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如何记忆
刘阳
摘要：影像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纪录片最重要的特点和最独特的标志就是真实性，它是以实事为基础，反映历史中真实的事件和情感表现。口述历史纪录片同样也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向人们展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新世纪以来，口述史样式的纪录片日益风行，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作简要的分析与研究，来探讨口述历史的方式与纪录片结合是如何记忆影像的。
关键词：影像 口述历史 纪录片
“口述”是相对于书面“文字”而言的概念，即通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口头叙述，来说明其生命、生活经验或生活故事，以累积资料文本的方式，为口述研究、重建历史提供资料。而“口述历史”是一种运用口述訪谈的方法，了解过去的人、事、物与现在的人、事、物之间的关联。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受访者人生历史，重建己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并且透过受访对象个人经历与历史体验，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口述历史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口述历史便应时所需由手抄本的文字记录逐渐转变为录音带、录影带模式。纪录片，被定义为“利用声画语言，力排虚构，对真实生活比较系统完整的‘描述或重建，并给人以信息交流和审美享受的影视片。”①
我国口述历史与纪录片的结合
从口述历史的应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新的治史方法和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口述历史这一治史方法的逐渐成熟，以及录像技术的发明普及，口述历史与纪录片的结合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就是口述历史类纪录片。
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口述历史的本质是记录历史，两者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口述历史是通过语言符号来传递信息的，通过知情人士的话语来重建历史，纪录片则是通过声音和画面语言来展现的。口述历史与纪录的结合，一方面通过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为人们展示历史侧面，以致更加接近历史中心，通过寻找回忆让人们近距离地触摸历史，最终通过真实记录口述者的叙述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已经逝去并且将不复存在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环境、现实生活相联系，以实现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与关照。
在纪录片中由口述者面对摄像机讲述故事，这样的表现形式早就不是新鲜事物。但我国口述历史应用于纪录片究竟始于何时，现在也无从考证。中国最早的口述历史纪求片大约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吴文光独立制作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年）。这部纪录片由五名口述者讲述红卫兵时代的经历构成，这是作为体制外独立制作人最早尝试由 “民间影像”制作的口述史纪录片，也是把口述历史运用到纪录片中较早的一个尝试。随后一些纪念领袖、伟人的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邓小平》（1997年）等开始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追忆人物，展现丰功伟绩。200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厦门纪录片选题会上提出了“口述历史”概念，并且在他的新纪录片《点击黄河》中也运用了亲历者讲述的方式，讲述人类文明给环境造成的威胁。②口述历史运用到纪录片中的富有生机的还有《荡涤尘埃》《一个人一座城》《重庆大轰炸》《开往1910年的列车》等。
新世纪以来，口述在电视屏幕上日益风行。除了《讲述》《见证·亲历》《大家》《鲁豫有约》《口述历史》等纯粹口述史样式的栏目陆续诞生外，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元素，口述也日益渗透到各种纪实节目当中。国内第一个口述历史类的电视栏目于2003年5月诞生，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大家》栏目，它记录了一群功勋卓著却默默无闻的学者专家，他们几乎都是走过世纪的老人。年龄最大的97岁，最年轻的63岁。通过他们的口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2004年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策划制作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电影传奇》，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史，主要包括从中国电影诞生到国共内战结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拍摄的数千部电影中的208部，再现了150部老电影中的600个真实场景。《电影传奇》共 233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老电影人口述与回顾。同时影片为人们讲述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奇闻异事和各种艰辛，崔永元又在其中穿插再现一些老的电影场景，插科打诨般的调侃，给老电影注入这个时代下人们的观点和思考。因此，这部记录片既有娱乐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在此期间，崔永元另外一部三十二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从2002年筹备到拍摄完成并播放历时八年时间，用崔永元的话来形容，该片是一次“更接近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尝试，更具有传奇和梦想色彩。每集均有一个主题，所表现的有关键战役、有人民武装、有国际援助、有武器补给、有战时情感、有伪军战俘……从尽可能完备的细节与侧面还原战争的全貌是拍摄此片的初衷。通过老红军的口述将一些细节叠加展现给观众的不仅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更是这些年近九旬曾经为了保卫国家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更是对历史的个人认知。
2006年凤凰卫视则以《口述历史》为名创办了一个栏目，栏目理念就是“以过来人亲身谈历史往事，大是大非中细述点点滴滴。”以及“一个勇于反思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智慧，一个勇于忏悔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宽容”，节目凭借真实的力量以及具有深度的思考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口述历史纪录片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逐渐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2007年12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启动的“中国电影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录像访谈的方式，收集和保存中国电影历史资料的工作。“中国电影口述历史项目”可以说是历史研究部门和影视部门在口述历史纪录片上的第一次正式联姻。
2012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口述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一经播出好评不断，这部纪录片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画面运用多维影像形式给人一种真实、震撼的视觉效果，不仅擅于捕捉细节，恰当运用珍贵历史资料，并且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在纪实的基础上强化视觉效果，影像上更具美感，呈现立体化影像。
近年来，口述历史在中国纪录片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口述历史和纪录片相结合的形式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口述历史纪录片如何展现影像
有意识地选择对象。口述历史纪录片不是节目，不等于是摄像机记录下来采访对象的回答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而是通过创作主体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有意识地选择采访对象，拍摄场景以及怎样剪辑，最终完成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③凤凰卫视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张力接受采访时说过，“凤凰作为一个媒体，在当下中国急剧变化的时代变革中，不但要展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一些具有引导性和社会责任的信息。我们选取什么样的人，选取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题材，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
做好前期工作，耐心倾听口述者的讲述内容。口述与影像的结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录在案，它应该有“更高的意图”——“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它有别于文献纪录片，在文献纪录片中，专家的采访仅仅被看作是“历史的证据”，而在口述史纪录片中，讲述人完全进入历史情景当中，他们像沉默很久的宝藏，希望能将心中铭记的说给后人听。在口述者讲述过去的经历时，观众可以真切地通过他的表情、状态和音容笑貌，感受到他或痛苦，或无奈，判断这个事情在他内心深处激荡起来的层层波澜，而文字是无法达到这个效果的，由此呈现出纪录片最为真实生动的影像。在此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对口述者做大概的了解，然后再听口述者讲，进行提示补充。而口述者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人，不用怎么提问，他们有很强的倾诉欲，会源源不断地讲述，需要采访者耐心倾听，同时通过前期的了解去判断真伪，适时提出问题。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现实意义
影像介入见证真实。学者马克·费侯在《电影与历史》一书中提到：“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几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汇；也可以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时刻里，电影便介入了历史。”历史永远不可改变与重复，于是历史永远是被后人叙述的，后来人永远无法全面掌握历史，只能无限地接近历史。而口述历史纪录片则是运用影视手段与叙事语言对某一事件中的亲历者访问，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从民间视角展幵叙述。历史见证者的讲述，让人们体会到真实的历史远比那些编织出的跌宕起伏、百转千回的故事篇章更加动人心弦。
纪录片将人类社会中的事件进行揭示、描绘、保存，而这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口述史料抢救。做口述历史是对正在消失的历史的抢救，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播出而做节目，而是為了记录和抢救一段历史。例如，2006年，崔永元重走长征路团队派小组前往云南采访了103位国民党原抗战老兵。在一年后回访的时候一多半的人已经不在了，崔永元感慨地说：“当时还真抢救下来一大批珍贵的口述资料。”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历史见证者多数为年事已高的老者，许多受访的老人在进行口述之后不久便去世了。这就要求在采访的过程中既要尽可能地在每一位口述者身上挖掘更多的历史内容，又要尽快采取行动争取采访到更多的历史亲历者，可以说这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近些年致力于做口述历史的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进行关于“百团大战”的采访时，很难找到线索，进行口述的亲历者很少，没能找到更重要的参战者导致了对“百团大战”只有几次小规模战役的讲述，整体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崔永元以及其团队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认为如果50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还能采访到北洋水师士兵，而如果现在不做将来会更晚。
因此，口述历史不仅仅是给亲历历史的老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开口讲述那些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同时，口述历史也是给人们以及后人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抢救下来，以后就有机会继续研究，让人们和后人在许多年后仍然能够与先辈进行对话，通过先辈的讲述去理解和体验历史。就如同播种下了记忆的种子，等待着在人们和后人的面前绽放。
启示
综上，本文通过对口述历史和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界定，可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口述体的纪录片或电视节目都可以称之为口述历史纪录片，口述历史纪录片关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而不是昨天和今天都在发生的现实生活的常态。盲目的扩大其范围，将会使得研究失去一部分价值。纪录片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纪实性艺术形式。因此，将口述历史音像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而编制成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是更接近口述历史的一种艺术形式。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艺术形式是值得提倡的。它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接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中国的文化继承与发扬也是有益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口述历史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本身，而是来自于其创作理念和制作过程。这就要求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编创人员要具有民族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无论是在现实采访中还是在纪录片作品中，都应该保持一种倾听的姿态，在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其对于历史的求知欲和想要让观众了解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
口述历史形式是不存在剪接的，由于影视蒙太奇会“说谎”的特性，口述历史纪录片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后期剪接而产生其它的意义，这也是对那些用生命来讲述历史的口述者的最基本的尊重。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注释：①吴 甜：《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叙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赵 蕊：《影像？记忆与认同——口述史纪录片的历史真实》，《电影文学》，2013（9）。
摘要：影像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纪录片最重要的特点和最独特的标志就是真实性，它是以实事为基础，反映历史中真实的事件和情感表现。口述历史纪录片同样也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现场的前提下，向人们展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新世纪以来，口述史样式的纪录片日益风行，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作简要的分析与研究，来探讨口述历史的方式与纪录片结合是如何记忆影像的。
关键词：影像 口述历史 纪录片
“口述”是相对于书面“文字”而言的概念，即通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口头叙述，来说明其生命、生活经验或生活故事，以累积资料文本的方式，为口述研究、重建历史提供资料。而“口述历史”是一种运用口述訪谈的方法，了解过去的人、事、物与现在的人、事、物之间的关联。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受访者人生历史，重建己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并且透过受访对象个人经历与历史体验，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口述历史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口述历史便应时所需由手抄本的文字记录逐渐转变为录音带、录影带模式。纪录片，被定义为“利用声画语言，力排虚构，对真实生活比较系统完整的‘描述或重建，并给人以信息交流和审美享受的影视片。”①
我国口述历史与纪录片的结合
从口述历史的应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新的治史方法和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口述历史这一治史方法的逐渐成熟，以及录像技术的发明普及，口述历史与纪录片的结合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就是口述历史类纪录片。
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口述历史的本质是记录历史，两者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口述历史是通过语言符号来传递信息的，通过知情人士的话语来重建历史，纪录片则是通过声音和画面语言来展现的。口述历史与纪录的结合，一方面通过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为人们展示历史侧面，以致更加接近历史中心，通过寻找回忆让人们近距离地触摸历史，最终通过真实记录口述者的叙述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已经逝去并且将不复存在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环境、现实生活相联系，以实现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与关照。
在纪录片中由口述者面对摄像机讲述故事，这样的表现形式早就不是新鲜事物。但我国口述历史应用于纪录片究竟始于何时，现在也无从考证。中国最早的口述历史纪求片大约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吴文光独立制作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年）。这部纪录片由五名口述者讲述红卫兵时代的经历构成，这是作为体制外独立制作人最早尝试由 “民间影像”制作的口述史纪录片，也是把口述历史运用到纪录片中较早的一个尝试。随后一些纪念领袖、伟人的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邓小平》（1997年）等开始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追忆人物，展现丰功伟绩。200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厦门纪录片选题会上提出了“口述历史”概念，并且在他的新纪录片《点击黄河》中也运用了亲历者讲述的方式，讲述人类文明给环境造成的威胁。②口述历史运用到纪录片中的富有生机的还有《荡涤尘埃》《一个人一座城》《重庆大轰炸》《开往1910年的列车》等。
新世纪以来，口述在电视屏幕上日益风行。除了《讲述》《见证·亲历》《大家》《鲁豫有约》《口述历史》等纯粹口述史样式的栏目陆续诞生外，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元素，口述也日益渗透到各种纪实节目当中。国内第一个口述历史类的电视栏目于2003年5月诞生，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大家》栏目，它记录了一群功勋卓著却默默无闻的学者专家，他们几乎都是走过世纪的老人。年龄最大的97岁，最年轻的63岁。通过他们的口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2004年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策划制作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电影传奇》，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史，主要包括从中国电影诞生到国共内战结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拍摄的数千部电影中的208部，再现了150部老电影中的600个真实场景。《电影传奇》共 233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老电影人口述与回顾。同时影片为人们讲述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奇闻异事和各种艰辛，崔永元又在其中穿插再现一些老的电影场景，插科打诨般的调侃，给老电影注入这个时代下人们的观点和思考。因此，这部记录片既有娱乐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在此期间，崔永元另外一部三十二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从2002年筹备到拍摄完成并播放历时八年时间，用崔永元的话来形容，该片是一次“更接近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尝试，更具有传奇和梦想色彩。每集均有一个主题，所表现的有关键战役、有人民武装、有国际援助、有武器补给、有战时情感、有伪军战俘……从尽可能完备的细节与侧面还原战争的全貌是拍摄此片的初衷。通过老红军的口述将一些细节叠加展现给观众的不仅是鲜为人知的历史，更是这些年近九旬曾经为了保卫国家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更是对历史的个人认知。
2006年凤凰卫视则以《口述历史》为名创办了一个栏目，栏目理念就是“以过来人亲身谈历史往事，大是大非中细述点点滴滴。”以及“一个勇于反思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智慧，一个勇于忏悔的民族才会有更多的宽容”，节目凭借真实的力量以及具有深度的思考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口述历史纪录片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逐渐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2007年12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启动的“中国电影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录像访谈的方式，收集和保存中国电影历史资料的工作。“中国电影口述历史项目”可以说是历史研究部门和影视部门在口述历史纪录片上的第一次正式联姻。
2012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口述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一经播出好评不断，这部纪录片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画面运用多维影像形式给人一种真实、震撼的视觉效果，不仅擅于捕捉细节，恰当运用珍贵历史资料，并且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在纪实的基础上强化视觉效果，影像上更具美感，呈现立体化影像。
近年来，口述历史在中国纪录片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口述历史和纪录片相结合的形式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口述历史纪录片如何展现影像
有意识地选择对象。口述历史纪录片不是节目，不等于是摄像机记录下来采访对象的回答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而是通过创作主体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有意识地选择采访对象，拍摄场景以及怎样剪辑，最终完成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③凤凰卫视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张力接受采访时说过，“凤凰作为一个媒体，在当下中国急剧变化的时代变革中，不但要展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一些具有引导性和社会责任的信息。我们选取什么样的人，选取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样的题材，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
做好前期工作，耐心倾听口述者的讲述内容。口述与影像的结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录在案，它应该有“更高的意图”——“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它有别于文献纪录片，在文献纪录片中，专家的采访仅仅被看作是“历史的证据”，而在口述史纪录片中，讲述人完全进入历史情景当中，他们像沉默很久的宝藏，希望能将心中铭记的说给后人听。在口述者讲述过去的经历时，观众可以真切地通过他的表情、状态和音容笑貌，感受到他或痛苦，或无奈，判断这个事情在他内心深处激荡起来的层层波澜，而文字是无法达到这个效果的，由此呈现出纪录片最为真实生动的影像。在此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对口述者做大概的了解，然后再听口述者讲，进行提示补充。而口述者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人，不用怎么提问，他们有很强的倾诉欲，会源源不断地讲述，需要采访者耐心倾听，同时通过前期的了解去判断真伪，适时提出问题。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现实意义
影像介入见证真实。学者马克·费侯在《电影与历史》一书中提到：“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几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汇；也可以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时刻里，电影便介入了历史。”历史永远不可改变与重复，于是历史永远是被后人叙述的，后来人永远无法全面掌握历史，只能无限地接近历史。而口述历史纪录片则是运用影视手段与叙事语言对某一事件中的亲历者访问，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从民间视角展幵叙述。历史见证者的讲述，让人们体会到真实的历史远比那些编织出的跌宕起伏、百转千回的故事篇章更加动人心弦。
纪录片将人类社会中的事件进行揭示、描绘、保存，而这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口述史料抢救。做口述历史是对正在消失的历史的抢救，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播出而做节目，而是為了记录和抢救一段历史。例如，2006年，崔永元重走长征路团队派小组前往云南采访了103位国民党原抗战老兵。在一年后回访的时候一多半的人已经不在了，崔永元感慨地说：“当时还真抢救下来一大批珍贵的口述资料。”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历史见证者多数为年事已高的老者，许多受访的老人在进行口述之后不久便去世了。这就要求在采访的过程中既要尽可能地在每一位口述者身上挖掘更多的历史内容，又要尽快采取行动争取采访到更多的历史亲历者，可以说这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近些年致力于做口述历史的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进行关于“百团大战”的采访时，很难找到线索，进行口述的亲历者很少，没能找到更重要的参战者导致了对“百团大战”只有几次小规模战役的讲述，整体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崔永元以及其团队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认为如果50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还能采访到北洋水师士兵，而如果现在不做将来会更晚。
因此，口述历史不仅仅是给亲历历史的老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开口讲述那些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同时，口述历史也是给人们以及后人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抢救下来，以后就有机会继续研究，让人们和后人在许多年后仍然能够与先辈进行对话，通过先辈的讲述去理解和体验历史。就如同播种下了记忆的种子，等待着在人们和后人的面前绽放。
启示
综上，本文通过对口述历史和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界定，可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口述体的纪录片或电视节目都可以称之为口述历史纪录片，口述历史纪录片关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而不是昨天和今天都在发生的现实生活的常态。盲目的扩大其范围，将会使得研究失去一部分价值。纪录片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纪实性艺术形式。因此，将口述历史音像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而编制成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是更接近口述历史的一种艺术形式。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艺术形式是值得提倡的。它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接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中国的文化继承与发扬也是有益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口述历史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本身，而是来自于其创作理念和制作过程。这就要求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编创人员要具有民族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无论是在现实采访中还是在纪录片作品中，都应该保持一种倾听的姿态，在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其对于历史的求知欲和想要让观众了解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
口述历史形式是不存在剪接的，由于影视蒙太奇会“说谎”的特性，口述历史纪录片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后期剪接而产生其它的意义，这也是对那些用生命来讲述历史的口述者的最基本的尊重。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注释：①吴 甜：《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叙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赵 蕊：《影像？记忆与认同——口述史纪录片的历史真实》，《电影文学》，2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