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柴春芽

    呼东方

    15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从媒体记者转身成为藏区义务支教者，再成为作家和电影剧作家等诸多身份的转换。

    没有人确知他的身份，于是有人给他冠以“混混”的名号。但他每做一行，似乎都能做出不小的动静，从而使自己的人生一如他的小说和电影一般具有魔幻色彩。

    这位带着贫困走出陇西的农家子弟，凭着反叛与抗争，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命题。

    柴春芽最终还是又做回了一名老师。

    15年前，柴春芽在西北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时，差点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他在一所背靠黄河的中学试讲了一节思想政治课之后，决心放弃这个职业，放弃公职，去媒体打工。

    可如今，经过了记者、支教者、作家和电影导演等角色转换之后，他又成了一所私立大学讲授创意写作的老师。“我认为小说是不可教的。我只是尝试着去培养大学生的文学鉴赏力。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你应该有能力欣赏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为了你生命的品质，你可以分辨哪些是有毒食品，哪些是绿色食品。”

    不过，当教师依然只能算他的副业。多部正在写作和等待出版的小说，多部正在筹划中的电影，注定了他依然会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中“混”下去。

    衰败、死亡、故乡，

    诗性的独立电影

    2012年8月，柴春芽导演了一部名叫《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电影。用柴春芽的话说，这“其实是一部哲学电影。另外，由于电影的叙事一直保持在一种意识流的层面上，现实与幻象频繁交叠，这就使得电影又像是一部诗电影”。

    一年后，《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同名小说出版发行。柴春芽把电影剧本、电影拍摄思考、电影行为等穿插其中，算是一次跨文体的实验写作，挑战了诸多人传统的阅读习惯，从而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索性称之为“电影小说”。

    “写作一部与电影同名的书，乃是因为书和电影对同一事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我想要在探讨农耕文明急遽消亡的同时，还想探讨小说与电影的界限，小说与电影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我还想借助电影故事进而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柴春芽说。

    柴春芽想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起于2009年。“那时，我已经写了4年小说，训练了叙述能力。之前，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训练了我对影像的认知。于是，我想要拍摄电影。”

    柴春芽说，自从上大学之后，他就很少回故乡，但每次回去，都会发现故乡那种“死亡”的迹象：人变得越来越少，年轻人大都去外地打工，萨满巫师也越来越稀少。本来萨满是乡村道德生活的评价者，通过神来判断一个人有无行为的过失。年轻人对老人不尊敬，神就会通过巫师的口告诫年轻人。但随着祖父母那一辈人的死亡，便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品德画上了句号，那种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关怀和爱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切肤之痛使他开始对“故乡死亡”的主题给予关注。

    2010年，柴春芽正式构思这部影片，但他发现，用纪录片表述很容易受到客观事件的制约，从而难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我决定在某些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成分，从而使这部影片具有诗意和哲学的深度。”他说，“这部影片不是去寻找乡村衰败的答案，而是去呈现乡村衰败的既成事实，并在呈现的同时为人们的归宿寻找一个超物理层面的解释。”

    2012年4月，这部被柴春芽称为“故乡三部曲”第一部电影拍摄完成。一个自学成才的导演和几个科班出身的年轻电影人一起，用镜头语言讲述了一段关于死亡的个人感悟。大篇幅的空镜头、长串的安静现场声，又加入了社火、皮影、巫术、秦腔、宗教等原生态元素，还有来自柴春芽故乡农民的质朴表演，令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诗歌，又充满了魔幻的色彩，很多观众也感受到极度的心痛和压抑。有影迷在微博上写道：“被浓重的甘肃口音、莫名其妙的剧本弄得迷惑不解了。”

    2013年10月的伦敦国际电影节上，《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分别于10月12日、19日上映。英国电影学会主办的专业电影杂志《视与听》评论该剧“揭示出一种聚焦在平凡生活表层之下的生命形态，导演将作品的视觉工艺和诗性表达上升了另一个高度”。

    柴春芽说，我在拍摄的时候，就跟剧组主创人员说过，这是一部一定能走向国际的电影，“因为它关注的是普世主题，它也打破了时间的线性逻辑，从而对观众的智力提出挑战”。

    这部电影是由柴春芽的一位朋友投资的，完全不求回报，而且“是一部完全独立的作家电影，不受任何政治和商业的污染”。柴春芽说，由于没有接受国家广电总局审查，在国内的放映只能处于一种地下状态，但“还是有很多观众，尤其是一些学者喜欢，例如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老师，他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诗电影”。

    贫穷、诗歌、尊严，

    寻找能说真话的职业

    柴春芽出生的甘肃陇西，是一个以贫穷著称于世的地方。

    “贫穷、知识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为我少年时代的家庭制造了愚昧、仇恨与暴力。”柴春芽说，“假如说我小学时代的优秀来自天赋的话，我高中时代的优秀则全然出自对贫穷和平庸的反抗。”

    1995年，柴春芽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政法系。从这时开始，他就在努力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

    1999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老师，但试讲一节课之后就放弃了这个职业。当时，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在一种奇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萌芽并茁壮起来，柴春芽适逢其时。在《兰州晨报》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后，他又到了西安，成为《华商报》深度报道组的一名文字记者。

    两年之后，柴春芽和很多怀揣着新闻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去了广州。“我渴望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院，因为那个被誉为‘中国新闻之黄埔军校的大院里荟萃了中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我愿意与最优秀的人共事，这会激励我不断前进。”

    但是，柴春芽的新闻理想还未实现，就因为一个意外事件而中断。“我在广州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时因为推荐一本禁书而被撤职，从而被迫以摄影记者谋生。”

    柴春芽成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新闻摄影是借朋友的相机现学的，第一次接受编辑任务去拍照，连胶卷都没有装好，结果暗房师傅洗出来的底片漆黑一团。后来，他又成为《南方周末》驻京摄影师。

    柴春芽说：“在《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两个鲜有‘单位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媒体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职业精神，并使我担负起用新闻推动民主、法治与人权之进步的使命。”

    这个时期柴春芽经历了市场化的报纸从无到有，新闻理念从形成到鼎盛，最后到衰落的整个阶段。他自认为见证了西安最好的报纸《华商报》、广州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甚至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周末》的兴衰荣辱。

    “长期职业记者的历练，养成了我对社会的洞察力，而职业摄影记者的训练，则让我的文字一经铺陈，就会呈现出一种视觉性的美学。”在柴春芽看来：“作家之外的职业或许更能滋养文学。”

    智性、藏区、孤独，

    幸好还有文学

    2005年，30岁的柴春芽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南方周末》的工作，以及在城市的房产、爱情与发展，独自一人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高山牧场，成为当地的一名义务老师。

    柴春芽住的地方没有电，没有通讯，也没有公路，去县城买生活用品，骑马需要9个多小时。他几乎是以一种近乎赤贫的状态，与世隔绝了一年。

    为何能有如此决绝的行为？柴春芽认为，人的智性周期和生理周期一样，都是有着较为普遍的年龄阶段的。一般而言，30岁是智性初次觉醒的一年，自此之后，智性逐渐成熟，乃至圆融。“30岁那年，我开始思考：人究竟为何而活？”他坚信，“过于喧嚣和纷扰的都市生活虽然有利于提升人的聪明，却会使智性蒙尘。”

    在与世隔绝的时间里，柴春芽第一次体会到了孤独的“恐惧”。“戈麦高地上的我的那所学校就在荒山秃岭。有这么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个教室，有个小木屋，我就坐在里边。孩子们一放学都回家了，荒山野岭中就我一个人。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不知道从何而来。”

    也是在此时，柴春芽读完了威廉·福克纳的全部汉译小说和萧乾、文洁若两位先生翻译的《尤利西斯》。接下来，他在草原上读的另一本书是司马迁的《史记》。

    “有一天，当我读完《史记》时，天近黄昏，我兴奋异常，可是没人跟我分享，我只好跑出校园，面对茫茫草原大吼大叫。”柴春芽说，“直到现在，每当我的汉语显露庸俗倾向的时候，我就会去阅读《史记》，《史记》的语言是一种尊贵而壮美的汉语。”

    柴春芽自认为，他的文学就是起步于他与世隔绝的30岁，他立志成为一位好作家。他说，他最初的老师，是美国的“垮掉一代”，也就是凯鲁亚克等人。“为写第一本书，我甚至像他们一样，去实践，去西藏的草原上，去流浪，去过那样的生活。”他的第一本诗体流浪汉小说《西藏流浪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大陆出版时更名为《寂静玛尼歌》。

    从藏区回来后，柴春芽把自己关在家里，把手机关掉，电话线拔掉，几乎和所有人失去联系，写了整整三年的书。

    “我在写完处女作《西藏流浪记》之后，由于出版无望，就开始只为自己写作，纯粹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迷恋和对真理的求索。”柴春芽接连写了6本小说，幸得香港友人廖伟棠的推荐，他的作品《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才得以在台湾陆续出版。

    2009年9月至11月，柴春芽以作家身份到台湾交流。他的亲身来访，在台湾文化界与读者之间形成焦点与话题，很多读者这才知道他多才多艺，能摄影、唱“花儿”、“信天游”，又极会说西藏、新疆与他家乡的故事。

    宗教、现实、 电影，

    我从不媚俗

    在创作了三部小说以后，柴春芽确定在自己的文字中绝对不会出现色情和暴力，因为他觉得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艺术家重要。

    “根据佛教的教义，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意（识）必将产生业（因果）。我不愿因言说而制造恶业。没有人能够逃离自己身语意所生的业。我害怕恶业的报应，所以尽量言说善知识和真思考。所有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字，都是写作者意识的投射。在我的意识里，有比色情和暴力更为宝贵的东西。”柴春芽说。

    在藏区生活的时候，柴春芽皈依藏传佛教宁玛巴。他说：“信仰首先以禁忌和戒律的力量，来限制我的自私、贪婪、懒惰、傲慢等等，然后，信仰以实证的力量，让我对生死充满自信。”

    2012年，柴春芽在他刚开设的新浪微博中，将自己三年前拍摄的父亲柴树纲先生—一个中国西部的农民、老三届、老红卫兵、退伍炮兵连长、棺材画师和其生活了60多年的农村，用摄影的方式呈现出来。

    柴春芽也曾试图去挖掘农业社会当中留下来的“忧伤的尊贵”。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中，他没有对父老乡亲进行劣根性的批判，也没有对农耕文明有恶俗化的描述，他在强调养育了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被忽视已久的尊贵。

    借着《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的写作经验，柴春芽以相同方式完成了“故乡三部曲”之二《蜂王的夏天》和之三《九月曼扎》。

    柴春芽在《蜂王的夏天》想要探讨的是，在这个大生物圈里，人和各个物种的关系不是丛林法则的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协作的依存关系。《九月曼扎》则是在探讨信仰与救赎的命题。

    这两部小说同样要拍成电影，但柴春芽拒绝后两部电影延续《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拍摄手法。他说，“第二部我会拍成一个正常、细致的故事，不会以结构的方式来讲故事，但仍然会加入魔幻的元素。”现在，他正在为《蜂王的夏天》写作剧本。

    柴春芽如今非常迷恋电影这一直白的形式，他认为“该是文学借鉴电影的时候了”，“电影是一种世界语言。我的小说目前只能在汉语世界寻找读者，但我的电影一开始就在国际上找到了观众。我渴望跟不同语种的人交流人生体验和思考，于是，我便选择了电影。”

    今年，柴春芽筹备拍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准备由藏族演员出演，藏语对白，外景地预计选在印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

    但柴春芽强调写作仍是自己必需的，他说，“我不仅要靠它来养家糊口，还要靠它来治疗我那可怕的厌世症。”

    2012年夏天，柴春芽如期完成了《走出广场的牧歌戈麦高地的影像和日志》的写作，这本书原本与北京的一家图书公司预先签订了出版合同，但等到完成，国内的图书公司却违约了，后由台湾出版。从去年开始，柴春芽有几部作品都在写作和构思中，包括为自己的孩子写作的《克拉巴尔幻想故事集》、幻想小说《来自东方的大师》以及《未来千年文学大师备忘录》。还有一部写了三年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也在写作中。

    对于有读者觉得他的作品有些晦涩甚至难懂时，柴春芽说：“晦涩与否也是相对而言。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感觉晦涩难以进入，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伟大作品的作者一样伟大，而是因为你太过平庸。一流作家为探求真理而写作，三流作家为取悦读者而写作。”

    柴春芽拒绝向大众献媚。“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从不匮乏对智力挑战和思想历险充满热情的人。”他说，“我的小说和电影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和观众，我拒绝思想上的懒汉进入我的作品，就像我拒绝生活中的懒汉成为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