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远去的“堡主”
李蕊娟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文革”中却因一首《大风歌》招来22年的牢狱之灾；他以小说《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花甲之年跃入商海，在西部沙漠废墟上“玩”出了一座名扬全国的西部影城 ，靠“出卖荒凉”成为中国作家中的首富。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沧桑。但他从不抱怨命运和苦难，反而感激那段荒唐而悲情的岁月，让他与宁夏的一切溶为一体，并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人生传奇。
2014年9月27日，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从养尊处优的名门少爷，到饱受22年劳教之苦的“右派”，再到名震中外的伤痕文学作家、拥有亿万财富的西部影城董事长，乃至整个宁夏的“形象代言人”，张贤亮用他的经历告诉人们，人的一生可以多么悲惨，也可以多么辉煌。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
没落贵族因诗劳教22年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与张学良、戴笠等人都有交情；张贤亮的母亲同样出自官宦世家，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张贤亮的童年是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的，无忧无虑。他不会自己系鞋带，但他的脚能分辨出羊毛地毯和化纤地毯。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六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下人们都称他“少爷”。
上海在日军炮火中沦陷后，父母带着张贤亮兄妹俩移居重庆生活了9年。1945年，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但因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他父亲很快又被排挤到了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友农作为旧官僚被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张家从此衰落。自古雄才多磨砺，一系列家国变故，让张贤亮这个昔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名门少爷，迅速成熟起来。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上学期间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他，说学校经常丢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他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
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首都，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京城。已是家中顶梁柱的张贤亮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加入了被“迁移”的千人队伍，在宁夏贺兰山脚下定居下来。
母亲在宁夏所表现出的坚强乐观，深深影响了张贤亮。“当年，她是打麻将打到腿肿掉也不下桌子的富太太，但在贺兰山脚下，蚊子有蜻蜓那么大，一家人吃了不少苦，母亲却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相反，以前从不下厨的她开始给家里人做每一顿饭吃，每天都笑嘻嘻的。”
自小受家庭熏陶，张贤亮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一直对古典文学十分着迷。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也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竟将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张贤亮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劳教3年之后，他被分到离西湖农场40华里的南梁农场。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开始大量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
有一天，张贤亮坐在农场的土坯墙下晒着太阳，看他所有书籍中惟一被带进农场的那本《资本论》，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
到下半夜，张贤亮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
但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
一直熬到了1978年，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比如王蒙、刘冰雁、刘绍棠等。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苦难记忆造就当代文学经典
张贤亮虽然没被平反，但他还是明显感觉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了。他惟一的本事就是写作，于是就四处投稿。
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
《老人与狗》被宁夏惟一的文学杂志《朔方》刊发，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的不错，你们下面查一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一查才发现，加在张贤亮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
澄清真相后，1979年9月，张贤亮终于被平反了，并进入《朔方》杂志社当了编辑。第二年，44岁的张贤亮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冯剑华是《朔方》杂志主编，比他小14岁。
婚后不久，张贤亮写出了小说《灵与肉》，一夜成名。小说随后被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牧马人》，在当时物价低廉的背景下竟创下亿元票房，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看了一遍。
1984年，张贤亮发表了中篇小说《绿化树》，再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一时之间，张贤亮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有人为他天生的乐天派所动容，有人为他不幸的遭遇潸然泪下，也有人对他夸大“文革”的遭遇嗤之以鼻，而张贤亮只是平淡地回答：“我只是想在政治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原那个让人记忆犹新的年代，让更多的读者去全面了解那段历史，从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
此后，张贤亮在文坛上一发不可收拾，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和22年来的人性反思，都成为他创作的财富。继《绿化树》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肖尔布拉克》《我的菩提树》等小说也先后走红，有人说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曲冲锋的号角，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反思和革新的力量。
在当时的文坛，张贤亮创下过很多“第一”：他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第一个写知识分子的没落感，第一个写关于男欢女爱的小说，第一个写无厘头闹剧。他的作品总能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巨大波澜。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以及对当时大众道德观念的挑战，一度在全国引起很大争议。
毫无疑问，张贤亮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伤痕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先后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作品还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外，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
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之后，张贤亮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
贩卖荒凉成为中国“首富作家”
1993年，全国兴起下海经商热，根据当时的政策，张贤亮想给文联创办一个经济实体。但文联没有资源，就几个毫无实权的穷酸文人，怎么办？
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情。几年前，张军钊导演为自己要拍摄的电影一路选景来到宁夏，张贤亮就派人带他去了贺兰山下那片有大漠、残阳、古堡的神秘之地。张军钊一去就惊呼，这正是他要的那种粗犷、荒凉的感觉！于是，他就和电影的总摄影师张艺谋一起，在这里拍出了《一个和八个》。
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距银川市区只有30多公里，可否办一个影视基地？早在南梁农场劳教时，他就曾到那地方买过盐巴，“在荒漠和鹅卵石沙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两个巨大的土城堡！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光线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
张贤亮说，第一次看到那两座土城堡，就觉得它们跟自己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他考证后还发现，那两座土堡竟是明代遗留下来的戍边城堡。
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这更让张贤亮信心大增！但文联没钱办影视城，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20多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元，买下了那片土地和古堡。
从此，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
大漠黄沙、沧桑古堡、百年老树、客栈酒肆、骆驼马匹、银月弯刀……张贤亮完全按照一个文人对市场的理解所建造的这座影城，果然获得电影人的青睐。一个又一个剧组在这片西部风光中尽兴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先后拍摄了《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100余部影视作品。
在此过程中，张贤亮又用了聪明一招。他不仅要让西部影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还要使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景点。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摄，他从不收费，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留下景物和道具。
比如，张艺谋在拍摄《红高梁》时打造的月亮门，徐克和李惠民导演拍《新龙门客栈》时搭建的客栈以及都督府等场景，都成了影城招揽游客的好去处。而且，剧组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包括场景、道具、演员行头、明星轶事等，都被影城转化为旅游资源。比如张艺谋拍摄《红高梁》时穿烂的一双球鞋，巩俐使用过的水壶，至今都摆放在展厅中供游客参观。
1999年，张贤亮通过一个活动，把影城事业推上了顶峰。那一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张贤亮把中国电影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全部请来，然后为自己的影城发布了一个响当当的“广告词”：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张贤亮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从商最为成功的人。到2012年，在他给儿子张公辅交棒之时，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已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元。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元，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机会。
而早在2004年，张贤亮就被称为“中国作家首富”，对此，他本人也欣然接受。“作家一般都是穷人嘛，就像丐帮一样，大家都穷，相对来说我这人是最富有的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充其量是丐帮首领，又不是中国首富。”他说。
惊世成就到头“只是玩玩而已”
“荒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这是易中天为西部影城题的一首诗。
到西部影城视察并留下题词的各级领导也有很多，张贤亮最欣赏的是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的三个字：“真好玩！”
很多人向张贤亮讨教成功的窍门，他语出惊人：“我只是玩玩而已。”
在西部影城，张贤亮确实把他爱玩的心性发挥到了极致。张艺谋在镇北堡拍《红高粱》时，曾在那里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把它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游客不仅可以亲见电影的拍摄场面，更能亲历繁复而又有趣的酿酒过程。
为了复制影片《黄河谣》中的古戏台，张贤亮专程赶到山西买了一个残存的古戏台，原封不动地迁到了影城。
即使平时在影城散步的时候，他也在琢磨一些好玩的点子。比如安装在塑料身体里的喇叭，刻在石头上的明星签名，“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的MTV制作，还有被命名为“轻松一处”的厕所，都是他休闲时想出来的杰作。
生活中的张贤亮也有着很多爱好。他65岁学会开车，不久便成了飙车一族，车开不到100码不过瘾。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经常要去北京开会，自从买了车，每次进京他都是自己驾车。
在经商的同时，张贤亮也并没有忘记写作。
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首次大胆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2010年，74岁的张贤亮发表了描写未来精子危机的长篇小说《壹亿陆》，他以未来世界中人类遭遇精子危机为主题，描写了社会各方人士为争夺某个优异“人种”展开的一场争夺战。作品一发表，便引起极大反响与争议，有人甚至指责他的小说荒诞而低俗。对此，张贤亮回应说，他写的是时代问题，直指当代现象，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比如在《壹亿陆》中，我反映人类的衰亡趋势，精子危机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许多人却觉得有些荒诞可笑。我相信我写的比那些美女作家含蓄。”
张贤亮还十分热心于慈善。他曾表示，“我不是最有钱的中国作家，但一定是做慈善最多的作家！”他要把慈善做成时尚，“为什么大家把钱花在奢侈品上就叫时尚？做慈善就不叫呢？我就是要开这个先河！”他说。
从2010年3月起，张贤亮发起了“救生行动”，旨在救助宁夏因病致贫的困难群体及在宁打工者。“从死亡线上挽救一条生命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他说，“在农村很多地方，几千元的花费都是很大的问题，这让他们对医保或新农合自费的那部分仍然望而生畏。再加上很多人没有保险，更需要社会关怀。”
张贤亮对幸福的理解很简单：人渴了有一口水喝，饿了有一碗饭吃，困了有一张床睡，这个人就是幸福的。除此之外，所有的荣辱得失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2012年底，一向身体硬朗的张贤亮查出了重大疾病，烟瘾很大的他不得不戒烟。不久之后，他30出头的儿子张公辅担任了西部影城总经理，开始替父亲打理生意。
张公辅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生活。前几年，张贤亮夫妇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两人对幼女极其钟爱。
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很多名人通过不同方式悼念张贤亮。崔永元说：“‘文革中，他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为了活着，他受尽了屈辱。‘文革结束，他拿起笔以小说的方式开始了对那些荒唐岁月的回忆与反思。张贤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宁夏名片，一路走好！”
作家陈村说：“张先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真土豪。他将写作、行商、参政、行乐结合得那么无隙，卖出西北的荒凉，很难得。”
9月30日，张贤亮追悼会在银川举行。在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与丈夫告别的亲朋好友后，他的妻子冯剑华首次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表示张贤亮走的很安详，还透露打算在影城建一个纪念馆，里面有张贤亮的作品、手记等，并将张贤亮的骨灰存在纪念馆里。
张贤亮的儿子张公辅说，按照父亲的交代，父亲的碑文将写上这句话：“他来了，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