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研究的浮华与话语理论的重构
刘建明
【摘要】当下的话语研究，大都把语言、概念同话语混为一谈，以语言学冒充话语理论。从话语规则、话语权、新闻话语到话语分析，国内外发表的成果可谓层出叠现，但多为乔伪玄虚之论，弥漫一派浮华气息。作者从辨析西方话语理论的源流开始，梳理和探讨话语理论的真义和范畴，力求揭示话语的特征与本质。
【关键词】话语研究的真伪；话语的意涵；话语的真谛；新闻话语审视
本世纪前，我国学界特别是新闻界很少使用话语这一概念。自2003年荷兰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在我国出版，话语、新闻话语、话语权等语汇在国内日渐流行。但中西话语研究鱼龙混杂、瑕瑜互见，往往把语言、修辞和话语混为一谈。远离“话语”的意涵演绎话语理论，乔伪玄虚之论便接应不暇，一场新瓶装旧酒的劳而无功的探索，散发出矫情的浮华气息。在话语泛化的语境下，一切文本、词句都成为话语，话语权就是言论自由权，种种陈言肤词冒充新的知识。
一、話语沦为言论或说话的替身
时下，给文本分析披上“话语”的外衣，把话语理论视为“说话理论”“语言学理论”的观点，正在挤进多种学科。在新闻传播研究中，认为话语同言语，以至同词章、概念没有区别，话语权和言论自由权完全等同，使话语研究落入语言学套路。
最为流行的结论是，官场用语都是话语，官员们的说法、用词成为主要话语体系。比如有文章指出，“官话、大话、套话”作为公文用语，由于传播不当，成为错误的话语体系。官话、大话、套话本身没有过错，把它们平移到公众传播，在公众那里肯定行不通。表达政治和政策的语言都是话语，似乎成为话语研究者的共识。
更为常见的论断是，话语是语言成分和言语作品，话语权就是表达权，这是因为“话语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建构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话语权则是人们所享有的以话语为载体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把话语视为语言成分，把话语权等同于发言权，话语就成了语言的另一种说法。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一书，就犯了这个毛病，全书大部分研究的是新闻语言问题，新闻话语的内容涉及不多。他的《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一书（1997）虽然回归了话语的本意，指出“话语研究跨越了语言学范畴”，但又把“语音、词汇、语法、句法、语义、修辞”视为话语元素，没有同语言学彻底切割。
有些论著干脆把词汇、概念视为话语，来自外国的词语、概念称为外来话语或西方话语，本土词汇和概念就称本土话语或中国话语。在这种理念下，“民主、革命、‘文革、转型”都是话语，甚至“新闻、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舆论”这些概念也是话语。只要是个词或概念，就给贴上话语的标签。
许多研究者直言，话语正是人们交往的语言活动，充当交流的手段或修辞，新闻正是借助话语，即语言表达记者的立场和感受。因而“对于新闻报道中修辞策略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研究修辞策略，可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1]看来，话语探讨尽管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实际是对语言或说话的研究。正如百度百科对“话语”解释的那样：“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什么社会后果的研究。”毫不夸张，话语就这样成了说话和言论的替身，话语研究无疑是新瓶装旧酒。
二、西方话语理论的发蒙与真义
既然话语研究是语言研究，为什么学者们放弃语言研究，强调“话语”的地位，把它变为另一个鹤立鸡群的学术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追溯discourse一词的含义，又不能不了解话语和语言常被人们混淆不分的根本原因。
Discourse来自拉丁语，本身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演讲和写作，讨论和说明客观事物；二是指在演说和写作中使用能够产生意义的言语，即话语。[2]西方学术界大都把这两种含义混用，没有划出一条界线。西方话语学派把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探索演说、辩论，寻求最佳的思想统治方式，误认为是建构话语理论。实际上，这些古代哲学家和政治家主要研究的是政治修辞。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社会语言学，也被认为是话语研究。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句段与联想的符号理论，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内容，实际同话语理论毫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伦敦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斯（J.R.Firth，1890—1960）认为：“描写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阐述意义，描写过程是以同一语境下的语篇为起点的，描写的目的是解释句子与话语在语境中的意义。”[3]这一论断，逼近了话语的本质，但弗斯没有界定话语的内涵。指出话语和语言有所差别的是法国作家和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他说：“话语本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种语言优越于语言学家的语言；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法；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别由句子构成，就本质而言将成为第二种形式的语言学的研究客体。”[4]遗憾的是，巴特总是含糊其词，没有指出话语和语言究竟有何区别，话语究竟属于哪种语言学。
话语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苏联时代的文艺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1895—1975）。1929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问题》一书中就论及了话语。由于一生命运不济，被捕、流放和多次迁居，他的《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1926）、《新世纪的话语》（1934）、《小说中的话语》（1936）、《小说话语的史前史》（1940）等论文大都在他去世后才陆续发表。
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因素，也不可能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出心理因素”[5]。他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及生活各领域，从声息到信念都是宣告于世的，永远充满意识形态或生活意义，任何时候都能被人们理解。”[6]因此话语的属性“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7]。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把话语研究进一步推进，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在本质上被福柯界定为人类或社团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以确立其社会地位。“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不足以解释一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话语”取代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是社会对话的结果。[8]人是受话语支配的，也被话语打上烙印，所以“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在《知识考古学》（1969）中福柯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的功能远远多于符号的指称，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已无法还原为语言，话语理论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9]谁在说话，怎样说，为什么这样说，这些“语言之外的东西”正是话语研究的对象。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1970）中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话语的产生和运用都按照一定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受到权力隐蔽地支配。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权力的发生、运作离不开话语。他的《癫狂与文明》一书，考察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对“疯狂”的定义的衍变，证明社会各个层面的特定“话语”如同一张缜密的网，控制其成员的思维和行动，也控制着社会组织的规范或条例。
自20世纪80年代，话语理论开始用于社会工作、文化、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渗入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史学、文化研究、人文地理学等多种学科，衍生出语篇分析、语用学和文本分析的解构主义方法。[10]话语理论作为渗入多门社会科学和广泛社会领域的交叉学科，探讨的是意义与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手段，不是研究语言现象及其使用规则。但西方一些话语理论研究者在80年代后期却提出“向语言学转向”的问题，把发生于50—70年代的“语言向话语转向”又拉了回去。这标志着他们的话语研究已经思维枯竭，不得不求救于语言学，使话语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产生了混乱。
三、厘清话语的意涵与话语类型
英国学者鲍勃·富兰克林等人在《新闻学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话语”时说：“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被广泛滥用、甚或误用的概念，话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领域，不同作者往往对什么是（和不是）话语以及该如何研究话语有相当不同的说法。”[11]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也指出，“话语”研究的某些结论“太随意浮泛，太抽象空泛”[12]，他虽然提出了一些智慧的观点，但仍有混同于语言学的一些误判。
话语究竟是什么？它和语言有什么区别？话语理论包括哪些范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认为，话语以表达某种信念和立场的短语及其简要的句子，宣示价值追求，凸显意识形态，实现影响人的思想、行为以至整个社会的仪式性传播。这个定义揭示了话语的构成与意涵，其要点是：（1）话语是词组或以这个词组为核心的精练句式，它虽不是文本，却是文本的灵魂，统帅文本的指向。（2）话语都有特定的意义，即表达言说者的信念，诉说一套意识形态。（3）在话语面前，言说者和言说对象，都有庄重的仪式感，话语场的肃穆或敬畏气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仪式性（Ritualize）表达，往往散发信念，冲击人们的灵魂，引起人们神圣的反应。”[13]（4）表达话语是为了将其广泛传播，话语出现在媒体上，总是制造凝重而显要的意义，吐露强烈的精神追求，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
话语不是语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话语和语言的主要区别是：（1）语言没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个民族甚或世界共用（例如英语）的思想符号，有庞大的词汇量。话语却有褒贬性、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话语的数量很少，对立势力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话语。“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构成了对同一个事物的相反话语，二者难以调和，这一切产生于极端组织和现代文明的对立。将这两个话语拆开——“自由”“战士”“恐怖”和“分子”，都成为语言，对立的意义随之消失，“为自由而战”和“制造血腥袭击”的言外之意也顿时无影无踪。（2）正因为话语不是语言，在词典和字典里是找不到的。话语是语境、历史条件或现实巨变的产物，离开具体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不会产生话语，社会发生变化，话语也随之改变。“斗倒斗臭走资派”的话语产生于“文化大革命”，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很快消失；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基本成为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话语就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所代替。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不会轻易改变，即使变化也很缓慢。（3）语言的词汇都有含义，但不会产生意义。所谓意义，是指某种指向、追求和目标，是词汇含义之外的认知，即福柯所说的“语言多出来的东西”。根据话语的上述特征，按照内容和主体划分，话语有以下七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功能。
从话语指涉的内容看，道德话语被人们广泛使用，显露言说者的善恶、荣辱、利欲和廉耻，表明其行事的高尚或卑劣。“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和“合作共赢”两个对立话语，前者宣称唯我独尊，他国利益必须服从美国利益；后者倡导的是共同发展、平等互利。两个话语显露专门利己和互利共生的不同道德准则，暴露出言说者相反的伦理观，具有“话在说人”的功能。
信仰话语是对某种理念、理想、人类归宿的信奉和仰慕，构成整个社会或某个群体的信念和追求。“坚信和遵循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中国人民的信仰话语；“上帝与我同在”是外国许多人的信仰话语。信仰的神圣性使言说者严以自律，思想与行为有很高的认同度和稳定性，这一功能是一个民族建立伟业的动力。真正崇高的信仰，来自科学实验或被實践证实的真理，不带任何吹嘘、蒙骗和威逼，由此形成的话语凝结着科学精神。
制度话语对国家制度、规范和政策作出标志性的说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党的领导”，是我国常见的制度话语。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学术等领域，又有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学术话语。“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话语、“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法治话语、“教育强国”“学校要立德树人”“让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等教育话语在媒体上反复出现，不断涵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规训意识。这种功能继续深化，转化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
态度与情愫话语主要在人际交往和文学作品中使用，是一个人对他人、群体和社会的对话，凝聚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言说者睿智、乖巧、激情或冷峻的思考，使话语带有彻悟、厌恶、憎恨、赞美或讥讽的意调。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人们的日常话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生动隽永、辞丰义赅的语汇发挥塑造人格与形象的功能。态度与情愫话语同道德话语、信仰话语和制度话语根本不同，前者为人文话语，后三者为社会话语。
从话语主体划分，民间话语、官方话语和公共话语是三种更为重要、另一层面的社会话语，体现出特定的政治要求和向往。民间话语又称底层话语，作为某些民众意志的反映，声张他们的社会存在，具有捍卫自身权益和尊严的功能。官方话语作为政府官员对大是大非问题和社会管理的标准性言说，又称国家话语。“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等官方话语，反映出我国的政治精髓和官员的行为准则，是政府部门和我国主流媒体的主导话语。官方话语一旦发挥组织和协调各种力量、强化社会管理的功能，就能把民众调动起来，体现为社会的政治动员。因此官方话语绝不是空话、大话和套话，而是符合实际、体现政府工作方针 的老实话、知心话和公道话，凡违背国家政治精神和远离社会制度结构的言说，都不是真正的官方话语。
公共话语，即各类公众共同使用的语汇，贯穿于全体人民的日常言说，体现公共利益和人民的诉求。作为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公共话语汇成人民的共同声音。“共同富裕奔小康”“改革开放要让人民得到实惠”“腐败横行，天下不宁”是近些年我国重要的公共话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一旦融入公共话语，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思绪归为一体，社会舆论随之融洽一致、平静祥和。公民利用公共话语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对国家政策实行民主监督，这一功能对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政府官员对公共话语的敬畏和遵从，是人民政府的基本标志，也是国家媒体倡导公共话语的根本原因。以上不同话语类型经常互为渗透、相感互动，当公共话语和官方话语融合一致，正是社会意志高度统一的标志。
四、重构话语规则与话语权
话语规则作为话语使用规范和社会效用的内在逻辑，制约了话语的社会价值和传播效果，成为话语影响力的决定因素。话语不仅是对话的工具，更是抗辩和宣告意志的技能，以俘获人心为出发点。新闻中撼人心弦的话语吸引和感化受众；会议和论坛上厚重的话语使听众凝神谛听，产生思想认同；文章、宣言或声明中庄严的话语为读者奏出时代强音。言说者遵循话语规则，准确表达人民的追求和信念，话语将转化为社会权威，成为主流话语。
话语的认同范围越大越能成为主流话语，也越能把对立话语置于孤立境地，这一规则取决于言说的真实、坦诚和对普遍利益的关切。话语的这一首要规则，具有天设地授的必然性。当两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发生碰撞，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话语，能把主流人群凝聚起来，也能把某些立场游移不定的人争取过来，这就是话语真理的力量。
话语有等级或地位的象征，居高临下说话和平等交流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对话双方平等互敬，话语容易被更多的人接纳，话语这一重要规则成为言说者获取公信力的前提；与此相反，言说专横，把自己的话语强加于人，不仅不会产生沟通作用，反而可能遭到抵制。2018年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球发令：“禁止购买伊朗石油，购买者将受到美国严厉制裁！”这一被称为“危险游戏”的话语，摆出一副上级对下级说话的架势，遭到许多国家和大量媒体的抨击。大国用欺凌的话语任意驱使小国、弱国和穷国，露出话语霸权的凶相，在各国人民心里产生恶感。话语霸权以势压人，制造思想恐怖主义，以恫吓的话语暴力遮掩背离真理的穷思竭虑。
话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则是，时代话语和反时代话语具有相反的作用。时代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灯塔，开拓人类的美好前景，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时代话语则束缚人类的思想解放，阻遏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健康发展。人类已经进入智能生产和生活的时代，“以人为本，改革创新”“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开启对话、共谋发展、共赢共富”是今天的主要时代精神。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全世界，接受和遵循这些时代话语，没有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使用富有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的话语，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朴素情感，能同各阶层以至全人类息息相通。对话充满诚信、敬重和谦和，构建互信、包容、友好的话语关系，言说者将“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话语这个潜在规则总是触动人心，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样的话语具有潜移默化的支配力，成为一种权力，即人们所崇拜的话语权。
话语左右人们的意志，感召人的心智，变为普众的行动，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话语权。在国际场合和国际组织中，话语权有两个层次，获得讲话的权利是浅层次的话语权。深层的话语权则指话语得到广泛认同，受到追捧，具有一呼百应的力量。在一国之内，讲话的权利属于言论自由权（利），不属于话语权（力）。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召力。所有国家的媒体每天都有话语，但不一定有话语权，那些“说了传不出去”的话语成为国内、国际的耳旁风，是毫无质地、毫无价值的话语。
国际话语权不是争来的，更不是靠宣传声势擒获的。话语权和软实力一样，是靠言说者的真理和付诸实践的正义之举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世界和自己。以人道、善举、公正、民主與平等互利的思想设置议题，切实为中国和世界人民谋利益，以“亲、诚、惠、容”[14]为思想制高点，话语就构筑起人类的共同信念。否则就会说话无人听，言说无人信，发生信仰危机、理论危机和话语危机，最终道尽途殚，迎来话语权的末日。
五、新闻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分析
新闻话语不是勾勒拟态环境的语言，也无须变革新闻话语语法，这类不着边际的结论正在模糊新闻话语研究的视线。简言之，新闻话语是记者报告事实的意化性词句，表达记者的意图，指涉新闻事实的思想引力。新闻文本中无论记者的自说自话还是转引官方或民间话语，都被打上意义的烙印。从本质上审视，新闻话语不是内容层面的叙述，更不是被叙述着的东西，而是福柯所说的近似于“意识形态”的关键词语。
新闻报道是社会纷争中导向明显的意识路标，由事实引发或再造意义，为解决社会难题和意识纠集指出方向。面对同一个重大事件，不同媒体使用的话语不同，显露出不同的意识倾向。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或问题，两个国家媒体的新闻话语往往对立而不友好，激烈而不平和，都在各自的思想框架内用适当的话语方式诠释事件。
“自我话语”是各国新闻媒体使用话语的惯用方式。以独有的信念张扬媒体及其掌控者的立场，强烈表达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判断，构成新闻的自我话语。“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虽大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我国新闻中反复出现的这类“自我话语”是宣示意识形态的断语，带有矢志不渝、志在必得的定力。自我话语不意味着主观主义，话语符合事实真相，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就比其他话语更具有威信、更符合正统，因此更‘毋庸置疑”。[15]
新闻报道还常用“旁观者话语”。这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方式，又称第三者话语，具有客观、平实和第三人效应。新闻对事件的陈述或提出见解，引述旁观者即第三者的言说，平衡、真实地呈现新闻事实。新闻中“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话语，远比我国记者的自我论断令人深信不疑。“旁观者”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人”或一般的“第三者”，而是掌握真实、充分信息的知情者。这种话语方式强化话语的“可信性”，让人坚信话语中的真理。
在一定背景下频繁出现的相同言说，构成“高频话语”，富有鲜明的意识倾向。同一个语汇的循环往复，长期耳濡目染，构成了受众的心态和认知，使新闻话语形成稳固的社会观。“中国梦”“打赢脱贫攻坚战”“从严治党”千遍万遍出现在媒体上，在受众头脑里日渐形成牢固的观念。重要的“自我话语”和“旁观者话语”都可能在新闻中高度重复，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给受众注入信念，也给新闻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明显的切入点。
新闻话语分析透视话语的使用特征，让人认识到新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媒体报道动机，是话语理论及其运用的重要范畴。话语分析不是指出新闻语言的含义、修辞和语法，而是剖析新闻话语营销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效果。话语频率统计是常见的话语分析，称为高频话语分析。根据话语出现的次数，对话语频次与分布进行定量拆解，挖掘媒体的意识形态意旨。围绕话语词组的言外之意，揭示新闻报道意图，称为话语内涵分析，展现新闻话语的思想指向。揭示新闻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洞察话语出现和使用的时代背景和言说环境，称作话语的语境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同一个话语，就有不同的意义，从语境出发认识新闻话语显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新闻语境分析的直接目的。
新闻的话语秩序分析，是我国研究较少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其宗旨是：（1）分析媒体上哪些话语该说或不该说，话语受到哪些制约，制约的根源是什么；（2）阐述一种话语的发起及发展过程，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总结媒体首创某个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发展或转折做出的贡献；（3）指出某个媒体经常发表重要话语并受到社会重视，论证该媒体创新话语的能力；（4）说明不同新闻话语受制度的容纳或排斥的程度，揭示社会的思想开放程度和新闻导向机制。新闻话语分析的上述方法及其运用，也表明新闻话语不是新闻语言，话语研究同语言研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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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哈伊尔·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M]//巴赫金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2.
[6]Бахтин М. М， "Слово в романе"，www.rulit.me/books/slovo-v-romane-read-191851-6.html，参见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M].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16.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M].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9.
[8]Foucault，Michel，“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Hazard，and Leroy Searle.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9]Foucault，Michel.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Routledge，54，2002.
[10]Kell.er，Reiner，“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SKAD），in：Human Studies 34（1），43–65，2011.
[11]鮑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M].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9.
[12]约翰·菲斯克，等.关键概念[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4-86.
[13]Bell，Catherine，Ritual：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56，1997.
[14]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15]约翰·菲斯克，等.关键概念[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5.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摘要】当下的话语研究，大都把语言、概念同话语混为一谈，以语言学冒充话语理论。从话语规则、话语权、新闻话语到话语分析，国内外发表的成果可谓层出叠现，但多为乔伪玄虚之论，弥漫一派浮华气息。作者从辨析西方话语理论的源流开始，梳理和探讨话语理论的真义和范畴，力求揭示话语的特征与本质。
【关键词】话语研究的真伪；话语的意涵；话语的真谛；新闻话语审视
本世纪前，我国学界特别是新闻界很少使用话语这一概念。自2003年荷兰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在我国出版，话语、新闻话语、话语权等语汇在国内日渐流行。但中西话语研究鱼龙混杂、瑕瑜互见，往往把语言、修辞和话语混为一谈。远离“话语”的意涵演绎话语理论，乔伪玄虚之论便接应不暇，一场新瓶装旧酒的劳而无功的探索，散发出矫情的浮华气息。在话语泛化的语境下，一切文本、词句都成为话语，话语权就是言论自由权，种种陈言肤词冒充新的知识。
一、話语沦为言论或说话的替身
时下，给文本分析披上“话语”的外衣，把话语理论视为“说话理论”“语言学理论”的观点，正在挤进多种学科。在新闻传播研究中，认为话语同言语，以至同词章、概念没有区别，话语权和言论自由权完全等同，使话语研究落入语言学套路。
最为流行的结论是，官场用语都是话语，官员们的说法、用词成为主要话语体系。比如有文章指出，“官话、大话、套话”作为公文用语，由于传播不当，成为错误的话语体系。官话、大话、套话本身没有过错，把它们平移到公众传播，在公众那里肯定行不通。表达政治和政策的语言都是话语，似乎成为话语研究者的共识。
更为常见的论断是，话语是语言成分和言语作品，话语权就是表达权，这是因为“话语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建构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话语权则是人们所享有的以话语为载体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把话语视为语言成分，把话语权等同于发言权，话语就成了语言的另一种说法。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一书，就犯了这个毛病，全书大部分研究的是新闻语言问题，新闻话语的内容涉及不多。他的《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一书（1997）虽然回归了话语的本意，指出“话语研究跨越了语言学范畴”，但又把“语音、词汇、语法、句法、语义、修辞”视为话语元素，没有同语言学彻底切割。
有些论著干脆把词汇、概念视为话语，来自外国的词语、概念称为外来话语或西方话语，本土词汇和概念就称本土话语或中国话语。在这种理念下，“民主、革命、‘文革、转型”都是话语，甚至“新闻、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舆论”这些概念也是话语。只要是个词或概念，就给贴上话语的标签。
许多研究者直言，话语正是人们交往的语言活动，充当交流的手段或修辞，新闻正是借助话语，即语言表达记者的立场和感受。因而“对于新闻报道中修辞策略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研究修辞策略，可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1]看来，话语探讨尽管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实际是对语言或说话的研究。正如百度百科对“话语”解释的那样：“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什么社会后果的研究。”毫不夸张，话语就这样成了说话和言论的替身，话语研究无疑是新瓶装旧酒。
二、西方话语理论的发蒙与真义
既然话语研究是语言研究，为什么学者们放弃语言研究，强调“话语”的地位，把它变为另一个鹤立鸡群的学术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追溯discourse一词的含义，又不能不了解话语和语言常被人们混淆不分的根本原因。
Discourse来自拉丁语，本身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演讲和写作，讨论和说明客观事物；二是指在演说和写作中使用能够产生意义的言语，即话语。[2]西方学术界大都把这两种含义混用，没有划出一条界线。西方话语学派把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探索演说、辩论，寻求最佳的思想统治方式，误认为是建构话语理论。实际上，这些古代哲学家和政治家主要研究的是政治修辞。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社会语言学，也被认为是话语研究。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句段与联想的符号理论，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内容，实际同话语理论毫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伦敦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斯（J.R.Firth，1890—1960）认为：“描写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阐述意义，描写过程是以同一语境下的语篇为起点的，描写的目的是解释句子与话语在语境中的意义。”[3]这一论断，逼近了话语的本质，但弗斯没有界定话语的内涵。指出话语和语言有所差别的是法国作家和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他说：“话语本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种语言优越于语言学家的语言；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法；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别由句子构成，就本质而言将成为第二种形式的语言学的研究客体。”[4]遗憾的是，巴特总是含糊其词，没有指出话语和语言究竟有何区别，话语究竟属于哪种语言学。
话语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苏联时代的文艺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1895—1975）。1929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问题》一书中就论及了话语。由于一生命运不济，被捕、流放和多次迁居，他的《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1926）、《新世纪的话语》（1934）、《小说中的话语》（1936）、《小说话语的史前史》（1940）等论文大都在他去世后才陆续发表。
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因素，也不可能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出心理因素”[5]。他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及生活各领域，从声息到信念都是宣告于世的，永远充满意识形态或生活意义，任何时候都能被人们理解。”[6]因此话语的属性“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7]。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把话语研究进一步推进，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在本质上被福柯界定为人类或社团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以确立其社会地位。“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不足以解释一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话语”取代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是社会对话的结果。[8]人是受话语支配的，也被话语打上烙印，所以“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在《知识考古学》（1969）中福柯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的功能远远多于符号的指称，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已无法还原为语言，话语理论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9]谁在说话，怎样说，为什么这样说，这些“语言之外的东西”正是话语研究的对象。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1970）中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话语的产生和运用都按照一定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受到权力隐蔽地支配。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权力的发生、运作离不开话语。他的《癫狂与文明》一书，考察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对“疯狂”的定义的衍变，证明社会各个层面的特定“话语”如同一张缜密的网，控制其成员的思维和行动，也控制着社会组织的规范或条例。
自20世纪80年代，话语理论开始用于社会工作、文化、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渗入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史学、文化研究、人文地理学等多种学科，衍生出语篇分析、语用学和文本分析的解构主义方法。[10]话语理论作为渗入多门社会科学和广泛社会领域的交叉学科，探讨的是意义与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手段，不是研究语言现象及其使用规则。但西方一些话语理论研究者在80年代后期却提出“向语言学转向”的问题，把发生于50—70年代的“语言向话语转向”又拉了回去。这标志着他们的话语研究已经思维枯竭，不得不求救于语言学，使话语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产生了混乱。
三、厘清话语的意涵与话语类型
英国学者鲍勃·富兰克林等人在《新闻学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话语”时说：“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被广泛滥用、甚或误用的概念，话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领域，不同作者往往对什么是（和不是）话语以及该如何研究话语有相当不同的说法。”[11]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也指出，“话语”研究的某些结论“太随意浮泛，太抽象空泛”[12]，他虽然提出了一些智慧的观点，但仍有混同于语言学的一些误判。
话语究竟是什么？它和语言有什么区别？话语理论包括哪些范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认为，话语以表达某种信念和立场的短语及其简要的句子，宣示价值追求，凸显意识形态，实现影响人的思想、行为以至整个社会的仪式性传播。这个定义揭示了话语的构成与意涵，其要点是：（1）话语是词组或以这个词组为核心的精练句式，它虽不是文本，却是文本的灵魂，统帅文本的指向。（2）话语都有特定的意义，即表达言说者的信念，诉说一套意识形态。（3）在话语面前，言说者和言说对象，都有庄重的仪式感，话语场的肃穆或敬畏气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仪式性（Ritualize）表达，往往散发信念，冲击人们的灵魂，引起人们神圣的反应。”[13]（4）表达话语是为了将其广泛传播，话语出现在媒体上，总是制造凝重而显要的意义，吐露强烈的精神追求，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
话语不是语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话语和语言的主要区别是：（1）语言没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个民族甚或世界共用（例如英语）的思想符号，有庞大的词汇量。话语却有褒贬性、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话语的数量很少，对立势力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话语。“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构成了对同一个事物的相反话语，二者难以调和，这一切产生于极端组织和现代文明的对立。将这两个话语拆开——“自由”“战士”“恐怖”和“分子”，都成为语言，对立的意义随之消失，“为自由而战”和“制造血腥袭击”的言外之意也顿时无影无踪。（2）正因为话语不是语言，在词典和字典里是找不到的。话语是语境、历史条件或现实巨变的产物，离开具体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不会产生话语，社会发生变化，话语也随之改变。“斗倒斗臭走资派”的话语产生于“文化大革命”，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很快消失；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基本成为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话语就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所代替。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不会轻易改变，即使变化也很缓慢。（3）语言的词汇都有含义，但不会产生意义。所谓意义，是指某种指向、追求和目标，是词汇含义之外的认知，即福柯所说的“语言多出来的东西”。根据话语的上述特征，按照内容和主体划分，话语有以下七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功能。
从话语指涉的内容看，道德话语被人们广泛使用，显露言说者的善恶、荣辱、利欲和廉耻，表明其行事的高尚或卑劣。“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和“合作共赢”两个对立话语，前者宣称唯我独尊，他国利益必须服从美国利益；后者倡导的是共同发展、平等互利。两个话语显露专门利己和互利共生的不同道德准则，暴露出言说者相反的伦理观，具有“话在说人”的功能。
信仰话语是对某种理念、理想、人类归宿的信奉和仰慕，构成整个社会或某个群体的信念和追求。“坚信和遵循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中国人民的信仰话语；“上帝与我同在”是外国许多人的信仰话语。信仰的神圣性使言说者严以自律，思想与行为有很高的认同度和稳定性，这一功能是一个民族建立伟业的动力。真正崇高的信仰，来自科学实验或被實践证实的真理，不带任何吹嘘、蒙骗和威逼，由此形成的话语凝结着科学精神。
制度话语对国家制度、规范和政策作出标志性的说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党的领导”，是我国常见的制度话语。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学术等领域，又有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学术话语。“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话语、“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法治话语、“教育强国”“学校要立德树人”“让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等教育话语在媒体上反复出现，不断涵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规训意识。这种功能继续深化，转化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
态度与情愫话语主要在人际交往和文学作品中使用，是一个人对他人、群体和社会的对话，凝聚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言说者睿智、乖巧、激情或冷峻的思考，使话语带有彻悟、厌恶、憎恨、赞美或讥讽的意调。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人们的日常话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生动隽永、辞丰义赅的语汇发挥塑造人格与形象的功能。态度与情愫话语同道德话语、信仰话语和制度话语根本不同，前者为人文话语，后三者为社会话语。
从话语主体划分，民间话语、官方话语和公共话语是三种更为重要、另一层面的社会话语，体现出特定的政治要求和向往。民间话语又称底层话语，作为某些民众意志的反映，声张他们的社会存在，具有捍卫自身权益和尊严的功能。官方话语作为政府官员对大是大非问题和社会管理的标准性言说，又称国家话语。“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等官方话语，反映出我国的政治精髓和官员的行为准则，是政府部门和我国主流媒体的主导话语。官方话语一旦发挥组织和协调各种力量、强化社会管理的功能，就能把民众调动起来，体现为社会的政治动员。因此官方话语绝不是空话、大话和套话，而是符合实际、体现政府工作方针 的老实话、知心话和公道话，凡违背国家政治精神和远离社会制度结构的言说，都不是真正的官方话语。
公共话语，即各类公众共同使用的语汇，贯穿于全体人民的日常言说，体现公共利益和人民的诉求。作为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公共话语汇成人民的共同声音。“共同富裕奔小康”“改革开放要让人民得到实惠”“腐败横行，天下不宁”是近些年我国重要的公共话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一旦融入公共话语，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思绪归为一体，社会舆论随之融洽一致、平静祥和。公民利用公共话语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对国家政策实行民主监督，这一功能对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政府官员对公共话语的敬畏和遵从，是人民政府的基本标志，也是国家媒体倡导公共话语的根本原因。以上不同话语类型经常互为渗透、相感互动，当公共话语和官方话语融合一致，正是社会意志高度统一的标志。
四、重构话语规则与话语权
话语规则作为话语使用规范和社会效用的内在逻辑，制约了话语的社会价值和传播效果，成为话语影响力的决定因素。话语不仅是对话的工具，更是抗辩和宣告意志的技能，以俘获人心为出发点。新闻中撼人心弦的话语吸引和感化受众；会议和论坛上厚重的话语使听众凝神谛听，产生思想认同；文章、宣言或声明中庄严的话语为读者奏出时代强音。言说者遵循话语规则，准确表达人民的追求和信念，话语将转化为社会权威，成为主流话语。
话语的认同范围越大越能成为主流话语，也越能把对立话语置于孤立境地，这一规则取决于言说的真实、坦诚和对普遍利益的关切。话语的这一首要规则，具有天设地授的必然性。当两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发生碰撞，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话语，能把主流人群凝聚起来，也能把某些立场游移不定的人争取过来，这就是话语真理的力量。
话语有等级或地位的象征，居高临下说话和平等交流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对话双方平等互敬，话语容易被更多的人接纳，话语这一重要规则成为言说者获取公信力的前提；与此相反，言说专横，把自己的话语强加于人，不仅不会产生沟通作用，反而可能遭到抵制。2018年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球发令：“禁止购买伊朗石油，购买者将受到美国严厉制裁！”这一被称为“危险游戏”的话语，摆出一副上级对下级说话的架势，遭到许多国家和大量媒体的抨击。大国用欺凌的话语任意驱使小国、弱国和穷国，露出话语霸权的凶相，在各国人民心里产生恶感。话语霸权以势压人，制造思想恐怖主义，以恫吓的话语暴力遮掩背离真理的穷思竭虑。
话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则是，时代话语和反时代话语具有相反的作用。时代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灯塔，开拓人类的美好前景，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时代话语则束缚人类的思想解放，阻遏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健康发展。人类已经进入智能生产和生活的时代，“以人为本，改革创新”“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开启对话、共谋发展、共赢共富”是今天的主要时代精神。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全世界，接受和遵循这些时代话语，没有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使用富有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的话语，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朴素情感，能同各阶层以至全人类息息相通。对话充满诚信、敬重和谦和，构建互信、包容、友好的话语关系，言说者将“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话语这个潜在规则总是触动人心，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样的话语具有潜移默化的支配力，成为一种权力，即人们所崇拜的话语权。
话语左右人们的意志，感召人的心智，变为普众的行动，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话语权。在国际场合和国际组织中，话语权有两个层次，获得讲话的权利是浅层次的话语权。深层的话语权则指话语得到广泛认同，受到追捧，具有一呼百应的力量。在一国之内，讲话的权利属于言论自由权（利），不属于话语权（力）。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召力。所有国家的媒体每天都有话语，但不一定有话语权，那些“说了传不出去”的话语成为国内、国际的耳旁风，是毫无质地、毫无价值的话语。
国际话语权不是争来的，更不是靠宣传声势擒获的。话语权和软实力一样，是靠言说者的真理和付诸实践的正义之举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世界和自己。以人道、善举、公正、民主與平等互利的思想设置议题，切实为中国和世界人民谋利益，以“亲、诚、惠、容”[14]为思想制高点，话语就构筑起人类的共同信念。否则就会说话无人听，言说无人信，发生信仰危机、理论危机和话语危机，最终道尽途殚，迎来话语权的末日。
五、新闻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分析
新闻话语不是勾勒拟态环境的语言，也无须变革新闻话语语法，这类不着边际的结论正在模糊新闻话语研究的视线。简言之，新闻话语是记者报告事实的意化性词句，表达记者的意图，指涉新闻事实的思想引力。新闻文本中无论记者的自说自话还是转引官方或民间话语，都被打上意义的烙印。从本质上审视，新闻话语不是内容层面的叙述，更不是被叙述着的东西，而是福柯所说的近似于“意识形态”的关键词语。
新闻报道是社会纷争中导向明显的意识路标，由事实引发或再造意义，为解决社会难题和意识纠集指出方向。面对同一个重大事件，不同媒体使用的话语不同，显露出不同的意识倾向。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件或问题，两个国家媒体的新闻话语往往对立而不友好，激烈而不平和，都在各自的思想框架内用适当的话语方式诠释事件。
“自我话语”是各国新闻媒体使用话语的惯用方式。以独有的信念张扬媒体及其掌控者的立场，强烈表达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判断，构成新闻的自我话语。“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虽大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我国新闻中反复出现的这类“自我话语”是宣示意识形态的断语，带有矢志不渝、志在必得的定力。自我话语不意味着主观主义，话语符合事实真相，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就比其他话语更具有威信、更符合正统，因此更‘毋庸置疑”。[15]
新闻报道还常用“旁观者话语”。这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方式，又称第三者话语，具有客观、平实和第三人效应。新闻对事件的陈述或提出见解，引述旁观者即第三者的言说，平衡、真实地呈现新闻事实。新闻中“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话语，远比我国记者的自我论断令人深信不疑。“旁观者”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人”或一般的“第三者”，而是掌握真实、充分信息的知情者。这种话语方式强化话语的“可信性”，让人坚信话语中的真理。
在一定背景下频繁出现的相同言说，构成“高频话语”，富有鲜明的意识倾向。同一个语汇的循环往复，长期耳濡目染，构成了受众的心态和认知，使新闻话语形成稳固的社会观。“中国梦”“打赢脱贫攻坚战”“从严治党”千遍万遍出现在媒体上，在受众头脑里日渐形成牢固的观念。重要的“自我话语”和“旁观者话语”都可能在新闻中高度重复，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给受众注入信念，也给新闻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明显的切入点。
新闻话语分析透视话语的使用特征，让人认识到新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媒体报道动机，是话语理论及其运用的重要范畴。话语分析不是指出新闻语言的含义、修辞和语法，而是剖析新闻话语营销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效果。话语频率统计是常见的话语分析，称为高频话语分析。根据话语出现的次数，对话语频次与分布进行定量拆解，挖掘媒体的意识形态意旨。围绕话语词组的言外之意，揭示新闻报道意图，称为话语内涵分析，展现新闻话语的思想指向。揭示新闻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洞察话语出现和使用的时代背景和言说环境，称作话语的语境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同一个话语，就有不同的意义，从语境出发认识新闻话语显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新闻语境分析的直接目的。
新闻的话语秩序分析，是我国研究较少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其宗旨是：（1）分析媒体上哪些话语该说或不该说，话语受到哪些制约，制约的根源是什么；（2）阐述一种话语的发起及发展过程，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总结媒体首创某个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发展或转折做出的贡献；（3）指出某个媒体经常发表重要话语并受到社会重视，论证该媒体创新话语的能力；（4）说明不同新闻话语受制度的容纳或排斥的程度，揭示社会的思想开放程度和新闻导向机制。新闻话语分析的上述方法及其运用，也表明新闻话语不是新闻语言，话语研究同语言研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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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M].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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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ell，Catherine，Ritual：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56，1997.
[14]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15]约翰·菲斯克，等.关键概念[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5.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