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背后的秘密

    高荣伟

    1938年4月7日，在日军步步紧逼、气焰嚣张，正面战场连连溃败的关键时刻，李宗仁在台儿庄上演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最为精彩壮烈的一幕——台儿庄大捷。世人皆知：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指挥得当，桂系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终取得台儿庄一役的胜利。此役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大涨我中华民族国威。

    台儿庄战役胜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当时为国人不齿的中国籍日军翻译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带污点的人，成为台儿庄大捷至关重要的节点。这是一位身怀民族大义的英雄志士，他的名字叫夏文运。

    留日高材生才华横溢，却因生计误入歧途

    夏文运，字承尧，化名“何益之”，1905年出生于大连金州新区七顶山满族乡大朱家村。其父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最末，人称“夏老九”，是当地有名的“车把式”。幼年时期，夏文运聪慧腼腆，唇红齿白，经常被戏称为“夏大姑娘”。八岁那年，夏文运作为家里的“读书苗子”背上书包，进入当地的第一普通学堂学习。

    1919年，夏文运考入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时，他各科全优，成绩突出。日本校长津田十分欣赏夏文运的才华，特别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夏文运50日元，并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资助他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每月50日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1929年，夏文运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

    进入大学学习后，夏文运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日文著作，在日本文学界初露头角。他的成就也渐渐引起中国新文学界的关注。1931年春，夏文运回到国内，并应聘为奉天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返日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正式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业。

    1932年3月，夏文运回到大连。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的窘境下，经人介绍，夏文运无奈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因其“学历过人、日语甚好”，他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聘请，担任其贴身翻译。

    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在做翻译官期间，夏文运深得和知鹰二的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接触频繁，这使得他日后从事谍报工作成为可能。

    李宗仁亲自策反，乱世浪子幡然醒悟

    1931年至1936年，侵华日军利用中国当时的分裂局面，煽动地方势力派李宗仁同中央政府对抗，派出日军高层人物去广州游说李宗仁。

    1935年6月，夏文运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策反工作。此后，李宗仁与和知鹰二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做翻译。在与日军军官周旋中，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资源，以战养战；另一派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和知鹰二属于“北进”派，他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有很深的芥蒂。

    在会谈中，李宗仁认识了夏文运，对这个身在日军高层的大连籍中国翻译官印象深刻。据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

    这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秘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见面。李宗仁诚恳地问他：“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大连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服务无动于衷吗？”面对中国高级将领的倾心询问，夏文运沉默不语，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在李宗仁的开导下，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伤心的眼泪倾泻而下。他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受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虽然深得日本人的器重，但也时常受日本同僚的奚落。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从没有真正看得起他。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地对李宗仁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李宗仁见他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夏文运做其秘密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当即允诺，并谢绝了李宗仁提出给予一定报酬的好意。

    身在狼窟心系中华，尖刀暗藏直插敌营

    夏文运被李宗仁成功策反后，利用和知鹰二的庇护和其特殊身份，长期为李宗仁提供日军高层核心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夏文运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之后，关于日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李宗仁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提供的。

    1938年年初，台儿庄战役拉开序幕。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61公里。台儿庄若失，则徐州不保。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徐州门户台儿庄。

    大战在即，1938年1月底，夏文运送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秘密情报给李宗仁，情报内容大概是：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板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炳勋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的兵力，虽浴血奋战，但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日本“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的进攻，于是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根本无兵增援。

    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时，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他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31军迅速西撤，诱敌深入；命令于学忠的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迅速抽调张自忠的59军北上。庞炳勋部和张自忠部合力，一举在临沂歼敌3000 多人。日军受到重创，无法在临沂地区立足，撤退了90余里。这一战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台儿庄也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不无惊讶地对李宗仁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大多是蒋介石蓄意淘汰的杂牌军，虽然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部队的训练和士气也较差；而日军装备则有火炮、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和上海作战之部队相比，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

    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和及时、准确方面都十分满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1939年4月，夏文运从上海发来密电，详细报告日军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部署情况。据此，李宗仁下定决心，巧妙布阵，率部苦战月余，终于击溃进犯之敌，毙敌5000余人。

    身份暴露险遭杀害，思念故土客死他乡

    1939年7月，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得意忘形，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悉数向媒体披露。外国记者听后都十分吃惊地问：“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为了让记者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于是，中外媒体纷纷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标题，进行大肆的报道。张群的话犹如一颗震撼弹，迅速向外扩散。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很快，和知鹰二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考虑到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鹰二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领会其意，偷偷逃往香港。夏文运刚刚离开，日本宪兵队就到了。他们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此时夏文运早已登上了去香港的客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已经回到上海的夏文运因间谍嫌疑，险遭日方特务逮捕，只能被迫逃往山西太原。自此夏文运与李宗仁的情报联系中断。夏文运在太原先后任伪《新民报》社社长，1943年至1945年4月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他偶然听说夏文运在北平，于是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他的行期延误了一天。在返回南京途中遭遇雷雨，命丧戴山。

    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因为叛国罪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救援。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非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1947年，夏文运经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释出狱，1948年回上海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夏文运被误认为在逃的“大汉奸”，捉拿的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夏文运的子女、亲友都受到牵连，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1950年年初，夏文运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经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的证明，最后被无罪释放。

    重获自由的夏文运经香港，辗转踏上日本国土，并在日本定居下来。在日本政要岸信介的担保下，夏文运获得了日本的居住权，并担任了日本国铁特别顾问。退休后，夏文运以经营料理店为生。晚年的夏文运十分思念祖国，很想回到家乡去看看。可是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67 年，夏文运以日文出版《黄麈万丈》一书。

    和知鹰二，二战后曾任日本国铁总裁，被誉为日本“新干线之父”。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访问期间，他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陆。他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的情况，并希望能见他们一面。

    1978年，戴着在逃“大汉奸”帽子的夏文运客死日本东京，终年72岁。始终怀有一颗中国心的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虽然，夏文运最终离开祖国，到日本定居，并客死他乡。但是他的历史贡献不能因为他的远走而被抹杀。今天，当我们纪念台儿庄大捷，高度评价它的历史地位时，请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中华儿女，他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做出的选择和贡献。

    （转自《党史纵横》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