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版史不应被忽视的一隅

    【摘要】晚清官书局的出现在近代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在近代出版史中往往是易被忽略的一隅。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一书是目前唯一一部详细解读晚清官书局的专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透视晚清官书局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在晚清文化典籍保存与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官书局；近代出版史；出版

    【作者单位】张守慧，潍坊科技学院。

    清代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清代出版的书籍堪称“坐集千古之智”，总量达到了古代出版的最高峰值。晚清则开启了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的大门，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开始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嬗变与转型。晚清出版的独特之处在于：图书出版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以科举考试为主，而以救亡图存为主，出版机构呈现多元化，印刷技术机械化，图书出版的内容与结构较前朝更丰富，而且制定出系列出版法令。晚清官书局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极力挽救其思想控制、统治秩序的文化机构之一，与外国出版机构、民间出版机构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出版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一书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详细解读晚清官书局的专著，该书客观地考察了晚清官书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使我们能透彻地了解晚清官书局给我国近代图书出版业带来的变革及产生的影响。本书作者唯勤唯谨，务精务善，通过27万余字的精细述论及全面研究，真实、客观地呈现了晚清官书局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晚清官书局长期被近代出版史忽略的局面。

    一 、晚清官书局是对历史的记录

    《晚清官书局述论稿》首先从整体出发，对近代图书的出版特征做总结和梳理，通过论述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及规律，深入浅出地总结其特征，并对晚清官书局这一研究对象做出范围界定；其次从四个角度对晚清官书局的缘起进行总结；再次从微观层面对晚清官书局进行解构，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案分析，并对其业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最后对晚清官书局做全面的评价和总结，肯定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者把晚清官书局作为近代出版史的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不仅从宏观角度给晚清官书局界定了一个范围，而且也指明了晚清官书局原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然而囿于种种原因，在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晚清官书局往往处于一个被忽略的尴尬位置，主要原因是晚清官书局的史料保存不完整，给研究者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同时由于晚清时期时局动荡，官书局作为统治者的官方文化机构代表，受到社会舆论的反抗，也是导致晚清官书局在当时不被重视的原因。本书第二章节“官书局之缘起”还原了这个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晚清官书局的缘起：其一，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及战乱影响，这是晚清官书局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是直接原因；其二，对清代官方刻书之回应；其三，对西学东渐之回应；其二其三是晚清官书局出现的间接原因和社会条件；其四，从自行设局到奉旨设局，这是官书局发展壮大并出现短暂繁荣的推动力。

    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是多数著作中常提及的，但也仅仅是蜻蜓点水般掠过，并没有像本书作者那样梳理得如此有理有据。作者以通俗的表达方式，自下而上地呈现一个完整的脉络，全方位解读晚清官书局出现的原因：成立官书局是为了刻书，同时也推动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敲响了一次致命的警钟，尤其是太平天国对儒家传统文化实施的毁灭性政策，是以文化策反方式来对抗封建正统思想。在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局面下，哪一方能占据文化制高点，哪一方就有可能拥有统治权。尚未认识到危机的封建统治者，只能依靠官阶士大夫们——他们是封建统治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传统封建思想以及文化的守护者。面临固守的传统甚至终生的信仰被摧残，他们怎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着手策划护佑封建正统思想的举措，而书籍是控制思想、传播教化最好的工具，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重视著书立说之道。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书籍“一概焚毁”，“为肃清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太平天国政权管辖的地区，一度出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局面”[1]，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一概否定的极端态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2]面对此种危机，有地位的官阶士大夫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转而考虑建立官书局。

    晚清官书局的出现有一定的计划性与目的性。本书认为，官书局的出现是为了抵抗西学东渐的渗透。“近代中国正处于古今中西交会的十字路口，艰难地实现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1]官书局在晚清的发展经历两个大时期：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后，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官书局刻书主要是以维护封建社会制度、重建社会秩序为直接目的，然而，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必须要找出应对西方文化侵蚀封建统治思想的解决之道。本书作者提出“晚清官书局之设，未尝不无此种文化抵抗之用

    意”[1]。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自行设局到奉旨设局是一段曲折的过程。先是由地方督抚自行设立书局，后是由朝廷主管设局。在曾国藩等士大夫的努力下，初期的官书局得以创办，后来又有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响应。同时作者也提出，此阶段士大夫的刊书，不仅没有常设机构和书局名称，而且范围窄，编校人员仅是幕僚或学者，没有形成规范体系，因此只是官书局的雏形。但也不能否认初创时期与官书局有关，有一些研究者便忽略了这一点。如汪家熔先生认为：“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设官书局。”[3]这难免会对初创时期成绩产生怀疑。

    二 、晚清官书局的发展概貌

    《晚清官书局述论稿》第二章、第三章在微观镜头下还原晚清官书局的发展面貌。作者试图以现代出版应具有的特征来考量晚清官书局的发展，并尝试梳理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轨迹。例如，作者详细研究了官书局的章程、编校人员构成及经费来源等方面。作为专业的图书出版机构，本书作者对官书局业务进行了重点论述，具体到官书局的慎选底本、精审校勘、印刷技术、书籍销售与发行等方面。以上内容如果只是大量罗列文献资料，缺乏作者的独立思考，也不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依靠大量的文献做支撑，用具体的案例进行详略得当的剖析。例如，分析曾国藩与金陵书局、张之洞与广雅书局的关系，肯定了关键历史人物在书局创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此外，人物故事也为原本乏味的史料类书籍增添了可读性、故事性和趣味感。在官书局的业务研究方面，本书以典型人物为线索来展开叙述。如张文虎与金陵书局《史记》部分，张文虎可称作金陵书局编校人员的核心人物，通过研究人物个案的形式来解剖第一个官书局的出现。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以具体书局作为研究对象时，对这一书局的刻书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数据统计，在书中以多个附表的形式呈现，增加了本书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例如金陵书局的刻书目录，具体到每一本书的刊刻时间、书名及卷数、著译者的统计；《广雅丛书》目录还增加了版本来源的统计，这对爱好古籍版本的收藏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金陵书局《史记》各参校本附表的统计不仅说明了该书局刊校书籍的严谨，也显示出官书局刊刻书籍要求完整性，以求达到善本的效果；浙局《二十二子》选用的底本附表、附录一栏参考价值极大，概括了《二十二子》的存续情况、版本优劣等。

    《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从地域分布角度对官书局这一事物的出现做出总结和评价：“江南地区设局刊书最早，所设书局也最多，由于网罗了大批知名学者入局襄校，故所出经史各书皆能慎选底本，精审校雠，享誉士林；北方地区，除山东书局尚有较多刊书外，其他数省书局刊书数量有限，多以转运、发售南方各省书局为主；边远诸省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故设局较晚，刊书不多，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书局印行了一些藏文、维文和蒙古文书籍，成为我国近代少数民族地区图书出版业的先驱。”[1]作者对每一个地区官书局的数量、名称、设局时间、创办者、出现的原因、书局发展的概况等都一一做出描述。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研究的重视与认真，也反映出此研究的资料价值，当时官书局在全国范围的兴盛也说明清政府对官书局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之迅速，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停滞不前，官书局的兴盛不是偶然产物，而是伴随着晚清动荡不安的统治，为帮助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而出现的。

    同时，《晚清官书局述论稿》没有忽略对边远地区书局的研究。当然，作者困于资料有限，对部分书局无法详加考证而感到遗憾。例如云南官书局成立于何时尚不可知，贵州官书局的真正创办者是谁也无法考证，吉林官书局设局时间不详，书局发展情况也不可查证等。但本书作者并没有因为资料残缺而放弃把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的书局写入书中。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西藏官书局购进一批印刷机器和铅铸藏文字母，译印藏文书籍，该活动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业的先河。这一方面体现了本书对官书局研究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考虑到官书局的研究目前尚有很多空白之处，仍需要后来者不断挖掘与探索。

    三、晚清官书局对古典文化保存与传播的意义

    晚清时期，林林总总的官书局遍布全国，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刊书之多堪称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亮点[1]。官书局作为近代图书出版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除维护逐渐消亡的封建社会文化秩序外，客观上还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晚清官书局借助自身优势，聚揽了大批知名学者和文人雅士，其中包括图书出版编校方面的专家。比如曾国藩创建的金陵书局，招揽了大批幕僚和雅士，如张文虎、莫友芝、闵萃祥、戴望等，他们对书籍精审校雠，网罗散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传播发行，这极大地促进了经史典籍的保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金陵书局刊刻的书籍大多被称为善本，其刊刻的《四书》《十三经》《五史》等多达70余种。这些书籍不仅底本精良，而且很多在新中国以后被当作底本重新校勘后出版。再比如广雅书局，“刊行书籍百数十种，正伪订谬，咸称善本”[4]。与洋人开办的出版机构及民间出版机构相比，官书局在人员聚合以及书籍版本聚合上都有明显的优势，在资金支持上或许不如外国出版机构，但其官方地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统的，所以在传播文化、刊刻典籍方面，渠道更广，传播更迅速更便利。

    通过《晚清官书局述论稿》，我们看到晚清官书局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当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该书以历史学科为研究背景，涉及出版学、统计学等多领域专业学科理论知识和背景，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晚清官书局在历史上分布十余省，多达40余所，作为官方图书出版机构，集众多优势于一身，但也面临着本身的局限：先天的官方性质，决定了其刊书多以维护封建传统思想为主，在出版思想、图书结构、印刷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虽然该书尚有瑕疵，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资料搜集不够完整，即便如此，该书仍是研究晚清官书局的拓荒之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