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无能和不作为都归结于体制
徐爱平 王明轩
摘要：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而体制改革和创新又是关乎广电是否能够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发展、壮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媒体融合转型，需要改革体制，更需要媒体实践的开拓进取。
关键词：体制 改革 创新
当下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把一切问题，只要不是正面的，都归结于体制问题。体制成了垃圾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广播电视业界也不例外，做不出好节目是体制问题，收入上不来也是体制问题，没有创新力还是体制问题……我们的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需要改革，不过最近听到一些媒体人的抱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体制问题。笔者认为，此论段有失公允。那么如何作出公允的判断，需要正确认识媒体的现状，以及体制改革的作用和功能。
体制改革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我们必须看到，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政策、制度、法规等游戏规则的变革，这种变革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或相关行业）的人力、财力、物力、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使用。它主要存在两大社会风险，一是一旦不成功，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能拖垮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二是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体制的变革是有巨大社会动荡风险的，只有凝聚出变革的共识才可以（能够）实施。
体制的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被动变革，是由于该体制过于陈腐，积压的变革阻力太强。这种变革的社会成本极高，群龙无首下，往往伴随着长久的社会动荡和新的体制长久得不到树立的煎熬。另一种是主动变革，是由管理者主动推动的变革，这种变革属于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进行的社会改良。这种改良社会成本小，但它必须出现了问题才会形成变革的动因，因此这种变革永远是相对滞后的。但即使是主动变革也不可能彻底化解掉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甚至会新增社会风险因子。四百年前，中国的大明朝进行了一次体制的主动变革，在那次变革中，有一位“邮递所”的所长失业了，于是这位所长一怒之下不仅埋葬了大明朝，还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这个人叫李自成。
研发、创新领域的体制改革风险尤其大
在有可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体制的主动变革是可以果断加快的，过度的迟疑，不仅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资源的浪费，还会积蓄社会压力，导致破坏性的被动变革的发生。科研创新领域同样如此，特别是当下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媒体融合将关系到人类生产力全新的划时代的升级，它将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诸方面的全面变化，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全新世纪，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这时的体制改革力度只能是适度的、原则性的、方向性的引导，无法一步到位。
当今的世界，人们基本上在按照两大对立观点，即媒体的自由和媒体的控制，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双方都首先假定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批驳甚至是仇视对方，这种缺乏回旋余地的对立导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搞不好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这里笔者试着站在人性、人的本质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人的一生从头到尾从来不改变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吃进食物，经消化系统消化为生命提供能量，就像电脑插上电源。二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吃进”信息，经大脑分析计算后激发各个内分泌系统产生各种激素（荷尔蒙），使人类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然而，由于人类的信息感觉器官是千差万别的，有的耳聪有的目明，导致同一条信息，不同人感知到的量是不同的；由于每个人的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有的聪慧有的迟钝，导致即使得到同样的信息，运算的速度和结果也往往不同；由于人们体内的各种腺体大小、对不同信息的敏感度、荷尔蒙分泌量等也是千差万别的，导致即使大脑发来同样的指令，不同人分泌的激素（人类能够分泌二三百种）是大不相同的。这就使得信息在经过人类的器官获取、大脑处理、荷尔蒙分泌，最终产生情绪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这也是人类除了体貌的千差万别，性格脾气也各有不同的原因。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人类成为一个集理性与非理性于一身的生命体。而且如果我们把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都视为非理性的话，那么人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处于反应适中的理性状态，这也是人们会经常拍拍脑袋觉得后悔的原因。只不过人类处于自我肯定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非理性罢了。
传媒是生产、传播信息的，那么信息在人类感知体系里都起什么作用？人类的语言体系、文字体系、科学知识等信息是中性的，它们就是保证人类基本生存的软件，在它们以信息的形式装进人类大脑时，对人类的荷尔蒙分泌的影响不大，表现的是一种平和与理性。但是文化、艺术、思潮等，特别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思想、宗教观念等信息，却往往会激发人类荷尔蒙的大量分泌，导致情绪的剧烈波动，表现出的是人类非理性的一面。
对于个人，利他的牺牲精神激发的荷尔蒙，可以让一个人非理性地为了另一个人的安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尚的思潮也可以让一个女孩自残式地给自己的嘴唇、鼻翼扎上不可愈合的孔洞。而对于人类群体来说，某种思想观念信息一旦开始被某些个体接受，由于人类的社会化动物属性，导致点状的荷尔蒙分泌快速在群体扩散，也同样可以使整个群体血脉喷张，很快就能汇聚成肾上腺素的洪流，朝着释放势能的方向涌去，势不可挡。在这个时候，无论多么理性的人，甚至反对者，只要你身处其中，或是在其前进的方向上，都将被其或激发、或裹挟、或碾压，这就是人类群体的非理性。这种群体非理性是人类发展的双刃剑。它既可以带领人类走出黑暗，让法国实现了大革命，使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也能将人类推向深渊，让欧洲的中世纪以消灭女巫的名义杀害了十几万可怜的妇女，让纳粹德国和维新后的日本以民族存亡的名义开启了二战的杀戮，也让中国进入了疯狂的文革，让今天的IS在中东横行。其中的是是非非、爱恨情仇以及财富与生命的浩劫，身处其中的人们，被荷尔蒙烧红了眼的人们，是根本无法理性看待的。今天的我们来回头审视他们，又何尝不是因为历史已经彻底释放了洪流的势能，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得以理性评价？
包括上面对于媒体管理态度的对立，谁又敢肯定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不是被某种思潮观念激发起的洪流所裹挟的结果？显然这个问题现在是争论不出结论的，这个屁股（所处立场）决定脑袋的问题，同样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历史释放了双方的势能以后才能看得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的群体是极易受到某种思潮（信息）的引导，就如被磁场极化了的铁屑朝着同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产生非理性群体行为的，并且这种行为是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和社会风险的。而媒体恰恰是思潮传播的最主要的工具。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平和幸福的生活，谋求稳定的发展，那么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讲，媒体必须是被管理的，至于由谁来管理，管理到什么程度，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它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是受控制的。
人不僅是一个以食为天，也是以信息为天的动物，两者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将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今天人类基本满足了食的需求的情况下，信息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互联网这台信息的发动机又使信息的管理变得尤其复杂，因此探索信息的安全管理是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就是说，对于承担公共信息传播的媒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慎重。
期盼涌现出更多的电视界“小岗村”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这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这样的新事物是不可能让体制的变革来驱动完成，但体制变革可以促进其发展，这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认识论。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如果体制在没有搞清楚未来的方向和趋势就贸然推动改革，那反倒令人担心了。
这种变革都是社会的先行者趟出路，管理者再根据结果总结经验，然后推动体制的变革加以跟进。就像当年农村的土地承包，不是先有改革政策，而是先有“小岗村”的成功实践。事实上，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一直都在寻找、研究这方面的标杆，但在中国今天的电视界除了“电视湘军”，就真的找不到还有谁可以作为推广的旗帜？而湖南的经验又有多少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我们期盼在这场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大潮中，涌现出更多的电视界“小岗村”，出现更多的“电视湘军”，出现更多的可资借鉴创新模式。广电人应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
本文责编：陈道生
摘要：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而体制改革和创新又是关乎广电是否能够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发展、壮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媒体融合转型，需要改革体制，更需要媒体实践的开拓进取。
关键词：体制 改革 创新
当下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把一切问题，只要不是正面的，都归结于体制问题。体制成了垃圾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广播电视业界也不例外，做不出好节目是体制问题，收入上不来也是体制问题，没有创新力还是体制问题……我们的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需要改革，不过最近听到一些媒体人的抱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体制问题。笔者认为，此论段有失公允。那么如何作出公允的判断，需要正确认识媒体的现状，以及体制改革的作用和功能。
体制改革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我们必须看到，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政策、制度、法规等游戏规则的变革，这种变革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或相关行业）的人力、财力、物力、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使用。它主要存在两大社会风险，一是一旦不成功，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能拖垮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二是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体制的变革是有巨大社会动荡风险的，只有凝聚出变革的共识才可以（能够）实施。
体制的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被动变革，是由于该体制过于陈腐，积压的变革阻力太强。这种变革的社会成本极高，群龙无首下，往往伴随着长久的社会动荡和新的体制长久得不到树立的煎熬。另一种是主动变革，是由管理者主动推动的变革，这种变革属于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进行的社会改良。这种改良社会成本小，但它必须出现了问题才会形成变革的动因，因此这种变革永远是相对滞后的。但即使是主动变革也不可能彻底化解掉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甚至会新增社会风险因子。四百年前，中国的大明朝进行了一次体制的主动变革，在那次变革中，有一位“邮递所”的所长失业了，于是这位所长一怒之下不仅埋葬了大明朝，还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这个人叫李自成。
研发、创新领域的体制改革风险尤其大
在有可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体制的主动变革是可以果断加快的，过度的迟疑，不仅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资源的浪费，还会积蓄社会压力，导致破坏性的被动变革的发生。科研创新领域同样如此，特别是当下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媒体融合将关系到人类生产力全新的划时代的升级，它将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诸方面的全面变化，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全新世纪，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这时的体制改革力度只能是适度的、原则性的、方向性的引导，无法一步到位。
当今的世界，人们基本上在按照两大对立观点，即媒体的自由和媒体的控制，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双方都首先假定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批驳甚至是仇视对方，这种缺乏回旋余地的对立导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搞不好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这里笔者试着站在人性、人的本质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人的一生从头到尾从来不改变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吃进食物，经消化系统消化为生命提供能量，就像电脑插上电源。二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吃进”信息，经大脑分析计算后激发各个内分泌系统产生各种激素（荷尔蒙），使人类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然而，由于人类的信息感觉器官是千差万别的，有的耳聪有的目明，导致同一条信息，不同人感知到的量是不同的；由于每个人的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有的聪慧有的迟钝，导致即使得到同样的信息，运算的速度和结果也往往不同；由于人们体内的各种腺体大小、对不同信息的敏感度、荷尔蒙分泌量等也是千差万别的，导致即使大脑发来同样的指令，不同人分泌的激素（人类能够分泌二三百种）是大不相同的。这就使得信息在经过人类的器官获取、大脑处理、荷尔蒙分泌，最终产生情绪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这也是人类除了体貌的千差万别，性格脾气也各有不同的原因。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人类成为一个集理性与非理性于一身的生命体。而且如果我们把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都视为非理性的话，那么人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处于反应适中的理性状态，这也是人们会经常拍拍脑袋觉得后悔的原因。只不过人类处于自我肯定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非理性罢了。
传媒是生产、传播信息的，那么信息在人类感知体系里都起什么作用？人类的语言体系、文字体系、科学知识等信息是中性的，它们就是保证人类基本生存的软件，在它们以信息的形式装进人类大脑时，对人类的荷尔蒙分泌的影响不大，表现的是一种平和与理性。但是文化、艺术、思潮等，特别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思想、宗教观念等信息，却往往会激发人类荷尔蒙的大量分泌，导致情绪的剧烈波动，表现出的是人类非理性的一面。
对于个人，利他的牺牲精神激发的荷尔蒙，可以让一个人非理性地为了另一个人的安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尚的思潮也可以让一个女孩自残式地给自己的嘴唇、鼻翼扎上不可愈合的孔洞。而对于人类群体来说，某种思想观念信息一旦开始被某些个体接受，由于人类的社会化动物属性，导致点状的荷尔蒙分泌快速在群体扩散，也同样可以使整个群体血脉喷张，很快就能汇聚成肾上腺素的洪流，朝着释放势能的方向涌去，势不可挡。在这个时候，无论多么理性的人，甚至反对者，只要你身处其中，或是在其前进的方向上，都将被其或激发、或裹挟、或碾压，这就是人类群体的非理性。这种群体非理性是人类发展的双刃剑。它既可以带领人类走出黑暗，让法国实现了大革命，使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也能将人类推向深渊，让欧洲的中世纪以消灭女巫的名义杀害了十几万可怜的妇女，让纳粹德国和维新后的日本以民族存亡的名义开启了二战的杀戮，也让中国进入了疯狂的文革，让今天的IS在中东横行。其中的是是非非、爱恨情仇以及财富与生命的浩劫，身处其中的人们，被荷尔蒙烧红了眼的人们，是根本无法理性看待的。今天的我们来回头审视他们，又何尝不是因为历史已经彻底释放了洪流的势能，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才得以理性评价？
包括上面对于媒体管理态度的对立，谁又敢肯定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不是被某种思潮观念激发起的洪流所裹挟的结果？显然这个问题现在是争论不出结论的，这个屁股（所处立场）决定脑袋的问题，同样需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历史释放了双方的势能以后才能看得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的群体是极易受到某种思潮（信息）的引导，就如被磁场极化了的铁屑朝着同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产生非理性群体行为的，并且这种行为是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和社会风险的。而媒体恰恰是思潮传播的最主要的工具。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平和幸福的生活，谋求稳定的发展，那么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讲，媒体必须是被管理的，至于由谁来管理，管理到什么程度，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它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是受控制的。
人不僅是一个以食为天，也是以信息为天的动物，两者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将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今天人类基本满足了食的需求的情况下，信息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互联网这台信息的发动机又使信息的管理变得尤其复杂，因此探索信息的安全管理是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就是说，对于承担公共信息传播的媒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慎重。
期盼涌现出更多的电视界“小岗村”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这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这样的新事物是不可能让体制的变革来驱动完成，但体制变革可以促进其发展，这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认识论。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如果体制在没有搞清楚未来的方向和趋势就贸然推动改革，那反倒令人担心了。
这种变革都是社会的先行者趟出路，管理者再根据结果总结经验，然后推动体制的变革加以跟进。就像当年农村的土地承包，不是先有改革政策，而是先有“小岗村”的成功实践。事实上，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一直都在寻找、研究这方面的标杆，但在中国今天的电视界除了“电视湘军”，就真的找不到还有谁可以作为推广的旗帜？而湖南的经验又有多少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我们期盼在这场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大潮中，涌现出更多的电视界“小岗村”，出现更多的“电视湘军”，出现更多的可资借鉴创新模式。广电人应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
本文责编：陈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