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的刚柔之势

    赵天

    摘 要:汉隶具有刚柔并济的艺术特色,具体分析其刚柔之势,需要以汉隶中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为例,进行分析比较。《张迁碑》与《曹全碑》同属汉隶成熟的东汉时期,且均是汉隶中光彩夺目的碑刻,出土时间、碑刻内容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分属“刚”“柔”两种艺术特色。从两者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进行分析,能够对汉隶“刚”与“柔”的艺术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汉隶;《张迁碑》;《曹全碑》;刚;柔

    一、汉隶

    隶书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承接篆书的书写特点,开启楷书的书写范式。战国晚期始现隶体文字的样式,至秦朝则形成隶书的基本风貌,到汉代,隶书的发展趋于成熟。关于隶书的源起众说纷纭,如隶书即“今文”“佐书”“史书”“篆之捷也”等。虽然关于隶书起源的名称不同,但从文字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广泛持有的共识是隶书源于篆书。由此来看,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

    我们通常所称的隶书,就是汉隶;另外一种是“古隶”。“古隶”是对早期隶书的一种称呼,它既有篆书的体势,又与隶书有些许相似之处。汉隶是隶书成熟后的称呼,隶书至汉代时已趋于成熟,汉代的主要文字书写样式就是隶书,隶书又称“八分”,字形扁平,笔势舒展。东汉时期隶书的成就达到顶峰,刘勰《文心雕龙》中记载:“后汉以来,碑碣云起[1]。”东汉的碑刻主要有摩崖、石经、碑刻等主要类型。摩崖石刻,多记录工程竣工,如《石门颂》是为记录修缮道路工程的石刻,字体古朴,气势磅礴,浑然天成。为了给统治者歌功颂德、祭祀祖先功德等,常以巨石树碑刻文,这类刊刻的文字就称为碑刻。因此东汉时期,留存了许多在书法史上享有盛誉的碑刻,如《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这些著名的汉隶碑刻风格各异,各自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要从其中选取能够代表汉隶特点的碑刻进行比较。

    二、《张迁碑》与《曹全碑》的相似性

    《张迁碑》《曹全碑》均是隶书成熟时期的碑刻代表,但其艺术风格又各有特点。二者的隶书风格有刚柔之分,但又能够展现汉隶刚柔并蓄的艺术特点。

    《张迁碑》全称《漢故榖城长荡阴令君表颂》,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由韦萌等故吏为纪念张迁的功德而立。碑高约2.9米,碑宽约1.07米,碑身的两面均刊刻有隶书,碑阳分为15行,每行42字;碑阴分为3列。明初出土于山东省旧东阿城南,现存于泰安岱庙。《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王敞等人为歌颂曹全的功绩而镌立。碑高约1.7米,碑宽约0.86米,碑身的两面均刊刻有隶书,碑阳分为20行,每行45字;碑阴分为5列。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合阳县,现藏于西安碑林。

    从碑文刊刻时间看,《张迁碑》与《曹全碑》均完成于汉隶成熟的东汉时期,《张迁碑》于东汉中平三年完工,《曹全碑》于东汉中平二年刊刻,两者完工时间相差较短,隶书的艺术语言已具有相对稳定性。从碑文刊刻内容看,张迁的先人、祖辈均是辅佐帝王的肱骨之臣,张迁性情敦厚,为人谦恭有礼,颇有才干,广施仁政,他的故吏为纪念其功绩撰文刻碑,以铭勒万载。曹全的祖先曾是有功之臣,他为官清廉,忠君报国,其部下为追念曹全而镌立碑文。两者都是下属对已故官吏的歌功颂德,字里行间均彰显其卓越的才华和高洁的品行,且语句优美,辞藻清丽,追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从碑文出土时间看,两者均出土于明朝时期,从明清时期至今,历代的学者对于二者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具有极强的连续性。

    综合分析东汉的碑刻后,发现《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刊刻时间、刊刻内容、出土时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选用《张迁碑》和《曹全碑》进行对比,能够较大程度上排除其他客观因素的干扰。

    三、《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刚与柔

    汉隶的碑刻形态各异,风格不同,艺术特点也各具特色,不同碑刻的整体风格和艺术特点会有所偏好。《张迁碑》笔画硬实,字体刚劲有力,可以作为雄强派的代表。《曹全碑》以字体娟秀、刊刻精细著称,是汉隶柔美派的代表。两者相较之下,各自的艺术特点更加鲜明。

    (一)笔法——方圆各异

    笔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笔,清代《书法秘诀》中记录道:“能用笔便是大家、名家,必笔笔有话趣[2]。”隶书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蚕头雁尾”,并且遵循雁不双飞的准则。汉隶中的刚柔之势是十分富有特点的,以《张迁碑》和《曹全碑》的对比分析汉隶的笔法特点。

    《张迁碑》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其笔法的特点不如《曹全碑》那样明显,但仍能够从中发现《张迁碑》所独有的用笔特点。《张迁碑》中多以方笔为主,张继先生认为,“方笔为主,方圆兼备[3]。”用笔棱角分明,强劲有力。运笔的过程中,提按过渡不甚明显,“雁尾”处,笔稍停顿随即展势,从而“雁尾”出。竖画的用笔多方直,显得刚硬有力,准确凸显了“刚”的艺术特点。总体上,《张迁碑》显得古朴厚重,字形之间流露出刚健之感,其用笔已明显开魏晋风气。《曹全碑》则更为细腻温润,笔画的提按变化十分明显,多运用圆笔,逆入平出,方圆结合,书写圆润流畅。汉隶中标志性的“蚕头”圆润,多逆锋起笔,波折起伏,至“雁尾”处,笔画自然顺畅,一波三折。且“蚕头”与“雁尾”整体仍在一条水平线上,不失平稳,能够保证整体字形的稳定性。竖画的用笔中,“悬针竖”与“垂露竖”在其碑文中均有,二者的艺术效果相似,都突出表现了“柔”的特点。

    《张迁碑》与《曹全碑》虽同为汉隶,但笔法迥异,刚健与柔美的对比强烈,通过对比分析,能够充分了解刚雄与柔美的不同,准确理解并把握汉隶的刚柔之势。

    (二)字法——方扁不同

    字法指字体的架构或结构安排,点、横、竖、撇、捺等构字部件的布局排列、搭配组合以及整体字形的虚实分列。字法直接影响字体艺术效果的体现,也影响其韵律美的表达。众所周知的《兰亭序》把字法的差异,在同一幅书法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个“之”字的结构变化各不相同,充分体现出不同字法所表达的书法作品的艺术美。

    《张迁碑》中的字体多采用篆体结构,字形方正,古拙雄强。其字体于方正之中不乏变化,使得整体结构方整却不板滞,饶有生趣、淡化波折、方整古雅,字形疏密有致,富有特色。字形上下皆紧,中间略微松状,疏朗大气。《曹全碑》结体扁平舒展,布白匀称,字势俊美。关键要把握好字体中的主次关系,虽然《曹全碑》中每个字的线条变化丰富多样,但是每个字形都有一个突出的主笔,作为全字的中心,也是能够突出全字特点的关键。它整体是扁平的艺术效果,且字形均有上紧下松或中间略紧的艺术特点,松紧有度,张弛有效,尤其是“蚕头雁尾”的长波与独特的撇画,使字形更加灵动,线条更加柔和,突出了《曹全碑》“柔”的艺术特点。

    《张迁碑》与《曹全碑》的字法也颇为不同,《张迁碑》略方、方整的特点,使得“刚”更加明显;而《曹全碑》略扁,扁的形貌,使“柔”尤为显著,相比之下,汉隶的刚与柔的特点更为突出。

    (三)章法——不似之似

    章法又称“布白”,书法作品的整体风貌及布局排列的关系。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及:“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4]。”前人在文章之中多提及章法,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章法能够从总体把握书法作品的美感,天下第一行書《兰亭序》的章法绝妙,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每个字排列恰当,皆有所照应,气势连贯,具有疏密得当的艺术美。

    书法的布局总体上是纵成列,楷书的上下左右间隔较为均等,行书上下紧密,左右间距较大。汉隶的布局通常也遵循纵成列的规则,上下略宽,左右则相对紧密,疏密对比显著。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作书所最忌者,位置均等,且如一字[5]。”《张迁碑》整体排列紧凑,错落有致,规循汉隶的章法特点。由于《张迁碑》的字形较为方整,总体布局较为紧凑,故其章法有独特的艺术特点。《曹全碑》布局疏朗,行间疏松,每个字形在井然有序的大章法中显得参差错落,富有变化,达到一种和谐的艺术美。两者章法符合汉隶章法的规则,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因此从章法上看,二者是“不似之似”。

    (四)墨法——用墨有别

    墨法,从用墨的浓、淡、干、湿、焦等几个方面区分。由于碑刻是工匠把已书写的墨迹作品雕刻在石头上,因此很难从碑刻本身分析作品的墨法特点。但依据碑刻进行书法练习时,能够从用墨中对碑刻的墨法有一定的认识,墨法的特点与字的字形架构、用笔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张迁碑》的笔画粗细分别不大,波折处起伏不大,简短有力,字体方整、严谨。因此练习过程中的笔画较为刚硬有力。《曹全碑》的笔画粗细对比显著,波磔分明,因此在实际的练习书写中所体现出的墨法含蓄柔美。碑帖中体现出的艺术风格,在书写中通过用墨的变化,能够正确反映出碑帖的刚柔之势。

    四、结语

    《张迁碑》古拙刚健,《曹全碑》温润柔美,二者能够体现出汉隶的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比较,能够对汉隶的“刚”与“柔”有更清晰的认识,能够准确地把握汉隶的艺术脉络,理清思路,区分刚柔之势。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2008.

    [2]朱超. 两大碑学高峰——汉代与清代碑学高峰的对比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3]陶然,孙海兴. 融碑于简 求趣由心——张继谈《张迁碑》的临摹与创作[J].中国书法,2015,(08):102-111.

    [4][5]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1.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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