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真人秀节目流行的背后
胡泊
摘要：20世纪末以来，电视真人秀节目成为综艺节目的领头羊，引发了截至目前为止仍在流行的热播十余年的电视综艺浪潮，形成备受广大观众长久聚焦的“电视景观”。从电视受众社会主体性需求和体现日常生活相关性的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进而揭示其蕴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因素，是考察其流行的一个有益参照。
关键词：主体性 相关性 电视真人秀 宣泄 逃离
电视真人秀节目进入中国电视领域后，迅速变身成综艺节目的领头羊，从中央台到地方卫视，真人秀节目如雨后春笋遍地出现，其形态各异令人眼花缭乱，直接引发了截至目前为止仍在流行的电视综艺浪潮，成为备受广大受众长久聚焦的“电视景观”。然而，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何会在这个历史时段流行，缘何长期受到电视观众的热捧。本文拟从满足电视受众社会主体性需求和体现日常生活相关性特点的视角，对这一典型现象进行考察和梳理，进而努力揭示其蕴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原因。
一
众所周知，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强势高速增长的状态，人均GDP在5年内连续突破1000美元、2000美元和3000美元大关，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更多地向发展型、满足型、享受型升级，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多样性欲求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形势的向好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治理更加开明，时代更加开放，文化的发展也更加多元，社会包容性更强，不再只有一种声音或一种形态占据文化发展的全部空间，各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和谐性特征更加鲜明。一方面，经历了文革时期文化的桎梏和改革开放初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深刻洗礼，不断富裕起来的大众希望看到包括主旋律、精英性和平民性等在内的不同面貌的文化产品，以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实际的形式和内容来满足自身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国际媒介竞争和國内行业转型发展、传媒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大趋势下，也急需在市场层面谋求与大众化需求相契合的切入点，希望通过诸如电视真人秀这样的低姿态的渠道，给与大众抒发心境和宣泄情绪的特定空间。于是，随着西方电视真人秀风潮的拉动，“在政治比较开明、民主具有相对空阔的过度时期，当文化走向大众、当这种草根性显露的时候，就催生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媒介对‘秀的一种难得的开放，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兴旺发达的文化景观。”①此外，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电信金融诈骗案”“倒地老人扶不扶”现象、“毒奶粉”事件、“学历门”丑闻等社会诚信危机案例，也加剧了民众对虚假的愤懑，对“真实”的渴求与呼唤，潜意识里希望能从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媒介地位的电视里，寻找到真实感的慰籍，实现主观意识里对真心、真爱、真情相交融的美好社会憧憬的现实诉求。这也从大众心理层面奠定了对真人秀节目的原始好感和潜在收视倾向。
二
如果说上述条件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出现做好了外部准备的话，那么其自身呈现出的与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则无疑为节目的流行提供了内在保证。
这里所说的相关性实际上是一种衡量的标准，也是一个最大众化的且最核心的指标。简单地说，就是文化产品同使用者日常生存需要和生活经验的关联与切入程度。“如果一个文化资源不能提供切入点，使日常生活的体验得以与之共鸣，那么，它就不会是大众的。”②真人秀节目提供了与大众生活生存需要的高度的相关性，符合大众的普遍辨识力和经验视野，是大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显性反映，更容易被认知、被接受。
体现相关性的方式有很多，受众可以从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闲、智、养等各个方面找寻到它们的存在，这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和内容提供了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譬如，有伴奏的唱歌作为人们茶余饭后到KTV消遣娱乐的最生活化和大众化的形式，就为《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等歌唱类真人秀节目铺设了切入的路径。年轻人能通过参加节目展示自我一夜成名，中年人也能借着观看节目重温对上世纪80、90年代MTV的无比眷恋，想象性地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感。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游戏的需要，有谋取快感的生理欲求，这就使得《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我是传奇》《挑战者联盟》等游戏类真人秀节目找到了聚合大众注意力的深度关联性，收视率一季高过一季，附带的赞助也一年多于一年。另外，中国人普遍家庭意识比较浓厚，如何在成家生子之后带孩子、教育孩子，如何让孩子在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健康成长，一直是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于是《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宝贝大猜想》《疯狂的麦咭》等亲子类节目就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大众的关切。诸如这样与生活经验相关的真人秀类型还有很多，比如相亲类、养生类、舞蹈类、宠物类、汽车类、装修类等等。无论哪种类型，皆体现出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其一，在表现内容上与大众生活经验、生存需要或兴趣爱好密切相连，体现出节目内容生产与受众观看动机的高度耦合性，强化了受众对节目的好感和忠诚度。其二，在表现方式上，往往采用隐蔽拍摄、跟踪拍摄、现场直播、补充现场、现场追述等融合纪录感和现场感的制作手法，“用纪录话语表现现场，用现场技巧进行纪录”。③主要目的是增强真人秀的真实化、无缝化与认同感，力求“客观”地展现参与选手“秀”的行为、状态与情绪，建立受众与节目、收视心理与镜像呈现的互通互信机制，使受众潜意识中把自我对象化地投射到真人秀选手身上，在“秀”的过程中体验生活乐趣，收获替代性的快感和心理满足。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经济和社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任务，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现代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还不平衡，社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各种途径向城市集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城市居民，面临着生存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从生存角度看，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且最刚需的房价、物价多年来一直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因教育体制和专业设置滞后等原因导致的大学生毕业即无业的状态，也让学生家长们备受煎熬；早年因所在单位或企业改制分流造成的中年人再就业问题、退休下岗职工的社会医疗和保障问题，也让许多家庭面临支出拮据的境地。从心理角度看，当今社会新入职的年轻人工作负荷重、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亟待心理的调适和减压；中年人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负担，对工作中急需的新知识、新技术的换代更新要求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些压力长期在大众心底累积，当务之急就是希望能找寻到释放和宣泄这种压力的渠道，而高雅艺术因其审美标准上的“高大上”，无法在一般性阅读或浅表化理解的层面排遣大众的心理压力。因此，门槛相对较低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顺其自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打开了释放压力的闸门，感受到了心理上的慰籍，体验到了娱乐之后久违的轻松。
如果说“宣泄”体现了大众的本我原则的话，那么电视真人秀节目带给受众的“逃离”则无疑体现了自我的原则。它表现在互为表里、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现实境况的遗忘。即在节目规定的情境里，通过所谓的“真人参与”“真实纪录”“真正在场”，来呈现一场由明星大腕或草根群众参加的经过精心预设的无缝化的游戏表演“秀”，并在“秀”的过程中让大众忘却现实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感受收视的欢乐快感和投入节目的兴奋愉悦。另一个是对现实社会公平正义的非暴力对抗性的渴望。渴望是对缺失的欲求。当下社会语境中，屡有诸如“官二代”火箭升官、“富二代”为富不仁等污染社会风气的报道见诸媒体，更有打招呼、走后门、托关系等潜规则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规则和公共道德秩序，大众对此甚为反感卻不能采用暴力行为直接对抗。而真人秀节目大多采用“公正规则——公开竞争——公平游戏”方式进行，要求明确，人人平等，过程透明，没有潜规则，谁也不能越权造假。这就满足了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诉求，实现了他们非暴力对抗的初衷，在节目中体验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可比拟的状态，因而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综艺节目多以‘海选‘盲选‘转身等作为核心评判机制，这高度吻合了渴望公平正义的社会心理潮流。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等级借由电视综艺游戏的环节得以破除，这些评判机制在赋予综艺节目参与者较为公平的话语权和表决权的同时，也表征了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社会的向往。”④
总之，大众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喜爱绝非毫无根据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现实的心理需要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虽然精英人士和文化批评家们对大众认同电视真人秀节目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忧虑（这种忧虑也是客观的和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电视综艺节目，收视的目标主体并非那些惯用艺术标准或审美眼光衡量事物的人，反倒是希望从节目中收获认同感和快乐情绪的普罗大众。事实上，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也不应强制对方喜好什么以及喜好的方式。只要彼此的喜好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多元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就应允许各美其美，并保护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权利。
（作者单位：常州市广播影视学会）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①周 星：《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现状与问题》，《理论学刊，》2007（9）。
②[美] 约翰·菲斯克，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③苗 棣，王更新：《纪实话语与戏剧结构》，《现代传播》，2014（11）。
④何志武，张 洁：《碎片化时代的媒体奇观》，《现代传播》，2015（5）。
摘要：20世纪末以来，电视真人秀节目成为综艺节目的领头羊，引发了截至目前为止仍在流行的热播十余年的电视综艺浪潮，形成备受广大观众长久聚焦的“电视景观”。从电视受众社会主体性需求和体现日常生活相关性的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进而揭示其蕴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因素，是考察其流行的一个有益参照。
关键词：主体性 相关性 电视真人秀 宣泄 逃离
电视真人秀节目进入中国电视领域后，迅速变身成综艺节目的领头羊，从中央台到地方卫视，真人秀节目如雨后春笋遍地出现，其形态各异令人眼花缭乱，直接引发了截至目前为止仍在流行的电视综艺浪潮，成为备受广大受众长久聚焦的“电视景观”。然而，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何会在这个历史时段流行，缘何长期受到电视观众的热捧。本文拟从满足电视受众社会主体性需求和体现日常生活相关性特点的视角，对这一典型现象进行考察和梳理，进而努力揭示其蕴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原因。
一
众所周知，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强势高速增长的状态，人均GDP在5年内连续突破1000美元、2000美元和3000美元大关，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更多地向发展型、满足型、享受型升级，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多样性欲求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形势的向好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治理更加开明，时代更加开放，文化的发展也更加多元，社会包容性更强，不再只有一种声音或一种形态占据文化发展的全部空间，各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和谐性特征更加鲜明。一方面，经历了文革时期文化的桎梏和改革开放初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深刻洗礼，不断富裕起来的大众希望看到包括主旋律、精英性和平民性等在内的不同面貌的文化产品，以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实际的形式和内容来满足自身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国际媒介竞争和國内行业转型发展、传媒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大趋势下，也急需在市场层面谋求与大众化需求相契合的切入点，希望通过诸如电视真人秀这样的低姿态的渠道，给与大众抒发心境和宣泄情绪的特定空间。于是，随着西方电视真人秀风潮的拉动，“在政治比较开明、民主具有相对空阔的过度时期，当文化走向大众、当这种草根性显露的时候，就催生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媒介对‘秀的一种难得的开放，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兴旺发达的文化景观。”①此外，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电信金融诈骗案”“倒地老人扶不扶”现象、“毒奶粉”事件、“学历门”丑闻等社会诚信危机案例，也加剧了民众对虚假的愤懑，对“真实”的渴求与呼唤，潜意识里希望能从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媒介地位的电视里，寻找到真实感的慰籍，实现主观意识里对真心、真爱、真情相交融的美好社会憧憬的现实诉求。这也从大众心理层面奠定了对真人秀节目的原始好感和潜在收视倾向。
二
如果说上述条件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出现做好了外部准备的话，那么其自身呈现出的与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则无疑为节目的流行提供了内在保证。
这里所说的相关性实际上是一种衡量的标准，也是一个最大众化的且最核心的指标。简单地说，就是文化产品同使用者日常生存需要和生活经验的关联与切入程度。“如果一个文化资源不能提供切入点，使日常生活的体验得以与之共鸣，那么，它就不会是大众的。”②真人秀节目提供了与大众生活生存需要的高度的相关性，符合大众的普遍辨识力和经验视野，是大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显性反映，更容易被认知、被接受。
体现相关性的方式有很多，受众可以从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闲、智、养等各个方面找寻到它们的存在，这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和内容提供了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譬如，有伴奏的唱歌作为人们茶余饭后到KTV消遣娱乐的最生活化和大众化的形式，就为《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等歌唱类真人秀节目铺设了切入的路径。年轻人能通过参加节目展示自我一夜成名，中年人也能借着观看节目重温对上世纪80、90年代MTV的无比眷恋，想象性地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感。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游戏的需要，有谋取快感的生理欲求，这就使得《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我是传奇》《挑战者联盟》等游戏类真人秀节目找到了聚合大众注意力的深度关联性，收视率一季高过一季，附带的赞助也一年多于一年。另外，中国人普遍家庭意识比较浓厚，如何在成家生子之后带孩子、教育孩子，如何让孩子在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健康成长，一直是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于是《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宝贝大猜想》《疯狂的麦咭》等亲子类节目就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大众的关切。诸如这样与生活经验相关的真人秀类型还有很多，比如相亲类、养生类、舞蹈类、宠物类、汽车类、装修类等等。无论哪种类型，皆体现出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其一，在表现内容上与大众生活经验、生存需要或兴趣爱好密切相连，体现出节目内容生产与受众观看动机的高度耦合性，强化了受众对节目的好感和忠诚度。其二，在表现方式上，往往采用隐蔽拍摄、跟踪拍摄、现场直播、补充现场、现场追述等融合纪录感和现场感的制作手法，“用纪录话语表现现场，用现场技巧进行纪录”。③主要目的是增强真人秀的真实化、无缝化与认同感，力求“客观”地展现参与选手“秀”的行为、状态与情绪，建立受众与节目、收视心理与镜像呈现的互通互信机制，使受众潜意识中把自我对象化地投射到真人秀选手身上，在“秀”的过程中体验生活乐趣，收获替代性的快感和心理满足。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经济和社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任务，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现代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还不平衡，社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各种途径向城市集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城市居民，面临着生存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从生存角度看，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且最刚需的房价、物价多年来一直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因教育体制和专业设置滞后等原因导致的大学生毕业即无业的状态，也让学生家长们备受煎熬；早年因所在单位或企业改制分流造成的中年人再就业问题、退休下岗职工的社会医疗和保障问题，也让许多家庭面临支出拮据的境地。从心理角度看，当今社会新入职的年轻人工作负荷重、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亟待心理的调适和减压；中年人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负担，对工作中急需的新知识、新技术的换代更新要求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些压力长期在大众心底累积，当务之急就是希望能找寻到释放和宣泄这种压力的渠道，而高雅艺术因其审美标准上的“高大上”，无法在一般性阅读或浅表化理解的层面排遣大众的心理压力。因此，门槛相对较低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顺其自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打开了释放压力的闸门，感受到了心理上的慰籍，体验到了娱乐之后久违的轻松。
如果说“宣泄”体现了大众的本我原则的话，那么电视真人秀节目带给受众的“逃离”则无疑体现了自我的原则。它表现在互为表里、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现实境况的遗忘。即在节目规定的情境里，通过所谓的“真人参与”“真实纪录”“真正在场”，来呈现一场由明星大腕或草根群众参加的经过精心预设的无缝化的游戏表演“秀”，并在“秀”的过程中让大众忘却现实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感受收视的欢乐快感和投入节目的兴奋愉悦。另一个是对现实社会公平正义的非暴力对抗性的渴望。渴望是对缺失的欲求。当下社会语境中，屡有诸如“官二代”火箭升官、“富二代”为富不仁等污染社会风气的报道见诸媒体，更有打招呼、走后门、托关系等潜规则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规则和公共道德秩序，大众对此甚为反感卻不能采用暴力行为直接对抗。而真人秀节目大多采用“公正规则——公开竞争——公平游戏”方式进行，要求明确，人人平等，过程透明，没有潜规则，谁也不能越权造假。这就满足了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诉求，实现了他们非暴力对抗的初衷，在节目中体验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可比拟的状态，因而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综艺节目多以‘海选‘盲选‘转身等作为核心评判机制，这高度吻合了渴望公平正义的社会心理潮流。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等级借由电视综艺游戏的环节得以破除，这些评判机制在赋予综艺节目参与者较为公平的话语权和表决权的同时，也表征了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社会的向往。”④
总之，大众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喜爱绝非毫无根据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现实的心理需要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虽然精英人士和文化批评家们对大众认同电视真人秀节目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忧虑（这种忧虑也是客观的和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电视综艺节目，收视的目标主体并非那些惯用艺术标准或审美眼光衡量事物的人，反倒是希望从节目中收获认同感和快乐情绪的普罗大众。事实上，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也不应强制对方喜好什么以及喜好的方式。只要彼此的喜好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多元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就应允许各美其美，并保护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权利。
（作者单位：常州市广播影视学会）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①周 星：《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现状与问题》，《理论学刊，》2007（9）。
②[美] 约翰·菲斯克，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③苗 棣，王更新：《纪实话语与戏剧结构》，《现代传播》，2014（11）。
④何志武，张 洁：《碎片化时代的媒体奇观》，《现代传播》，2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