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起鹤与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

    马修进

    清末民初，作为帝都的北京也逐步开放。虽然，北京的现代化进程，要晚于同时期的中国沿海较早受西方影响的城市。但是，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古老的北京其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商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出现了专门的商业学校，而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即其中的典型代表。

    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4年，初名为“北京育才商业职业学校”，后易名为“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及“北平财商学院”。该校是北京最早的正规意义上的商业教育学校之一，当时社会上大批优秀的英语、统计、财会和商业人才皆出自该校。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下称“财商学校”）的创办，从校舍到师资都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一手操办，而在财商学校的筹备和建校初期更是离不开北京青年会干事费起鹤的努力。

    费起鹤（1879-1953），字云皋，直隶省通州人（今北京市通州区）。其父亲是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后成为牧师。由于父亲的牧师身份及其自身的勤奋好学，费起鹤由在通州的美国传教士资助，进入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学习。该校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公理会创办于1867年。从1888年至1899年，费起鹤在潞河书院以全优的成绩修完全部小学、中学课程，顺利毕业。就在费起鹤毕业的这一年，义和团兴起，费的父母作为基督徒被杀害，教会认为费起鹤的父母是为教殉难，因此对他特别照顾。1901年，在学校召开的教师会议上，一致审议通过由潞河书院出资送费起鹤和最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孔祥熙二人赴美读书这一提案。同年八月，费起鹤与孔祥熙从天津港登船，去往美国。九月到达美国的旧金山，但因护照问题，1903年才正式入学。费、孔二人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并于1906年顺利取得学士学位。这一年夏天，费起鹤又进入耶鲁大学继续学习深造，翌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07年，费起鹤回国，先在天津普通中学堂任总教习，后又受直隶省教育局邀请，担任直隶高等学校教务长一职。三年的教育管理经历加上美国留学的理论基础，为他日后管理北京财商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11年，费起鹤就职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与该会总干事格林（Robert R.Gailey）等一起，为财商学校的建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以适应当时北京工商业的发展需要。经过多方筹备，财商学校于1914年正式成立，费起鹤担任首任校长。

    北京财商学校成立之初，校址位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会所里面。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学生的日渐增多，青年会内的楼房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校址于1923年迁至环境较好的无量大人胡同36号。据财商毕业生谢润民回忆，该宅为费起鹤的私产，财商学校迁过来之后，费携家眷住在后院。20世纪20年代兴起“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针对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要求这些学校须拥有自有的校舍，并向中国政府注册。在此次运动的刺激下，财商学校开始筹备新校的选址和建设，后于1928年迁至位于东城的马大人胡同，继续办学。

    费起鹤深知师资对一个学校的重要性，他尽力网罗优秀人才，并利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为学校配备了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员，这些教员多是普林斯顿大学派遣到中国的毕业生，其中有卡鲁瑟（Donald W. Carruthers）、帕克（Albert G. Parker）、修迈克（Semuel M. Shoemaker）、杨（Walter S. Young）等。这些教师与财商学校签有正式合同，工作时间为两年，合同中规定了教员的每周最长工时、教员的职责是“全身心地投入和热爱学校的工作”、教员往返美国与北京的路费由财商学校承担以及教员单方面原因终止合同的解决办法等。后来学校出现师资本土化，是因为财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出国深造，而后返回母校教书，这使聘请的外国教员逐步减少，中国本土教师越来越多。

    当时北京的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新式商业人才的渴望，财商学校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需求，学校的宗旨即是“造就中国实用财政商业专门人才”。费起鹤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的干事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注重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所以该校的课程设置格外注重革旧鼎新，与时俱进。财商学校创建之初就宣称其建校的目的是“将中国青年培养成为诚实而训练有素的商人”。最初，财商学校的学制为四年，后改为五年制，前两年是预科，后三年是本科。前两年重点学习语言，主要是英语；后两年主要学习有关财政、商业的专业知识。注重英语的会话、阅读、写作，主要是适应西方经济文化对中国愈来愈深的影响。被学生称为“财商学校两绝”的是：英文打字和英文书法，英文打字要求每分钟盲打70个英文单词，打出的文件要求墨色均匀且无误。在1929年12月24日的《北大日刊》中，有一篇《出版部布告》，公布出版部招用打字生考试中，第一名为财商毕业的孙元章，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财商学生过硬的打字水平。英文书法以临摹《斯宾塞字帖》为主，练就一手漂亮的英文字体，为毕业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财商学校各个年级每个学期都会开设圣经课，但是圣经课所占课时并不多。另外，学校开设商业地理、经济学、金融、商业法等贸易与商业方面的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和认识近代国际商业准则；学习企业财政学、簿记、会计学、保险等知识更是侧重培养学生的商业财会技能。光簿记就分为初级簿记和高级簿记两个等级，初级簿记是复式簿记，要求掌握应用账簿与日常种种报表，高级簿记除学习复式簿记外，要学习一部分单式簿记。相对于初级簿记来说，高级簿记的划分更加明细，手续也较繁琐。在教材方面，为了更大程度地培养人才和让学生接受更正式的商业教育，财商学校的教材大部分购自国外，都是英文原版书。另外，学校图书馆每个月会得到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书籍，尽力为每位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知识和图书。这些课程和书籍是传统商人之前闻所未闻的，它是成为一个新式商人必不可少的基础，给中国商人的知识体系、培养模式灌注了新鲜的血液。

    费起鹤在任职校长期间，除了主管学校行政和教务外，还参加了学校教学工作，主教英语。据费起鹤的大女儿费艾丝回忆，他白天在学校主持工作，晚上去夜校讲授英语，风雨无阻。费起鹤在财商学校抱着“严于律己、乃役于人”的信念，堪为人师；恪守“正直廉洁、严谨治学”的操守，足为世范。在费起鹤主持校务的十余年中，财商学校的学生以澎湃深厚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一次次爱国运动中。以1925年声援“五卅运动”为例，当“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由上海传到北京后，财商学校的学生与北京其他各高校、中学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罢课示威、游行演讲，与全国人民一起抵制日货等。财商学校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参加示威行动，该校拥有自行车的同学较多，学生们将这些人组织起来组成自行车队，在游行队伍的两侧负责保卫游行的同学。据财商学校的学生谢润民回忆：“游行之时，适值暴雨骤至，大雨淋漓之下，队伍仍齐整前进，游行队伍两旁的店铺及市民无不鼓掌致敬。”应当说，学生的爱国举动与费起鹤的长期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当时，费起鹤为了维持学校运转，还到处争取社会人士的资金支持，而“雍氏奖学基金”即是该校的重要奖学金之一。“雍氏奖学基金”得名于慈善家且是基督徒的雍剑秋，雍剑秋在民国时期长期居住于北京和天津，活跃在慈善界和宗教界。由于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雍剑秋不仅是财商学校的董事之一，还连续九年主动向学校捐赠资金共36000墨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资助学生，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发放给学生，帮助其完成学业，使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不至于因为贫困而失学。财商学校将这笔资金设立为贷款奖学金，取得奖学金的学生需与学校签订合同，如学生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的话，则按照合同上面规定的还款期限归还贷款，如没有工作，可酌情延缓归还期限。到办学后期，由于贷款追回困难，导致“雍氏奖学基金”的实际金额日益减少，后青年会曾委托人进行债务清理，但由于抗战爆发，债务清理不了了之。但“雍氏奖学基金”的存在确实吸引了一些青年学生选择财商学校，为该校的发展壮大起了巨大作用。

    因财商学校为基督教青年会开办，所以办学过程中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尤其是在校务管理、日常教学、设备设施等地方，甚至教材都直接引进英文原版书籍。这就保证了学生可以在学校接受正规的财务、会计技能、商业贸易等方面的知识和培训。财商学校的学生因为通晓外文又精通现代财务操作和商业准则，创校最初的两届毕业生受到外国人主管的洋行和机关的欢迎。据财商学校毕业生谢润民回忆：“他们月工资待遇是按银两计算的，虽然在数额上比一般外籍人员微薄很多，可是他们每月所得是五十两至八十两，按当时通行银圆一块重七钱二分计算，最低月支五十两者折合银圆69.45块，月支八十两者折合银圆111.11块。在北洋政府时代，机关工作人员，录事一名月支银圆8块，便可以上养父母，下赡妻子。若与月支五十两至八十两相较，那真可谓天渊之别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商学校毕业生的受欢迎程度和业务水平。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国家档案馆中，有一份“1928年财商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表”，其中供职于洋行公司、政府机构和其他各学校的毕业生高达54.8%。另外，到邮政局、保险公司、协和医院和报馆等机构就业的毕业生也大有人在，也有极少数优秀的学生选择留学国外，继续深造。

    在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的同时，财商学校还注重把实际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实习工作，比如在学校图书室做助手、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柜台帮忙、协助老师管理“雍氏奖学基金”等。这些实用的工作，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夯实了理论知识。另外，学校社团活动十分丰富，体育方面有全校篮球锦标赛、武术团体、徒手操社团等；学习方面有英文促进会、经济调查团等。而且篮球方面不仅有校内比赛，还与清华等学校举行篮球友谊赛。

    1929年夏，费起鹤因受人诋毁，遂弃教从政，离开财商学校，转而接受老同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邀请，担任实业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后又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河北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等职务，1941年又在重庆担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天津仁立公司董事，1953年在北京病逝。费起鹤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一代先驱，在其主管学校的十余年间，学校适应了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实用专门型人才，使财商学校成为北京有影响力的学校之一，填补了北京近代商业教育的一项空白。出自财商学校培养的著名毕业生有著名会计学家、中国公有营业会计草创者之一余肇池，余肇池1914年考入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青年会和费起鹤的帮助下，于1922年赴美国纽约大学学习，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后返校任教，先后担任财商学校教务长、财商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会计科教授。1934年，他与潘序伦等人创立中国会计学社，并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组建及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解放后，余肇池先后任教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其代表作《国营企业会计》影响巨大。享誉中国新闻界的大家刘尊棋也是该校的杰出毕业生，刘尊棋1928年毕业于财商学校，后任职于燕京大学，担任政治系秘书一职。上世纪30年代，刘尊棋曾在前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担任翻译和记者，从此走向新闻出版工作和翻译的道路，后又在《北平晨报》及中央社担任记者，这与他在财商学校学习期间打下的坚实英文基础是分不开的。解放后，刘尊棋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等职务。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教会学校在政府立案。1929年秋，财商学校被迫改组为北平财商学院，且不带有宗教色彩，到1934年底正式在教育部立案。1937年北平沦陷后，财商学院为节约经费，将学校搬迁至米市大街金鱼胡同280号（旧址现已拆除），到1940年被迫中止办学。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在开办20余年间，不仅在北京的商业人才的培养上成就巨大，更是作为北京乃至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高等学府之一，对北京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参考文献：

    [1]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章程.北京：北京华美印刷公司，1927.

    [2]北平财商学院编.财商学院年鉴.北京：1931.

    [3]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于社会改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4]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37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5]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