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实践者与倡导者
刘建明
【摘要】蔡元培的一生，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他边办报边总结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新闻学理，是我国研究新闻性质、特点和报刊编辑方针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晚年他以捍卫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具体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关键词】蔡元培；办报实践；新闻学理；新闻情结；反对暴政
今年我国新闻学创立恰好一百周年。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席，徐宝璜《新闻学大意》一书完稿并在《东方杂志》和《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诞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新闻学大意》于1919年12月集册出版，改名为《新闻学》，《京报》赞曰：“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然而，如果没有蔡元培，新闻学在中国将不知始于何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清末翰林，中年三度旅欧，精研西学，崇尚民权。他37岁在上海组建光复会，后并入同盟会，孙中山任命他为该会上海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从德国回国，参与创建民国，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纵观其一生，他倡导思想自由、爱国爱民、移风崇教，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新闻生涯中，蔡元培深感新闻学理之重要，边办报边总结经验，不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
一、中国研究新闻属性的第一人
在我国，对新闻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蔡元培应是第一人，可谓开山鼻祖，冠绝史册。1901年10月，蒋智由、赵祖德等在上海创办《选报》（1904年改名为《域外报》），蔡元培为该报写的“发刊词”，谘经诹史，独树己见。他认为，古人修史主要有三种方式——“曰记注，曰辑比，曰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如董狐南史之事是”。他考察当时报刊的编辑体例后指出“海通以来，有日报为记注之体……”而“记注”的目的，则“有关天下之故，通古今之变，咸具本末，兼附评议，托体于温故，而取径于开新。”[1]
所谓“记注”，是指记录事实并解释其精要，即新闻之谓也。当时我国尚无新闻学，报人对新闻知识不甚了了，更不知报道新闻需要“咸具本末，兼附评议”。蔡元培以修史为例，研究新闻的基本属性，对新闻性质作出的概括，贴切恰当。
不久，蔡元培与张菊生、赵从藩、杜亚泉等创办旬报《开先》，以启发民智、唤起民心为旨要。1901年10月22日《开先》改名为《外交报》，连续出版10年之久。蔡元培于10月31日发表《外交报》叙例，以事实、思想、言论三者相互影响为切入点，论及新闻影响社会的机制。他认为，言论、事实、思想互为因果、互相助益，“其际如循环也”。他强调：“然而思想之为物也，非能孑然而孤立，画然而凝结者，必激动于外界之所感而生长，而变迁，则又以言论、事实为思想之根源。”蔡元培这个结论并不清晰，到底是事实决定思想，还是言论决定思想，在他笔下有些混乱。毫无疑义，事实是正确思想的来源，言论只是对思想的表达。凡精当的言论都来自事实，驱使“人心为之一变”，脱离事实的言论，只能“诡入诡出”。[2]
新闻的重要性在于供给思想，但思想直接来自“据事直书”，并非凭空想象。蔡元培写道：“夫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言论暧昧，则藉事实以画之。然而研地学者，必取之于图绘，习制造者，或效象于雏形，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3]新闻为思想提供事实依据，同时也向人们注入思想。而再现事实，空言不能奏效，必须描述事实的事象与物象。对新闻属性的这一阐释，可谓对“用事实说话”的最早解释。
他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做的序言中，揭示了新闻的主要特征——新鲜性、速成性和营业性。他强调：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指出新闻的“营业性质”，颇有见地。这种“营业性”就是“可售性”，即能很快销售出去。新闻如果卖不出去，无人需要，也就丧失了新闻的性质。蔡元培归纳的这个特征，不仅指新闻是商品，主要是说它是人们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在市场上能够营销。
1901年蔡元培揭示的新闻的性质和三个特征，不是抄自外人，是他办报经验的自我总结，是我国对新闻学的首创。中国出版第一本外国新闻学著作是在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1年蔡元培还没有到过国外，1902年夏是他第一次游历日本，此前他不可能接触到外国新闻学。有理由说，蔡元培是中国第一个对新闻性质、特征做出独立研究的人，他的结论简洁敹彻，远远超出梁启超的只言片语。郑观应、王韬和梁启超主要对报刊的功能、作用论述较多，很少论及新闻的属性、特征问题。蔡元培不愧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
二、提出“去三弊”与“三要务”的编辑方针
蔡元培认为，报刊要提倡革命，凝聚民众，捍卫国家民族利益。1902年俄国霸占我国东三省，拒不撤兵，妄图将东三省变为它的殖民地，我国人民两度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1903年10月，蔡元培与王小徐、陈竞泉等人组织“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会”），创办《俄事警闻》报，“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4]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前后共发行73号。在《〈俄事警闻〉改刊广告》《〈俄事警闻〉改为〈警钟〉之原因》《〈警钟〉之发刊旨趣》等文章中，蔡元培阐述了报刊应当“抵御外辱，恢复国权”，对内唤醒民众，对外拒俄反日，斥责达官贵人以民族利益做交换，“倚日抗俄，不知羞耻”。他制定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当时报刊的主要使命和政治立场，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1912年4月，他又与胡汉民、唐绍仪、宋教仁、李石曾、张竞生、黄复生等人创办《民国报》，“以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输入常识”[5]。他在“出版公启”中表达了振兴国家民族，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办报思想。他的编辑方针，始终体现振兴国家民族，使祖国独立富强这一伟大目标。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亲自为《国民杂志》作序。在演讲中，蔡元培以会场国旗为例，提出报刊“三弊”的观点。办报要“拯国家于危亡”，必须“质坚色美，幅均位顺”，促进“实业发达，学术修明，发扬国光，提高国民道德”，这就必须清除“三弊”。即（1）“内容无价值，犹旗质之不坚也”；（2）“内容善矣，而文笔晦涩，编次凌杂，不能使读者知其真意之所在”；（3）“内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参以过当之言论，激起反动，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广告，以迎合一部分恶劣之心理，则亦犹国旗之污损”。他说：“去此三弊，则杂志始为完善，而有以副诸君救国之本意。”[6]“去三弊”，是蔡元培编辑方针的三个原则和要求。
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中还明确提出办报的“三要务”——正确、纯洁和博大，以此纠正报刊的“三弊”。《国民杂志》由北京学生印行，参与的学生出于爱国，将其作为救国事业。蔡元培认为，办好这个杂志需要高贵的人格，遵行“正确、纯洁和博大”三条编辑“要务”，体现学生的救国心和求学的崇高目的。
所谓“正确”，就是编辑的头脑冷静，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决不妄下结论。“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编辑记者的判断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好恶，不能拿这样的判断去误导大众。爱国要有热忱，救国需要冷静，反復考察，斟酌事实，然后作出结论，才能称得起“正确”。[7]
所谓“纯洁”，是说专心救国，舍弃个人利益，不怕苦难和牺牲，把国家命运摆在首位。蔡元培指出：“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报刊迎合读者的“耳目之娱，侈靡之习”，刊登谈情说爱、无聊之诗词，也就失去了“纯洁性”。
所谓“博大”，是指报人要有博大胸怀，既要考虑部分民众的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从大家的利益，一国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蔡元培高举世界主义的大旗，侃侃而论：“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这种胸怀世界的办刊宗旨，颇有“解放全人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追求，体现出高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即使在今天，蔡元培的“三要务”仍是选择和编辑新闻稿件的思想与政治标准。
三、北大岁月中的新闻学情结
1918年10月蔡元培回应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的建议，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自任会长，聘徐宝璜、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力主“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此时，蔡元培对新闻学情结深厚，令同人深为感佩。他制定了北大新闻学研究计划，决定开设新闻学课程，五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校长布告”形式发布新闻研究会成立和招收会员的通告。10月14日新闻研究会成立，他亲临会场发表演说，此后又批准徐宝璜主编《新闻周刊》发行。在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届满会上，他向55名学员颁发了证书，并发表训词声称：“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一身之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深望者也。”[8]他对新闻学有一种正中己怀、乐此不疲的兴味，对其学理睹微知著，不乏深思熟虑，蔡元培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有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和发展过程。“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以此类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9]这一观点在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中也有阐述：“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报刊和新闻报道的发展，奠定了新闻学产生的基础，因为它依赖新闻经验的积累。蔡元培写道：新闻学“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由此，蔡元培又得出另一个结论：“盖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10]基于这一认识，他寄希望于徐宝璜、邵飘萍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同人，要对新闻学深入探索，“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我国新闻界之进步，宁有涯涘欤”。
蔡元培不仅指出研究新闻学的途径，还提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第一，新闻学虽然来自新闻实践，立足于新闻经验，但与其他社会实践和科学有广泛的联系，研究者应吸取各门学科的优秀成果。他写道：“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伦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11]没有丰富的知识，不掌握多学科的理论，新闻学的立论缺少肥沃的土壤，其学理难以阐释完美。
第二，研究新闻学要从本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新闻工作需要的学说。各国的社会与新闻实践不同，新闻报道就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式，各国的新闻学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子。当时中国新闻的写法和办报风格都模仿以《申报》为代表的西方报刊，蔡元培不赞成这种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的报道方法。他指出：“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2]从本国的新闻工作实践出发来研究新闻学，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他又主张，“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是为吾人第一目的”[13]。他的这一目的和建议，符合当时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可见，创新离不开借鉴，借鉴吸收，要取之精华，才可能创新。
蔡元培重视报人的职业道德，提出“新闻品格论”，要求新闻学研究者为纠正不良“报风”作出贡献。他在新闻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演说，砭灸报风，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新闻自有品格也。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这一单刀直入、疗疮剜肉式的批评，对重商主义或寻花问柳新闻学，不啻是猛击一掌。
四、谴责法西斯主义，捍卫新闻自由
自1923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蔡元培先后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院长。在蒋介石剪除共产党的政变中，蔡元培最初支持蒋介石的举动，事后常有切肤之痛。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须20年”。吴稚晖以此造谣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为蒋介石铲除共产党制造舆论。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决定清党。[14]出乎蔡元培预料的是，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疯狂杀戮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当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数十万人头落地，①蔡元培十分愤怒、愧疚和懊丧，转而多次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四一二”惨案后，蔡元培没有退出国民党，却辞去南京政府一切行政职务，只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他对蒋介石的暴政已有非议，对南京政府的斗争主要采取“不合作”、也不破裂的方式。1928年他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中，警告国民党不要“法西斯主义”当道，镇压人民，指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②，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15]1932年2月据上海《文艺新闻》报道，蔡元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16]，开始向镇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蒋记政府进行抗争。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为维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反对蒋介石的思想专制。12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因宣传抗日救亡被北平当局逮捕，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给蒋介石、宋子文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等人的电报中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的学校师生与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他指出，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秘密军法审判，肆意横行，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之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已丧失，各界人士要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而奋斗。[17]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身处国难之际，他特别关注新闻与文化界人士遭受的迫害，全力投入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斗争。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登载政府官员公卖鸦片及吸毒丑行，被江苏省政府以“共党”和“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枪决，舆论顿时哗然。不久又发生《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发电抗议，指斥反动派“弁髦法令，蹂躏人权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3年2月1日，蔡元培对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顾祝同的军阀行为：“刘之被杀与张宗昌之杀邵飘萍、林白水事出一辙，不经司法审判，非法处死。”“查封《江声日报》，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全国人民应共起抗争。”蔡元培对报界寄予希望：“过去政权多握军人手中，现不宜使民权毫无保障。刘案无非军阀所为。死者已矣，生者如何？诸君皆报界，应有补救。”[18]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离顾祝同的职务，于同年八九月间向各省市政府和军队发布了《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
刘案发生不久，蔡元培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演讲会上发表讲话，他“考诸哲人的遗训，证诸历史事实”，阐释了保障民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指出：“对于思想、言论、集会的自由，尤以言论自由为集点。”[19]他警告国民党政府，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否则将无异于引火自焚，自取灭亡。1933年5月14日，中共秘密党员、作家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38人联名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丁、潘两人。随后又成立专门营救委员会，展开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丁、潘两人先后获释。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鲁迅和蔡元培都按时到会，会上一一列举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拟定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记者、作家、工人和师生的方案。会议都有外国记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总是慷慨陈词，向国民党抗议，把伸张言论与新闻自由作为揭露反动派罪行的利器。他们给报刊拟定宣言文稿，揭露特务的残酷手段。会议的消息和言论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由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口诛笔伐，国民党的血腥罪行暴露无遗，南京政府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蔡元培用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印证了新闻自由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1937年蔡元培及妻室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病故于香港养和医院。周恩来在挽联中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元培对新闻学的倡导与启蒙，无不充满民主自由精神。
注〓释：
①据各种文献记载，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及其后，即1927—1928年白色恐怖中，在全国杀害共产党员近3万人，杀害追随革命的工人农民无法准确统计，杀害国民党左派约30余万人，总计45万—50万人。
②指苏联布尔什维克。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
[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7.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7.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1.
[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5-206.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4-255.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9]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4.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4]张家康.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情与过节[J].党史博览，2007（5）.
[1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16]林水荣.反目为仇：蒋介石与蔡元培關系的演变[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3）.
[17]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N].申报，1932-12-18.
[18]蔡元培.对记者谈话[N].大公报，1933-02-01.
[1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0.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张红玲
【摘要】蔡元培的一生，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他边办报边总结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新闻学理，是我国研究新闻性质、特点和报刊编辑方针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晚年他以捍卫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具体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关键词】蔡元培；办报实践；新闻学理；新闻情结；反对暴政
今年我国新闻学创立恰好一百周年。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席，徐宝璜《新闻学大意》一书完稿并在《东方杂志》和《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诞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新闻学大意》于1919年12月集册出版，改名为《新闻学》，《京报》赞曰：“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然而，如果没有蔡元培，新闻学在中国将不知始于何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清末翰林，中年三度旅欧，精研西学，崇尚民权。他37岁在上海组建光复会，后并入同盟会，孙中山任命他为该会上海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从德国回国，参与创建民国，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纵观其一生，他倡导思想自由、爱国爱民、移风崇教，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新闻生涯中，蔡元培深感新闻学理之重要，边办报边总结经验，不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
一、中国研究新闻属性的第一人
在我国，对新闻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蔡元培应是第一人，可谓开山鼻祖，冠绝史册。1901年10月，蒋智由、赵祖德等在上海创办《选报》（1904年改名为《域外报》），蔡元培为该报写的“发刊词”，谘经诹史，独树己见。他认为，古人修史主要有三种方式——“曰记注，曰辑比，曰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如董狐南史之事是”。他考察当时报刊的编辑体例后指出“海通以来，有日报为记注之体……”而“记注”的目的，则“有关天下之故，通古今之变，咸具本末，兼附评议，托体于温故，而取径于开新。”[1]
所谓“记注”，是指记录事实并解释其精要，即新闻之谓也。当时我国尚无新闻学，报人对新闻知识不甚了了，更不知报道新闻需要“咸具本末，兼附评议”。蔡元培以修史为例，研究新闻的基本属性，对新闻性质作出的概括，贴切恰当。
不久，蔡元培与张菊生、赵从藩、杜亚泉等创办旬报《开先》，以启发民智、唤起民心为旨要。1901年10月22日《开先》改名为《外交报》，连续出版10年之久。蔡元培于10月31日发表《外交报》叙例，以事实、思想、言论三者相互影响为切入点，论及新闻影响社会的机制。他认为，言论、事实、思想互为因果、互相助益，“其际如循环也”。他强调：“然而思想之为物也，非能孑然而孤立，画然而凝结者，必激动于外界之所感而生长，而变迁，则又以言论、事实为思想之根源。”蔡元培这个结论并不清晰，到底是事实决定思想，还是言论决定思想，在他笔下有些混乱。毫无疑义，事实是正确思想的来源，言论只是对思想的表达。凡精当的言论都来自事实，驱使“人心为之一变”，脱离事实的言论，只能“诡入诡出”。[2]
新闻的重要性在于供给思想，但思想直接来自“据事直书”，并非凭空想象。蔡元培写道：“夫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言论暧昧，则藉事实以画之。然而研地学者，必取之于图绘，习制造者，或效象于雏形，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3]新闻为思想提供事实依据，同时也向人们注入思想。而再现事实，空言不能奏效，必须描述事实的事象与物象。对新闻属性的这一阐释，可谓对“用事实说话”的最早解释。
他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做的序言中，揭示了新闻的主要特征——新鲜性、速成性和营业性。他强调：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指出新闻的“营业性质”，颇有见地。这种“营业性”就是“可售性”，即能很快销售出去。新闻如果卖不出去，无人需要，也就丧失了新闻的性质。蔡元培归纳的这个特征，不仅指新闻是商品，主要是说它是人们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在市场上能够营销。
1901年蔡元培揭示的新闻的性质和三个特征，不是抄自外人，是他办报经验的自我总结，是我国对新闻学的首创。中国出版第一本外国新闻学著作是在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1年蔡元培还没有到过国外，1902年夏是他第一次游历日本，此前他不可能接触到外国新闻学。有理由说，蔡元培是中国第一个对新闻性质、特征做出独立研究的人，他的结论简洁敹彻，远远超出梁启超的只言片语。郑观应、王韬和梁启超主要对报刊的功能、作用论述较多，很少论及新闻的属性、特征问题。蔡元培不愧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
二、提出“去三弊”与“三要务”的编辑方针
蔡元培认为，报刊要提倡革命，凝聚民众，捍卫国家民族利益。1902年俄国霸占我国东三省，拒不撤兵，妄图将东三省变为它的殖民地，我国人民两度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1903年10月，蔡元培与王小徐、陈竞泉等人组织“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会”），创办《俄事警闻》报，“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4]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前后共发行73号。在《〈俄事警闻〉改刊广告》《〈俄事警闻〉改为〈警钟〉之原因》《〈警钟〉之发刊旨趣》等文章中，蔡元培阐述了报刊应当“抵御外辱，恢复国权”，对内唤醒民众，对外拒俄反日，斥责达官贵人以民族利益做交换，“倚日抗俄，不知羞耻”。他制定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当时报刊的主要使命和政治立场，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1912年4月，他又与胡汉民、唐绍仪、宋教仁、李石曾、张竞生、黄复生等人创办《民国报》，“以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输入常识”[5]。他在“出版公启”中表达了振兴国家民族，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办报思想。他的编辑方针，始终体现振兴国家民族，使祖国独立富强这一伟大目标。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亲自为《国民杂志》作序。在演讲中，蔡元培以会场国旗为例，提出报刊“三弊”的观点。办报要“拯国家于危亡”，必须“质坚色美，幅均位顺”，促进“实业发达，学术修明，发扬国光，提高国民道德”，这就必须清除“三弊”。即（1）“内容无价值，犹旗质之不坚也”；（2）“内容善矣，而文笔晦涩，编次凌杂，不能使读者知其真意之所在”；（3）“内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参以过当之言论，激起反动，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广告，以迎合一部分恶劣之心理，则亦犹国旗之污损”。他说：“去此三弊，则杂志始为完善，而有以副诸君救国之本意。”[6]“去三弊”，是蔡元培编辑方针的三个原则和要求。
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中还明确提出办报的“三要务”——正确、纯洁和博大，以此纠正报刊的“三弊”。《国民杂志》由北京学生印行，参与的学生出于爱国，将其作为救国事业。蔡元培认为，办好这个杂志需要高贵的人格，遵行“正确、纯洁和博大”三条编辑“要务”，体现学生的救国心和求学的崇高目的。
所谓“正确”，就是编辑的头脑冷静，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决不妄下结论。“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编辑记者的判断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好恶，不能拿这样的判断去误导大众。爱国要有热忱，救国需要冷静，反復考察，斟酌事实，然后作出结论，才能称得起“正确”。[7]
所谓“纯洁”，是说专心救国，舍弃个人利益，不怕苦难和牺牲，把国家命运摆在首位。蔡元培指出：“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报刊迎合读者的“耳目之娱，侈靡之习”，刊登谈情说爱、无聊之诗词，也就失去了“纯洁性”。
所谓“博大”，是指报人要有博大胸怀，既要考虑部分民众的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从大家的利益，一国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蔡元培高举世界主义的大旗，侃侃而论：“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这种胸怀世界的办刊宗旨，颇有“解放全人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追求，体现出高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即使在今天，蔡元培的“三要务”仍是选择和编辑新闻稿件的思想与政治标准。
三、北大岁月中的新闻学情结
1918年10月蔡元培回应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的建议，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自任会长，聘徐宝璜、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力主“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此时，蔡元培对新闻学情结深厚，令同人深为感佩。他制定了北大新闻学研究计划，决定开设新闻学课程，五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校长布告”形式发布新闻研究会成立和招收会员的通告。10月14日新闻研究会成立，他亲临会场发表演说，此后又批准徐宝璜主编《新闻周刊》发行。在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届满会上，他向55名学员颁发了证书，并发表训词声称：“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一身之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深望者也。”[8]他对新闻学有一种正中己怀、乐此不疲的兴味，对其学理睹微知著，不乏深思熟虑，蔡元培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有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和发展过程。“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以此类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9]这一观点在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中也有阐述：“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报刊和新闻报道的发展，奠定了新闻学产生的基础，因为它依赖新闻经验的积累。蔡元培写道：新闻学“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由此，蔡元培又得出另一个结论：“盖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10]基于这一认识，他寄希望于徐宝璜、邵飘萍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同人，要对新闻学深入探索，“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我国新闻界之进步，宁有涯涘欤”。
蔡元培不仅指出研究新闻学的途径，还提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第一，新闻学虽然来自新闻实践，立足于新闻经验，但与其他社会实践和科学有广泛的联系，研究者应吸取各门学科的优秀成果。他写道：“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伦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11]没有丰富的知识，不掌握多学科的理论，新闻学的立论缺少肥沃的土壤，其学理难以阐释完美。
第二，研究新闻学要从本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新闻工作需要的学说。各国的社会与新闻实践不同，新闻报道就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式，各国的新闻学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子。当时中国新闻的写法和办报风格都模仿以《申报》为代表的西方报刊，蔡元培不赞成这种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的报道方法。他指出：“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2]从本国的新闻工作实践出发来研究新闻学，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他又主张，“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是为吾人第一目的”[13]。他的这一目的和建议，符合当时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可见，创新离不开借鉴，借鉴吸收，要取之精华，才可能创新。
蔡元培重视报人的职业道德，提出“新闻品格论”，要求新闻学研究者为纠正不良“报风”作出贡献。他在新闻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演说，砭灸报风，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新闻自有品格也。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这一单刀直入、疗疮剜肉式的批评，对重商主义或寻花问柳新闻学，不啻是猛击一掌。
四、谴责法西斯主义，捍卫新闻自由
自1923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蔡元培先后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院长。在蒋介石剪除共产党的政变中，蔡元培最初支持蒋介石的举动，事后常有切肤之痛。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须20年”。吴稚晖以此造谣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为蒋介石铲除共产党制造舆论。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决定清党。[14]出乎蔡元培预料的是，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疯狂杀戮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当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数十万人头落地，①蔡元培十分愤怒、愧疚和懊丧，转而多次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四一二”惨案后，蔡元培没有退出国民党，却辞去南京政府一切行政职务，只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他对蒋介石的暴政已有非议，对南京政府的斗争主要采取“不合作”、也不破裂的方式。1928年他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中，警告国民党不要“法西斯主义”当道，镇压人民，指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②，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15]1932年2月据上海《文艺新闻》报道，蔡元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16]，开始向镇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蒋记政府进行抗争。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为维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反对蒋介石的思想专制。12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因宣传抗日救亡被北平当局逮捕，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给蒋介石、宋子文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等人的电报中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的学校师生与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他指出，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秘密军法审判，肆意横行，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之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已丧失，各界人士要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而奋斗。[17]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身处国难之际，他特别关注新闻与文化界人士遭受的迫害，全力投入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斗争。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登载政府官员公卖鸦片及吸毒丑行，被江苏省政府以“共党”和“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枪决，舆论顿时哗然。不久又发生《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发电抗议，指斥反动派“弁髦法令，蹂躏人权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3年2月1日，蔡元培对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顾祝同的军阀行为：“刘之被杀与张宗昌之杀邵飘萍、林白水事出一辙，不经司法审判，非法处死。”“查封《江声日报》，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全国人民应共起抗争。”蔡元培对报界寄予希望：“过去政权多握军人手中，现不宜使民权毫无保障。刘案无非军阀所为。死者已矣，生者如何？诸君皆报界，应有补救。”[18]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离顾祝同的职务，于同年八九月间向各省市政府和军队发布了《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
刘案发生不久，蔡元培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演讲会上发表讲话，他“考诸哲人的遗训，证诸历史事实”，阐释了保障民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指出：“对于思想、言论、集会的自由，尤以言论自由为集点。”[19]他警告国民党政府，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否则将无异于引火自焚，自取灭亡。1933年5月14日，中共秘密党员、作家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38人联名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丁、潘两人。随后又成立专门营救委员会，展开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丁、潘两人先后获释。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鲁迅和蔡元培都按时到会，会上一一列举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拟定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记者、作家、工人和师生的方案。会议都有外国记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总是慷慨陈词，向国民党抗议，把伸张言论与新闻自由作为揭露反动派罪行的利器。他们给报刊拟定宣言文稿，揭露特务的残酷手段。会议的消息和言论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由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口诛笔伐，国民党的血腥罪行暴露无遗，南京政府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蔡元培用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印证了新闻自由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1937年蔡元培及妻室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病故于香港养和医院。周恩来在挽联中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元培对新闻学的倡导与启蒙，无不充满民主自由精神。
注〓释：
①据各种文献记载，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及其后，即1927—1928年白色恐怖中，在全国杀害共产党员近3万人，杀害追随革命的工人农民无法准确统计，杀害国民党左派约30余万人，总计45万—50万人。
②指苏联布尔什维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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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0.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