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顶层示范：一种魅力型领导方式的开始

    曾南权　张倩　魏琴　李书颖

    [提 要]阐述“八项规定”顶层示范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了魅力型领导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八项规定”顶层示范是新一届党和政府魅力型领导方式的开始。同时，分析了这种魅力型领导方式对新一届党和政府执政的价值和意义：为新一届党和政府执政赢得了合法性；有助于新一届党和政府推进各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键词]“八项规定”；顶层示范；魅力型领导

    [作者简介]曾南权（1969—），男，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党风廉政建设与公共组织行为；张 倩（1989—），女，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魏 琴（1994—），女，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2012级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学生；李书颖（1994—），女，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2012级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学生。（江西南昌 330031）

    [基金项目]江西省委宣传部（201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研究（14ZT18）

    一、顶层示范的涵义

    “顶层示范”一词是受“顶层设计”一词的启发而提出的。是指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中央政治局领导围绕其所提出的宗旨理念和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以期在全国党员干部中产生示范效应，从而达到改变党风、政风的目的。其基本思路是强调顶层领导“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带头示范作用。此概念的提出是以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同时，习总书记同年年底在广东、深圳视察时没有实行封路、警车开道，吃、住简朴，率先垂范，从而推动了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党员干部贯彻、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热潮为背景的。本文认为这种“以上率下”的领导方式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和情感层面产生影响，是新一届党和政府实行魅力型领导方式的开始。

    二、“八项规定”顶层示范：一种魅力型领导方式的开始

    （一）魅力型领导理论

    魅力型领导理论源于德国社会学家Max Weber（1947）的魅力型领导思想。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力合法性基础提出3种领导权威：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韦伯认为，传统型权威建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社会中，领导权威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追随者忠诚于神圣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代表秩序的国王、世袭领主、酋长和牧师等领导者；而在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科层化、科学化和合理化倾向，使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演变为法律和理性，强调追随者具体服从某一责任职位的法定权威。但是，由于合理性和科层化不断对人类自由构成威胁，韦伯提出遏制威胁的惟一替代方案就是采用魅力型（charismatic）领导方式。魅力型领导合法性来源于追随者和领导者的情感联系，通过领导者的个人品质而使追随者服从。领导者具有神圣的、英雄主义的、可为楷模的个性品质。追随者的服从来自于一种内化于使命的道德责任。韦伯认为，魅力型领导通过批判过去，给社会以新方向，是实现变化的革命性力量。在领导研究领域，有数位学者对韦伯的魅力型领导进行现代诠释，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伯恩斯和豪斯。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1977年提出了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理论，而伯恩斯提出了变革型领导理论。基于此二人的思想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者继续致力于探索这种类型的领导。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并建构各自的理论。由于关注重点不同，研究者对这类领导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有的延用伯恩斯的命名，有的延用豪斯的命名，还有的把它们称为“愿景型领导”、“新领导理论”等等。总的来看，这些理论有些共同特点，比如，不是在“物理”的层面，而是在象征和情感的层面讨论领导过程；重视领导者如何有效运用其特质与行为，促使组织中个体和整个组织文化转变，反映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整体的和交互的视角；把领导者转化为道德代表，和下属形成一种在情感和道德上相互激发和升华的关系等。[1]（P99-100）一些学者认为，魅力型领导者出现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追随者意识到不能接受目前的状况、危机即将或已经发生，从而产生变革的需要。魅力型领导者被视为一个组织的变革者，通过改造（而非推动）其追随者以实现其理想化目标。一些学者对魅力型领导的人格特征和行为进行了研究。如Conger与Kanungo概括出魅力型领导者具有下述特征：（1）他们反对现状并努力改变现状；（2）设置与现状距离很远的目标前景；（3）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充满自信；（4）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向下级说明自己的理想和远大目标，并使之认同；（5）采取一些新奇，违背常规的行为，当他们成功时，会引起下级的惊讶和赞叹；（6）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并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7）经常依靠专长权力和参照权力，而不仅只用合法权力；（8）经常突破现有秩序的框架，采用异乎寻常的手段达到远大的目标；（9）被认为是改革创新的代表人物。[2]（P637-647）根据豪斯的说法，魅力型领导者的人格特质通常包括下列六点：（1）强烈的自信心；（2）强烈的权力欲求；（3）发展愿景的能力；（4）具有亲和力；（5）善于引发部属的动机；（6）善于成为部属的模范。根据豪斯的理论，通过个人魅力特质、强烈的自信心和权力欲、提出愿景的能力、亲和力以及引发部属的动机等，魅力型领导能够加强部属对领导者的信赖，有助于维持部属对领导决策和目标的服从意愿，且将组织的使命与部属个人的价值联结起来，提升部属的自尊及成功的信念，藉此激发出组织成员的工作热诚及提高对组织的承诺。[3]（P34）总的来看，这些理论和研究文献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观点、眼界、能力、价值观和人格魅力；强调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强调他们令人折服的远见和目标意识以及他们所承担的极大风险；强调他们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及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奉献精神以及对部属的需要、价值观和情感的深刻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魅力型领导方式代表了一种领导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使组织机构摆脱困境。近些年国内一些学者也对魅力型领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如包玲玲和王韬对中国背景下魅力型领导行为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到PCR结构维度，即人格魅力、能力魅力和关系魅力[4]（P60-61）。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对魅力型领导的个人品行比较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的品德有关。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亲和力是我国魅力型领导最主要的和首要的结构因子，这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在我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礼制”，官与民之间存在较严格的等级差异，但是，现实中，人们又都希望实现上下级之间的人格平等，希望上级能随和、平易近人[5]（P207-209）。

    综述所述，“信息”本体论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认识不全，从列宁对物质的定义不难看出，所谓的信息也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中，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

    三、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近些年，这个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数据时代，它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兴起，“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了。”[8]（P29）大数据发展，更方便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我们这个多彩的世界。在未来人类认识世界的大道上，许多东西都可以被数据化，一切皆可“量化”，包括意识，通过对大量数据（总体=样本）的追踪研究，人的意识可以被解读，人的行为可以被预测的，例如：大数据预测早产儿病情；通过数据分析，预测你明天会做什么。人类认识物体离不开信息，信息是物质的反映，是一种间接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决不能当成是世界的本原。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现在150多年的时间中，不断受到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等的批判和怀疑，特别是物质本体论，一直都受到唯心主义者的纠缠与质疑，认为物质本体论就是唯物质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误解。坚持物质本体论，人类才能客观的看待自身，不至于夸大人类自身改造世界的能力，随意破坏自然界。每一次科技革命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等都想借机歪曲、反对、颠覆马克思主义，这都是在做无用功。相反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有力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正确性，笔者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越来越发展，意识将更为精确地被证明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将不再受到质疑。只有坚持物质本体论，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好的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邬焜.哲学信息的态[J].潜科学杂志，1984，（3）.

    [8]（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程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