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柏峪重返查干诺尔
李嵱
一个北京老知青，至今仍对他当年插队落户的草原深深牵挂。
昔日的查干诺尔那如大海般浩渺的湖泊美景，早已消失在他的记忆里。面对他曾经生活的草原所遭受的越来越严重生态劫难，他痛心疾首，从此踏上查干诺尔生态治理的漫漫长路。
“老郑，咱们的大诺尔干了！”2002年，电话里传来的这个消息给郑柏峪带来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地震。
电话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查干诺尔红旗嘎查（大队）的书记代迪打来的。1999年，郑柏峪退休后，便重返草原当上了一名环保志愿者，常常落脚在代迪家，代迪的二儿子伊德尔贡后来也成了他的助手。
查干诺尔，蒙语“白色的湖”，是锡林郭勒盟最大的湖泊，也是典型的内陆迁移湖，位于阿巴嘎旗南部的草原和浑善达克沙地的交界处。50多年前，它分成了两个湖，小湖是淡水，大湖是咸水。代迪在电话里所说的“大诺尔”就是指面积80平方公里的查干诺尔咸水湖。
“什么？大诺尔干了？”郑柏峪难以置信。
代迪告诉他：“干啦，一点水也没有了，全是碱面儿，到处都是白白的，刮起碱风来受不了啦！你有时间过来看看吧。”
在郑柏峪的印象里，查干诺尔又大又深，很难想象它突然就干了。
一段难以磨灭的青春岁月
这个刺痛他的消息来自查干诺尔红旗大队，郑柏峪年轻时插队的地方。
1968年的8月，郑柏峪和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到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中部的阿巴嘎旗查干诺尔公社红旗大队插队落户。
“我们大队大部分是草原，西南边有一点沙窝子，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北部边缘。特别是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查干诺尔湖。”郑柏峪说。
虽然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600多公里，但当时要去查干诺尔还是颇不容易。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阿巴嘎旗，从阿巴嘎旗坐卡车，然后坐马车，第三天才到达查干诺尔的红旗大队。
一放下行李，他们就急着去看查干诺尔。“当时大队的欢迎会在第二天，没有事儿，我们就跑到湖边去了。”郑柏峪说。
直到现在，他都忘不了最初见到查干诺尔的情景：正往那儿走着，突然听见天上有鸟叫声，抬头一看，七八只大天鹅“嘎嘎”叫着从头顶飞过。大家惊呼：“天鹅！天鹅！”跳着笑着向湖边跑去。
越过一道沙梁，眼前霎时出现一个绝美的画面。“我们被浩瀚无垠的大湖惊呆了，它一望无际，浪涛滚滚，水鸟成群。”知青们在湖边玩耍，唱歌，久久不愿离去。
“如果你能到湖边看看一定也会很惊奇，它那么大，像大海一样无边无沿。”郑柏峪不止一次这么说。
黄昏，在查干诺尔湖畔，郑柏峪聆听天鹅、大雁、野鸭的叫声，遥望着落日余辉映衬着的湖水，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郑柏峪坦言，自己是怀着阴暗的心情来草原的。“文革”期间，父母被批斗，自己也成了“黑五类”子女。毕业分配时，无论是部队招兵、工厂招工，他都榜上无名。后来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积极报名参加。看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录取名单上仍然没自己时，委屈、羞辱、绝望的感觉，使他脑子乱成一团。后来，去山西农村插队也没被选上时，他愕然了：“难道我连当农民的资格都没有吗？”
精神几近崩溃时，内蒙古自治区招知青的代表团来到北京，他终于被录取。“我是绝望之下才到草原来的，是草原人民接纳了我。”
不仅如此，草原牧民的淳朴和真诚也感动了郑柏峪。他先后当上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还进了领导班子。在父母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的时候，又被发展入党，还当了一年代理书记。
“只有在草原，我才重新被肯定，重新享受到人格和尊严。”郑柏峪说，“在北京上学时，故乡的概念是模糊的。故乡是和土地、乡亲相连的，只有到了草原，体会到了乡亲们的亲情，我才真正有了故乡的感觉。”
一次自费组织的科学考察
回到北京后，郑柏峪始终牵挂着查干诺尔。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知青回去探亲，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总是让他揪心不已：沙地的红柳林大片枯死，山丹花、黄花等特有的植物在草原上几乎绝迹，狼、猞猁、大鸨都没有了……
“看着自己的故乡遭遇劫难，我能袖手旁观吗？这是个不用回答的问题！”郑柏峪说。
1999年，郑柏峪从轻工业部退休后，义无反顾地当上了一名草原生态环保的志愿者。他回到查干诺尔种树、办环保展、搞生态旅游项目，想让更多的人关注查干诺尔。
他最初当志愿者的想法是，通过牵线搭桥，把草原上发生的生态问题反映给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再试着在北京找门路，帮助草原牧民解决生态恶化的问题，哪怕只是解决一点小问题。
2000年，郑柏峪争取到了联合利华公司生态保护项目27万元的资助。他带领牧民在查干诺尔湖畔种下了几万株小叶杨，但不到两年，小叶杨一棵一棵又枯死了。
他还没有顾得上为治沙失败而难过，查干诺尔干涸的消息又接踵而至。
“我知道这几年天气干旱，查干诺尔水位下降得很厉害，但它毕竟是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而且在2000年我看见它的时候，它仍然像大海一样浩瀚无垠。”尽管对草原生态恶化的现状有着切身的感受，但查干诺尔干涸如此之快，还是让他颇感意外。
过去，草原地带气温最高也不过三十三四度，几乎没有酷热难耐的天气，牧民夏季还是习惯穿蒙古袍，现在大部分人都穿上了短装。老乡说，“太阳把草都烤焦了。”
乌里雅斯太东坡上曾是漫山遍野的沙地柏，但现在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而以前一两个人都合围不过来的大榆树现在几乎全死了。过去站在沙丘顶部看去，到处是密集的植被，现在却稀稀拉拉，露出了黄色的沙丘。
查干诺尔的老乡说：“咱们这个地方像是有鬼了，云彩都绕着走，别的地方都下雨，这儿就是不下。”
但郑柏峪不甘心，查干诺尔怎么会干涸，他下决心要找出原因。
站在查干诺尔一望无际的干湖盆边，郑柏峪既心痛又茫然。老乡们告诉他，在风暴到来之际，盐碱尘土漫天飞扬，昏天黑地，人们不敢出门。“不管是人，是地，还是牲畜，全都成了白色，好像下了雪似的。”对科学问题一向有一股子钻劲儿的郑柏峪意识到，搞环保光靠感情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知识。他第一个想法是找科学家来看看。
这一年，郑柏峪自费组织了第一次科学考察，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疯狂”。他找到中科院“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韩念勇，他也是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韩念勇一听，欣然同意。
2002年8月，考察团正式成行，同行的还有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韩同林、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草原植物学家刘书润等。他们从洪格尔（镇）、白音德力格尔往查干诺尔走，发现沿途草场退化十分严重，盐碱粉末形成了长几十公里的扇形污染带，降雨以后，盐碱进入土壤，湖周边的植物死亡，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严重退化。
查干诺尔干涸的湖盆，平坦得就像压路机压过一样，伸向遥远的天边，一片耀眼的黄土，一棵草都没有。
“今后查干诺尔会向严重恶化的方向演化。”考察团的专家告诉郑柏峪，由于盐碱湖盆没有条件生长植被，大风将更为强劲，会先吹走盐碱粉尘和细尘，再吹走全部土壤，只剩下沙子，那时就成沙漠了。
“查干诺尔真的会演变成沙漠？”郑柏峪心头一紧，新的查干诺尔沙漠将会和浑善达克沙地连接起来，面积至少扩大100平方公里。
“查干诺尔还有治吗？”他焦急地问。
“用碱蓬！下雨之前把碱蓬种子一撒，让它随便长。”草原植物专家刘书润为郑柏峪指了一条治理之路。
他们在几十米开外的盐碱地上找到惟一一株野生的碱蓬，那是整个湖盆中惟一的绿色，它长的有点像猪毛菜，叶子肉质细小，茎杆有点红紫色。周围几百米的范围内看不见任何植物，只有它突兀、孤傲地站在那里。
一个叫碱蓬的先锋植物
从刘书润那里，郑柏峪第一次听到“碱蓬”这个名字。并且得知，这种植物在极端恶劣的盐碱环境中能站住脚跟，启动良性的生态效应及环境效应，消除裸露的盐碱荒漠，终让荒漠变成绿洲，是植物中的先锋派。
“这是一个植物替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耐盐碱植物逐渐退化消失，最后转变成一般的植物群落，就形成了草原。耐盐碱植物只是起先锋、过渡、桥梁的作用，所以叫先锋植物。”刘书润这样告诉他。
“既然碱蓬可以在盐碱干泡子里生长，那我们这里那么多干泡子为什么还是光秃秃的呢？按道理经过成百上千年，这些干泡子里应该早就被碱蓬覆盖了呀？”郑柏峪疑惑不解。
刘书润解释说，“湖泊干涸以后地势就十分平坦，在这种情况下，风就特别大，碱蓬种子都被大风刮走了，很难着床。没有植物覆盖，地面干燥特别快，结成坚硬的碱性外壳，种子更没有办法扎根。所以要人工干预，破开地面，撒播种子，再自然生长。”
郑柏峪这才想起来，原来过去在查干诺尔湖边的盐碱滩上，冬营盘的湿地上，都见过这种植物。秋天，碱蓬就变成了红色，像一片火焰，特别显眼。
从2002年开始，郑柏峪开始了碱蓬小面积种植的探索。和他并肩作战的还有来自国家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宋怀龙。
最初，他们两个人顶着盐碱尘暴拍相关的片子，在粉尘包围中，他们呼吸困难，粉尘钻进衣服，刺激皮肤，夜晚浑身发痒，他们把皮肤都挠破了，仍是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播下种子后，他们还要不时长途跋涉，来看看碱蓬的长势，晚上就住在牧民老乡家或者附近的小旅店里。一米来宽的硬板床上，经常要挤着两个人。查干诺尔的天气奇怪异常，有些年份里，5月仍然会下雪，到冬天时更加滴水成冰，西北风肆虐，两人就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穿行。
郑柏峪开始这样憧憬未来：辽阔蔚蓝的水面虽然不再，但是一片绿色的查干诺尔原野将重现！
伊德尔贡大叫：那家伙来了！
查干诺尔的干涸，也让郑柏峪对荒漠化、沙尘暴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科学家们告诉我，查干诺尔这样的环境问题是环境科学的尖端，牵涉到荒漠化起源，我的兴趣一下子上来了。”郑柏峪坦言，自己从小的科学梦，是他坚持沙化治理的第二重动力。
他一方面通过碱蓬的试种探索盐碱干湖盆的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也试图从根基上弄清楚盐碱尘暴的因果关系。
2004年5月，他和宋怀龙在查干诺尔湖盆种碱蓬。有一天上午，天气一直风和日丽，风力也只有三四级的样子。但是，到下午1点多钟，天开始昏暗，风力渐强。忽然，同行的牧民伊德尔贡大叫：“那家伙来了！”
只见干湖盆中一股白色的烟柱腾空而起，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不断扩大、上升，直冲上千米高空。
几分钟后，风在湖盆中卷起大片白色烟尘，就像海啸中的浪头翻滚着、呼啸着迎面扑了过来。郑柏峪拿出摄像机、照相机一阵猛拍，顾不得烟尘将自己淹没，因为这些盐碱尘暴爆发的镜头实在太珍贵了。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盐碱尘迎面吹来的那种感受。三天后，风才停了下来。
2005年春天，宋怀龙告诉他：“张北县的安固里诺尔也干了！”
如果安固里诺尔也爆发盐碱尘暴，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因为它离北京太近了，直线距离也就200公里。用宋怀龙的话来说：“就像从房檐上往北京洒盐碱面儿一样。”
郑柏峪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查干诺尔盐碱尘暴现象可能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区域生态加快恶化进程的一部分。他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对锡盟的湖泊干涸情况、发生机制及危害作一个调查，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确实太少了。
2005年7月份，郑柏峪组织了一个小科考组，在河北省的张北县、锡盟的正兰旗、阿巴嘎旗、东西乌珠穆沁旗、东西苏尼特旗进行了一个月的科学考察，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
结果令人震惊：在北京西北方向面积超过50平方千米的大湖有6个，其中已经干涸4个，没有干的水量也在大量减少，而207国道边上的小泡子更是问题不小。“这些干涸咸水湖全在北京的上风头，如果都像查干诺尔那样刮盐碱尘暴，对京津华北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郑柏峪忧心忡忡地说。
2006年春天，沙尘暴频繁肆虐京城。郑柏峪组织了摄制组，联合当时的央视气象频道一起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拍摄沙尘暴资料，所到之处无不为沙尘暴的破坏力而惊讶：大风夹带沙砾疯狂地切割草原的宝贵土地，将地面刻画出发丝样的缕缕划痕，将植物的根球翻了出来；在坑凹的地方，风甚至将底层的岩石暴露到地表；在沙地里，大风将沙丘迎风面的沙土刮走，长达三四米的植物根系像帘子一样暴露在表面……
在查干诺尔，他们更是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干湖盆方向腾空升起大股烟尘，由于背光，烟尘呈黑色，翻滚着舞动着压过来，小查干诺尔瞬间就被笼罩在盐碱烟尘之中，他们不得不撤离查干诺尔。
回到北京，郑柏峪联合韩同林等几个科学家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召开专家论证会，研讨沙尘暴问题。6月12日上午，温家宝亲自主持召开了沙尘暴防治工作专家座谈会，韩同林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然而，研讨会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近年来，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盐碱尘暴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关于沙尘暴究竟起源于沙漠还是干涸湖泊的学术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
“盐碱尘暴是一种生态危机，其危害超出沙尘暴，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郑柏峪告诉记者，“查干诺尔盐碱尘暴既是尖端的、未被探明的、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又是关系到我的第二故乡父老乡亲生存质量的大事，我自然也不会放弃。”
一个来自韩国的好消息
对郑柏峪来说，2006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连续三年的碱蓬试验取得了喜人成果：全部人工播种以及自然扩散的碱蓬面积已经达到几千亩。而且，碱蓬覆盖了大量的沙土，平均厚度在5到10厘米，厚的地方达20厘米。这为下一步治理开了个好头。
然而，看着郁郁葱葱的试验田，郑柏峪又陷入了新的迷茫：大规模种植的可行性尚且存在疑问，而所需的经费更是无从着落。
这年夏天，郑柏峪结识了在锡林郭勒草原进行环保活动的韩国NGO组织“生态和平亚洲”的中方负责人朴祥镐。他带领一群韩国大学生到查干诺尔体验蒙古族的草原生活，郑柏峪便和他聊起查干诺尔干涸、盐碱尘暴，以及碱蓬治理的困境，朴祥镐很感兴趣。
2007年夏秋，朴祥镐两次带人考察查干诺尔干湖盆，寻求解决之道。郑柏峪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查干诺尔太大了，如果治理要花不少钱。
9月的一个晚上，郑柏峪忽然接到朴祥镐从韩国打来的电话。原来，在“生态和平亚洲”的斡旋下，现代汽车（集团）决定出资支持开展“查干诺尔干湖盆治理项目”。朴祥镐打电话是咨询碱蓬治理的具体流程。
“要治理多大面积？”郑柏峪问。
“全都要治理。”朴祥镐说。
“如果全治理大概有12万亩呢！” 郑柏峪一阵惊喜。
“没有关系，可以分5年做。” 朴祥镐说。
10月上旬，当朴祥镐带着韩国现代汽车的徐震源科长来到查干诺尔，他们不仅看到了满是盐碱粉尘的干湖盆，也看到了郑柏峪他们前期种植的碱蓬。最后一天，朴祥镐对郑柏峪说：“项目定了。”
听到这句话，年过花甲的郑柏峪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2008年4月23日，现代汽车集团、生态和平亚洲与内蒙古阿巴嘎旗政府签约，正式启动“中国荒漠化防治—查干诺尔生态治理项目”，现代汽车集团承诺投资15亿韩元（600万元人民币），分5年实施，到2012年完成15平方公里的湖区植草，在查干诺尔湖区恢复绿地。
虽然有三年的试种经验，但是大面积铺开种植所遇到的困难，还是让郑柏峪焦头烂额。
“第一次大面积铺开种植，老天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一场大风把种子全吹跑了。”郑柏峪告诉记者，他们当时按照农业的办法，撒完种子之后，用拖板把土拖平、盖住。但正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拖板一拖，就把大的土块儿打碎了，风一刮，正好连种子带土一块儿刮跑了。他们种了5000亩，原地址稀稀拉拉只长出几棵，下风口的地上却是绿草茵茵。“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不能把土坷垃弄碎，那土坷垃是碱蓬种子的避风港。种子在土坷垃的呵护下，才能够长大。”郑柏峪说。
此后几年，他们还遭遇了很多考验，诸如暴风雨、泥浆、霜冻和风雪。后来，郑柏峪听取当地牧民的建议，将碱蓬种子播在拖拉机犁开的深沟里，这样既避免了被风暴卷走，又能借潮湿水分滋养种子，并且能有效防止霜冻，碱蓬的成活率也越来越高。
2011年底，全部人工碱蓬的面积超过60000亩，其中生长密度好的超过了45000亩。地质科学家到查干诺尔来拍照时，看到两湖之间密集生长的碱蓬，绿油油一片，连连称赞：真是了不起的成绩！
如果不出意外，2012年再播种15000亩，就可以实现全湖盆覆盖。然而，意外还是从天而降。
这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袭击了项目基地， 75000亩碱蓬有一大半（大约4万亩）被淹死。
面对这种情况，郑柏峪坦言，自己的心情颇为复杂：草原喜欢雨水，雨水大了，草原面貌大不一样，有的地方甚至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但一想起自己亲自种植的碱蓬在水下腐烂化泥，心里又很难受。
“这都是我们4年辛苦的成果呀！”无奈之下，他这样安慰自己：“草原好了，我们受点损失算不了什么，明年补种。”
这场暴雨也让郑柏峪陷入了新的思考：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到底是走向相对潮湿，还是走向干旱，这决定了查干诺尔到底是维持干盐湖，还是恢复到咸水湖。但他并不忧虑，“退一步想，如果我的估计是错误的，草原转为多雨期，干涸的查干诺尔再次充盈湖水，我还巴不得那样呢！这十多年白干了也值得。”
查干诺尔的启示
尽管历经波折，“中国荒漠化防治—查干诺尔生态治理项目”还是成了一个典型案例，为盐碱湖盆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可行途径。
“该项目是对半干旱草原地区荒漠化治理的一个贡献。”从事草原科学研究30余年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佐忠认为，种碱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术，但需要坚持和毅力。
查干诺尔干湖盆渐渐从一片死寂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郑柏峪发现，在种过碱蓬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其它植物，像碱茅、赖草、滨藜、芦苇等。这些次生植物的出现，比他们原先估计的时间早很多，这让他很兴奋。
“有了植物，动物也来了，喜欢碱蓬的骆驼时常光顾，牛羊有时也来。秋季碱蓬种子成熟以后，成群的鸟儿在碱蓬地里盘旋、降落、啄食碱蓬种子……”郑柏峪兴奋地描述着。
小小的碱蓬不仅让查干诺尔重新焕发了生机，也唤醒了世界对查干诺尔荒漠化问题的关注。2011年10月，郑柏峪和伊德尔贡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合国荒漠化大会”第10次会议NGO分会，查干诺尔项目开始被国外知晓。有越来越多的内蒙古知青、中韩大学生志愿者、草原研究者、当地牧民、NGO、媒体记者都加入进这支查干诺尔盐碱湖盆治理的队伍中。
郑柏峪认为，这个项目最大的启示在于：“它不是由国家计划、组织、实施的项目，而是由环保志愿者提出发起、科学家响应参与、最后由企业赞助实施的项目，这一组织形式做到这么大的规模，并使项目获得成功，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经验。”
在他看来，“放开和鼓励个人、科学家、社会团体和企业做公益事业是件大好事，它释放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的。”
郑柏峪希望查干诺尔的经验能够在荒漠化地区得以推广，更希望它为国家调整应对荒漠化的战略和措施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从全国的干盐湖来看，查干诺尔的干涸只是一个小点。要让更多的‘斑点一个个消失，我们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郑柏峪说。
郑柏峪告诉记者，对重返查干诺尔的风险，他最初也考虑过—“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但如果我不去做，心里肯定永远不得安宁。”
而且一路走来，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没有刘书润的建议，如果没有宋怀龙的指导，如果没有朴祥镐的到来……缺了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有这个项目的成功。“不能不说是幸运之神的光顾。”
郑柏峪说，要彻底重现查干诺尔昔日鸟类天堂的胜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其中，获得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至关重要。“再给我们5年时间就差不多了，可以保证耐碱植物大面积生长，并能长期成活。”
2014年9月18日，接受完记者的电话采访，郑柏峪还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还在为查干诺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资金奔走着。
家里的电话时断时续，郑柏峪留下手机号让记者打过去，末尾四位0471，恰好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电话区号。他笑着解释了一句：“因为年龄大了，这个号码好记！”
关于内蒙古的一切，早已融入到郑柏峪的生命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