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岩水库移民工作调查

    张涛+曹振华

    山口岩水利枢纽工程是2012年萍乡市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为确保城区用水安全、提高农田灌溉能力、缓解电网供电压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如今3年过去了，与水利建设配套的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工作进展如何？为水利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水库移民生产生活状况如何、有何突出困难亟待解决？一直为各级党政领导所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此，笔者深入山口岩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山口岩水库移民基本概况

    山口岩水利枢纽工程地处赣江一级支流袁河上游的萍乡市芦溪县境内，坝址位于上埠镇山口岩村上游1 km处，距芦溪县城7.6km，距萍乡市区约30 km。水库总库容为1.04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1.2万千瓦，是一座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发电、灌溉等综合利用的大（Ⅱ）型水利枢纽工程。库区淹没涉及芦溪县上埠镇九洲村、新泉乡市上村、张佳坊乡坑口村3个行政村18个村民小组，淹没总面积3.804平方公里。

    山口岩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从2007年8月开始，前后历时5年，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和业主单位缺少水库移民安置的经验，曾一度陷入僵局，工作停滞不前；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移民干部反复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在2012年初基本完成了水库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任务。按照《江西省大中型水库移民核定登记办法》，经省扶贫和移民办核定山口岩水库移民人口为3375人，其中：搬迁安置2422人、生产安置953人。移民主要集中安置在芦溪镇古城槽里移民安置区（515户2350人）、上埠镇白石塘移民安置区（17户66人）、张佳坊乡虎塘移民安置区（17户61人）、新泉乡牛皮堎移民安置区（15户46人），另有移民43户155人在库区周边后靠安置，6户21人投亲靠友，3人安排在敬老院。

    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进展情况

    2012年1月，山口岩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正式全面展开。围绕实现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移民增收、环境改善、社会稳定”的工作目标，4年来，芦溪县努力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主动地开展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力推动了山口岩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

    （一）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迅速跟进，移民安置区面貌焕然一新

    按照和谐秀美乡村和新农村建设标准，芦溪县政府从2013年开始，对山口岩水库古城、虎塘、牛皮堎等集中移民安置区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造和升级，并在移民村组重点实施了以“六改”（改水、改路、改厕、改栏、改房、改环境）、“四普及”（普及宽带、有线电视、垃圾集中处理、清洁能源）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建设，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生态环境、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据统计，截止目前全县投入到山口岩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已达到800万元。完成的项目主要包括：1、投入资金35万元，完成了九洲移民安置区大门、治安岗亭建设工程和监控系统安装工程，保障了移民区的秩序和安全；2、投入资金70万元，对九洲移民安置区排水沟和园林绿化进行改造，解决了影响移民生活的实际问题；3、投入资金53万元，对白石塘安置点的排水管道、道路硬化、亮化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4、投入资金177万元，完成了移民安置区天然气管道安装工程，在全市率先实现了移民安置区整体使用天然气的突破；5、投入资金260万元，对九洲移民安置区进行环境整治和广场改造，此项目目前正在紧张的实施当中；6、投入资金96万元，完成了坑口虎塘移民安置点的自来水改造、排水沟建设、小区绿化等基础设施项目，对塌岸、滑坡等安全隐患进行了治理；7、投入资金15万元，帮助虎塘移民修复耕作道恢复了生产；8、投入资金21万元，完成了牛皮堎移民安置区道路改造和山体滑坡治理等项目；9、投入资金22余万元，扶持市上村移民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既缓解了移民矛盾，又达到了产业扶持的效果。10、投入资金36余万元，完成了王源村组公路改造和安全饮水项目，解决深山移民村突出困难。

    （二）突出困难和遗留问题逐步解决，移民社会朝着稳定和谐的轨道发展

    山口岩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开展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山口岩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协调领导小组，综合处理移民安置后续问题。通过开展“入户结亲”活动，全县下派了465名科级干部进村入户，面对面与移民群众开展心连心帮扶，宣讲政策法规，倾听移民心声，化解矛盾纠纷，前后共收集移民诉求1009条。对此，县政府和各级移民管理机构，耐心细致地梳理移民反映的问题，倾尽全力帮助移民解决实际困难，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努力维护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稳定团结局面。一是对移民安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和检查，澄清了事实，明确了责任，规范了移民资金管理。二是主动协助移民办理房产证明，安装天燃气、宽带、有线电视等等，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减免相关规费，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移民负担。三是积极筹措资金近千万元，先后解决了移民安置房整修和安置地基不足的补偿问题，完成了对移民户林地补偿补差工作，落实了对移民安置房公摊面积的减免，对移民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及时进行了解决和处理。四是对漏登、漏补的移民人口和实物进行了认真核查，按政策进行了补登和补偿，保证了移民群众合法权益。五是县财政托底增加城乡社会救助指标近400个，设立了移民失业救济金，专门针对移民困难群体展开救助，帮助其渡过难关。从掌握的情况来看，山口岩水库移民信访今年明显减少，各移民社区正朝着稳定和谐的轨道发展。随着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不断深入，安置区改变了环境，移民得到了实惠，移民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步消除；移民对目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开始逐渐适应，并把注意力和需求转移到劳动就业、产业发展和社区建设等方面。

    （三）移民安置区劳动就业氛围基本形成，移民技能培训工作攻坚破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价值立场、行为方式处处显出不合时宜。“我”木讷、固执、循规蹈矩，坚守着感情契约，包括对发疯的上官瑞芳倾注胜于亲情的友谊，对养女容容视同己出的母爱，对去世的父亲的深切怀念……在所有人都在为利益牺牲感情、理想时，“我”却固执地为了情感的契约牺牲利益，纵然被乔万红怀疑 “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你这样的人”，也不改初衷。虽然，“我”逆流而上的倔强并未扭转“寻找”的悲剧性结局，也没能找到改变生存境遇的可行之路；但通过寻找，“我”获得了在荒诞虚无的境遇中生存而不迷失自己的精神方式，实现了“审美自救”。而那无论日出与日落，所有的草穗子都懂得回护麦地地看麦娘，将永远作为爱与美的意象给予我们精神的温暖和寄托。

    时隔四年，池莉又发表了《托尔斯泰围巾》，再次凸现于世俗生存中找寻精神寄托的主题。《托尔斯泰围巾》将一个颇有精英文化气质的意象——托尔斯泰，同一个卑贱的收破烂的“老扁担”联系在一起；既构成制造悬念的“包袱”，又形成彼此对立而联系的叙述张力。新年肇始，收破烂的“老扁担” 脖子上突然多出一条时髦的超长围巾，与他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既先锋又滑稽，于是人们开始猜测纷纷。直到“老扁担”离世后，谜底才被揭开：原来“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他从报纸上看到老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时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也弄来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显然，长围巾代表着一种精神寄托和理想追求。在一个诚信严重流失的时代，在一个一切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东西统统被边缘化的环境中，一个在最底层最卑贱处为生存挣扎的人，不但保持着他正直不苟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和道德操守，还保持了自己所独有的精神追求。文学的信仰为他灌注了高尚的灵魂，并成为他于困境中逆流而上的精神支柱。如此巨大的反差已经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池莉对于当下生存环境的批判和企图拯救精神理想的突围努力——不再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而是要活得有精神有志气，要寻找暗淡生存中的亮色，这亮色在池莉看来就是精神信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仰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才有了依托。”[4]

    二、陈应松：揉入现代主义的写实

    陈应松是一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因感到“生活的库存没有了”，他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神龙架山区挂职锻炼。如同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边城之于沈从文，在神龙架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陈应松以个性化的语言、超现实的想象、奇崛的意境、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神龙架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包括《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木材采购员的女儿》、《云彩擦过悬崖》、《火烧云》、《望粮山》、《独摇草》、《马嘶岭血案》、《狂犬事件》、《太平狗》10部以神龙架为背景或书写对象的中篇小说。原始自然的诡谲神秘、瑰丽雄浑交织着山区生存的蛮荒贫瘠，底层关注的视线焦点延伸向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和严肃拷问，“神龙架系列小说”凝集了创作背景和对象固有的取材优势以及创作者卓越的艺术处理能力——在写实中融入现代主义的艺术因素，形成了虚实相间的艺术效果，充分扩展了底层叙事的意蕴空间。

    （一）具有深层旨寓的底层写作

    “农民工进城”题材在近几年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作思潮中并不鲜见，作品主题一般是揭示农民工的贡献与其所受待遇之间的不公平，曝光城市对农民工精神上的压抑、经济上的掠夺，呼吁改善农民工处境。“神龙架系列”的《望粮山》（又名《天边的麦子》）和《太平犬》都涉及这一题材。《太平犬》讲述了一条来自原始山村的狗在城市里的“历险”经历。在几番冷落、羞辱、驱逐和劫难后，太平九死一生地回到神农架，而冤死城市的大种只能化作一缕云烟飘荡在回家的路上。《太平犬》中也存在如建筑工地隐瞒安全隐患，让农民工在极为危险的条件下施工；黑工厂非法欺骗、拘禁农民工生产有毒化学物等情节，但它们并不构成叙述主线。一明一暗、一主一副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程大种的遭遇是暗线、辅线，推动着太平犬寻找主人这条主线的叙述进程，叙事线索的构成决定了小说的寓言性、象征性，避免了直露式的呼告、控诉，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和悲愤情绪就寄托于太平犬的命运书写之上。

    太平犬的遭遇串起了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里的种种蛮荒、病态。生命力被严重束缚的太平，在一次次历险后，“猛然发现自己已变得不可理喻与残暴无情了。它变成了一只野兽，不是来到城里，而是没入了大荒。”城市文明在创造发达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消耗、破坏着醇正美好的人性。“门槛”、“八格牙鲁”、金色沙米狗，这些丧失了狗的天性和生命力，沾染了自私自利、窝里斗恶习的城市狗，隐喻着城市文明外衣下的人性退化。这是文明的孽根还是人性的孽根？如果城市文明最终只指向物质的文明，而失落了精神的美好、人性的善良、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终究是文明的大不幸。

    在《望粮山》中（又名《到天边收割》），一个荒诞的意象——天边的麦子反复出现，它至少具有两层含义：在文本表层，它同死亡、厄运和各种怪事联系在一起，谁说出自己看见了“天边的麦子”就犯了村里的大忌；在象征层面，它是一个隐喻。在一个终年同野草抢食的贫瘠山坳里，麦子丰收成了人们的奢望，因此，天边的麦子便成为人欲望的抽象化隐喻。离开村庄追寻天边的麦子，隐喻着那些被正常欲念折磨而无法忍受贫瘠生活的人，为追求富足生活而离开山区，他们的厄运隐喻着农民进入山外世界（文明世界）所付出的代价。金贵的经历就是“天边的麦子”隐喻的形象化叙写。在极度失望又有所希望的时候，不得志的金贵眼前就出现天边的麦子，不信邪的金贵决定往山外走走，摆脱“麦子的魔咒”。他来到内乡市，找到早年从山村逃离的已成工厂老板的娘。多年未见，娘心中早已没有母子恩情，只有对前夫、儿子的憎恶，她用于了断同神农架一切关系的五千块钱在金贵看来就是“卖娘的钱”。出来两个月，金贵被人抢、被人打、被人怀疑、遭人诬陷，城市的欺辱和冷漠最终逼迫他拿起刀子刺向那无端伤害自己的人，又为了逃避追捕跳崖自尽。金贵最终没能逃脱宿命的掌控，成为被“天边的麦子”诅咒的又一个牺牲品。

    《望粮山》的悲剧在《马嘶岭血案》中被进一步扩展，《望粮山》中导致金贵杀人的直接原因——城市人的冷漠、鄙夷、怀疑，在《马嘶岭血案》中被书写刻画得更为详尽，对杀人动机的成因也分析得更为细致。小说讲述了两个山里挑夫因为受到灵魂冷漠的屈辱，所以决定破釜沉舟，报复劫财，于是一口气将七名寻找金矿的勘探队员全部杀死。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无情竖起一座难以融化的冰墙，于是区区二十元钱才会在九财叔心里埋下芥蒂，又随着误解的加深转变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膨胀为血腥杀戮的惨剧。《马嘶岭血案》超出了普通血案小说浅薄的传奇性、消闲性特质，在拷问人性劣质面的同时，将主题从“城乡对立”、知识阶层同农民的对立（亦可抽象为“文明与蛮荒的两极分化”），延伸至努力追问灵魂的隔膜与冷漠的层面；并从心理角度，发掘分析了阶层重新分化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矛盾激化、生成、爆发的过程。

    “蛮荒同文明的相遇总是以死亡的悲剧告终”，这是《太平犬》、《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在主题、叙事逻辑上的共点，也同《松鸦为什么鸣叫》、《独摇草》的主题和叙事逻辑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伯纬从挂榜岩的天书上似是而非又确凿无疑地辨认出的“路”、“缘”二字可谓叙事的隐形线索，也是主题延伸的出发点。在此，天书的提示具有浓郁的神秘气息和宿命色彩。神农架公路对伯纬一生命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修路被炸残，因同村人修路遇难而开“背尸”先例，因公路修成后车祸不断而终生“背尸”。在常规认识中，公路往往意味着富裕（“要想富，先修路”），是文明向蛮荒伸出的援助之手。但是，“公路”的文化含义却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被颠覆了，通往皇天垭的盘山公路始终同死亡联系在一起——人的死亡，树木的死亡、动物的死亡还有伯纬同“背尸”结下的不解之缘。它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悲剧（家庭的破碎、生态的恶化），它传递的不是致富的经验，而是城市人的人性劣质和败坏的社会风气，在这里不是城市救助了山区，而是属于蛮荒乡村的伯纬无私地向城市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作品中，松鸦作为死亡的象征，频频盘旋在公路上空，那些听起来阴森凄厉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正是它们招呼同伴聚餐饱食的号角。松鸦因死亡而鸣叫，死亡又因何纠缠着这条蜿蜒在神农架大山上的山路？小说通过这个带有民间神秘色彩的意向，将我们的思考引入深处。

    类似的，在《独摇草》中，王老民历经百险千难挖通落水孔，只是因为“挖穿了落水孔，那属于他第二轮承包的几百亩山谷就可以变成良田，至少可以成为林地”，过上温饱日子不成问题。挖通的落水孔改变了山谷面貌，引来大老板、漂亮服务员、有头有脸的城里人，在落后的山坳子里复制那些让山里人觉得新鲜和不解的城市文化产物。挖通的落水孔唤醒了马老民妻子和继女对贫穷艰难生活的不满，并为她们心底压抑良久的逃离愿望提供了梦想成真的机会，而继女小小的离开又成为儿子送命虎口的根源所在。城市文化带来的奢靡空气和各种蠢蠢欲动的欲望，让伏水山谷的山风和流水不再纯净，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王老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规划，一个幸福的落水孔变成了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二）精致的“问题”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问题”的关注并没有使以上作品成为主题有意义而艺术简单粗糙的“文学跛子”。有两方面原因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作家在处理“城乡矛盾”时，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对立式”思维将问题简单化、两级化，也没有抱守许多出生农村的作家与生俱来的对城市文化的排斥心理，一味“以农村为是，以城市为非”。在直面城市文明给乡村世界带来的悲剧的同时，陈应松亦没有回避乡村蛮荒严酷的生存状况，亦没有美化乡村世界的痼疾和局限——正如我们在《狂犬事件》和《火烧云》中看到的那样。《狂犬事件》将农民的生存境况置于疯狗乱窜、狂犬瘟疫肆虐的非常情境中，以人狗大战为核心，将现实农村的种种矛盾连结起来：村干部同农民的矛盾、乡领导同村长的矛盾、农民负担同村委经费的矛盾、人性关怀同生存条件限制的矛盾……人被疯狗咬伤后对狂犬疫苗的态度，充分展示了贫穷、愚昧对人性的异化和对生命权力的掠夺。少女小凤养的猪在去打狂犬疫苗的路上被水冲走，为了不再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造成损失，狂犬疫苗省下了，而小凤惨死于狂犬瘟疫；为了保住耕牛，汤六福把本该自己打的针省下给牛注射，因为药量不足药力不够，他最后还是没能挣脱死亡的厄运。

    《火烧云》通过图书馆员龙义海下乡扶贫抗旱的经历和见闻，描画了一幅原生态的农村生活场景。在这儿，愚昧与狡诈、霸道与贫困、麻木与希望、刁悍与善良混乱交缠。贫瘠的土地、穷困的生活像哈哈镜一样扭曲了骨头峰村村民的心态、追求和行为常态，也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整个村庄处于一种为了一丁点利益也要相互算计的紧张氛围之中。例如，母亲为了一台百十块钱的收录机便将女儿的终身草草定下；被贫困熬红了眼的村民习惯性地哄抢扶贫物资；为多抢一点救灾的水泥，村长儿媳妇流了产……在这个处于文明教化边缘的山村里，科技和进步文化怎么也取代不了烧旱魃、求雨仪式这些神秘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人们期盼的只是物资形式的救助，那些精神扶贫，科技救助的图书全被不屑一顾地裁开来做了擦屁股的高级手纸……

    其次，陈应松在直面当下中国峻急的社会现实，目睹神农架山区那令人战栗的原生态情境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忧愤天下、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而使艺术创作失控于理性轨道之外；也即强烈的情感冲击，并没有使陈应松忽视对艺术形式的打磨，否则整个“神农架系列”中篇在艺术上就不会显得如此精致奇崛且蕴意丰富。寓言性是该系列的重要特点之一，如同《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犬》、《狂犬事件》所展示的那样，文本叙述要么是拟人化的要么是荒诞的，而作品的内核和精神又都是现实主义的。寓言化是对当下生存境况的隐曲表达，也是在以意味深长的方式启发人们发现、思考并清除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和病灶。“神农架系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引人入胜的魔幻色彩。《松鸦为什么鸣叫》中奇诡的天书、让司机神智迷糊的“鬼垭”皇天垭；《独摇草》中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白麝，栖息于落水孔里的老虎；《望粮山》中人和动物的互变；《马嘶岭血案》中的鬼街、红毛大野人、来历不明的强光；《云彩擦过悬崖》中会跑动的人形黄芪、凶残无比的长着驴脑袋的驴头狼……神农架的地域特点决定了创作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应用，原始森林本就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好巫”又是楚地的传统，远离文明教化的山区本就相对完好地保留着民间传统神秘文化。陈应松的高明在于他适当地利用神秘事物实现了艺术的陌生化。融入叙事的神秘而魔幻的素材或意象，不仅作为“点缀”更作为“有意味”的象征、隐喻，使主题寓意更为深刻和丰富。

    “神农架系列”作品的精致，还直接体现在小说语言的斟酌上。陈应松的语言特色一直是两幅笔墨：“精彩绝艳”与“简洁朴素”并存，这个极具个性标志的创作风格，在“神农架系列”的写作中被延续并得以进一步丰富发展。譬如，《豹子最后的舞蹈》犹如一首悲而不愤的凄美挽歌，充满着音乐感；《云彩擦过悬崖》则像许多优美散文的集合；而到了《狂犬事件》、《火烧云》和直接叙写原生态农村生活时，小说的语言又退净绮丽，变得干脆、简洁、自然朴素甚至粗砺狂放，变成了一种原生性的、适应于人物身份、个性、处境的语言。

    [参考文献]

    [1]王先霈等.文艺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3]池莉.池莉文集·你以为你是谁[M].常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4]池莉.池莉文集·看麦娘[M].常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