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翠绿 民歌大美
郭昕乌兰杰，本名扎木苏，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博士生导师、《内蒙学大百科全书·艺术卷》主编。主要著作有：《蒙古族音乐史》、《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毡乡艺史长编》、《蒙古族长调民歌演唱艺术概论》、《草原文化论稿》、《中国元代音乐史》、《蒙古族叙事民歌集》、《科尔沁长调民歌》（蒙文）等。乌兰杰教授在首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中，做了《田野话语——我的求学生涯与治学理念》专题讲座，经过乌兰杰教授的首肯，我们《音乐时空》将这期讲座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文，向读者介绍这位杰出的蒙古族音乐学家。
1938年，乌兰杰先生在科尔沁草原扎赉特旗南端的阿干西坡村，拥有蒙古贵族血统的他姓氏为孛儿只斤氏，汉译为“包”，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长弟拙赤·合撒儿——蒙古历史上著名的神箭手。他家在当地的名门望族，爷爷巴拉珠尔拥有大量土地和牧场，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作为巴拉珠尔的长孙，活佛为他赐名扎木苏，藏语意为大海。
相比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出身，乌兰杰先生更为珍视当地的长调民歌世家身份，因为它传承着一份无形的丰厚遗产。母亲洁吉嘎是著名的长调歌手，村里的宗教仪式、婚礼仪式，必须演唱相关的长调礼仪歌曲，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不可随意改变，他的母亲所唱的长调民歌绝大部分是古老的礼仪歌曲，蒙古语称之为“图林·道”，诸如颂歌、赞歌、祝酒歌、训诫歌、宗教赞美诗、思乡曲、婚礼歌等等，其中多首科尔沁长调歌曲是其他歌手所不掌握，单凭她一人传承下来。因此，从心智初开的婴儿时期开始，他便听着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成长。年龄稍大，就开始跟随母亲学唱《青蛙调》、《金龟子》。
1947年秋，乌兰杰先生已经是9岁的男孩了，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对于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所幸的是，作为村里的小歌手，他找到了一条通向人民大众的桥梁。有一次，村里一位老额吉梦见在外参军的儿子，不禁伤心落泪，于是找他演唱母亲思念孩子的民歌，他便用心地演唱了《新耍儿》，感动得老额吉潸然泪下。老额吉的泪水犹如春天的及时雨，催发了埋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歌艺术萌芽。
1950年10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爱国运动，阿巴干西坡村也不例外，村民通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将土块草根剔除干净，留下颗粒饱满的黄豆、玉米装上麻袋上交给国家。为了解除夜间劳动的困乏，人们便请来乌兰杰先生这个著名的小歌手为大家演唱民歌、表演说书。由于表演投入，不免口干舌燥，向身边的大娘讨要米汤，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得到了“米汤”胡尔奇的绰号。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带来欢乐，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更坚定了他成为民歌手的信心。
1951年春天，乌兰杰先生被19岁的姐姐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暂住地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次年初冬，学校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移到呼和浩特。他的姐姐当时是内蒙古歌舞团舞蹈队演员，这个舞蹈团刚刚成立五年，正处于发展时期。1948年以来，内蒙古歌舞团内设有一支六、七人组成的“民间艺人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许多杰出民间艺人都被请进团内，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像抄尔大师色拉西、四胡大师孙良、说书大师毛依罕、盲艺人铁钢、笛子高手萨仁格日勒、察哈尔四胡流派传人巴布道尔吉，以及东乌旗女中音长调歌唱家莫德格等等。这些大师们除了参加团里的演出，平时便集中在一起，练习民乐合奏、演唱民歌和好来宝，歌声琴声终日不绝于耳。每当乌兰杰先生放学回家，就立刻放下书包跑到民间艺人组，站在角落里聆听他们奏乐、唱歌。大师们也都很喜欢他，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便学到了很多民歌、说书调和好来宝。不久，著名男高音长调歌唱家哈扎布和女高音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也先后调入内蒙古歌舞团，乌兰杰先生又跟随他们学到了不少家乡的长调民歌。更为幸运的是，色拉西的孙子敖其尔与乌兰杰先生同班，两人更是要好的朋友，因此乌兰杰先生时常到色拉西家中听他演奏抄尔，甚至产生了学习抄尔琴，将来参加内蒙古歌舞团的念头。
如果说，在阿巴干西坡村度过的几年民间音乐生活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与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的零距离接触，则是让乌兰杰先生领略到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家庭的熏陶、民间艺人的影响，与他后来走上音乐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3年7月，乌兰杰先生即将从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毕业，这时的他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内蒙古歌舞团的两位业务骨干美丽齐格和包玉山在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暑假时回到呼和浩特，带回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面向全国招生，建议内蒙古文化局派学生参加考试。于是，内蒙古文化局选拔出20多名小学生，带到内蒙古歌舞团进行考试，选出三名学生，乌兰杰先生便是其中唯一的一名男生。7月中旬，三名学生前往天津报考，最终结果只有乌兰杰先生一人被录取。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离开故乡阿坝干西坡村时，因留恋胡尔奇美梦，曾经内心纠结感到彷徨。两年以后，离开呼和浩特之际，因留恋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组的诸位大师，难舍蒙古族音乐，再一次感到悲伤。
临行前，色拉西老人把乌兰杰先生叫到家中喝茶，算作临别践行，特意嘱咐说：“到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学钢琴那个黑家伙，一台有好几百斤重，牛车拉不动，马车装不了，骑马走路更不行，怎么能走村串户，为老百姓演出呢？既然那边没有四胡、马头琴，那就学小提琴吧，携带方便，骑马走路都行。”后来，乌兰杰先生听从了色拉西老人的劝告，选择小提琴作为主科乐器。
1953年秋，乌兰杰先生来到天津市大王庄十一径路的一座黄色样式小楼，成为少年班的第一个蒙古族学生，学校对他倍加关心，同学也格外热情，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对他来说物质生活方面比较容易适应，但精神生活方面却困难得多。对此，乌兰杰先生坦言：“我见过动物园铁栏杆后面的小棕熊，目光呆滞，神色焦虑，不停地来回走动，既有所求，又不知其何所求。对此，我倒是有些亲身体会。”这是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后，他感到对西洋音乐十分陌生，与过去所熟悉和喜爱的蒙古音乐截然不同，丝毫不能引起兴趣。他开始怀念自己钟爱的蒙古民歌、说唱和好来宝，有时梦里听见民间艺人组的长辈们在合奏，醒来后感到格外惆怅。于是，每逢星期天休息时，便独自来到公园的僻静之处，放声高唱自己喜欢的民歌，手里拿着一支木棍，一边敲击节奏，一边练习说书唱段和好来宝。由于长时间不说母语，没有机会面对听众说唱，原来所熟悉的唱段变得陌生起来，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东德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专程来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演出，少年班全体学生前往聆听音乐会。这是乌兰杰平生第一次现场聆听国外交响乐团演奏，当乐队全奏发出强烈的音响时，他的耳朵被刺痛，头脑涨得几乎爆裂，无法忍受如此强烈的声浪冲击，又不能中途退场，情急之下，心中默唱一直蒙古民歌，以此转移注意力，抵抗外来音响的冲击。
1956年，乌兰杰先生的父母搬到了呼和浩特，于是，每逢寒假、暑假，他便挖掘母亲脑海中的民歌，至于民间艺人组里的各位大师，更是他访谈的重要对象。从此，他在呼和浩特的采风调查，一发而不可收，从未中断过。每当回顾自己一年的学习，如果没有采集到几首新的民歌，他便觉得心里不踏实，过得没有多大意义。
乌兰杰先生自谦，从专业角度来说，他的手指条件学习小提琴并不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一度导致失眠。一次意外中，他摔断了左臂，骨伤治愈后，留下了后遗症，使无法继续学习小提琴，失眠症加剧，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只好请病假，回到呼和浩特家中治病修养。休假半年期间，他几乎天天都和民间音乐大师共处，重新听到日夜渴望的民间音乐，完全依靠蒙古音乐的神奇魔力，使他不治而愈，恢复了健康。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迁至北京，次年秋天，乌兰杰先生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升入大学本科，主修民族民间音乐。摆脱了审美冲突、学业彷徨、情感迷茫的他，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学习西洋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过程中，他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拥有丰富的音乐，杰出的音乐大师，为什么却没有一部《蒙古族音乐史》呢？学习中国民歌、音乐作品分析课程时，他又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的长调民歌、短调民歌，比起国内各个兄弟民族的民歌来，一点都不逊色，甚至更加完美与成熟。何况，俄罗斯民歌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民歌与蒙古族民歌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为何至今没有一部《蒙古族民歌概论》呢？因民族音乐无比丰富产生的自豪感，与民族音乐理论及其薄弱产生的耻辱感，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撰写出《蒙古族音乐史》与《蒙古族民歌概论》，为蒙古族音乐理论基石添砖加瓦。自从立下志愿、确定方向以后，乌兰杰先生的内心终于平静下来，再没有产生丝毫动摇与彷徨。
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期间，乌兰杰先生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积累的资料也越来越多，产生更多新的线索和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发现一个笔记本，扉页赫然写着“尊敬的各位朋友，请将您所知道的蒙古族谚语写在笔记本上。”看到笔记本上写满了谚语，乌兰杰先生受到了启发，自己收集到的蒙古民歌多数都是从呼和浩特收集来的，为何不想办法在北京收集一些呢？北京雍和宫的喇嘛蒙医非常有名，常年有许多来自内蒙古各地的蒙古族病人，下榻在“蒙藏旅社”求医问药，治疗疾病，病友中必定会有民间歌手。乌兰杰先生心生一计，买了烧酒、红茶，径直来到“蒙藏旅社”，自我介绍后即说明来意，与病友们攀谈起来，果然不出所料，采访到一位乌兰察布盟的女歌手，记录下几首乌拉特民歌。从此，他便成为“蒙藏旅社”的常客，经常去那里搜集民歌，收获可观。
乌兰杰先生坚信“爱是教不会的，爱却可以教会一切。”围墙内的校园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他对蒙古族民间音乐的苛求，在强烈的愿望驱使下，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便萌生了离开城市采风的想法，并且身体力行，收到实效。在当时来讲，这可谓是一项创举。
1963年暑假，乌兰杰先生没有回到呼和浩特家中，而是直接从北京奔赴故乡扎赉特旗搜集民歌。当时，他的姐姐寄来60元钱，支持他回乡采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64年，他毅然决定再次奔赴故乡，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去的村落，以及得到确切信息而尚未采访的歌手，等待他的再次到来。在姐姐、姐夫的经济支持下，乌兰杰先生实现了第二次回乡采风的愿望。
对于采风的经历，乌兰杰先生至今历历在目，始终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于是向我们娓娓道来：在到达扎赉特旗的当天，即办妥采访批准手续，准备前往北部的胡尔勒乡采风，然而天公不作美，遇上阴雨天气，北部八乡不通公共汽车，只能搭乘顺路的汽车或马车。当天有一辆返回胡尔勒乡的拖拉机答应让乌兰杰先生乘坐，但这辆拖拉机是运送难产妇女尸体的。经过一番考虑，乌兰杰先生毅然坐上拖拉机，顺利到达采风目的地。采风的第一站就遇到了三位难忘的歌手——扎赉特旗北部最著名的长调女歌手格日勒、严重的结巴男歌手道尔吉和东胡尔勒村的短调民歌大王噶尔迪。此后，还采访到喇嘛歌手巴图巴雅尔、王府歌手扎拉芬、牧主歌手莎岱等等杰出的蒙古族民间音乐大师。
乌兰杰先生的采风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一次，他独自走在旷野上，准备奔赴下一个村落进行采风，岂料草原突然下起暴雨，为了保护采风的笔记本不被雨水浸湿，他取出雨衣将旅行包严密地裹了起来，自己脊背顶风，蹲下来保护旅行包，当暴风雨过后，他已经全身冻僵，几乎没法走路。幸好，一位大嫂赶着牛车经过，将他带回家中，送来毛巾和干净的衣服。
每到秋汛时期，绰尔河水暴涨，浅滩立即变成深水区，乌兰杰先生来到渡口准备过河，由于想到几天前水深不及大腿，于是，便向河中心走去。不料，刚刚向前走了几步，脚步突然下沉，河水一下子没过胸部，他赶紧把旅行包顶在头上，不敢继续向前迈步，只好站在原地不动。直到当地人看到后，将他从水中拉上河岸。还有一次，乌兰杰先生前往牧业点采风途中，进入空旷的草原地带，突然看到一条狗站在远处，向他张望。他依据农村生活的经验，每当中午炎热时，家犬都在阴凉处卧底休息，很少在村外活动。自己遇到的极有可能是野狼，于是立刻警惕起来，站在原地不动，仔细观察，对峙片刻，仍不敢前进，只好扭头向后退去，返回出发的山村。村民告诉他，这一代经常有野狼出没，原路返回是正确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乌兰杰先生与大多数人一样，革命激情逐渐冷却。开始对一些问题进行冷静反思，最终认识到，“四人帮”批判和否定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错误的。于是，他和许多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悄悄做采风和实地调查工作。在“挖肃运动”中被打成所谓“内人党”的昭那斯图先生，原本是锡林郭勒草原著名的长调歌手，内蒙古艺术学院的长调老师，由于政治原因在锅炉房里改造。一个星期天中午，乌兰杰先生趁着没有多少人打水的时机，跑到锅炉房看他，并记录下精彩绝伦的古老宴歌《苍茫大地》。如今，昭那斯图先生早已作古，但当时他在炉火旁唱民歌的动人场面，对于乌兰杰先生来说却是永生难忘的。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下放到天津郊区军粮城部队农场劳动，乌兰杰先生也在其中。一次，乌兰杰先生从天津坐火车回乡，遇到几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民歌手，在别人的恳求下，这位歌手终于开口唱歌，很多都是大家并不熟悉的布里亚特民歌，包括古老宴歌《太阳的光辉》，这正是乌兰杰先生苦苦追寻十年的民歌，终于在这种偶然的机遇下如愿以偿。
乌兰杰先生慷慨地将自己的治学理念分享给年轻学者：“我认为采风和实地调查，既不是单纯为了完成某一项学术课题，更不是为了牟取任何利益，而是实现自身审美理念，体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音乐理论人才的成长道路上，凡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家，无不是在采风和实地调查上花费大力气的。采风和实地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同一个人的学术创见是成正比的，反之亦然。我所提出的一些带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大都从民歌中得到启发。我的主要学术成果，先后出版的12部专著，以及几十篇论文，无不和采风、实地调查联系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长期的采风和实地调查，没有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民间音乐资料，就不会有今天的乌兰杰。蒙古民族是音乐的民族，辽阔草原是民歌的海洋，对于我来说，大海可以横渡，却不可以穷尽。博大精深，底蕴厚重的蒙古族民歌面前，只有学生，没有专家权威，区别仅仅在于：先学与后学，多学与少学，如此而已。”
讲座过后，我们针对乌兰杰教授的研究领域与治学理念专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访谈。
音乐时空：您所说的“回归即是前进，深入即是提高”具体指什么？
乌兰杰教授：这是针对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分工，前者主要侧重西方音乐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对于我国本土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已经脱离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看来，如是分工未必可取，这次音乐周活动充分显示出中央音乐学院开始重新重视基层文化，这样的回归实质上就是进步。
音乐时空：据您所知，我国学者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
乌兰杰教授：我国对蒙古族音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1940年底至1941年春，中央组织了蒙古文化考察团，到鄂尔多斯高原搜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著名作曲家刘炽便是考察团的一员。他在电视采访中提到自己为电影《英雄儿女》所作的插曲《英雄赞歌》灵感就来源于一个鄂尔多斯老人用三弦弹奏的旋律。后来，经过蒙古族音乐博士哈斯波特考证，原曲应为蒙古族传统民歌《亲王的衙门》。
上世纪40年代末，抗日战争胜利后，10万大军进入东北，与国民党展开战斗，战略撤退建立根据地，搞民族改革，办了学校东北鲁艺，革命音乐家安波在此任教，很多向往真理追求革命的蒙古族青年慕名而来。这些能歌善舞的蒙古族青年很快引起了安波的注意，于是便组织他们唱民歌，进行蒙古民歌的收集工作。1948年，《东蒙民歌集》由内蒙日报印刷厂发行蒙古文与汉字合璧的内部单行本。建国初期，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材料，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东蒙民歌选》，这一版已经是纯汉字了。这里还有一段趣闻，安波看望著名女作曲家瞿希贤，两人聊起新出版的《东蒙民歌选》，开玩笑说每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三首进行编配，结果发现他们都挑选了《牧歌》，于是安波邀请瞿希贤将其改编为无伴奏合唱，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到国外参赛演唱并获得金奖，这首作品也成为我国合唱经典之作。由于文革的原因，蒙古族音乐的研究与探索活动曾经中断。直到1979年才重新开始，中国文联、音协、文化部、民委联合要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自治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终于在1993年正式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蒙汉合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蒙古族民间音乐领域先后掀起了7次热潮。首先是70年代末开始的“民歌热”，即搜集民歌出版民歌的热潮。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内蒙古的音乐家意识到抢救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于是纷纷付诸行动。1979年《蒙古民歌一千首》问世，1982年我本人出版《蒙古族叙事民歌集》。
80年代中期，由国外学者发起萨满文化研究的潮流，得到国内蒙古族学者的积极响应，进而掀起“萨满文化热”。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秋浦（汉族）的《萨满教研究》。我在1985年完成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这是一部构建蒙古族音乐理论框架的著作，书中带有五线谱谱例，对于同样名词的不同解释也加以注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80年代末期，又掀起了“无伴奏合唱热”，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亚龙格日勒，回到内蒙古，自发成立了无伴奏合唱团，邀请老一辈作曲家作曲，他们演唱的莫尔吉夫的《旭日般升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国内主要流行独唱以及各种各样的组合，传统的大型无伴奏合唱是没有市场的。而在内蒙古则不然，这是因为蒙古族的音乐遗产丰富，群体意识极强，因此无伴奏合唱的潮流应运而生，很多合唱团体纷纷学习、效仿。
90年代中期，“长调热”姗姗来迟，著名艺术家朱兰琪琪格退休后负责乌拉夫基金会，积极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文化事业。发起两次长调研讨会，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可谓是成果非凡。
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建设文化大区，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受到更大的关注重视，为了恢复传统，引发了“呼麦热”。内蒙古歌舞团特意从蒙古国请来呼麦专家，开办呼麦培训班，培养出第一批呼麦歌唱家。尽管2004年，呼麦演唱者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没有引起重视。但是随着发展，呼麦演唱队伍越来越壮大，这股热潮至今仍在燃烧，现在全国各地、各民族都有人唱呼麦。
近年来，“草原歌曲热”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蒙古族的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了一系列的独唱歌曲，其中大部分都是汉语歌词，蒙古族曲调的独唱作品，既不同于大型独唱歌曲，又不同于流行歌曲，两者的优点兼而有之，既吸取了通俗流行的优点，又继承了蒙古族音乐的优美旋律与草原气质，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以及《吉祥三宝》等等，我几次去长沙出租车上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草原歌曲。这个现象值得引起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本世纪开始，全国性质的、全方位的“非遗热”，其长远意义无须多言。2005年，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中国蒙古族呼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音乐时空：我国的蒙古族音乐与蒙古国有何异同？
乌兰杰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民间音乐本身就具有很多地区风格，这与汉族民间音乐一样，有着不同的风格色彩区。文化风格色彩区与行政区划、国境线既有联系又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都属于草原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底蕴血脉相承，毕竟都是长调、短调、马头琴，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现在跨国境的音乐研究已经形成新的学术热点，中国音乐学院的杨红教授就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音乐时空：据您所知，“申遗”成功对蒙古族长调、呼麦的传承是否具有实质性作用？
乌兰杰教授：“申遗”对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深刻意义。首先它唤醒了“非遗”的载体——牧民，使他们知道了长调的重要性，据我了解，一位80岁高龄的蒙古族老歌手，买来录音机，茶余饭后把自己会唱的长调都录了下来，并由子女进行书面记录，连音响带文字，以多种语言出版。另一位老歌手自发组织阿拉善民歌协会，出版了7本阿拉善民歌集，这些官方都没有做到位的工作，我们的民众做到了。正是“非遗”保护运动激发了民众这种自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音乐时空：目前，“非遗”传承纷纷向旅游文化靠拢，这种以赚钱为导向的发展是否可取？
乌兰杰教授：“撼山易，撼长调难。”长调这个民族文化遗产博大精深，经过历代发展已经高度成熟，如同经历几代工艺大师用心血雕刻出的美玉，少一刀不足，多一刀破坏，谁改造它谁就会引起公愤。因此，长调是任何市场都无法改造的。当然，现在内蒙古地区的旅游业、餐饮业也不乏以“非遗”展演作为赢利手段的做法，但是他们演唱的长调是不会依照市场的取向被改造的。
音乐时空：城市化进程对蒙古族传统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蒙古族该如何在冲击下传承、发展？
乌兰杰教授：不同条件下的城市化对音乐的影响是不同的，忽必烈入主元大都，蒙古族音乐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将民间音乐提升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建国以后，内蒙古歌舞团也是在城市里活动，大师级的民间艺人组一边表演一边传承。改革开放后，借着城市化春风兴起的市场经济、大众媒体、通俗文化对蒙古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小型组合、蒙古风格的流行歌曲。可以说，城市化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避免盲目学习、模仿，追逐潮流。
1938年，乌兰杰先生在科尔沁草原扎赉特旗南端的阿干西坡村，拥有蒙古贵族血统的他姓氏为孛儿只斤氏，汉译为“包”，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长弟拙赤·合撒儿——蒙古历史上著名的神箭手。他家在当地的名门望族，爷爷巴拉珠尔拥有大量土地和牧场，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作为巴拉珠尔的长孙，活佛为他赐名扎木苏，藏语意为大海。
相比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出身，乌兰杰先生更为珍视当地的长调民歌世家身份，因为它传承着一份无形的丰厚遗产。母亲洁吉嘎是著名的长调歌手，村里的宗教仪式、婚礼仪式，必须演唱相关的长调礼仪歌曲，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不可随意改变，他的母亲所唱的长调民歌绝大部分是古老的礼仪歌曲，蒙古语称之为“图林·道”，诸如颂歌、赞歌、祝酒歌、训诫歌、宗教赞美诗、思乡曲、婚礼歌等等，其中多首科尔沁长调歌曲是其他歌手所不掌握，单凭她一人传承下来。因此，从心智初开的婴儿时期开始，他便听着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成长。年龄稍大，就开始跟随母亲学唱《青蛙调》、《金龟子》。
1947年秋，乌兰杰先生已经是9岁的男孩了，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对于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所幸的是，作为村里的小歌手，他找到了一条通向人民大众的桥梁。有一次，村里一位老额吉梦见在外参军的儿子，不禁伤心落泪，于是找他演唱母亲思念孩子的民歌，他便用心地演唱了《新耍儿》，感动得老额吉潸然泪下。老额吉的泪水犹如春天的及时雨，催发了埋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歌艺术萌芽。
1950年10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爱国运动，阿巴干西坡村也不例外，村民通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将土块草根剔除干净，留下颗粒饱满的黄豆、玉米装上麻袋上交给国家。为了解除夜间劳动的困乏，人们便请来乌兰杰先生这个著名的小歌手为大家演唱民歌、表演说书。由于表演投入，不免口干舌燥，向身边的大娘讨要米汤，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得到了“米汤”胡尔奇的绰号。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带来欢乐，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更坚定了他成为民歌手的信心。
1951年春天，乌兰杰先生被19岁的姐姐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暂住地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次年初冬，学校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移到呼和浩特。他的姐姐当时是内蒙古歌舞团舞蹈队演员，这个舞蹈团刚刚成立五年，正处于发展时期。1948年以来，内蒙古歌舞团内设有一支六、七人组成的“民间艺人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许多杰出民间艺人都被请进团内，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像抄尔大师色拉西、四胡大师孙良、说书大师毛依罕、盲艺人铁钢、笛子高手萨仁格日勒、察哈尔四胡流派传人巴布道尔吉，以及东乌旗女中音长调歌唱家莫德格等等。这些大师们除了参加团里的演出，平时便集中在一起，练习民乐合奏、演唱民歌和好来宝，歌声琴声终日不绝于耳。每当乌兰杰先生放学回家，就立刻放下书包跑到民间艺人组，站在角落里聆听他们奏乐、唱歌。大师们也都很喜欢他，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便学到了很多民歌、说书调和好来宝。不久，著名男高音长调歌唱家哈扎布和女高音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也先后调入内蒙古歌舞团，乌兰杰先生又跟随他们学到了不少家乡的长调民歌。更为幸运的是，色拉西的孙子敖其尔与乌兰杰先生同班，两人更是要好的朋友，因此乌兰杰先生时常到色拉西家中听他演奏抄尔，甚至产生了学习抄尔琴，将来参加内蒙古歌舞团的念头。
如果说，在阿巴干西坡村度过的几年民间音乐生活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与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的零距离接触，则是让乌兰杰先生领略到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家庭的熏陶、民间艺人的影响，与他后来走上音乐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3年7月，乌兰杰先生即将从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毕业，这时的他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内蒙古歌舞团的两位业务骨干美丽齐格和包玉山在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暑假时回到呼和浩特，带回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面向全国招生，建议内蒙古文化局派学生参加考试。于是，内蒙古文化局选拔出20多名小学生，带到内蒙古歌舞团进行考试，选出三名学生，乌兰杰先生便是其中唯一的一名男生。7月中旬，三名学生前往天津报考，最终结果只有乌兰杰先生一人被录取。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离开故乡阿坝干西坡村时，因留恋胡尔奇美梦，曾经内心纠结感到彷徨。两年以后，离开呼和浩特之际，因留恋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组的诸位大师，难舍蒙古族音乐，再一次感到悲伤。
临行前，色拉西老人把乌兰杰先生叫到家中喝茶，算作临别践行，特意嘱咐说：“到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学钢琴那个黑家伙，一台有好几百斤重，牛车拉不动，马车装不了，骑马走路更不行，怎么能走村串户，为老百姓演出呢？既然那边没有四胡、马头琴，那就学小提琴吧，携带方便，骑马走路都行。”后来，乌兰杰先生听从了色拉西老人的劝告，选择小提琴作为主科乐器。
1953年秋，乌兰杰先生来到天津市大王庄十一径路的一座黄色样式小楼，成为少年班的第一个蒙古族学生，学校对他倍加关心，同学也格外热情，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对他来说物质生活方面比较容易适应，但精神生活方面却困难得多。对此，乌兰杰先生坦言：“我见过动物园铁栏杆后面的小棕熊，目光呆滞，神色焦虑，不停地来回走动，既有所求，又不知其何所求。对此，我倒是有些亲身体会。”这是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后，他感到对西洋音乐十分陌生，与过去所熟悉和喜爱的蒙古音乐截然不同，丝毫不能引起兴趣。他开始怀念自己钟爱的蒙古民歌、说唱和好来宝，有时梦里听见民间艺人组的长辈们在合奏，醒来后感到格外惆怅。于是，每逢星期天休息时，便独自来到公园的僻静之处，放声高唱自己喜欢的民歌，手里拿着一支木棍，一边敲击节奏，一边练习说书唱段和好来宝。由于长时间不说母语，没有机会面对听众说唱，原来所熟悉的唱段变得陌生起来，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东德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专程来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演出，少年班全体学生前往聆听音乐会。这是乌兰杰平生第一次现场聆听国外交响乐团演奏，当乐队全奏发出强烈的音响时，他的耳朵被刺痛，头脑涨得几乎爆裂，无法忍受如此强烈的声浪冲击，又不能中途退场，情急之下，心中默唱一直蒙古民歌，以此转移注意力，抵抗外来音响的冲击。
1956年，乌兰杰先生的父母搬到了呼和浩特，于是，每逢寒假、暑假，他便挖掘母亲脑海中的民歌，至于民间艺人组里的各位大师，更是他访谈的重要对象。从此，他在呼和浩特的采风调查，一发而不可收，从未中断过。每当回顾自己一年的学习，如果没有采集到几首新的民歌，他便觉得心里不踏实，过得没有多大意义。
乌兰杰先生自谦，从专业角度来说，他的手指条件学习小提琴并不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一度导致失眠。一次意外中，他摔断了左臂，骨伤治愈后，留下了后遗症，使无法继续学习小提琴，失眠症加剧，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只好请病假，回到呼和浩特家中治病修养。休假半年期间，他几乎天天都和民间音乐大师共处，重新听到日夜渴望的民间音乐，完全依靠蒙古音乐的神奇魔力，使他不治而愈，恢复了健康。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迁至北京，次年秋天，乌兰杰先生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升入大学本科，主修民族民间音乐。摆脱了审美冲突、学业彷徨、情感迷茫的他，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学习西洋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过程中，他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拥有丰富的音乐，杰出的音乐大师，为什么却没有一部《蒙古族音乐史》呢？学习中国民歌、音乐作品分析课程时，他又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的长调民歌、短调民歌，比起国内各个兄弟民族的民歌来，一点都不逊色，甚至更加完美与成熟。何况，俄罗斯民歌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民歌与蒙古族民歌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为何至今没有一部《蒙古族民歌概论》呢？因民族音乐无比丰富产生的自豪感，与民族音乐理论及其薄弱产生的耻辱感，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撰写出《蒙古族音乐史》与《蒙古族民歌概论》，为蒙古族音乐理论基石添砖加瓦。自从立下志愿、确定方向以后，乌兰杰先生的内心终于平静下来，再没有产生丝毫动摇与彷徨。
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期间，乌兰杰先生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积累的资料也越来越多，产生更多新的线索和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发现一个笔记本，扉页赫然写着“尊敬的各位朋友，请将您所知道的蒙古族谚语写在笔记本上。”看到笔记本上写满了谚语，乌兰杰先生受到了启发，自己收集到的蒙古民歌多数都是从呼和浩特收集来的，为何不想办法在北京收集一些呢？北京雍和宫的喇嘛蒙医非常有名，常年有许多来自内蒙古各地的蒙古族病人，下榻在“蒙藏旅社”求医问药，治疗疾病，病友中必定会有民间歌手。乌兰杰先生心生一计，买了烧酒、红茶，径直来到“蒙藏旅社”，自我介绍后即说明来意，与病友们攀谈起来，果然不出所料，采访到一位乌兰察布盟的女歌手，记录下几首乌拉特民歌。从此，他便成为“蒙藏旅社”的常客，经常去那里搜集民歌，收获可观。
乌兰杰先生坚信“爱是教不会的，爱却可以教会一切。”围墙内的校园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他对蒙古族民间音乐的苛求，在强烈的愿望驱使下，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便萌生了离开城市采风的想法，并且身体力行，收到实效。在当时来讲，这可谓是一项创举。
1963年暑假，乌兰杰先生没有回到呼和浩特家中，而是直接从北京奔赴故乡扎赉特旗搜集民歌。当时，他的姐姐寄来60元钱，支持他回乡采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64年，他毅然决定再次奔赴故乡，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去的村落，以及得到确切信息而尚未采访的歌手，等待他的再次到来。在姐姐、姐夫的经济支持下，乌兰杰先生实现了第二次回乡采风的愿望。
对于采风的经历，乌兰杰先生至今历历在目，始终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于是向我们娓娓道来：在到达扎赉特旗的当天，即办妥采访批准手续，准备前往北部的胡尔勒乡采风，然而天公不作美，遇上阴雨天气，北部八乡不通公共汽车，只能搭乘顺路的汽车或马车。当天有一辆返回胡尔勒乡的拖拉机答应让乌兰杰先生乘坐，但这辆拖拉机是运送难产妇女尸体的。经过一番考虑，乌兰杰先生毅然坐上拖拉机，顺利到达采风目的地。采风的第一站就遇到了三位难忘的歌手——扎赉特旗北部最著名的长调女歌手格日勒、严重的结巴男歌手道尔吉和东胡尔勒村的短调民歌大王噶尔迪。此后，还采访到喇嘛歌手巴图巴雅尔、王府歌手扎拉芬、牧主歌手莎岱等等杰出的蒙古族民间音乐大师。
乌兰杰先生的采风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一次，他独自走在旷野上，准备奔赴下一个村落进行采风，岂料草原突然下起暴雨，为了保护采风的笔记本不被雨水浸湿，他取出雨衣将旅行包严密地裹了起来，自己脊背顶风，蹲下来保护旅行包，当暴风雨过后，他已经全身冻僵，几乎没法走路。幸好，一位大嫂赶着牛车经过，将他带回家中，送来毛巾和干净的衣服。
每到秋汛时期，绰尔河水暴涨，浅滩立即变成深水区，乌兰杰先生来到渡口准备过河，由于想到几天前水深不及大腿，于是，便向河中心走去。不料，刚刚向前走了几步，脚步突然下沉，河水一下子没过胸部，他赶紧把旅行包顶在头上，不敢继续向前迈步，只好站在原地不动。直到当地人看到后，将他从水中拉上河岸。还有一次，乌兰杰先生前往牧业点采风途中，进入空旷的草原地带，突然看到一条狗站在远处，向他张望。他依据农村生活的经验，每当中午炎热时，家犬都在阴凉处卧底休息，很少在村外活动。自己遇到的极有可能是野狼，于是立刻警惕起来，站在原地不动，仔细观察，对峙片刻，仍不敢前进，只好扭头向后退去，返回出发的山村。村民告诉他，这一代经常有野狼出没，原路返回是正确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乌兰杰先生与大多数人一样，革命激情逐渐冷却。开始对一些问题进行冷静反思，最终认识到，“四人帮”批判和否定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错误的。于是，他和许多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悄悄做采风和实地调查工作。在“挖肃运动”中被打成所谓“内人党”的昭那斯图先生，原本是锡林郭勒草原著名的长调歌手，内蒙古艺术学院的长调老师，由于政治原因在锅炉房里改造。一个星期天中午，乌兰杰先生趁着没有多少人打水的时机，跑到锅炉房看他，并记录下精彩绝伦的古老宴歌《苍茫大地》。如今，昭那斯图先生早已作古，但当时他在炉火旁唱民歌的动人场面，对于乌兰杰先生来说却是永生难忘的。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下放到天津郊区军粮城部队农场劳动，乌兰杰先生也在其中。一次，乌兰杰先生从天津坐火车回乡，遇到几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民歌手，在别人的恳求下，这位歌手终于开口唱歌，很多都是大家并不熟悉的布里亚特民歌，包括古老宴歌《太阳的光辉》，这正是乌兰杰先生苦苦追寻十年的民歌，终于在这种偶然的机遇下如愿以偿。
乌兰杰先生慷慨地将自己的治学理念分享给年轻学者：“我认为采风和实地调查，既不是单纯为了完成某一项学术课题，更不是为了牟取任何利益，而是实现自身审美理念，体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音乐理论人才的成长道路上，凡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家，无不是在采风和实地调查上花费大力气的。采风和实地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同一个人的学术创见是成正比的，反之亦然。我所提出的一些带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大都从民歌中得到启发。我的主要学术成果，先后出版的12部专著，以及几十篇论文，无不和采风、实地调查联系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长期的采风和实地调查，没有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民间音乐资料，就不会有今天的乌兰杰。蒙古民族是音乐的民族，辽阔草原是民歌的海洋，对于我来说，大海可以横渡，却不可以穷尽。博大精深，底蕴厚重的蒙古族民歌面前，只有学生，没有专家权威，区别仅仅在于：先学与后学，多学与少学，如此而已。”
讲座过后，我们针对乌兰杰教授的研究领域与治学理念专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访谈。
音乐时空：您所说的“回归即是前进，深入即是提高”具体指什么？
乌兰杰教授：这是针对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分工，前者主要侧重西方音乐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对于我国本土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已经脱离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看来，如是分工未必可取，这次音乐周活动充分显示出中央音乐学院开始重新重视基层文化，这样的回归实质上就是进步。
音乐时空：据您所知，我国学者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
乌兰杰教授：我国对蒙古族音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1940年底至1941年春，中央组织了蒙古文化考察团，到鄂尔多斯高原搜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著名作曲家刘炽便是考察团的一员。他在电视采访中提到自己为电影《英雄儿女》所作的插曲《英雄赞歌》灵感就来源于一个鄂尔多斯老人用三弦弹奏的旋律。后来，经过蒙古族音乐博士哈斯波特考证，原曲应为蒙古族传统民歌《亲王的衙门》。
上世纪40年代末，抗日战争胜利后，10万大军进入东北，与国民党展开战斗，战略撤退建立根据地，搞民族改革，办了学校东北鲁艺，革命音乐家安波在此任教，很多向往真理追求革命的蒙古族青年慕名而来。这些能歌善舞的蒙古族青年很快引起了安波的注意，于是便组织他们唱民歌，进行蒙古民歌的收集工作。1948年，《东蒙民歌集》由内蒙日报印刷厂发行蒙古文与汉字合璧的内部单行本。建国初期，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材料，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东蒙民歌选》，这一版已经是纯汉字了。这里还有一段趣闻，安波看望著名女作曲家瞿希贤，两人聊起新出版的《东蒙民歌选》，开玩笑说每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三首进行编配，结果发现他们都挑选了《牧歌》，于是安波邀请瞿希贤将其改编为无伴奏合唱，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到国外参赛演唱并获得金奖，这首作品也成为我国合唱经典之作。由于文革的原因，蒙古族音乐的研究与探索活动曾经中断。直到1979年才重新开始，中国文联、音协、文化部、民委联合要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自治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终于在1993年正式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蒙汉合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蒙古族民间音乐领域先后掀起了7次热潮。首先是70年代末开始的“民歌热”，即搜集民歌出版民歌的热潮。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内蒙古的音乐家意识到抢救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于是纷纷付诸行动。1979年《蒙古民歌一千首》问世，1982年我本人出版《蒙古族叙事民歌集》。
80年代中期，由国外学者发起萨满文化研究的潮流，得到国内蒙古族学者的积极响应，进而掀起“萨满文化热”。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秋浦（汉族）的《萨满教研究》。我在1985年完成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这是一部构建蒙古族音乐理论框架的著作，书中带有五线谱谱例，对于同样名词的不同解释也加以注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80年代末期，又掀起了“无伴奏合唱热”，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亚龙格日勒，回到内蒙古，自发成立了无伴奏合唱团，邀请老一辈作曲家作曲，他们演唱的莫尔吉夫的《旭日般升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国内主要流行独唱以及各种各样的组合，传统的大型无伴奏合唱是没有市场的。而在内蒙古则不然，这是因为蒙古族的音乐遗产丰富，群体意识极强，因此无伴奏合唱的潮流应运而生，很多合唱团体纷纷学习、效仿。
90年代中期，“长调热”姗姗来迟，著名艺术家朱兰琪琪格退休后负责乌拉夫基金会，积极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文化事业。发起两次长调研讨会，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可谓是成果非凡。
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建设文化大区，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受到更大的关注重视，为了恢复传统，引发了“呼麦热”。内蒙古歌舞团特意从蒙古国请来呼麦专家，开办呼麦培训班，培养出第一批呼麦歌唱家。尽管2004年，呼麦演唱者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没有引起重视。但是随着发展，呼麦演唱队伍越来越壮大，这股热潮至今仍在燃烧，现在全国各地、各民族都有人唱呼麦。
近年来，“草原歌曲热”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蒙古族的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了一系列的独唱歌曲，其中大部分都是汉语歌词，蒙古族曲调的独唱作品，既不同于大型独唱歌曲，又不同于流行歌曲，两者的优点兼而有之，既吸取了通俗流行的优点，又继承了蒙古族音乐的优美旋律与草原气质，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以及《吉祥三宝》等等，我几次去长沙出租车上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草原歌曲。这个现象值得引起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本世纪开始，全国性质的、全方位的“非遗热”，其长远意义无须多言。2005年，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中国蒙古族呼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音乐时空：我国的蒙古族音乐与蒙古国有何异同？
乌兰杰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民间音乐本身就具有很多地区风格，这与汉族民间音乐一样，有着不同的风格色彩区。文化风格色彩区与行政区划、国境线既有联系又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都属于草原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底蕴血脉相承，毕竟都是长调、短调、马头琴，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现在跨国境的音乐研究已经形成新的学术热点，中国音乐学院的杨红教授就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音乐时空：据您所知，“申遗”成功对蒙古族长调、呼麦的传承是否具有实质性作用？
乌兰杰教授：“申遗”对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深刻意义。首先它唤醒了“非遗”的载体——牧民，使他们知道了长调的重要性，据我了解，一位80岁高龄的蒙古族老歌手，买来录音机，茶余饭后把自己会唱的长调都录了下来，并由子女进行书面记录，连音响带文字，以多种语言出版。另一位老歌手自发组织阿拉善民歌协会，出版了7本阿拉善民歌集，这些官方都没有做到位的工作，我们的民众做到了。正是“非遗”保护运动激发了民众这种自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音乐时空：目前，“非遗”传承纷纷向旅游文化靠拢，这种以赚钱为导向的发展是否可取？
乌兰杰教授：“撼山易，撼长调难。”长调这个民族文化遗产博大精深，经过历代发展已经高度成熟，如同经历几代工艺大师用心血雕刻出的美玉，少一刀不足，多一刀破坏，谁改造它谁就会引起公愤。因此，长调是任何市场都无法改造的。当然，现在内蒙古地区的旅游业、餐饮业也不乏以“非遗”展演作为赢利手段的做法，但是他们演唱的长调是不会依照市场的取向被改造的。
音乐时空：城市化进程对蒙古族传统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蒙古族该如何在冲击下传承、发展？
乌兰杰教授：不同条件下的城市化对音乐的影响是不同的，忽必烈入主元大都，蒙古族音乐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将民间音乐提升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建国以后，内蒙古歌舞团也是在城市里活动，大师级的民间艺人组一边表演一边传承。改革开放后，借着城市化春风兴起的市场经济、大众媒体、通俗文化对蒙古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小型组合、蒙古风格的流行歌曲。可以说，城市化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避免盲目学习、模仿，追逐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