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及方法

    

    【摘要】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葛浩文作为翻译者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文学在翻译领域“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研究契机。毋庸置疑，对其成功经验的细察，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 “走出去”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定位。

    【关键词】 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中国文学；“走出去”

    【作者单位】毕冉，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视角下葛浩文英译萧红作品研究”（W2015205）。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是我国政府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从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面世，到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的海外出版，再到21世纪初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在西方的全力推介，结果在海外引起的反响都只如蜻蜓点水般，几乎无任何涟漪，让国人不免沮丧。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中国学界也众说纷纭。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中国本土作家莫言已经摘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走出去了。”那么是否真的走出去了呢？仍有待商榷。正如莫言作品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先生所说：“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却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文学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得到小众欢迎就满足了？”中国文学是否能真正地“走出去”，涉及诸多因素，比如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水平、写作态度、写作视野；中外出版发行市场的对接程度；文学翻译等。其中，文学翻译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一环，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面临诸多挑战，翻译问题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谁来译、怎么译是值得政府和学界共同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策略和方法

    1.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谁来译

    中国文学走出去关键一环在于翻译，而翻译行为所牵涉的各个环节，译者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事实上，译者在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作品由谁来译，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人民日报》评论说，“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外汉学家葛浩文和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将莫言的主要作品翻译成优美的外文，莫言此次或许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远的不说，就中国近代而言，在文学成就上超过莫言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老舍、林语堂等就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而最后都是无果而终。究其原因，翻译的作品没有深入西方读者的心灵是主要因素。

    （1）中国本土译者模式存在的弊端

    目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员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出版社对国外汉学家一直心存芥蒂，认为其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中国元素，所以把中国文学翻译的重任交给了中国本土译者。正如汉学家葛浩文所说，“很多人都执拗地笃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外国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不管他的翻译技巧多么成熟，对中国语言文化多么精通”。然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屡遭挫折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本土情节”？

    事实证明，与中国本土译者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相比，国外汉学家翻译的作品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取得了更好的国际声誉。比如，最显著的莫过于美国籍汉学家葛浩文，他翻译了10余本莫言作品，帮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译作在世界各地图书馆馆藏量名列前茅；他还翻译了萧红的作品，让萧红享誉世界；他翻译贾平凹的《浮躁》，使其在1989年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经其翻译并在海外广泛传播的作品还有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姜戎的《狼图腾》、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毕飞宇的《青衣》等。又如《红楼梦》被许多中国本土译者翻译过，最负盛誉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red mansions（简称杨译本），中国译界认为杨译本无可挑剔。《红楼梦》也被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闵福德翻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霍译本并不被中国翻译界所推崇，缘由在于中国翻译界认为霍译本某些翻译不够精准，不够符合中国文化习俗。然而，根据江帆在英语国家做的大量实地调查显示，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和接受度远远低于霍译本，无论是从印刷版数，还是从被引用率等都远不如霍译本。国外80%大学馆藏的都是霍译本，相关的文学选本入选率霍译本也远远高于杨译本，如美国重要的外国文学丛书《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是霍译本片段而非杨译本。另外，通过调查亚马逊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发现，有些读者直接贬杨译本褒霍译本，二者之间的评分也相差悬殊。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译者开始译介“熊猫丛书”，这套丛书共译介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喜剧、寓言、民间传说在内的195部的文学作品。然而，此套丛书并未达到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国外出版社出版者寥寥，除个别作品得到了英语读者的认可外，大部分作品黯然，因此，2001年此套翻译丛书不得不停止发行。

    正如吕敏宏所说，中国本土译者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对英美文化和英语文学创作的功力欠佳，加之对异域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文学出版市场缺乏了解，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高度认可”。对此，葛浩文也深有体会，他认为，中国本土译者的文学译作大多不佳，得不到外国出版商的认可。如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在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后，引起了西方一些出版商的关注，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出版商与其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却因译作不合格迟迟难以交货。正如西方学者格雷汉姆指出，翻译最好是母语译入而不是母语译出，这一规律几无例外。胡安江教授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理想的翻译者应该是既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翻译，又精通中国文字、通晓中国文学和文化并对其有深厚感情的西方汉学家。从英语水平来讲，国内并不缺少与诸如葛浩文等汉学家语言水平相当的翻译家，然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互相转化，更是文化的理解，对目标语读者细微用语习惯、特有文字偏好、独特品位、微妙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精准把握，甚至要有切身的文学创作体验。目前来看，既懂英语又精通外国文化，同时兼备文学创作经验的本土译者少之又少。

    （2）中国本土译者与外国汉学家合作的译者模式

    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翻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这也让我们注意到了以往我们很少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国外汉学家译者模式。莫言作品的翻译者包括美国汉学家葛浩文（Goldblatt Howard）、瑞典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法国汉学家杜特莱（Noel Dutrait）、意大利汉学家李莎（Patrizia Liberati）等国外著名的汉学家、 翻译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由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国作品是该模式的首选。然而，由于中国文化历史久远，文化内涵深厚，文字抽象难懂，能称得上汉学家的西方学者寥寥。如若仅靠这寥寥的几个汉学家“单枪匹马”来完成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庞杂而艰巨的浩大工程，只能是天方夜谭。另外，我们通过文学要传播的是中国先进、优秀的精髓文化，而非某些低级趣味，甚至是被某些抱着和平演变之心的翻译者故意丑化、曲解的邪恶、黑暗中国文化。正如胡安江教授所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不能没有汉学家的积极参与和鼎力帮助，但也不宜过度强调与高估此进程中的“汉学家翻译模式”。

    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明智的做法是中国本土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合作完成翻译作品，即中国翻译者主动担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重任，同时邀请西方汉学家在一些涉及外国读者理解及文化转译等重大翻译问题上给予合理的建议和把关。这种中西合璧的协作模式既保证中国本土译者和国外汉学家的优势互补，又保证了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由于认知偏见导致的“诠释不足”或“过度诠释”现象。

    2.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如何译

    （1）归化与异化

    中国文学“走出去”，在翻译上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异”，如何面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异”，通过“译”让“异”变 “易”，是扫除中国文学“走出去”障碍的关键一环。翻译界在讨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题时，大体分为两派，异化论者主张在源语翻译到目标语的过程中，保留源语对目标语读者的陌生感和异域感；而归化论者认为翻译时要让目标语读者没有异质感，主张去异域感。

    归化和异化相得益彰是葛浩文的翻译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为了让译本在西方国家更具有可读性，或者拥有更高的接受度，葛浩文会采取归化的译法。最明显的莫过于在一些书名的翻译上，他会依循西方读者的习惯，运用归化法进行翻译，如《杀夫》，葛浩文将“夫”改译成了“妇”，译成了《杀猪匠的媳妇》（The Butchers Wife），《尘埃落定》译成了《红罂粟：西藏故事》（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香港三部曲》译成了《皇妃之城：香港殖民故事》（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这些书名如若非要拘泥于用异化翻译法，恐怕没有几个外国人会光顾，更谈不上什么国外销量或传播了。在涉及某些文化负载词或习语的翻译时，葛浩文会尽力地忠于原文，用异化翻译法原汁原味地向西方读者呈现东方人的语言特征、思维习惯，以使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们感受到其中包含的“异域风情”。如在《丰乳肥臀》中有这样一句话：

    母亲咬着牙齿说：“姓沙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去吧！”

    Mother clenched her teeth. “you there，Sha，”she said，“like the toad who wants to feast on a swan，you can just dream on！”

    葛浩文在翻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中国妇幼皆知的习语时，原汁原味地将其翻译了出来，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癞蛤蟆和天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差距，但是读者可以根据译文语境及自身经验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核心意思，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生动形象又不影响西方读者理解原文要传达的思想内涵。

    （2）忠实与叛逆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在语言、修辞和文化层面上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的文学性特质，目的是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生动性和丰富性。然而，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文化和语言风格，译者就不能拘泥于原汁原味地翻译原文的全部。能忠实固然好，然而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翻译功效、读者接受度和功能交际效果而定。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一直秉持“同中存异”的翻译策略，这一翻译策略也因其译作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变得更为译界同仁所接受。

    在提及“叛逆”一词时，葛浩文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这个用词，他认为“叛逆”一词预设了作者为中心，译者只能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或匠人，这无形中局限了译者，忽视了译者的作用。他提出应该用“拯救”一词替代“叛逆”，他认为“拯救”能体现译者对原著的增益作用，好的译作不仅能够复活原作，赋予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而且能跨越时空，打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兼容国际文化及文学元素，从而拓展读者群、延长作品生命，以传播人类文明。

    纵观几十年来中国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然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传播进程之艰辛，效果之微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其中之原委。单从翻译角度来讲，翻译主体模式的遴选及翻译方法的选择是有待译界和学界认真思考的两大议题。寻找契机撮合国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译者精诚合作、优势互补，同时在“异”与“译”的辩证关系中寻找语言转换的最佳结合点，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1]Goldblatt，Howard. Border crossing： Chinese writing，in their world and ours.in Corinne dale（ed.）.Chinese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

    [2]Graham，A. Poems of the late Tang[M]. 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5.

    [3]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1）：1-10.

    [4]吕敏宏.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J]. 中国翻译，2011（5）：4-12.

    [5]胡安江.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4）：55-61.

    [6]蔡华. 从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看中国文学翻译重述现象[J]. 语言教育，2015（11）：80-88.

    [7]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9（6）：11-15.

    [8]何琳. 翻译家葛浩文与《中国文学》[J]. 时代文学，2011 （2）：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