补好了，当事人心中那一道道裂痕，恐怕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修复的。
三、从沙龙到“微广场”
何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需有独立人格的公众，其次要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再次还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辩论，充分交流，进行理性批判并达成共识，形成舆论[7]。由于缺乏“二重过滤”机制，微信公众号运营者发布内容时，无法对发布范围进行分组选择，因此公众号传播的信息流，实际上处于公共领域环境中。
“两微一端”如今已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主要信源[8]。《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显示，在“每天都会使用的微信功能”调查中，公众号（39.8%）仅次于朋友圈（58%）和收发消息（53.5%），排名第三位。在这个人气越来越旺的区域，微信公众号成为新兴网络热点事件的发源地之一。
2015年5月，26岁的文艺青年康夏几乎一夜走红，起因是5月16日他在公众号“乌托邦地图集”上发帖说共有1741本藏书，要出国了，带不走想卖，“支付60元，得到3本以上随机邮寄的书”或“支付99元，得到超过7本随机邮寄的书”。他承诺“每一本书都是正版书，每个包裹中书的价值都会高于对方支付的金额”。书很快卖完了，钱却源源不断进账，两天便达数十万元。康夏边退款边对那些仍不死心的粉丝选择了“满足”——自行另购6000本书“兑现诺言”。然而事与愿违，诸多谴责排山倒海般袭来。从被捧为网红到千夫所指仅仅20多天。为何会这样呢？笔者发现“乌托邦地图集”创建之初，粉丝多半来自朋友圈的人脉。随着公众号人气的增加尤其是卖书事件后，粉丝数仅一周就翻了7倍，原本以熟人为主的粉丝朋友圈，俨然成了一个陌生人大量拥入的“微广场”。
在1996年莱维茨基和邦克提出的信任发展三阶段模式中，第一阶段即基于计算的信任，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分别是基于了解和认同的信任阶段[9]。由于粉丝数增长过快，公众号运营者对大多数粉丝的熟悉程度并不高，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第一阶段，即计算的信任。他们的表现为对每一次媒介接触行为都可能要做收益的计算，换句话说，每一次接触都是一次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信任博弈，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每一次不一致，都可能影响到受众对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成为一个公信力的破坏因素。康夏“自以为是”的购书行为并没有让那些想拥有“情怀旧书”的网友买账。最终，康夏选择完全关闭边界——删除微博、公众号等所有社交账号信息来平息这场风波。诚如他自己所言，“从这件事发生10分钟后，它疯狂地扩散出这个我熟悉的圈子变成网络狂欢的那一刻，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消解。[10]”
随着事情的发酵，康夏已难以掌控局面，部分网友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的父母、母校以及之前供职的单位，甚至去信哥伦比亚大学“举报”……为何网友会知晓这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网友人肉搜索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在没出事之前，康复并不介意在公共领域内与粉丝们分享这些信息，形成了苏珊·B.巴尔内斯所声称的网络“隐私悖论”现象[11]。而该现象在之前的“患病女孩母亲晒出国旅游照片惹争议”“导师发公开信与狂徒断交”的事件中也有发生。当微信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公共领域属性远超私人领域属性，本以熟人朋友圈子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复杂。佩特罗尼奥提出的共识规则在微信公众号使用过程中，进一步弱化甚至无足轻重。
有人认为微博是广传播、浅社交、松关系，而微信是窄传播、深社交、紧关系[12]。这个定论理论上说仍具有正确性。然而近年来，随着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不断增加，以及每个用户朋友圈人数的增加，信息流传播的边界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存在人际关系复杂化和信息边界管理理念差异，传播者的个人信息已经越来越容易从小范围的“客厅沙龙分享”变成广场式的“众所周知”。
随着公众号近两年异军突起，微信不再是单纯的“私人沙龙”。原本以熟人圈子为基础的紧关系、深社交的网络进一步弱化和解构，进而导致微信使用者的隐私管理风险加大。由于传播者自身缺乏边界管理意识和管理方法不当，“隐私悖论”现象频频出现。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微信平台在信息传播的结构设计环节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传播者必须尽可能预判自己传播信息将产生的后果，进而将信息边界“门槛”调整到最佳位置，并做好善后准备。此外，如何尽最大可能将处于计算信任阶段的粉丝迅速升级转化成黏度高、忠诚度高的“好友”，这需要微信用户本人真诚而有技巧地去维护。毕竟，只有处于一群高信任度的“好友”间，沟通和交流才能更放松、更安全。
[1]姜胜洪，殷俊. 公共事件传播中的微博微信差异[J]. 网络传播，2015（2）.
[2]肖东发. 从传播学、出版学的视角看自媒体[J]. 出版广角，2014（4）.
[3][美]斯蒂芬·李特约翰，[美]凯伦·福斯. 人类传播理论 [M]. 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殷俊，冯夏楠. 论微信朋友圈中的隐私传播管理[J]. 新闻界，2015（23）：50-53.
[5]管窥青年流行亚文化之网络交友平台——以“人人网”为例[EB/OL]. http：//blog.renren.com/share/270794400/1360380513.
[6]邬心云. 网络自媒体中个人信息传播的边界及其管理[J]. 中国出版，2013（1）.
[7]李佃来.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J].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
[8]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网络舆论版图的变化[EB/OL].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5/1224/c401685-27972437.html.
[9]喻国明，等. 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基础理论、评测方法与实证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0]伍勤. 对话康夏：天堂的19天和地狱的24小时[N]. 新京报，2015-06-07.
[11]Barnes.A privacy paradox：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394/1312.
[12]南七道. 马航失联事件考验社交传播：微博、微信之异[J]. 钛媒体，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