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术期刊与敦煌学的发展

    【摘要】学术期刊是民国时期敦煌学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随着学术期刊的繁荣与定型，民国时期敦煌学也逐渐由文献刊布走向专题化研究，诞生了最早的一批敦煌学者，成为国际显学，完成传统研究范式向现代研究范式的转变，促进了敦煌学研究在20世纪的繁荣。

    【关键词】民国；学术期刊；敦煌学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黑水城出土汉文占卜文书整理与研究》（14CTQ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赵小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敦煌学的出现来源于敦煌文书被发现，是20世纪历史学标志性事件之一。敦煌学诞生于20世纪初，与学术期刊的兴起与繁荣几乎同时，二者都处于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向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对敦煌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民国时期敦煌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一、敦煌学与民国学术期刊

    据《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一书统计，民国时期刊载敦煌学文章的刊物有70余种，文章220余篇， 本文选取其中较为重要的期刊介绍如下。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是民国重要的学术期刊，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主办，创刊于1928年，在1937年因华北局势动荡而停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敦煌文书主要收藏机构之一，其编委会成员向达、王重民、贺昌群、许国霖等人利用地利之便对馆藏敦煌文书进行了最早的研究。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成为当时敦煌学学术文章发表的主阵地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载敦煌学文章近30篇，作者除了有陈寅恪、胡适、向达、王重民、吴承仕、傅增湘、李俨、贺昌群、许国霖等民国著名学者，还有伯希和、斯坦因、武内义雄、羽田亨等国外著名学者。其中傅增湘和吴承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四部书。陈寅恪、胡适等学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拓宽了敦煌学研究的范围和思路。向达、王重民、许国霖等年轻学者则代表了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出现。国外学者中，斯坦因与伯希和作为敦煌遗书的主要盗掘者，是敦煌学的较早研究者，伯希和精通汉语及中亚数种语言，在敦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著作史料丰富，论证详密，论点新颖，代表了当时欧洲敦煌学研究的一流水平。羽田亨、武内义雄等日本学者也很早关注敦煌学的研究，羽田亨精通西域古民族语言文字，毕生致力于西域史、敦煌学研究，著述甚丰。武内义雄主要侧重文字音韵学研究。

    《大公报》是民国著名报刊，并非学术期刊，但其《图书副刊》《图书季刊》也经常刊载一些学术性论文。《大公报·图书副刊》刊载的敦煌学文章数量较多，其中主要有王重民在1935年4月至12月期间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图书副刊》及《大公报·图书季刊》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海外希见录》《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等系列文章。王重民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学家、敦煌学家，1934年被派往法、英、德、意、美等国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大公报》刊载的敦煌学文章就是他参观英、法两国所藏敦煌文献时的研究成果。此外《大公报》还刊载了闻一多《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胡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考》等重要文章。总体来说，《大公报》刊载的敦煌学研究文章主要以整理介绍为主，学术性不强，这和《大公报》的报刊定位有关。

    《国学季刊》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办的一本学术期刊，由胡适等人创立，是当时学术研究新范式的重要宣传阵地，促进了民国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1923年《国学季刊》一卷四期上刊登了罗福苌译的《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2000—3511号）》，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民国敦煌学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此外，《国学季刊》刊载的重要文章还有魏建功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敦煌石室存残五代刻本韵书跋》《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及《论〈切韵〉系的韵书——〈十韵汇编〉序》，厉鼎煃《读故宫本王仁煦〈刊缪补阙切韵〉书后》，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缪补阙切韵〉跋》，罗常培《〈十韵汇编〉叙例》，这些文章主要研究敦煌出土音韵学文献。音韵学是传统国学研究内容，这些内容最早揭示了敦煌音韵文献的重要研究价值，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1908年8月，罗振玉参观伯希和携带的文书后，立即写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六卷十期上。罗氏此文，是中国最早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文章，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首篇有关敦煌学的文章。敦煌学至此，正式开始兴起，可以说《东方杂志》在早期敦煌学研究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郑午昌《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与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较早对敦煌壁画和敦煌佛教艺术进行研究的文章，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奠基之作。[英]齐尔士著、王庸译《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王重民《敦煌本历日研究》，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文章对敦煌户籍、历日、契约、俗文学等内容进行了奠基式研究，在敦煌学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民国时期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刊载语言与历史方面的学术文章。这本刊物所刊载的重要文章有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罗常培《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敦煌劫余录序》、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主要集中于敦煌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此外，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较早对敦煌汉简进行了关注。

    《燕京学报》是原燕京大学创办的学术刊物，于1927年创刊，以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办刊宗旨。其刊载的重要敦煌学文章有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洪业《所谓修文殿御览者》《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胡玉缙《〈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书后》、向达《唐代俗讲考》、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周一良《敦煌写本杂钞考》。其中，向达《唐代俗讲考》是较早关注敦煌俗讲、变文的文章，对后世敦煌文学研究影响较大。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主办。五四运动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1921年起由沈雁冰主编﹐全面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刊物。刊载的重要文章有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词的启源》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文章，揭示了敦煌出土文学文献的重要价值。向达《论唐代佛曲》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考证了佛曲来源及与俗讲、变文的区别。

    《国学论丛》是由清华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一本在当时学术界非常有影响、高水平的学术杂志。陈寅恪在上面发布了多篇论文，只要集中在敦煌出土佛教文献领域，有《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 》《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陈寅恪当时为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四大导师，《国学论丛》是其发表学术文章的重要阵地。

    《清华学报》是清华大学创刊于1915年的学术期刊，它奠定了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基本模式。刊登了霍世休《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唱》、陈寅恪《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读秦妇吟》、罗常培《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四种跋》，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文学文献领域。

    《食货半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于1934年创办。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被史学界称为“食货”学派，《食货半月刊》主要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学术文章。《食货半月刊》刊载的敦煌学文章有：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唐户籍簿丛辑》、曾了若《隋唐之均田》等。主要是利用敦煌文献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研究。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于1927年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办，在语言学界、历史学界和民俗学界影响很大。其所刊载的敦煌学文章有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唐写本切韵残卷续跋》、李孟楚《敦煌石室老子义疏残卷》。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

    《微妙声》是菩提学会的会刊，是佛学研究刊物。菩提学会是由班禅大师倡导并定名的佛教团体，于1936年创刊。作为一本佛教期刊，《微妙声》刊载文章主要集中在佛教研究方面。其所刊载敦煌学文章主要有燕居（高观如）《释门丛识（敦煌石窟）》、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许国霖的这三篇文章后来编集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一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是敦煌写经题记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外，遂卢（汤用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较早地关注到了敦煌三阶教的研究，对中国佛教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说文月刊》于1939年在上海创刊，由卫聚贤主笔，说文月刊社出版发行。该刊以研究学术，发扬文化，提倡纯正思想为宗旨。刊载文学、语言、历史、考古、古钱、文艺及经济问题等文章。1943年5月，《说文月刊》主编卫聚贤策划推出了《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反响热烈，对当时敦煌学研究有重要影响。《说文月刊》刊载的敦煌学重要文章有姜亮夫《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金祖同《唐西域官文书佚存》《唐西域官文书续辑》《唐开元二年西州屯戍烽燧残牒跋》、唐文播《老子篇章字数考》、[法]伯希和著《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教》（陆翔译）、董作宾《敦煌纪年》等。

    除此之外，民国刊载敦煌学文章的学术期刊还有《国粹学报》《辅仁学志》《金陵学报》等，这些期刊大多是民国时的大学、科研机构及民间学术团体所创办，是中国学术研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二、学术期刊所见民国敦煌学研究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敦煌学研究从空白到繁荣，始终与学术期刊的发展相伴随，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逐渐由综合性期刊向专业性期刊转变，敦煌学研究伴随着这一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由发轫到繁荣的步骤，结合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民国敦煌学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由文献刊布到专题研究。早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敦煌学文章多为整理性质，当时敦煌学刚刚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中，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敦煌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但由于历史原因，重要的敦煌文书都保存在英法两国，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书虽然数量也较多，但是历史价值远远不及英法两国所藏。而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学者无法轻易地接触到那些重要敦煌文书，因此，早期以刘复、胡适、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远赴欧洲，对敦煌文献进行抄录与研究。民国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现，使学术进入人人都可以讨论的公共空间之中，对赴欧洲抄录敦煌文书的学者而言，他们将抄录和研究的内容公布到学术期刊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早期敦煌学研究主要是对敦煌文书进行整理、辑录、编目、校笺、作序跋等。在后期，随着敦煌文书的刊布数量增多，专题性研究论文开始出现，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以敦煌文书为基础，还包括敦煌石窟及敦煌出土简牍，内容包罗万象，民国敦煌学研究已经涉及多个学科，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史两个方面。民国是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时代，在这一交替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开始出现，但传统文史之学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民国时期的学者大多有旧学传统，因此，文学与历史是这一时期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但诸如科技史、艺术史也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

    其次，由国内到国外，敦煌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国际显学。较早研究敦煌学的是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二人分别于1907年、1908年来到敦煌骗取大量敦煌文物，并将其运回各自国家，对其进行了最初的研究，尤其是伯希和，精通西域多种语言，汉学功底深厚，成果丰硕。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展示其带来的敦煌文书，引起国内学界对敦煌文书的重视，敦煌学在国内正式开始兴起。从一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就注重国际交流，注重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载的国外文章多达8篇。除了伯希和、斯坦因的考古笔记以及伯希和所编法藏敦煌遗书书目，还有几篇质量很高的专题研究论文。如伯希和的《牟子考》，玉井是博的《敦煌户籍残简考》，羽田亨的《景教经典序听迷诗所经考释》，武内义雄的《唐钞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日本学者的文章有5篇，展示了日本学界的学术敏锐度。敦煌学的国际性使其从早期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扩大了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内研究的繁荣。

    再次，从学者到敦煌学者。民国学术期刊早期刊载的敦煌学文章作者大多为当时国内的著名学者，如胡适、刘复、陈寅恪等人，这些学者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发现敦煌学的重要价值后转入研究。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开始出现最早的一批敦煌学者，这些学者大多较为年轻，刚刚进入史学研究领域，随着专业学术期刊的繁荣，学术期刊为他们提供了及时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媒介。有了这样的平台，年轻学者才有机会依靠窄而深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些青年学者，如王重民、向达、贺昌群、许国霖、姜亮夫等人都是依靠敦煌学研究在学术界开始立足，从而成为专门的敦煌学者。敦煌学研究主体由学者向敦煌学者的转变，这一转变与民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密不可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期刊是民国敦煌学研究论文发表的重要平台，无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代表了当时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学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敦煌学研究随着学术期刊的发展日益兴盛，从早期的序跋式研究逐渐过渡到专业化、专题化、规范化研究，完成从传统研究范式向现代研究范式的转变，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