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刘韬
摘要：普惠金融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发展战略，它十分重要并且亟待实施。它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OECD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当前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集中体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信贷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广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以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向城镇、向高收入人群倾斜，并且金融扶贫过程中商业银行自身也承受着较大的信贷风险。为此，商业银行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应从以下三方向着手实施普惠金融战略：一是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开展广泛合作，改善教育环境；二是设计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适合地区发展的产业链，塑造良好经济生态；三是支持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渐向农村和中小城镇迁移。
关键词：普惠金融；经济发展；风险控制；商业银行；科技化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是指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为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当前形势下，拉动欠发达地区经济，改善弱势群体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一是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助推国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二是通过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内需，强化“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可以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和达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实施普惠金融势在必行。
二、我国普惠金融主要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普惠金融这一构想虽然利在千秋，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来看，优质且数量巨大的金融资源普遍集中在大型企业、城镇及富裕阶层，而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笔者查阅了世界银行金融包容专题调查数据，将我国现状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作了对比。
（一）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于发达国家
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是指一国15周岁以上人群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人数所占的比重，用以衡量正规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世界平均水平为50.49%，“金砖国家”这一指标为48.23%。我国的渗透率为63.81%，相比OECD发达经济体（OECD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的88.39%差距很大。
（二）信贷可得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信贷可得性是指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值。一国信贷总量不能代表金融的深化程度，信贷资源有可能大量被大型企业占据，为衡量资金需求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数量和难易程度，我们引入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这一指标中，OECD发达经济体为1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5%。我国的这一指标为7.26%，基本与金砖国家的7.65%持平，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化程度
金融科技化程度是指一国居民运用ATM机、电脑、手机等科技设备接受金融服务的普及度。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
1.自助柜员机（ATM机）使用情况
在OECD发达经济体，使用ATM机进行取款的成年人占成年人总数的72.53%，其它金砖国家的这一数据为57.5%，而在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3.41%。大多数成年人倾向于银行柜台办理储蓄业务。
2.手机支付情况
世界各国这一指标均较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99%，“金砖国家”为2.41%，但中国的手机支付普及程度更低，农村地区手机支付使用率仅有0.4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网点极少，物理金融服务无法覆盖的偏远农村地区，使用手机支付是提高普惠金融程度的有效工具，我国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消费水平较低以及固有生活习惯等影响，无法普及手机支付，这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现实困境
由于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相对于券商、保险公司而言更加基础、贴近大众，所以本文的分析以商业银行的服务视角出发。
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開展金融服务，最大的难题在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弱势群体信贷的高风险、低收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商业银行的金融扶贫行为无法可持续化。普惠金融在现实中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
由于信贷规模有限，而资金在发达地区的盈利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等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2737亿元人民币，其中融资规模增量上万亿的行政区域有两个，分别是江苏省（11934亿元）和广东省（11706亿元）。5000亿元以上的行政区域除了上述两个省而外，还有北京市（6991亿元）、山东省（5971亿元）、上海市（5674亿元）。而上述5个行政区域2016年的生产总值也十分可观，广东、江苏、山东为上半年仅有的三个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的行政区域，其它省、市、自治区只有浙江省突破2万亿；北京（11413.83亿元）、上海（12956.99亿元）两个直辖市与辽宁、湖南、湖北等几个较发达省份相当。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最少的省、市、自治区为宁夏（271亿元）、青海（343亿元）、西藏（372亿元）、海南（530亿元）、黑龙江（632亿元）。其对应的生产总值为宁夏（1203.72亿元）、青海（1068.98亿元）、西藏（471.96亿元）、海南（2008.95亿元）、黑龙江（5630.29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信贷投放量与该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经济发达的行政区域得到的信贷资源更加丰富。
（二）信贷资源向城镇倾斜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多设在城镇，以笔者所在的G市为例，G市为我国西部省会城市，发达程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靠后，常住人口460余万。截至2016年年底，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G市设有省分行、市分行及支行、储蓄网点若干。拥有1家外资银行及7家股份制银行的省级分行及若干支行、社区支行。有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G市设立分行。有2家本土法人城市商业银行总部设在G市，其在G市设立的支行星罗棋布。G市所在省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总部、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也设在G市。笔者曾在G市下辖的X县工作，该县常住人口26万，仅有工商银行支行一家、农业银行支行一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家和两家本土城市商业银行的支行各一家。笔者曾参与调研的L乡，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且就笔者走访过的其他乡镇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的现象非常多见。甚至有部分乡镇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仅有1～2台ATM机。
此外，从科技设备的设置情况来看，G市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支行均配有ATM机，在机场、火车站、主要商圈、居民住宅区还设有数量众多的离行式ATM机，几乎所有商场和大部分小商户均持有POS机，随着科技的进步，支付宝、微信等新型移动支付方式在商户中越来越普及。X县所有银行网点均设有ATM机，但县城内没有离行式ATM机，较大型的商户持有POS机，新兴移动支付方式几乎不可用。而L乡没有ATM机和POS机，所有储蓄业务必须在银行柜台办理，所有交易均使用现金。
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基层行政区域内人口较少，银行设置物理网点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银行没有设置物理网点的动力；二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交易不频繁，新型支付手段高效、便捷的优点不被重视；三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方式相对原始，接受自动化机器服务的能力较差。
（三）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倾斜
相对于小企业而言，中大型企业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更良好的无形资产以及更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倾向于选择中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中大型企业是众多商业银行争相维护的优质客户，其拥有的金融资源丰富，议价能力强，在很多情况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宁愿以较低的利率水平为中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以较高利率与小企业合作。极端情况下，甚至有大型企业现金流过，根本无融资需求，但银行依然趋之若鹜。Du et al.在2009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金融资源，非国有企业仅获得了不到20% 的贷款。刘小玄、周晓艳在2011年对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2001～2007 年期间融资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规模，中国民营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5.4%，利润率达到7.8%；国有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1.6%，利润率仅为1.3%。
对于个人而言，显而易见，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有价证券和更可观的现金流，其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可提供丰富的抵押物或质押标的，当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其在申请银行信用卡时因良好的个人资产条件，以及较高的存款和年金承受能力，较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高额度的信用卡。
（四）银行向弱势群体贷款风险高
小企业退出市场率高。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关村平均每天有7家企业诞生，同时有3家企业面临破产。笔者所在的G市2013年新批企业2477家，同年注销企业982家，2014年新批企业2248家，注销1294家，这一数据中，小企业占比很大，且并不包含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但迟迟不到工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的“僵尸”企业。过高的退出市场率催生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据悉，G市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不良贷款的产生几乎都源于小企业业务。
助学贷款坏账率居高不下。1999年到2015年，国家累计发放助学贷款超过1600亿元，惠及1100多万名贫困学生，但助学贷款逾期现象十分普遍。据悉，工商银行铜陵支行向当地某高校发放助学贷款369笔，金额共计145万元，这些贷款于2005年陆续到期，但到2015年为止，尚有近1/7的学生没有还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主要是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环境不理想，部分学生无力还贷；部分大学生缺乏相关常识，对个人征信记录不重视；助学贷款低利润、无担保、无抵押，由商业银行承担助学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追求风险可控、盈利最大化的目标背离。
我國农业科技化程度不够高，抵御气候等不可抗力风险的能力较弱，导致三农贷款风险高。以笔者熟知的X县为例，为推动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县政府作担保，信用社贷款给农户，购买奶牛。后因突发传染性疾病，奶牛大批量病死，农户无法偿还贷款，县政府也无法承担担保义务，最终造成该项支农贷款大面积逾期。
四、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对策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难以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问题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简单的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就能一劳永逸的。我们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要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生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困境。
（一）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
教育对地方的影响是缓慢而巨大的，针对本文所阐述的论点，教育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受教育程度影响支付结算方式
笔者通过网络和线下渠道随机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内容为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网络填写调查问卷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均在高中以上，而线下渠道接触的受访者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研究生不一而具。此外，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年龄35周岁以下的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结算手段多样，其中网银、手机银行、信用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更受他们的青睐；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年龄大于35周岁的受访者结算方式单一，一般都是通过现金和借记卡结算。这也与我们的经验相一致。
由此可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能力运用网络丰富生活，更倾向于使用多元化的结算方式，更容易接受自助机具的服务。那么一定区域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使得ATM机、POS机等自助机具的铺设更加有效，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减轻该地区民众对银行物理网点的依赖程度，可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
2.受教育程度影响违约率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会获得更加稳定的薪资收入。马宇在《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Logistic模型对影响违约率的几个因素作了实证分析，其数据来源为山东省烟台市和安徽省亳州市多家商业银行的实地调研，样本容量为637组。分析得出：借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行业垄断性和稳定性越强，违约概率越低。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遭遇信贷违约的概率，为普惠金融的实施增强了安全性。
3.受教育程度影响地区经济
教育提高人们改变世界的能力。长期来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除了依靠物质资本外，更重要的是其所拥有的高知识水平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
经济和金融牢不可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掌握的金融资源更加丰富。所以，提高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治本之法。
4.要创造出金融支援教育的新模式
实践证明助学贷款的老路是走不通的，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其最大的弊端在于无担保、无抵押、低利润，致使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与学校合作，为有需求的学校提供融资，以满足其改善教学环境，增强师资力量的资金需求。而学校可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以未来收益作为偿债能力的保证。
（二）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
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无疑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最重要途径。由于各地区地理、历史环境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农业产品单一、机械化程度不高、重原材料生产轻精细化加工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通病，这就造成了三个问题：一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生产工业、农业的初级产品，如开采原矿、种植初级农产品等，使资源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二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带来的利润微薄，人均收入低，缺乏深加工技术和实力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三是因生产方式单一，受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分散风险的能力，使得地区经济脆弱，金融机构望而却步。
商业银行现有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供应链金融，即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虽然当前供应链金融业务量不大，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普惠金融的思路，即为地方主要产业注资的同时，兼顾上下游企业，由此前扶持单个企业的模式转变为扶持地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经济和金融息息相关，良好的经济生态圈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地区经济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的重要途径。不难推出，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对吸引信贷资源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
（三）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居环境
由上文分析可知，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较少的原因是人口相对少，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操作自助机具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均衡城乡人口密度，银行将更有动力在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提升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将有利于自助服务机具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
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城镇土地总面积13.1万平方千米，城镇人口7.3亿人。农村土地面积946.9万平方千米，农村人口6.5亿人。城镇人口密度将近为农村人口密度的100倍。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人均密度大于我国（144人/km2）的西欧发达国家，如英国（249人/km2）、德国（234人/km2）的城市拥挤程度不如我国，究其原因是他们的人口没有集中在某几个大城市。以德国为例，2013年底，仅有4个人口数量大于100万人的城市——柏林（340万）、汉堡（180万）、慕尼黑（135万）、科隆（102万），而同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5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万，广州市常住人口1293万（见附图1）。德国的其它人口广泛散布于各个中小城市（见附图2），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完整的市政系统，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文体资源。德国的高速公路网、城际铁路网十分完善，使得城市与城市间的沟通变得快捷而高效。所以，即使生活在小城，也感受不到丝毫的不便。
做好农村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人口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促进人口均衡分布的有效方法。而增加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提高欠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实行普惠金融有着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原有的弱势群体在与迁移而来的较高素质人口的融合中，也会不断增强金融意识。为落实普惠金融战略，商业银行可加大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放贷款的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但政府必须科学规划，防止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五、结论
普惠金融是一项意义深远、势在必行的发展战略，它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OECD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并且具有广阔前景，集中体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信贷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广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以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向城镇倾斜、向高收入人群倾斜，并且金融扶贫过程中商业银行自身也承受着较大的信贷风险，扶贫工作不可持续。基于以上困境，笔者认为，在保障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应从以下三方向着手实施普惠金融战略：一是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开展广泛合作，改善教育环境，为普惠金融培育发展土壤；二是设计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适合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产业链，塑造良好经济生态，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支持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渐向农村和中小城镇迁移，以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普惠金融创造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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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2013秋季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