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史梳理

    

    

    【摘要】传统的“文化殖民史观”认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侵略行为。但客观而言，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担当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出版的快速发展。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晚清；美国传教士；出版翻译活动；跨文化交流

    【作者单位】黄慧，邵阳学院外语系。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但与清朝时候相比，由于明朝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规模较小，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有限。19世纪末的晚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西学东渐的高潮[1]，促进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的繁荣既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政治、文化与科技的发展。

    美国人在晚清西方传教士中唱起了主角。由于政治原因，新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教士在我国的出版译介活动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及外语界才有所涉及，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迄今为止，对此建树最多的当属顾长声，他的代表作《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此后，他又撰写了《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马礼逊评传》等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出版译介活动。顾长声受“文化殖民史观”的影响，认为传教士在我国的出版译介活动更多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而开展的。但客观看来，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就客观地评论了美国传教士在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侵略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与晚清社会相比，现在的中西文化交流显示了很多新的特征，但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晚清美国传教士的出版与翻译活动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出版翻译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萌芽时期（1834—1860年），鼎盛时期（1860—1890年）和衰败时期（1890—1911年）。

    1.萌芽时期（1834—1860年）

    萌芽时期始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它是晚清广州外侨组织的文化传播组织兼出版社，编辑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并向中国人推介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及社会文化[2]。虽然会长为英商马地臣，但担任其中英文秘书的裨治文在该协会的运作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裨治文是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他和马礼逊共同创办了《中国丛报月刊》，主要向西方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如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感觉中国人并非智慧不足，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对晚清“睁眼看世界”的早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都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并乐于同裨治文结交，经常与其探讨国外地理和历史知识。早期美国传教士代表人物除裨治文外还有雅裨理，他是新教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之一，同样对促进双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萌芽时期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出版翻译活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分不开，由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门户，中国各地设立了不少通商口岸，美国传教士也因此扩大了队伍。另外一方面，少数有远见的地主知识分子要求向西方探求改变现状的真理，也促进了这一时期传教士跨文化传播的兴起。

    2.鼎盛时期（1860—189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加剧，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再疆域化”的需要，促成了美国传教士出版翻译活动的高潮。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官方机构被英、美新教传教士操纵。此外，无论是出版的规模还是翻译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中国本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再者，翻译领域出现多样化和学科性。主要的翻译机构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负责的京师同文馆及英美传教士共同管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而后期成立的广学会则是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皆为重要成员，他们编译和发行的《万国公报》等刊物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这一时期翻译涉及的自然科学内容主要以物理﹑数学、地质学和医学为主。丁韪良1886年的译著《格致小引》以及1889年出版的《格物入门》把西方的近代物理和数学研究成果系统地引进了中国，受到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除了强调经世致用且偏实践的科技书刊，很多综合性强、侧重科技理论的著作也被推介到中国。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发行的《地学浅释》，代表了当时世界上地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所阐述的观点和中国传统的朴素主义地理学完全不同，使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理论知识。美国传教士在医药领域的译著也颇丰，最有影响力的是光绪元年（1875年）嘉约翰先生和清末福建翻译家湘东共同翻译的《西药略释》一书，详细介绍了西方的内科学、外科学和药学。

    除了自然科学的译介，社会科学领域的法律、经济、文学及地理、历史学科也出现了译介高潮。仅在历史方面，美国传教士兼翻译学家林乐知的译作就有《印度国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等，它们先后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此外，当时影响力较大的还有《万国公报》，它在当时单期的发行量曾高达38400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万国公报》本意旨在宣传基督教和扩大美国在华的影响力，其中不乏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性文字和宣传殖民主义的说教，但它也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美国传教士在法学领域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卓有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丁韪良受京师同文馆所托翻译的《万国公法》，这本书原名《万国律例》，原著作者为英国人惠顿。1864年，由京师同文馆刊行，分释义明源、论诸国自然之权、论平时往来、论交战等四卷。除讲解国际和战及外交惯例外，突出宣扬殖民主义，鼓吹变弱小国家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保护国。该书曾受到早期改良派郑观应的批判。《万国公法》对指引当时晚清政府应对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扩大国际交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衰败时期（1890—1911年）

    甲午战争后，在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影响下，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中国从学习西方转向了学习日本。此时中国本土翻译出版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涌现了一批如商务印书馆那样完全可以和传教士翻译机构媲美的本土公司，美国传教士的翻译出版活动因此进入了衰败期。但这时期美国传教士的相关文化活动并没有停滞，只是他们把重点转向了文学作品翻译以及教会大学教材的翻译方面，但和鼎盛时期相比，这些工作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了。

    二、晚清美国传教士译介活动评价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和出版活动给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单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当前史学家及文化交流学家对此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著名世界史专家顾长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译介与出版活动的实质就是文化侵略。所谓文化侵略，是指西方国家在对其他弱小国家进行武力征服和政治统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实施渗透和管制。不管是学贯中西的裨治文还是“汉学之父”丁韪良，他们的传教活动都只是为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在华利益。而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逐渐意识到，晚清美国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有些出版和翻译活动是其不自觉的行为。

    1.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和出版活动的影响力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了桥梁和媒介作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面前，中国人不再封闭自大，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有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转向国外探索真理。而美国传教士则抓住了这些变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把殖民主义和西学传播相结合，确实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汇。

    首先，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鸦片战争前，中国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了解是肤浅的。随着美国等西方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中国人才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西方先进社会科学的传播使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及儒家价值观受到了质疑和冲击，并由此产生了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以说，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与美国传教士译介出版工作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西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观念是重文轻理，认为西方科技不过是雕虫小技。丁韪良等人翻译出版的图书出发点本来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维护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例如《格物入门》等大量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最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促成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繁荣。科举制完全失去了市场，新的教育体制和学堂逐渐建立起来，中国高等教育就是从那时发展而来的。京师同文馆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院校之一，它在教学理念和形式上都借鉴了西方的模式。如班级授课制，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而西方学科概念的引入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外语和物理等新式教学科目的引入有利于突破传统中国教育科目的局限性，这些对今天中国学术的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2.对现代跨文化交流的启示

    跨文化交流作为一种现象早就存在，在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背景下，跨文化活动比以前更为频繁。但现代跨文化活动和过去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过去，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等，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交流方式和交往行为是不明晰的，甚至有时会产生敌对。而现代社会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我们有机会学习和了解不同的文化—虽然这并不代表完全消除了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问题。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和出版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是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兼有古代和现代的特点，研究这段特殊的中西交流史在文化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启示意义。

    首先，具有多元文化学术价值。研究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和出版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跨文化交流的内涵。交流离不开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形式包括跨种族交流和跨民族交流，乃至于同一主流文化不同主体的交流，这段历史无疑为我们探讨跨民族交流提供了更好的范本。

    其次，我国要发展，就必须扩大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我们可以翻译和出版活动为媒介，一是要引进来，譬如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二要走出去，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正是基于这一点开展的，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和出版活动”对于文化“走出去”微观层面的具体策略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后，我国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还要保持文化独立性，抵制文化侵略。这也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现代不同文化的交流，一般是双方同行专家借助学术研讨会、派遣访问学者等直接交流方式，或以电话、网络等高科技通信手段来完成的。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则不然，它以战争，宗教传播或贸易为载体。这些文化交流的作用不是行为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往往是历史活动的客观后果。宗教在历史上是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异质文化传播中处于主导地位，传教士翻译出版活动无形中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尽管它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侵略活动，但从文化繁荣、文化进步的角度而言，其积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1] 王又清，龚宇，王华玲. 中国现代出版业溯源——清末民初外国教会在华编译出版机构[J]. 出版广角，2014（14）.

    [2]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