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传媒反腐”的四点经验
王卫明 杨帆
[提 要]国外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利用传媒的力量推动反腐败工作。通过分析日本、德国、巴西、印度传媒反腐的经典案例，可以总结出国外“传媒反腐”的四点经验：宪法法律“保驾护航”是“传媒反腐”披荆斩棘的根本保障，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是“传媒反腐”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反腐报道有始有终是“传媒反腐”取得成效的必然要求，刚性问责接力跟进是“传媒反腐”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国外；传媒；反腐；经验
[作者简介]王卫明（1976—），男，南昌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博士；杨 帆（1989—），男，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生。（江西南昌 330031）
反腐败是全球性难题。在反腐败过程中，国外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利用传媒的力量反腐败。“传媒反腐”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发出腐败预警，揭露腐败内幕；协调社会力量，促进廉政制度建设；传播廉政文化，开展廉政教育。
一、四个经典案例
在“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方面，国外“传媒反腐”已有一些经典案例，其中就包括以下四个案例。
（一）日本新闻界对金权政治的揭露
20世纪70年代初，《文艺春秋》杂志记者立花隆对1972年7月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的财产背景产生怀疑。他认为，田中申报的个人收入才七八千万日元，不可能拥有令人咂舌的财产。经过1年多时间的调查，立花隆在《文艺春秋》1974年11月刊发表长篇报道《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和人脉》。该报道详尽揭露田中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滥用权力、非法敛财的种种事实。1974年12月，田中角荣被迫下台。
1976年2月，日本新闻界得知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与美国的贸易交往中，收受5亿元贿赂，用政治权力要求全日本航空公司购买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每日新闻》等报纸因此对田中角荣进行猛烈抨击，司法机关不得不逮捕包括田中角荣和前运输大臣桥本爱美三郎等在内的18位官员。随后，东京地方法庭对田中作出了“监禁4年、追回5亿日元”的判决，其他有关人员也受到相应惩处。
（二）德国《明镜》周刊与弗利克贿赂案
《明镜》周刊是德国最著名的周刊之一，注重调查性报道，敢于揭露政界丑行，在德国有广泛的影响。
1975年，钢铁大企业弗利克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逃税。1981年11月29日，《明镜》周刊发表文章，直接点名揭露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和总理府国务秘书拉恩斯泰因收受弗利克公司的贿赂，为该公司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
1983年1月25日，《明镜》周刊又登载爆炸性新闻：科尔总理接受了弗利克公司的现款。刚刚组建的绿党闻风而动，要求科尔立即辞职。
1983年12月8日，波恩检察院对弗利克贿赂案提起公诉。众多政治明星卷入其中，或成为被告，或成为证人。1983年12月12日出版的《明镜》周刊评论说：“平时只有在戈德斯堡的雷杜特举行国宴时才会有这么多政治名流，如果按波恩的检察官们的想法办，明年政治名流将在波恩地方中级法院的刑事陪审法庭大厅里欢聚一堂。”
1986年2月17日，绿党议员奥托·席利指控科尔犯有伪证罪。1986年2月23日，该刊报道说，科尔总理所在执政党高层决定，一旦科尔由于说谎而被起诉，科尔就必须下台。
1987年2月16日，波恩地方法院判定被指控的官员在弗利克逃税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们进行处罚。在这起长达7年之久的案件中，《明镜》周刊不但积极揭露案情，而且密切报道案件进展，履行“监测环境”的功能。
（三）巴西报刊的报道导致总统被弹劾
科洛尔·德梅洛是巴西历史上首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是拉美国家首位被弹劾的国家元首。
1992年5月13日，巴西最有影响的杂志《阅读》周刊，公开报道了时任总统科洛尔与巴西大富商保罗·法里亚斯官商勾结的肮脏勾当。在文章中，《阅读》周刊揭发了保罗·法里亚斯在科洛尔参加总统竞选时的种种不法行为以及科洛尔当上总统后法里亚斯凭借权势进行敲诈欺骗、威逼利诱、非法牟利的丑行。该文还指出法里亚斯在总统的庇护下插手政府事务、组织“平行政府”，无恶不作。
1992年6月初，巴西议会成立了“法里亚斯专案”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加入进来。6月底，巴西《这就是》周刊报道了“法里亚斯通过总统私人秘书安娜为科洛尔及其家人支付开销”。随后，报界又披露法里亚斯与安娜曾通过几百次电话，联系为总统一家支付费用的事宜。科洛尔的腐败形象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1992年9月29日，巴西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弹劾案。9月30日，参议院也通过了此项议案，对犯有“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的科洛尔进行政治审判。
（四）印度“我行贿了”网站成民众申诉腐败平台
印度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2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印度排第94位（在中国排名之后）。
印度民众常常被迫向官员行贿。2010年8月，印度一家非盈利组织建立“我行贿了”网站（www.ipaidabribe.com），鼓励民众在该网站匿名申诉自己因被索贿而行贿的经历，包括原因、地点、金额等。
截至2013年7月14日，“我行贿了”网站发布了超过21000多条民众的行贿案例记录，涉及印度549个城市，行贿资金总额超过17.8亿卢比。在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印度民众五花八门的行贿经历：行贿300卢比才从警察局要回自己被偷的摩托车；交1000卢比才能得到退休金；拿孩子出生证明必须向工作人员额外支付250卢比；……
“我行贿了”网站管理者百勒（Awanti Bele）说，网站对“被索贿”的申诉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网站所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运输和公路安全部部长，从网站看到他所在部门受到多宗贿赂投诉后，主动就“如何简化程序以减少腐败”咨询网站的意见。
三、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现实价值
苏区红色歌谣在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苏区革命斗争实践锤炼，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凝结着赣南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具有永恒价值和旺盛生命力，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激励人们坚定信念，培养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一是以山歌鼓励人们革命意志。如：《唱歌要唱革命歌》“山歌不是考声音，总爱革命意义深；革命不是取人貌，总爱勇猛打敌人”。它让山歌负载革命的内涵。二是激励人们坚定革命理想。如《登山行军歌》：“我们都是如铁的红军，爬高山如平地，奋勇向前进；那怕他峰高坡陡谷深路又小，迈步向前去，不要稍停留。勇猛地迅速地向前杀敌人，这一次的胜利必定是我们！”它将爬山行进中的细节“那怕他峰高坡陡谷深路又小，迈步向前去，不要稍停留”与向前行军切莫停留的前行目标融合起来，表达出奋勇向前的意志与决心，体现出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三是通过对红色歌谣的传唱，坚定革命信念。如《不怕白鬼来烧楼》：“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旧楼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盖新楼”。
2.传承无私奉献、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人民舍生取义，为着理想和信念，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染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慷慨赴难。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有着这样的无数国魂，不断激励着人们不屈不挠的斗志。赣南苏区歌谣里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正是民族精神中至刚至大的气节。如《死为人民也心甘》：“骑虎不怕上山，骑龙不怕下滩；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也心甘”、“真金不怕火来烧，革命不怕敌人刀，砍了脑壳还有颈，砍断颈来还有腰”。
3.发扬艰苦奋斗、克勤克俭、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赣南苏区地瘠民贫，物质极度匮乏，部队缺粮少医，加上敌人的封锁与“围剿”，越是艰苦的环境却越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和鼓舞着苏区军民向着胜利、向着未来坚定不移地迈进，它是苏区军民面对困难大气磅礴、豪情万丈、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也是新时期迫切需要发扬的艰苦奋斗、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4.坚持团结互助，同甘共苦，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干部好作风，真情实意为群众，油盐柴米都想到，问寒部暖情意重”。苏区干部牢记党的宗旨，自带饭包，徒步下乡，脚穿草鞋，访贫问苦，发动群众闹革命，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鼓舞苏区群众竭尽全力发展生产。这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我们各级干部要发扬这种优良作风，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以做人民的公仆为无上光荣，以廉政清明来严格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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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