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想象·象征的步步惊心：《我不是潘金莲》中深层社会正义的迂回挖掘

    刘海旭

    《我不是潘金莲》架构在一部架空时代的文学作品之上，原著文学作品是我国著名作家、社会正义的良知者刘震云先生的大作。刘震云惯于以其作品直接与人民、与时代、与国家进行对话，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实主义作家，刘震云以其作品步步惊心地触碰着政治敏感性，并一步步试图以迂回的方式触碰政治底线，最终一层层地剥下了某些基层官员视民众为草芥的不作为的画皮。原著的步步惊心更为影视化带来了极高的难度，同时，也是一部被整个文化界寄寓最高期待的影视艺术作品，影片中的弱势女主角20年只为纠正一件事，一件事又变成了三件事，同时，又演变成千千万万件事，而最后，这些事又都归结为直击社会正义这一件事。

    一、 微观弱势本体诉求的步步惊心

    （一）微观弱势本体诉求的宏观延展性

    《我不是潘金莲》一片，以步步惊心的京剧《三岔口》中的一默如雷的黑暗中的无言打斗片段开篇，既活灵活现地又不无机敏地点明了整部影视作品的主旨，同时，激越的京剧节奏，也将观众移情式地带入到了由主创者所设定的影视艺术节奏中来。影视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素质就是敏感性，同样，一部影视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作品内容的高度敏感性，而《我不是潘金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高度敏感性的影视艺术作品。影片中的女主角李雪莲虽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这种不平凡的人生就起源于一件利己主义的错误事件。影片由这条非常简单的线索渐次展开了一段可谓包罗万象，甚至几乎能够容纳整个现实社会本质的具体而微的影像之旅。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这部影片的本体，已经不再是李雪莲这一个体，而是整个现实社会。

    （二）微观弱势本体诉求的宏观衍射性

    诚然，许多人将这部影视作品当作现代社会仕途护身符虽然有些言重，但这部影视作品中所频频触及的许多政治痛点的确极为敏感。一件利己主义的错误事件，在李雪莲的前夫及一系列基层官员的错误行为面前，竟然演变得扑朔迷离，以至于最后连事件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李雪莲也由最初的最简单的诉求变成了具衍射性的广泛诉求。所有的观众都会觉得李雪莲是小白菜，但在其前夫口中她是潘金莲，而李雪莲自己则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这部影视作品至此已经打造出了一种由一条简简单单的线索生发出无数条社会正义线索的意象化基底。这种多线索衍射的复杂性，使得李雪莲在那些基层官员的眼中已经成为“小白菜、潘金莲、窦娥”的三位一体，这些基层官员深知这三个妇女单拎出哪一个都很难对付，而当这三个难缠的女人纠结交织为一体的时候，在这些官员的眼中就变成了三头六臂的令其望而生畏的李雪莲了。

    （三）微观弱势本体诉求的宏观连锁性

    面对李雪莲的欲哭无泪的苦苦哀求，基层官员的嘴脸惊人一致。王公道（县法院审判长）、董宪法（县法院专委）、荀正义（法院院长）、史为民（县长）、刁成信（副市长）、蔡富邦（市长）等人所采取的均为不作为的基层官场的惯性行为。正是这种错误的不作为的惯性行为，才使得小事变大，最终成为一件惊天大事件。而这一干人等的齐齐栽跟头也恰恰印证了那句话“许多人栽跟头没栽在大字上皆栽到小字上了”，这其实的确是一件县法院视域下即刻就能办结的小事，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件小事却由于各级官员的齐刷刷的不作为，将这样一件小事一级级地托举到中央，最后又在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将这一级级官员齐刷刷地撂倒，这一众地方官员恰恰是因为忽视了最基本的、最基层的社会正义，才获得了由最高层的社会正义倒逼的悲惨的结局，可是这样的社会正义该是多么的步步惊心，又是多么的迂回？！

    二、 群体无意识想象的步步惊心

    （一）基层无良官员群体丑恶对深层社会正义的极端消解

    《我不是潘金莲》一片反映了最基层民众，求得最简单甚至是最基本的社会正义的无比艰难性，小到本片中的小小的真假离婚案件，大到各地普遍且频繁出现的拆迁案件，莫不如是，基层官员的群体无意识下的不作为，至使其中的许多案件演变成惊天大案要案。《我不是潘金莲》一片的导演冯小刚，曾自言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并且自言其唯一的信仰就是电影。然而，从这部影视艺术作品来看，冯小刚其实恰恰是一个最具信仰的人，因为他的信仰就是人民，而他的信仰核心，就是直击社会正义的那一颗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少之又少的良知与良心。在与影坛睽违三载之久后，冯小刚终于以其社会正义所托举着的良知良心，重新拾回其执筒初心，并以其意大胆创新为世界观众带来了一部堪称划时代的电影革命的实践作品，这部影视作品在京剧的激越的锣鼓点的催攒之下揭开帏幕，以步步惊心的演绎一步步地揭示了基层官员的一幅幅丑恶嘴脸。[1]

    （二）深层社会正义的可遇而不可求

    一个女人的一件由个人利己主义错误所酿就的小案，却成了蝴蝶效应式的拔动整个社会大心弦的关键一环，同时拔动并挑战的还有社会正义的心理底线之弦。《我不是潘金莲》一片由中国基层官员权力运作的荒诞性，而道出了中国式基层官员等既得利益优势群体的群体不作为与民众群体的无意识性。在二者的博弈过程中，民众的群体无意识显然是极端弱势群体，影片充分表现了弱势群体不断累积的仇恨意识，以及这种不断累积的仇恨意识的无法渲泄性。影片的最后，李雪莲在扳倒一干基层官员之后，仍然毅然决然地选择自杀，恰恰将这种仇恨意识的无法渲泄性表达得既淋漓尽致又令人发指。[2]值得赞扬的是冯小刚作为一位艺术家对于影视艺术突破性探索的孜孜以求，更值得赞扬的是其作为一位社会正义的良知者的十足的勇气，从这种意义而言，冯小刚已经成为后现代影坛令人最值得敬佩的导演，没有之一。

    （三）深层社会正义想象式终结

    影片中的基层官员代表王公道有言，“小白菜、潘金莲、窦娥”，这三个妇女，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此言既表现了基层官员对民众的漠不关心，又表现了基层官员对民众“小事”烦扰的毫无耐心。《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影视艺术作品，以由实入虚的影视表现技法将李雪莲的现实主义诉求，在被层层基层官员无情击碎后，加以想象式的被动消解，这种技法充分表达了基层官员游戏民众的荒诞不经的变态心理；同时，再由虚入实地将这种想象式的被动消解艺术化地还原到社会现实当中。由影视艺术的陌生化想象转换为社会现实的真实联想，令所有观众都觉这样的基层官员的丑恶面孔似曾相识，都觉得李雪莲所遭遇到的类似事情身边曾经有所发生。如果说，冯小刚的《老炮儿》仅仅只是向基层威权吹响了集结号，那么，这部《我不是潘金莲》则已经亮出了集体冲锋的阵仗。

    三、 群像象征影射的步步惊心

    （一）深层社会正义的幽默式绝望

    李雪莲作为一名基层民众个体，在影视艺术的光影魔法导演下，以步步惊心的步伐击碎了基层官场仅余的社会正义假象，使得基层官员露出了丑恶的群像。当演艺界成为舆论焦点与舆论中心，社会正义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已是无人问津，更少有人议论政治，恰在此时，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恰似春日里的一声炸雷，以步步惊心的高调态势，以文艺娱乐形式再次将政治与社会正义一齐强行拉回到观众的视野之中。再次令社会正义与政治成为舆论焦点与舆论中心，这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远比艺术创作更令观众乃至于整个社会震撼的步步惊心了。[3]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影片，其实是在以一种令人步步惊心的半幽默方式演绎了一种对于深层社会正义的步步惊心式的绝望。

    （二）基层无良官员丑恶群像的象征性嘲讽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影片在主题曲“开封有个包青天”的旋律声中奏响，女声演唱的“老娘，报案……”“……这真相有多烂……”的RAP声与“开封有个包青天”的旋律极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现实的辛辣嘲讽与对深层社会正义的赤裸裸的渴望。冯小刚的这部执导作品所演绎的“序言”部分，颇有耐心地以影射的技法塑造了一干基层无良官员们的丑恶群像，当观众出乎地看到李雪莲扳倒了这一干无良官员，相信也会猛然间惊讶地意识到，原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纯文本，也能演绎出这种“杀气如风，血色正红”的社会正义力量。这部影视艺术作品，以其宏大的篇章，京剧锣鼓点的催趱，步步惊心的不断触及底线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深层社会正义的恢弘意象，这种深层社会正义的恢弘意象既饱含了基层民众的无尽渴望，也满含了基层民众的淡淡然的绝望。

    （三）深层社会正义步步惊心的迂回挖掘

    李雪莲步步惊心的胜利也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其原因竟是省长为自己的仕途考量所作出的“明智”决断，正义原来与李雪莲无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影片中的大结局有所不同的是，原著作者竟将上述一系列过程称之为序言，而正文，只有两个字——“玩呢”！正文“玩呢”以偷换概念的“科学实验”手法，一举推翻了前面的所有“序言”，并将这些“序言”变得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寓言！因为，经过“科学实验”，李雪莲的胜诉在现实实践过程中根本没有可能！这也就等于否定了前面的所有步步惊心，而这才是真正的步步惊心！原来荒诞早已经与现实进行了重重交织，原来结局早已经被否定，原来观众所看到的竟是不是结局的结局，这真是惊天大逆转！更具讽刺意味的则是，一个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女人在一系列上诉的过程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逼不得已地将自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潘金莲！而她最终所获得的却仅仅只是一个梦幻般的泡影！这是多么迂回的社会正义！在步步惊心下，好不容易由本体而想象，再由想像而象征地慢慢迂回刚刚似乎接近了社会正义，而现在，却突然之间，一下子转瞬又被打回到虚无的想象之中。[4]

    结语

    客观而言，《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一部大片，但却足以成为一部无须国外造势即能引爆国内热映热议的巨片，该片阐述了由一个女人本体的小错误而引发的无数个大错误，并由此最终堆叠而成一种社会正义危如累卵的危情危象，由此可见，这显然是一部见微知著的充满与其说是隐喻不如说是明喻的影视艺术杰作。这部影片以喜剧式生活演绎了闹剧式社会，同时，更以深层社会正义主线与荒诞政治表现直接触碰了政治底线。这部影视艺术杰作由本体而想象，由想象而象征，最后竟又能由象征打回想象，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复杂性现实逻辑解构了一种更具复杂性的社会逻辑，同时，更由此揭示了丑恶的基层威权的政治逻辑。《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不是一部恐怖片，却有着远远超越任何恐怖片的足以令整个社会震恐的恐怖式结局，而这种震恐其实已经演变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极端恐惧，这种恐惧竟源于由一个女人所撬动着的深层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1]汪树东.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8）：74-78，133.

    [2]郝朝帅.“由虚入实”的“说话”——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J].人文杂志，2014（7）：60-65.

    [3]王颖.论刘震云小说的仇恨意识：恶魔表征与仇恨归因——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J].文艺争鸣，2015（5）：182-187.

    [4]白明利.真做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精神现象学分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9）：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