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和学会
郭昕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 in China）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下属学术团体组织，其宗旨是团结会员从事有关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和交流工作，广泛地与国内外相关学术组织进行联系、合作，加强中国和西方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我国西方音乐的学科建设。学会由从事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工作者组成。名誉会长于润洋；荣誉理事蔡良玉、陈宗群、高士杰、黄腾鹏、黄晓和、李应华、廖乃雄、刘诗嵘、毛宇宽、沈旋、孙学武、谭冰若、王东路、严宝瑜、俞抒、张洪岛、张洪模、张己任、张弦、钟子林、卓仁祥；会长杨燕迪，副会长王晡、余志刚；秘书长王晡（兼），伍维曦；常务理事邓希路、李秀军、彭永启、孙国忠、汪申申、王晡、姚亚平、叶松荣、杨燕迪、余志刚、周小静。
音乐时空：首先，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西方音乐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王晡老师：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以王光祁、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以他们的著作和课程开创了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他们当时的西方音乐写作目的和关注点，尤其是对史学方法论的涉及使我们不能不敬佩。但是直到40年代，长期的战争使学科无法得到前进。50年代开始，受到苏联和东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进入曲折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对西方音乐开始了深入的介绍，另一方面“庸俗社会学”的确也给我们带来难以消除的后果。这时中国人代表性的西方音乐史成果是张洪岛主编的《西洋音乐史》（即1983年公开出版的《欧洲音乐史》）。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全面转向，西方音乐学科也同样从面向苏联东欧转向了西欧北美。这期间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开始大量翻译西方音乐学家的史学及其理论著作，前期以格劳特、帕利斯卡的《西方音乐史》、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和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为代表，后期以克里斯坦森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和诺顿音乐断代史为代表。另外中国人也有大量西方音乐史著出版，篇幅和影响最大的是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其他比较重要的西方音乐史作者还有钱仁康、沈旋、李应华、刘经树、蔡良玉、钟子林、黄晓和、余志刚、叶松荣等。从各具30年历史的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发展的过去，看到从起步到进入规范的近百年的发展轨迹，从翻译、介绍、研究和写作上都有许多逐渐成长的成果。总结学科的进步和收获能使我们振奋，并感觉到责任重大。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不但在音乐发展，而且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无法忽视的积极作用。当下的学科发展可以从方法和理念、成果和进步、组织和群体、研究和教学等等各方面来看。
音乐时空：西方音乐学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王晡老师：成立西方音乐学科的一个组织，是学科中人长久以来的愿望，因为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学术家园。1986年5月我在天津音乐学院组织了全国性的美国音乐研讨会。1985年末，我在音乐研究所工作，院长杨金豪告诉我下年5月有几个美国专家集中来访，要我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以前我在校内作过美国音乐讲座非常受欢迎，我想可以乘机搞一次美国音乐研讨会，联系了校内外许勇三、钟子林、蔡良玉等专家，最后在5月26至30日终于成功地举办了国内外近80人参加的美国音乐研讨会。这次会当时被定义为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国家为对象的专业学术会议，被理论家誉为当年中国音乐界的大事。会议闭幕前一天晚上，我和到会的一些代表商议建立一个学术组织，并连夜到杨院长家里确定组织人选等，第二天在闭幕式上宣布成立美国音乐研究会，之后报请中国音协批准成为所属的一个学术组织。
第二年在天津音乐学院又召开了苏联音乐研讨会，成立了苏联音乐研究会。接下来1990年4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5月在济南召开美国音乐研究会第一届年会。1995年中国音乐年鉴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会议主题之一是西方音乐研究，学界的老师来得很多。也是在闭幕前一天晚上，我和蔡良玉老师在宾馆前厅旧沙发上坐等去于润洋老师屋里聊天，说起可以商量再开一次西方音乐研讨会的事。那晚于老师屋里挤满了人，一提出来，大家都非常赞成，并推举了5人：于润洋、蔡良玉、杨燕迪、彭永启和我组成筹备小组。第二年春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于老师家开了一次北京来人较多的筹备会，主要是确定会议主题，结果我提出的“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被一致接受。到199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三届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是在上世纪末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所做出历史性全面回顾和反思的重要会议。在世纪末的这次会议后，如果在21世纪初我们能够进一步实现成立学术组织的目标，必定会极大地促进我们在这个学科中坚持不懈地求知、求道，持续地发掘、借鉴、总结和扩展方法，在冷静思索中不断解放思想，创造学术权威，把学科建设推向前进的目标。考虑到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更好地整合力量、开展对内和对外交流，促进这个在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中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的建设，会议决定由我和蔡老师负责筹备建立西方音乐研究会。会后把报告交到中国音协，很快就收到了同意成立的批文。但我和蔡老师说，批文中有关“美国音乐研究会和苏联音乐研究会都合并到西方音乐研究会中”的字句，美国音乐研究会没问题，主要是我们商量就可以，但是苏联音乐研究会是另外一些老师，我们不能替代，所以最好删去这话，于是给音协回信说明此情，但此后音协没有再回复，因此成立西方音乐研究会的事也就拖下来了。
2000年冬，我从天津音乐学院被引进杭州师范学院，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就又有了继续建立组织的机会。2003年6月我和蔡良玉老师联系当年冬召开美国音乐研究会杭州年会，同时我起草了一封筹备建立西方音乐研究会的信给于润洋、沈旋、蔡良玉、李应华、杨燕迪、余志刚老师，请他们同意的话在信上签字，9月4日把七人签字的信寄到中国音协，22日收到音协积极肯定的回函。12月13日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开了11人参加的筹备会，12月22日，在美国音乐研究会年会期间，又在杭州开了9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会，通过了学会章程、确定了学会名称和领导机构，第二天在年会会场上宣布了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在音协2004年5月17日正式批准文件收到后，向全国音乐界公布了学会的成立——这就是延续至今，也希望能永不衰老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回顾这些历史，虽然也是一波三折，但是由于顺应了潮流，又有学科中人的支持，终于使我们有了组织群体之家，可以相互交流、展示成果，讨论学科发展问题，使中国的西方音乐有了自己的学科家园。
音乐时空：学会成立至今，举办过哪些重要活动呢？
王晡老师：我们可以比较自豪地说，学会成立以来，持续、积极和有成效地开展了密集的学术活动。从2005年第一届上海年会（主题是西方音乐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并举办了学生论文评奖）后，除了2007年西安年会（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2010年广州年会（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2013年沈阳年会（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些大型活动外，年会休会年份也都有中小型的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郑州，2007），“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天津，2008），“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研讨会暨讲习班”（济南，2008），“综合性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暨讲习班（武夷山，2009）等。
最近几年的活动还有“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北京，2011），“音乐理论比较研究国际论坛暨《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文版首发式”（北京，2011），“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上海，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成都，2012），“春雨润物、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北京，2012）以及“西方音乐研究中国的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海，2013）、“音乐评论与中国演出业态发展前沿论坛”（上海，2014）、“西方音乐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发展高峰论坛”（北京，2014）等专题会议或论坛。这些活动极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也留下了我们学会的行动印迹。
音乐时空：学会在国内学界是否受到关注？现在拥有多少会员？
王晡老师：学会目前的会员人数是551人，在国内的音乐专业学会中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的。其他学会，有的我们了解多些，也有的少些，各学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项，不过，我们能够有把握说的是西方音乐学会是其中活动积极、卓有成效的一个。说笑，哪天如果音协要评选优秀学会，我想我们一定是不会名落孙山的。以前的美国音乐研究会就受到过音协领导的高度评价，书记处书记张非同志多次表扬说我们是音协所属学会中活动最积极的一个。现在的西方音乐学会同样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传统。
音乐时空：下一届年会预计在何时召开？会议的主题又会是什么？
王晡老师：学会已经研究决定2016年在福建师大召开第五届年会，中心议题是“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正好今天可以在这里作个广告，希望大家能早作准备，使这次年会能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际效果。
音乐时空：于润洋先生提出的“音乐学分析”在学会内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晡老师：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以无数经典作品所构筑起来的西方音乐，始终是一个学科性的大课题。1986年在筹备美国音乐研讨会时，由于学术工作也是我一人独自负责，50多万字的论文、译文、资料需要一一审阅，修订、定稿后，再拿去打印（说实话，我以前浓密的头发就是那时由于天天开夜车而开始掉落的）。在审稿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有两类特点尤异的论文，一些是有大量谱例，对作品作了详细的分析，可是绝大多没有涉及对作品的意义理解，而另外一些则是基本上没有谱例、不涉及作品，总是在乐谱之外打圈圈，于是我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我们必须避免美国音乐研究中的两种倾向。”“其一是非技术分析，其二是纯技术分析。”“我们应该提倡的对美国音乐的研究方法是技术和非技术的结合、技术与史论的结合、技术与全方位的音乐学的结合。”1993年，于润洋老师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音乐学分析”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自那开始，逐渐形成了国内的“音乐学分析”热，到2008年前后形成高潮，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写过标题中有音乐学分析这个主题词的文章（如《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学分析》，发表在2007年西安年会，和《上海音乐学院五十年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中）。至今你到网上搜索中文词“音乐学研究”，会弹出无数篇文章来。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我们这个学科的范围，到处是“对某某作品的音乐学分析”，及五花八门的解释和运用（包括对中国音乐作品的分析），似乎它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药。差不多2008年开始，我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于教授从1993年那篇文章后，并没有在“音乐学分析”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甚至有大量运用“音乐学分析”的实践，在许多人用连篇累牍的文字研究这个方法，甚至用明确无误的论述企图把“音乐学分析”变成一种系统的分析理论和方法时，于老师都从来不表态，哪怕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会上，被“音乐学分析”四面包围，有点像要被逼得表态时仍然不作一答。这种情况的越来越明显，使我终于又觉察到“音乐学分析”并不存在中文之外的对应词的问题，这个由Musicology和Analysis组成的联合单词，从中文和西文的语源上，实际上都很难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于是我2012年6月8日在电脑上用《“音乐学分析”的历史反思》的题目开始探究，并写道：“在‘音乐学分析几乎已经无可怀疑地占据了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阵地的当下，有一天，一根神经忽然被触动，当我们跳出已经被特定解释、历史经验和一窝蜂的理论阐释包围的圈子，站到一般的逻辑思维立场、外学科的圈外旁观眼界和更广泛的学科观念去审视时，似乎‘音乐学分析给人有点过于另类的感觉。”接下去即用“历史回顾”、“沉静态度”和“学理反思”三个部分作研究。我想我们有必要从当下的中国音乐学界的境遇中寻找音乐学分析的成因，有必要从学理和逻辑上来厘清它，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问题，也是必定要我们中国人作出解释的问题。而我同时还认为于润洋老师在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似乎并没有被我们认真总结和给予应有的评价，那就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对于老一辈的学科前人，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充分肯定他们对学科的贡献，这样才能使我们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音乐时空：英美“新音乐学”的传入，使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晡老师：“新音乐学”进入中国视野之后所带来的影响不下于保罗·亨利·朗的音乐文化史所造成的冲击，想当年，朗的音乐史中之一章翻译出版时，大家都长叹一声，原来音乐史是可以这样来写的，影响之大，也可以用许许多多的“仿作”出现来说明。而新音乐学也的确启示了中国人运用符号学、结构史、阐释学、社会学、文本批评方法等等来研究西方音乐，也掀起了更多地翻译西方音乐史论著文论的热潮；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推动了国人在看待西域文化时的方法意识，或者说要自己去研究“研究方法”的觉醒。而这样的觉醒可能带来的结果会是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因为那是一种原动力，就像是上帝对宇宙的一指，我们在电源键上的一按，永动机上最初的给力，一切可以展开和延续的发展都从那一闪而开始。我们希望这一个动力能够永远启示中国人，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智慧去看待西方文化，我们能够得到不同于西方人的自己独特的认识，只要我们开拓了新的方法。
音乐时空：西方早期音乐与现代音乐逐渐升温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有哪些？
王晡老师：西方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一直是我们研究的弱项，但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有关早期音乐，我在自己的《西方音乐史》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巴洛克音乐的被认识是从大约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可以把到1850年代已有大量巴赫作品被出版作为象征性事件），而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再认识”逐渐形成高潮，时间范围扩展到整个1750年前的早期音乐，包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音乐（实际上更应该包括古代音乐——起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西方音乐史的这种历史主义（Historicism）倾向，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早期音乐复兴”（early music revival）现象。音乐史学术界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许多相关作品、乐谱（特别是净版乐谱）、人物、文献和事件被发掘和重新评估，专门研究早期音乐的刊物，如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开始出版的Early Mus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开始出版的Early Music History，和大量专著、乐谱和曲目出版，早期音乐被列入音乐百科全书条目（如《NewGrove-2001》），研究意义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高度。在回顾历史中，还探讨历史在当下的现时性意义。成果不但出现在早期音乐表演团体、研究所（如伦敦古乐学会）、专门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表演艺术界更是用原始的早期乐器、复原的早期乐器、仿制的早期乐器，或用现代乐器等各种方式“本真”（authenticity）演绎早期音乐，讨论早期音乐的演奏方式和现今标准，作历史性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mance-HIP）的风潮极度扩展。在21世纪还有许多开发所谓现代仿制的“时代性乐器”（period instruments）作适合于现代听众需求演奏的“时代性演奏家”（period perfomerts），出现了大批人们原本不熟悉的早期音乐表演的专家、大师和新的团体等等，包括通晓早期音乐律制、手稿、文献和记谱特点，编辑和整理、出版早期音乐曲目和作品的专业“早期音乐编辑者”（the early music editor），及不可胜数的、数量和品种都极多的新的CD、DVD被录制和发行（如NAXOS公司的Early Music系列CD）。早期音乐复兴并不单纯是“复古”，这种回顾历史的倾向还表现出更深层次的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批评，因此它也是西方人文主义在当代复活的突出表现之一。这里我先把这段文字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至于现代音乐则是另外一件事，我想20世纪西方音乐对我们来说，不完全是历史，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亲历，我们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一手资料，我叫它“历史”，所以我们有权亲自去解释它，不必完全听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加自主地认识它，尤其是判断哪些是经典，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品，总结有什么新的风格潮流。即我在北京会上所说的“不断地开掘经典：发现被忽视的经典、匡正被误读的经典和肯定新发生的经典。”本人的感觉可以归结为一点：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西方音乐的新的发展可以用人文主义的复活或“新人文主义”的产生来总结。当然这需要我们更加扩展我们的交流眼界，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了解实际，不断开拓新的方法来研究当代，得到认识。人活一世，最惬意的莫过于增加了认识，因为作为置身音乐者，这是和创作一样的最美妙的创造。从学科发展角度来说，把“早期”和“20世纪”提到桌面上来，也具有使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完整而避免大的时段性缺失的意义。
音乐时空：目前，国内西方音乐研究存在哪些重要问题有待解决？
王晡老师：我想我们这个学科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认识到西方的学科进步，因此觉悟到眼观西方、引进西方的重要，同时也积极地去实践；而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引进是一个无穷的事业，西方的发展不会停止，我们的引进也永远不会停止；而另外，就需要我们不要停止自己的原创性的研究，不要用引进取代自己的研究，不能以转述取代自己的创造，这就是当下学科中最核心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必将在这点上有所突破。
音乐时空：在今后国内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向、方法将会有何种新取向？
王晡老师：在解决了有没有必要作原创性的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在避免一律都是转述的过程中，在艰难的创造过程中逐渐摸索、找到自己在原创性写作中特殊的方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主动或被动卷入有关中国人的视角、视野的争论，而这就是一种迹象，一种中国人原创性研究中方法论意识的迹象。其实，早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讨论了。可以预料，这种讨论会在理论上得到一些启示，而同时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也将证明我们在西方音乐史学方法中能不能的确有所开拓。
音乐时空：学科的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王晡老师：说机遇，主要是说我们有比较好的社会环境。与1970年代前相比，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过来人都会有切身体会的；而另外自由度也表现在我们自身思想上对迷信的破除，这种精神解锁带来的自由则是最根本的解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遇。说挑战，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这在中国当代仍然是一个大的扭结，我们不时会从各界听到对西方音乐的不敬之声，这些总是打着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旗背景所发出的“愚蠢”，他们对不同文化关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地球村时代之前。我们无法救治他们，那就只管自己按着真理去做就是了，这里我们会想起中国伟大知识分子鲁迅的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那是中国人的真言，照做就是了。
音乐时空：目前，西方音乐史学科在国内高校的教学现状是否乐观？
王晡老师：从我自己在高校的教学实践、跟许多高校西方音乐史任课教师接触、看过不少教材，更多地是和高校毕业生有深度交流，对这个是有看法的，总的来说问题相当大。我们高校的绝大多数西方音乐史教学并不是把西方音乐当作一种文化创造去理解和教学，而是背知识、讲趣闻，更无法对作品作出起码的分析，包括音乐分析和意义分析，结果对西方音乐这一西方文化的伟大创造，完全没有理解。许多地方热衷于形式的时尚化，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作PPT，涌现了无数“精品”课程，校级、省级甚至国家级，上课时看来热闹、轻松，非但本质性的师生交流无从谈起，史学理念、文化理解和音乐阐释也根本谈不上。各地区教材出版无数（最近我让学生在“前沿信息”课上去作中国西方音乐史资料索引，统计出来中文版的西方音乐史书竟有159种之多，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原来我不太保守的估计是三四十种），除了还算能没歪曲、误解的转述，没抄错的转抄之外，根本谈不上严谨的学术性。有的学校现在还用“外国音乐史”帽子套在西方音乐史上，基本的理念即使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中也落后了20年。有的老师兼教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这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不懂中国史就不懂西方史，不懂西方史也就不懂中国史，兼教可以让你涉及两个历史领域，从比较中得到深刻的、只涉其一不可能得到的认识。但是问题在于，他可能既不懂西方史也不懂中国史，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在严肃的教育体制中应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状态下，其中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考上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生，就出现了上真正的西方音乐史课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音乐史是这样的”的笑谈。从我们的高教体制的目的是培养什么什么接班人，而不是让人类优秀文化得以传承所带来的基本问题，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也可以得见一斑。当然，这又不是靠我们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每个西方音乐史的教学者一定要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西方文化学科的基本特点——人文主义基点出发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学习、研究，发挥学科的文化优势，逐渐改变教学现状。整整五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十个关系》在“2009·武夷山·西方音乐学会综合性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暨讲习班”上讲过，希望有时间能再认真修改后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音乐时空：学会对研究生教育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比如2008年召开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目前国内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趋势如何？
王晡老师：各校的情况有所不同，总体上说，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但比本科好得多，因为许多院校的确在研究生教学中给与了重点倾斜，同时导师制也迫使教师顾及自己的“声誉”而具有起码的责任心。从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情况来看，也不断有些人才涌现。西方音乐学会有意地用“青年论坛”的方式来扶植和促进这些青年人，前年搞过一次，明年会有第二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在研究生培养上，由于本科阶段的先天不足，许多人西方音乐史的基础不好，包括知识、能力、品格，特别是方法论上欠缺较多，因此出现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他可能做得较深，而宏观上却非常弱的情况，如我见到过西方史或技术理论的博士都不懂nomos、tonos、阿尔贝蒂低音、辟卡特三度等等，非常令人不解，而在对西方音乐史的人文理解上就更不能恭维了。这样的发展，必定使我们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担忧将来。
音乐时空：你对西方音乐学科在我国的基本状态和前途有什么估价？
王晡老师：作为一个学科，它首先要在所涉的学科对象、范围、方法、意义、队伍等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形成体系，而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有了积累。学会家园中的500多位同仁，是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发展中观念进步、学风严谨、重视方法的基本学术梯队的中坚力量。四代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方法上不断进步，有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学科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
在学科的总体发展中，就如我前面所说，经过1920-1940年代、1950-1970年代、1980-2010年代，三个30年发展之后，目前正处於一个前进和如何前进的转折时期。恰好不久前在北京的一次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说学会的建立和活动为学科发展铺就了一个平稳而积极的道路，现状是正常而充满希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加睿智的眼光、更加理性的分析和更加急迫的意识，促成更加大胆超前的行动的话，才能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适应接下去可能发生的更加巨大的社会变革。
就写史来说，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个人、某些作品、某种风格，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音乐史发展中的事实，对他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音乐史学史中，编年史的素材由不同的方法观念而形成不同的史学风格，从史前史开始到当下，音乐资料史、音乐作品史、音乐事件史、音乐人物史、音乐大师史、音乐社会史、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林林总总，从形式上说还存在通史、断代史，和各种类型史（理论史、技术史、种族史、国别史、体裁史、表演史、乐器史）及跨界史等。我们需要了解和区别史学中的历史——历史本体，“历史”——历史亲历，和《历史》——历史文本。1998年，我曾经在北京“第三届全国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声称“中国应该有一部能够被西方音乐史的主人——西方人所器重的西方音乐史，它既不是单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史，也不是西方权威的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的简单套用或仿制。这是以我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在东方文化的基点上去比较地分析，保持了批评的距离的一部真正现代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它应该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观，把现时的‘我的或‘我们的眼中的西方音乐的历史反映出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这个“中国·西方音乐学会”、这个学科要去努力做的。
大家在教学和其他实际工作中都各有贡献和特点，也存在不同的弱点。为了事业的未来，我们要在不断的历史回顾中注入动力，在历史反思中增添理性，不断地突破和开辟新路，不断地用启蒙精神推动学会发展和学科的前进。
音乐时空：学会对未来发展有何规划？
王晡老师：未来发展，学会能作的、也想要作的事很多。我们都注意到自己面对的学科的DNA特点，力求使自己的参与也保持这样的素质，那就是在西方音乐史这个艺术科学领域的理性和人文主义，因此我们的在学术界的口碑也是比较好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起码在联络各路人马，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科从业人员上；在更有效地解决各地会员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上；在发挥网络作用，宣传学会，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上；在投身学术研究的同时，作好顾及普通民众和西方音乐爱好者需求的工作上；在更好地发挥学会的社会作用上；在如何以新的形式推出我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上；在和世界的学科联系、交流上；在更好地利用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设置更广大的联络窗口上；在更主动地把对话式的学术活动推进到高等院校中去等等，都还有许许多多想到了、也要努力去作的事情。生命在于运动，学会有这么多具体的工作去要我们做，我们必会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
西方音乐有独特的人文特点（重视人的历史作用）、视界特点（和世界的联系）、实践特点（作品为中心）和理性特点（比照历史关心现实）。我们祈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DNA——人文主义的本色会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学科中起到排除毒素、抵御腐蚀的作用，我们希望这方文化的感染力能像一支天然的防御剂保佑我们这个学科仍然能够总是走在正轨上。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研究者，作为思想者，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学者们学生们会努力在音乐这门最浪漫的艺术学科中使理论绽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在朝向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的道路上，展现新世纪的光芒。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Society for Western Music in China）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下属学术团体组织，其宗旨是团结会员从事有关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和交流工作，广泛地与国内外相关学术组织进行联系、合作，加强中国和西方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我国西方音乐的学科建设。学会由从事西方音乐的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工作者组成。名誉会长于润洋；荣誉理事蔡良玉、陈宗群、高士杰、黄腾鹏、黄晓和、李应华、廖乃雄、刘诗嵘、毛宇宽、沈旋、孙学武、谭冰若、王东路、严宝瑜、俞抒、张洪岛、张洪模、张己任、张弦、钟子林、卓仁祥；会长杨燕迪，副会长王晡、余志刚；秘书长王晡（兼），伍维曦；常务理事邓希路、李秀军、彭永启、孙国忠、汪申申、王晡、姚亚平、叶松荣、杨燕迪、余志刚、周小静。
音乐时空：首先，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西方音乐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王晡老师：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以王光祁、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以他们的著作和课程开创了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他们当时的西方音乐写作目的和关注点，尤其是对史学方法论的涉及使我们不能不敬佩。但是直到40年代，长期的战争使学科无法得到前进。50年代开始，受到苏联和东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进入曲折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对西方音乐开始了深入的介绍，另一方面“庸俗社会学”的确也给我们带来难以消除的后果。这时中国人代表性的西方音乐史成果是张洪岛主编的《西洋音乐史》（即1983年公开出版的《欧洲音乐史》）。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全面转向，西方音乐学科也同样从面向苏联东欧转向了西欧北美。这期间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开始大量翻译西方音乐学家的史学及其理论著作，前期以格劳特、帕利斯卡的《西方音乐史》、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和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为代表，后期以克里斯坦森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和诺顿音乐断代史为代表。另外中国人也有大量西方音乐史著出版，篇幅和影响最大的是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其他比较重要的西方音乐史作者还有钱仁康、沈旋、李应华、刘经树、蔡良玉、钟子林、黄晓和、余志刚、叶松荣等。从各具30年历史的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发展的过去，看到从起步到进入规范的近百年的发展轨迹，从翻译、介绍、研究和写作上都有许多逐渐成长的成果。总结学科的进步和收获能使我们振奋，并感觉到责任重大。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不但在音乐发展，而且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无法忽视的积极作用。当下的学科发展可以从方法和理念、成果和进步、组织和群体、研究和教学等等各方面来看。
音乐时空：西方音乐学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王晡老师：成立西方音乐学科的一个组织，是学科中人长久以来的愿望，因为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学术家园。1986年5月我在天津音乐学院组织了全国性的美国音乐研讨会。1985年末，我在音乐研究所工作，院长杨金豪告诉我下年5月有几个美国专家集中来访，要我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以前我在校内作过美国音乐讲座非常受欢迎，我想可以乘机搞一次美国音乐研讨会，联系了校内外许勇三、钟子林、蔡良玉等专家，最后在5月26至30日终于成功地举办了国内外近80人参加的美国音乐研讨会。这次会当时被定义为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国家为对象的专业学术会议，被理论家誉为当年中国音乐界的大事。会议闭幕前一天晚上，我和到会的一些代表商议建立一个学术组织，并连夜到杨院长家里确定组织人选等，第二天在闭幕式上宣布成立美国音乐研究会，之后报请中国音协批准成为所属的一个学术组织。
第二年在天津音乐学院又召开了苏联音乐研讨会，成立了苏联音乐研究会。接下来1990年4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5月在济南召开美国音乐研究会第一届年会。1995年中国音乐年鉴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会议主题之一是西方音乐研究，学界的老师来得很多。也是在闭幕前一天晚上，我和蔡良玉老师在宾馆前厅旧沙发上坐等去于润洋老师屋里聊天，说起可以商量再开一次西方音乐研讨会的事。那晚于老师屋里挤满了人，一提出来，大家都非常赞成，并推举了5人：于润洋、蔡良玉、杨燕迪、彭永启和我组成筹备小组。第二年春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于老师家开了一次北京来人较多的筹备会，主要是确定会议主题，结果我提出的“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被一致接受。到199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三届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是在上世纪末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所做出历史性全面回顾和反思的重要会议。在世纪末的这次会议后，如果在21世纪初我们能够进一步实现成立学术组织的目标，必定会极大地促进我们在这个学科中坚持不懈地求知、求道，持续地发掘、借鉴、总结和扩展方法，在冷静思索中不断解放思想，创造学术权威，把学科建设推向前进的目标。考虑到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更好地整合力量、开展对内和对外交流，促进这个在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中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的建设，会议决定由我和蔡老师负责筹备建立西方音乐研究会。会后把报告交到中国音协，很快就收到了同意成立的批文。但我和蔡老师说，批文中有关“美国音乐研究会和苏联音乐研究会都合并到西方音乐研究会中”的字句，美国音乐研究会没问题，主要是我们商量就可以，但是苏联音乐研究会是另外一些老师，我们不能替代，所以最好删去这话，于是给音协回信说明此情，但此后音协没有再回复，因此成立西方音乐研究会的事也就拖下来了。
2000年冬，我从天津音乐学院被引进杭州师范学院，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就又有了继续建立组织的机会。2003年6月我和蔡良玉老师联系当年冬召开美国音乐研究会杭州年会，同时我起草了一封筹备建立西方音乐研究会的信给于润洋、沈旋、蔡良玉、李应华、杨燕迪、余志刚老师，请他们同意的话在信上签字，9月4日把七人签字的信寄到中国音协，22日收到音协积极肯定的回函。12月13日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开了11人参加的筹备会，12月22日，在美国音乐研究会年会期间，又在杭州开了9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会，通过了学会章程、确定了学会名称和领导机构，第二天在年会会场上宣布了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在音协2004年5月17日正式批准文件收到后，向全国音乐界公布了学会的成立——这就是延续至今，也希望能永不衰老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回顾这些历史，虽然也是一波三折，但是由于顺应了潮流，又有学科中人的支持，终于使我们有了组织群体之家，可以相互交流、展示成果，讨论学科发展问题，使中国的西方音乐有了自己的学科家园。
音乐时空：学会成立至今，举办过哪些重要活动呢？
王晡老师：我们可以比较自豪地说，学会成立以来，持续、积极和有成效地开展了密集的学术活动。从2005年第一届上海年会（主题是西方音乐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并举办了学生论文评奖）后，除了2007年西安年会（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历史·分析·批评·方法）、2010年广州年会（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2013年沈阳年会（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些大型活动外，年会休会年份也都有中小型的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郑州，2007），“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天津，2008），“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研讨会暨讲习班”（济南，2008），“综合性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暨讲习班（武夷山，2009）等。
最近几年的活动还有“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北京，2011），“音乐理论比较研究国际论坛暨《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文版首发式”（北京，2011），“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上海，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成都，2012），“春雨润物、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北京，2012）以及“西方音乐研究中国的未来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海，2013）、“音乐评论与中国演出业态发展前沿论坛”（上海，2014）、“西方音乐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发展高峰论坛”（北京，2014）等专题会议或论坛。这些活动极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也留下了我们学会的行动印迹。
音乐时空：学会在国内学界是否受到关注？现在拥有多少会员？
王晡老师：学会目前的会员人数是551人，在国内的音乐专业学会中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的。其他学会，有的我们了解多些，也有的少些，各学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项，不过，我们能够有把握说的是西方音乐学会是其中活动积极、卓有成效的一个。说笑，哪天如果音协要评选优秀学会，我想我们一定是不会名落孙山的。以前的美国音乐研究会就受到过音协领导的高度评价，书记处书记张非同志多次表扬说我们是音协所属学会中活动最积极的一个。现在的西方音乐学会同样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传统。
音乐时空：下一届年会预计在何时召开？会议的主题又会是什么？
王晡老师：学会已经研究决定2016年在福建师大召开第五届年会，中心议题是“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正好今天可以在这里作个广告，希望大家能早作准备，使这次年会能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际效果。
音乐时空：于润洋先生提出的“音乐学分析”在学会内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晡老师：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以无数经典作品所构筑起来的西方音乐，始终是一个学科性的大课题。1986年在筹备美国音乐研讨会时，由于学术工作也是我一人独自负责，50多万字的论文、译文、资料需要一一审阅，修订、定稿后，再拿去打印（说实话，我以前浓密的头发就是那时由于天天开夜车而开始掉落的）。在审稿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有两类特点尤异的论文，一些是有大量谱例，对作品作了详细的分析，可是绝大多没有涉及对作品的意义理解，而另外一些则是基本上没有谱例、不涉及作品，总是在乐谱之外打圈圈，于是我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我们必须避免美国音乐研究中的两种倾向。”“其一是非技术分析，其二是纯技术分析。”“我们应该提倡的对美国音乐的研究方法是技术和非技术的结合、技术与史论的结合、技术与全方位的音乐学的结合。”1993年，于润洋老师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音乐学分析”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自那开始，逐渐形成了国内的“音乐学分析”热，到2008年前后形成高潮，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写过标题中有音乐学分析这个主题词的文章（如《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学分析》，发表在2007年西安年会，和《上海音乐学院五十年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中）。至今你到网上搜索中文词“音乐学研究”，会弹出无数篇文章来。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我们这个学科的范围，到处是“对某某作品的音乐学分析”，及五花八门的解释和运用（包括对中国音乐作品的分析），似乎它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药。差不多2008年开始，我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于教授从1993年那篇文章后，并没有在“音乐学分析”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甚至有大量运用“音乐学分析”的实践，在许多人用连篇累牍的文字研究这个方法，甚至用明确无误的论述企图把“音乐学分析”变成一种系统的分析理论和方法时，于老师都从来不表态，哪怕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会上，被“音乐学分析”四面包围，有点像要被逼得表态时仍然不作一答。这种情况的越来越明显，使我终于又觉察到“音乐学分析”并不存在中文之外的对应词的问题，这个由Musicology和Analysis组成的联合单词，从中文和西文的语源上，实际上都很难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于是我2012年6月8日在电脑上用《“音乐学分析”的历史反思》的题目开始探究，并写道：“在‘音乐学分析几乎已经无可怀疑地占据了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阵地的当下，有一天，一根神经忽然被触动，当我们跳出已经被特定解释、历史经验和一窝蜂的理论阐释包围的圈子，站到一般的逻辑思维立场、外学科的圈外旁观眼界和更广泛的学科观念去审视时，似乎‘音乐学分析给人有点过于另类的感觉。”接下去即用“历史回顾”、“沉静态度”和“学理反思”三个部分作研究。我想我们有必要从当下的中国音乐学界的境遇中寻找音乐学分析的成因，有必要从学理和逻辑上来厘清它，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问题，也是必定要我们中国人作出解释的问题。而我同时还认为于润洋老师在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似乎并没有被我们认真总结和给予应有的评价，那就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对于老一辈的学科前人，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充分肯定他们对学科的贡献，这样才能使我们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音乐时空：英美“新音乐学”的传入，使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晡老师：“新音乐学”进入中国视野之后所带来的影响不下于保罗·亨利·朗的音乐文化史所造成的冲击，想当年，朗的音乐史中之一章翻译出版时，大家都长叹一声，原来音乐史是可以这样来写的，影响之大，也可以用许许多多的“仿作”出现来说明。而新音乐学也的确启示了中国人运用符号学、结构史、阐释学、社会学、文本批评方法等等来研究西方音乐，也掀起了更多地翻译西方音乐史论著文论的热潮；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推动了国人在看待西域文化时的方法意识，或者说要自己去研究“研究方法”的觉醒。而这样的觉醒可能带来的结果会是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因为那是一种原动力，就像是上帝对宇宙的一指，我们在电源键上的一按，永动机上最初的给力，一切可以展开和延续的发展都从那一闪而开始。我们希望这一个动力能够永远启示中国人，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智慧去看待西方文化，我们能够得到不同于西方人的自己独特的认识，只要我们开拓了新的方法。
音乐时空：西方早期音乐与现代音乐逐渐升温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有哪些？
王晡老师：西方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一直是我们研究的弱项，但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有关早期音乐，我在自己的《西方音乐史》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巴洛克音乐的被认识是从大约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可以把到1850年代已有大量巴赫作品被出版作为象征性事件），而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再认识”逐渐形成高潮，时间范围扩展到整个1750年前的早期音乐，包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音乐（实际上更应该包括古代音乐——起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西方音乐史的这种历史主义（Historicism）倾向，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早期音乐复兴”（early music revival）现象。音乐史学术界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许多相关作品、乐谱（特别是净版乐谱）、人物、文献和事件被发掘和重新评估，专门研究早期音乐的刊物，如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开始出版的Early Mus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开始出版的Early Music History，和大量专著、乐谱和曲目出版，早期音乐被列入音乐百科全书条目（如《NewGrove-2001》），研究意义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高度。在回顾历史中，还探讨历史在当下的现时性意义。成果不但出现在早期音乐表演团体、研究所（如伦敦古乐学会）、专门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表演艺术界更是用原始的早期乐器、复原的早期乐器、仿制的早期乐器，或用现代乐器等各种方式“本真”（authenticity）演绎早期音乐，讨论早期音乐的演奏方式和现今标准，作历史性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mance-HIP）的风潮极度扩展。在21世纪还有许多开发所谓现代仿制的“时代性乐器”（period instruments）作适合于现代听众需求演奏的“时代性演奏家”（period perfomerts），出现了大批人们原本不熟悉的早期音乐表演的专家、大师和新的团体等等，包括通晓早期音乐律制、手稿、文献和记谱特点，编辑和整理、出版早期音乐曲目和作品的专业“早期音乐编辑者”（the early music editor），及不可胜数的、数量和品种都极多的新的CD、DVD被录制和发行（如NAXOS公司的Early Music系列CD）。早期音乐复兴并不单纯是“复古”，这种回顾历史的倾向还表现出更深层次的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批评，因此它也是西方人文主义在当代复活的突出表现之一。这里我先把这段文字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至于现代音乐则是另外一件事，我想20世纪西方音乐对我们来说，不完全是历史，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亲历，我们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一手资料，我叫它“历史”，所以我们有权亲自去解释它，不必完全听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加自主地认识它，尤其是判断哪些是经典，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品，总结有什么新的风格潮流。即我在北京会上所说的“不断地开掘经典：发现被忽视的经典、匡正被误读的经典和肯定新发生的经典。”本人的感觉可以归结为一点：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西方音乐的新的发展可以用人文主义的复活或“新人文主义”的产生来总结。当然这需要我们更加扩展我们的交流眼界，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了解实际，不断开拓新的方法来研究当代，得到认识。人活一世，最惬意的莫过于增加了认识，因为作为置身音乐者，这是和创作一样的最美妙的创造。从学科发展角度来说，把“早期”和“20世纪”提到桌面上来，也具有使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完整而避免大的时段性缺失的意义。
音乐时空：目前，国内西方音乐研究存在哪些重要问题有待解决？
王晡老师：我想我们这个学科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认识到西方的学科进步，因此觉悟到眼观西方、引进西方的重要，同时也积极地去实践；而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引进是一个无穷的事业，西方的发展不会停止，我们的引进也永远不会停止；而另外，就需要我们不要停止自己的原创性的研究，不要用引进取代自己的研究，不能以转述取代自己的创造，这就是当下学科中最核心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必将在这点上有所突破。
音乐时空：在今后国内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向、方法将会有何种新取向？
王晡老师：在解决了有没有必要作原创性的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在避免一律都是转述的过程中，在艰难的创造过程中逐渐摸索、找到自己在原创性写作中特殊的方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主动或被动卷入有关中国人的视角、视野的争论，而这就是一种迹象，一种中国人原创性研究中方法论意识的迹象。其实，早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讨论了。可以预料，这种讨论会在理论上得到一些启示，而同时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也将证明我们在西方音乐史学方法中能不能的确有所开拓。
音乐时空：学科的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王晡老师：说机遇，主要是说我们有比较好的社会环境。与1970年代前相比，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过来人都会有切身体会的；而另外自由度也表现在我们自身思想上对迷信的破除，这种精神解锁带来的自由则是最根本的解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遇。说挑战，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这在中国当代仍然是一个大的扭结，我们不时会从各界听到对西方音乐的不敬之声，这些总是打着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旗背景所发出的“愚蠢”，他们对不同文化关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地球村时代之前。我们无法救治他们，那就只管自己按着真理去做就是了，这里我们会想起中国伟大知识分子鲁迅的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那是中国人的真言，照做就是了。
音乐时空：目前，西方音乐史学科在国内高校的教学现状是否乐观？
王晡老师：从我自己在高校的教学实践、跟许多高校西方音乐史任课教师接触、看过不少教材，更多地是和高校毕业生有深度交流，对这个是有看法的，总的来说问题相当大。我们高校的绝大多数西方音乐史教学并不是把西方音乐当作一种文化创造去理解和教学，而是背知识、讲趣闻，更无法对作品作出起码的分析，包括音乐分析和意义分析，结果对西方音乐这一西方文化的伟大创造，完全没有理解。许多地方热衷于形式的时尚化，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作PPT，涌现了无数“精品”课程，校级、省级甚至国家级，上课时看来热闹、轻松，非但本质性的师生交流无从谈起，史学理念、文化理解和音乐阐释也根本谈不上。各地区教材出版无数（最近我让学生在“前沿信息”课上去作中国西方音乐史资料索引，统计出来中文版的西方音乐史书竟有159种之多，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原来我不太保守的估计是三四十种），除了还算能没歪曲、误解的转述，没抄错的转抄之外，根本谈不上严谨的学术性。有的学校现在还用“外国音乐史”帽子套在西方音乐史上，基本的理念即使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中也落后了20年。有的老师兼教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这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不懂中国史就不懂西方史，不懂西方史也就不懂中国史，兼教可以让你涉及两个历史领域，从比较中得到深刻的、只涉其一不可能得到的认识。但是问题在于，他可能既不懂西方史也不懂中国史，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在严肃的教育体制中应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状态下，其中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考上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生，就出现了上真正的西方音乐史课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音乐史是这样的”的笑谈。从我们的高教体制的目的是培养什么什么接班人，而不是让人类优秀文化得以传承所带来的基本问题，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也可以得见一斑。当然，这又不是靠我们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每个西方音乐史的教学者一定要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西方文化学科的基本特点——人文主义基点出发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学习、研究，发挥学科的文化优势，逐渐改变教学现状。整整五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十个关系》在“2009·武夷山·西方音乐学会综合性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暨讲习班”上讲过，希望有时间能再认真修改后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音乐时空：学会对研究生教育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比如2008年召开的“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目前国内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趋势如何？
王晡老师：各校的情况有所不同，总体上说，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但比本科好得多，因为许多院校的确在研究生教学中给与了重点倾斜，同时导师制也迫使教师顾及自己的“声誉”而具有起码的责任心。从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情况来看，也不断有些人才涌现。西方音乐学会有意地用“青年论坛”的方式来扶植和促进这些青年人，前年搞过一次，明年会有第二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在研究生培养上，由于本科阶段的先天不足，许多人西方音乐史的基础不好，包括知识、能力、品格，特别是方法论上欠缺较多，因此出现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他可能做得较深，而宏观上却非常弱的情况，如我见到过西方史或技术理论的博士都不懂nomos、tonos、阿尔贝蒂低音、辟卡特三度等等，非常令人不解，而在对西方音乐史的人文理解上就更不能恭维了。这样的发展，必定使我们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担忧将来。
音乐时空：你对西方音乐学科在我国的基本状态和前途有什么估价？
王晡老师：作为一个学科，它首先要在所涉的学科对象、范围、方法、意义、队伍等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形成体系，而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有了积累。学会家园中的500多位同仁，是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发展中观念进步、学风严谨、重视方法的基本学术梯队的中坚力量。四代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方法上不断进步，有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学科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并在全国范围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
在学科的总体发展中，就如我前面所说，经过1920-1940年代、1950-1970年代、1980-2010年代，三个30年发展之后，目前正处於一个前进和如何前进的转折时期。恰好不久前在北京的一次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说学会的建立和活动为学科发展铺就了一个平稳而积极的道路，现状是正常而充满希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加睿智的眼光、更加理性的分析和更加急迫的意识，促成更加大胆超前的行动的话，才能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适应接下去可能发生的更加巨大的社会变革。
就写史来说，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个人、某些作品、某种风格，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音乐史发展中的事实，对他们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音乐史学史中，编年史的素材由不同的方法观念而形成不同的史学风格，从史前史开始到当下，音乐资料史、音乐作品史、音乐事件史、音乐人物史、音乐大师史、音乐社会史、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林林总总，从形式上说还存在通史、断代史，和各种类型史（理论史、技术史、种族史、国别史、体裁史、表演史、乐器史）及跨界史等。我们需要了解和区别史学中的历史——历史本体，“历史”——历史亲历，和《历史》——历史文本。1998年，我曾经在北京“第三届全国西方音乐史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声称“中国应该有一部能够被西方音乐史的主人——西方人所器重的西方音乐史，它既不是单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史，也不是西方权威的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的简单套用或仿制。这是以我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在东方文化的基点上去比较地分析，保持了批评的距离的一部真正现代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它应该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观，把现时的‘我的或‘我们的眼中的西方音乐的历史反映出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这个“中国·西方音乐学会”、这个学科要去努力做的。
大家在教学和其他实际工作中都各有贡献和特点，也存在不同的弱点。为了事业的未来，我们要在不断的历史回顾中注入动力，在历史反思中增添理性，不断地突破和开辟新路，不断地用启蒙精神推动学会发展和学科的前进。
音乐时空：学会对未来发展有何规划？
王晡老师：未来发展，学会能作的、也想要作的事很多。我们都注意到自己面对的学科的DNA特点，力求使自己的参与也保持这样的素质，那就是在西方音乐史这个艺术科学领域的理性和人文主义，因此我们的在学术界的口碑也是比较好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起码在联络各路人马，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科从业人员上；在更有效地解决各地会员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上；在发挥网络作用，宣传学会，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上；在投身学术研究的同时，作好顾及普通民众和西方音乐爱好者需求的工作上；在更好地发挥学会的社会作用上；在如何以新的形式推出我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上；在和世界的学科联系、交流上；在更好地利用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设置更广大的联络窗口上；在更主动地把对话式的学术活动推进到高等院校中去等等，都还有许许多多想到了、也要努力去作的事情。生命在于运动，学会有这么多具体的工作去要我们做，我们必会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
西方音乐有独特的人文特点（重视人的历史作用）、视界特点（和世界的联系）、实践特点（作品为中心）和理性特点（比照历史关心现实）。我们祈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DNA——人文主义的本色会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学科中起到排除毒素、抵御腐蚀的作用，我们希望这方文化的感染力能像一支天然的防御剂保佑我们这个学科仍然能够总是走在正轨上。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研究者，作为思想者，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学者们学生们会努力在音乐这门最浪漫的艺术学科中使理论绽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在朝向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的道路上，展现新世纪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