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前后后

    忽培元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在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举行“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年由《讲话》所推动的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不仅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需要我们今天的艺术家用行动作出明确回答的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有一次，我看到老诗人贺敬之声情并茂地朗诵《回延安》，不禁想起1988年诗人回延安在杨家岭像是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着的母亲怀抱一样激动感人的情形。

    作家魏巍有一句名言：“文艺工作者要认母！”母亲是谁？母亲就是人民。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有人认为讲话精神已经过时，可老艺术家们为什么会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此崇拜，几乎异口同声“没齿难忘”，这究竟是为什么？

    来自国统区的一些文人的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与某些隔阂和纷争，引发的诸种矛盾，导致了不团结现象与思想混乱问题的出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召开一次高规格的文艺座谈会。

    今天，我们一提“老延安”，“老鲁艺”，就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经过了延安革命熔炉锻炼出的一代“特种钢”制成的特殊人才。

    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评论家，并不都是“红一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就像许多的未曾冶炼过的矿石堆积在那里，珍贵，但却不纯。加之，在供给制环境下，比如由于伙食单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和政治运动中处境的不同等，以及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不同，文艺成就与文艺观点的差异等等，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形成不同的山头。

    当时主要有“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这是当时客观存在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下辖“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这样，由于工作系统不同，而形成一定的隔阂，也是客观的存在。因为原先大家都不认识。只有在工作中接触的多，互相了解才多，理解才多，才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不然，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所谓“四个山头”，主要就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后者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工作侧重和独特的工作作风、艺术风格和不同的社会影响力。彼此之间虽然并没有发生“吵架”的事情，但在关系上互不和睦。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鲁艺”。“鲁艺”人才济济，艺术理论水平高；而“文抗”则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例如丁玲、萧军、柳青等，文学创作领先，作品丰富。这样，形成了“文抗”和“鲁艺”两大文艺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胡乔木同志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发表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上世纪30年代，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问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何解决呢？当时分管文艺的张闻天并没有引起注意。问题就越积越严重了。正气下降，歪风邪气上升。

    1941年7月8日，“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约见谈话，反映一些文艺界的情况。7月18日，萧军接到胡乔木代毛泽东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半，谈话持续7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

    初次谈话，萧军对毛泽东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组织需要。

    在与萧军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1942年初，张闻天要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一年多时间到晋绥调研，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中央领导层暂时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加之延安文化人已经主动找上门来，毛泽东就开始过问此事，并将其纳入全党普遍整风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约见了不少的文艺家，了解情况，尽量做到“兼听则明”。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经接受毛主席之邀，到主席驻地谈情况。毛泽东还给许多作家、文艺家写信了解情况。除萧军之外，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刘白羽、李伯钊、丁玲、艾青、萧三、罗烽、舒群、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他还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如同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

    对于一些重点人物，如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主席曾多次约见谈话或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毛主席掌握的情况越多，越感到问题严重，越觉得有必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好好地谈谈，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延安文艺界的骨干，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军人物。

    当时延安很艰苦，开会照相还是很奢侈的，但文艺座谈会照了一张合影。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其实是拍了三张，合成一张的。因为人多，一次镜头装不下。可惜人还不全，有些同志上厕所去了就没有拍上。这是当事人回忆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央正式决定召开的。据文献记载，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并明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

    会议开得很及时也很成功。大家由沉默变得热烈。围绕六个问题，先后有四十多人次发言讨论。朱德同志也发了言。会议达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方向的目的。

    当时，毛主席对文艺家很尊重，就像诗人公木回忆的那样，开会不是简单发个“通知”，而是发了正式的“请帖”。延安当时物质匮乏，纸张很缺。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延安文艺座谈会请帖”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的，算是延安当时最豪华的请帖了：

    某某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100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据胡乔木回忆，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毛泽东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5月2日下午一点多，延安文艺界代表人物—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等120多位文艺家代表汇聚到了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飞机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于1941年建成的一座延安的“现代化”建筑。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后面有一座木桥连着山体，从山上往下看，活像一架“飞机”。亦即中共中央办公楼。）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天摆了20多条长板凳，上首放着一张木桌，铺了一块白布，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主席台。

    会议开始，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主持。朱德总司令和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一些将领，如贺龙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只要走下山坡，不过两分钟也就到了。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向大家亲切致意。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显然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开始放炮，说：“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显然，这一回是直接针对党中央、毛泽东了。

    此前，萧军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以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这种更尖锐的言论，激起胡乔木、吴亮平、李又常等人的再次回应，或针锋相对地反驳，唇枪舌剑，烽烟四起。

    在这两次会议讨论中，大家发言陆续不断，气氛十分热烈。除了萧军的错误观点，也还出了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政策。然而，那些从战场回来的作家就见解不同，他们呼吁作家到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毛泽东、朱德点头称是。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接着讨论发言。会议在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总司令发了言。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和一些同志的观点，然后现身说法，认为一个人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他动情地说：“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朱老总讲得很激动，“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朱德用浅显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把讨论推向了高潮。他点明了会议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整个座谈会的讨论到朱德讲话为止。

    晚饭前，天还亮着。西边天际霞光绚丽，全体到会人员集合，由摄影师吴印咸为大家照合影照。也没有专门排座次，大家入座后，毛泽东面朝大家站着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对嘛，照相坐前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那天天气较热，晚上由于来听讲的人增多，屋里坐不下，会议移至“飞机楼”外的院子里，临时支起一盏煤气灯，由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院子里的那棵洋槐树正在开花，微风吹来，阵阵飘香。大家的心情一下子畅快兴奋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不仅开启了解放区文艺的新纪元，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必定还会昭示更久远的未来。

    大家都觉得，延安文艺座谈会，它的社会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此后的许多会议。会后，《讲话》并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口头传达到了各文艺团体。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1942年5月28日，即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报告中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又说，“抗日根据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对不是坏现象。”又说，“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同时，提到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1943年10月19日，也就是一年多之后，《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接着11月7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四条贯彻执行意见，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和认识”。这是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是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

    美术家蔡若虹回忆说：“当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后，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有自己的心领神会之处。我认为毛主席解释的‘人民大众，和我所向往的‘现代盘古是不同字句的同义语。在毛主席还没有讲话以前，我们作画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然是投身于火热斗争中的工农群众，现在，当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我们的干劲就更足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是好听的言词而是具体的行动。”

    《讲话》精神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有多深远？胡乔木在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作了精辟的总结概括，认为：“《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一世雄谈万世师”（蔡若虹语）。今天，当我们重温《讲话》，检点审视现实，不禁引发深思。正如一位文化学者发出的设问：文学艺术到底是一种文化消费品，还是一种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活动到底是作家个体行为，还是一种与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文学艺术到底是作家个人依赖文学才华杜撰重要，还是体验和正视现实的生活提炼熔铸重要？而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到底是大众的接受标准重要，还是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取悦于少数专家重要？这些问题都关乎文学艺术存在的根基，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们的文艺不景气的根源所在。

    由此看来，当年由《讲话》所推动的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不仅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需要我们今天的艺术家用行动作出明确回答的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