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缩影

    周莎

    电影《危城》是香港著名导演陈木胜继《我是谁》《天若有情》《男儿本色》等经典老片后重磅推出的一部诚意之作，由刘青云、古天乐、彭于晏、吴京等一众硬汉领衔出演，延续了导演从前的严肃庄重风格，武打场面恢弘激烈，又不乏角色打闹的轻松诙谐，电影中对中国武术文化与民族精神及其传统思想的细致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叫人称绝。本文拟对其中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作出具体分析，深入剖析这部武侠片背后不一样的文化深意。

    一、 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中性展示

    《危城》的故事背景架空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即军阀混战时期独居一隅尚未遭受战争肆虐的普城，普城人民简单朴素，安居乐业，过着平静喜乐的生活。作为普城保卫团团长的杨克难，担任着祖系传承下来的保卫普城百姓生死安危的重担，杨克难的武器是长鞭，一举一动无不彰显中国传统软鞭的行云流水，远近交攻；被马匹无意识带到普城的不羁浪人马峰善使大刀，一柄宽刀斜插背后或横于胸前，抽出时锋锐难挡，面对敌手尽显凌厉，刀法精湛大气，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粗犷与豪气仿佛要从刀尖呼啸而出；曾为镖师后来成为曹家上校的张亦平常身无长物，仿若一介书生，关键时刻却也亮出看家本领，手执长戟一招一式尽显中国兵器的刚柔并济；杨克难的妻子周素素虽身为女子却也深藏不露，以简单易藏的木质手拐为武器，一拉一钩，杀敌于眨眼之间，自己依旧不沾血污，尽管略显夸张却也是中国武术的梦幻变体，展示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前进动力与发展方向。当然，电影中穿插的主角们的拳法腿式也十分令人赞叹，拳拳到位的打法突出了武侠片一贯保留的惊心动魄，脱离武器后主演们赤手空拳的打斗更加凸显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精炼和武侠精神的义气

    中国武术文化不同于东南亚地区的泰拳，也有异于欧洲地区的击剑术、近身搏斗，即便同为东亚地区的日本空手道、韩国跆拳道也与中国武术大相径庭。中国武术是集人体实战与艺术想象两者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中国武术种类繁多、帮派复杂。一方面，有贴近生活的“南拳北腿”、八卦掌、吴氏炮锤、截拳道等实用型武术招式以及弓、弩、枪、棍、刀、剑、矛、盾、斧、钺、戟、殳、鞭、锏、锤、叉、钯、戈传统十八类兵器的使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各朝各代的武侠演义、话本甚至正史中都不缺少古代中国武痴对飞檐走壁、水上漂、内力伤人、隔空出招等武术文化的描述与想象，如少林寺轻功、凌波微步、一指禅、九阴真经等武林绝学其实都是古代中国武术文化的一种神性描写，尽管虚幻却不缺乏艺术美感。比如电影尾声部分杨克难用大刀的反弹和武术中的闪躲与障眼法成功击杀手持现代武器——枪支的曹少陵，堪称一记绝杀，隐含了对中国传统武术的致敬；张亦与马峰这两个同门师兄弟最后在酒坛垒成的小山上决战的武打场景拍摄得十分艰难，这既考验演员的平衡能力和武学修养又需要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胆识。

    杨克难从小习练武艺，鞭法尤其高超，在后来杨克难与军阀众人的对决、与曹家上校张亦的单打独斗以及受到土匪帮的集体围剿等几场武打场面中，其长鞭在手的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国武术的精华。饰演杨克难的演员刘青云实际上并没有武术功底，却为了这部戏苦练拳法腿式与长鞭，在动作导演洪金宝和魏云海的悉心指导下成功塑造了杨克难这一武艺高超纯熟的角色；而饰演张亦的吴京本来就是武打出身，武术功底深厚，拳法精湛，耍起长戟也是手到擒来，深厚的基本武术修养让观众大为惊叹，他在拍这部戏时多次受伤也勉力坚持，展现了练武之士的精神气节；饰演浪人的彭于晏在之前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中就与洪金宝有过合作，本身也在提高自己的武术能力，这次的打戏中有一个镜头更是重复了53遍才获准通过。正是导演和武术指导们以及演员们的努力和苛求以及完美的集体信念，让《危城》中的武打场面逼真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中国传统武术的双重标准和多样性。

    二、 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性展示

    《危城》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的角色信念与人生法则在当时军阀混战的乱世里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各家主流思想的映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朝代，这与《危城》中的背景设置如出一辙，两千年前百家争鸣的热闹场景仿佛在普城这个大动乱中的隐世村里得到了重现人间的机会。

    普城保卫团团长为人正直公平，作为这个城镇里类似大家长一般的角色，他不光秉承祖训一直保护着普城百姓，同时也维持着城中的各类事务的公正，必要的时候实行界限分明的赏罚制度。他一生费尽心力只希望百姓安居乐业，城中秩序井明，人人相爱，有礼有德，这样的景象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儒家思想作为从汉代以来便一直被尊崇改善的主流文化，深深植根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血液里。杨克难面对强权时不偏不倚、赏罚分明，面对弟子时的因材施教、细心传授技艺，面对浪人马峰从一开始的谨慎到后来的劝善，以及对廖叔的兄弟情义处处显示出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仁者爱人，纲常有序。最后杨克难面对曹少陵的刁难和挑衅依旧选择独自留下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责，他做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普城中手无缚鸡之力最后却集体逼迫他的百姓，这种兼相爱的思想与墨家理念恰恰相契，作为普城中的大家长，他生活上的朴素与忍耐力也与墨家倡导的节俭隐忍一脉相承。

    彭于晏饰演的浪迹天涯、潇洒不羁的侠客马峰的人生信念代表了中国古代道家思想核心。从一开始他的出场就有着道家崇尚的无拘无束的庄周梦蝶般的色彩，他号称无名无家无前路之人，全凭自己马儿的意愿随处行走，所以到达普城时他从雾蒙蒙的天际而来，人也尚未清醒，颇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乐的随意肆性。他一开始对女老师求他护送孩童安全抵达省城的请求嗤之以鼻，不愿让任何人任何事牵绊住自己的脚步，后来又因为种种变故心甘情愿地成了孩子们眼中的“孙悟空”，这其中变化与道家思想中的“祸福相依”“得之吾幸，失之吾命”颇为契合。在影片的中间阶段穿插了马峰当初作为镖师与师兄最后决裂的情节叙述，让观众明白了他在乱世中想要保全身边人又不愿为虎作伥、危害无辜百姓的无奈，让观众获悉了他如今这种看似自私的“小国寡民”式的人生理念的由来。这与老庄当初所处朝代动荡，深知自己的信仰与力量无法救民于水火于是提出保守治国方案的经历也是惊人的相似。马峰侠客式的放浪形骸，行走天涯其实正是道家追求无我无物的理想境界的具体表现。

    曹家上校张亦一出场便站在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于是，观众很容易便对这个角色产生厌恶之感，加之后面情节中他对普城人民的逼迫和对曹家的忠诚，彻底让他成为影片中仅次于曹少陵的一大反面角色。但故事发展到后期，张亦与其师弟马峰的回忆让观众们知道他曾经失去镖门的惨痛经历，也明白了他想要在这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梦想与决心。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法家思想代表商鞅、李斯、韩非子等人又有何不同呢？同样身处乱世，同样有一腔名扬天下的热血，同样有才华与能力，同样的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只是因为张亦效忠的对象实在太过残暴且不能真正顺应时代为老百姓作出实事，所以便应该受到否定吗？当然不是。张亦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向中国法家思想的一份诚心致敬，他作为师兄一直比马峰多了一分冷静与理智，同时也多了一些残酷与冷血，但这不能否定他内心对天下局势的忧患意识。从一开始他与马峰交谈时导演便有意透露了他的内心理想——建功立业同样是为了百姓，为了全天下的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所以他明白要成功必定要舍得牺牲。因此他对自己并不喜欢的曹家效忠其实也只是想早日结束动乱局面，试图建造一个新的中国。这样的人生目标和他的严刑峻法与法家理念中的“法、术、势”结合以治国不谋而合。

    三、 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两面性剖析

    中国人一向自诩为礼仪之邦，谦谦君子，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理，实际上国民品格中的优点确实数不胜数，但也存在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软弱自私、优柔寡断的民族弱点，即鲁迅所言“劣根性”。

    《危城》中，普城百姓在面对多种情况时的即兴反应和最终选择，其实与大多数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关联。一开始城外百姓受尽欺压逃亡到普城门口，希望可以在普城有自己的容身之处，普城百姓在面对这样的情境时表现出的犹疑不决细腻地刻画出了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大多数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习惯了上位者的存在，习惯了不理大事的悠闲，因此在面对这种关乎人命和集体的大事件时，他们不能果敢地做出决定。但后来普城的大家长杨克难入情入理地为他们分析其中的道理得失，告诉他们如果普城人民流离失所时一定也希望有地方可以收留自己。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从未远离的善良与怜悯之心赶走了之前的犹豫，普城百姓最终拥护杨克难的建议，热情地接纳了逃难而来的外城百姓。这个情节的设置是对中国两千年积淀的善良可爱的民族品格的赞扬与称颂，并对人性的淳朴与真诚寄托了深深的祝福。

    后面的情节中，普城百姓始终与杨克难并肩作战，支持他处决杀害了三条无辜性命的恶霸曹少陵，这表现了中国人民族性格中坚韧不拔、忠义两全的优点。但最终普城老百姓在面对军阀势力的绝对优势，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时终究还是选择了向恶势力妥协。他们以下跪的方式逼迫曾经保护他们的杨克难放了曹少陵，他们单纯地以为只要放了曹少陵并向他道歉，普城就可以逃过一劫。这个情节导演恰当地利用了观众的同理心——作为局外人的观众当然能看清军阀想要屠城的阴谋，也愤怒于普城百姓的愚蠢软弱，从而引发观众对主角的怜惜与认同，同时又反思自己作为中国人潜在的性格弱点，以此达到升华影片主题与净化观众心灵的双重目的。最终，普城百姓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根本救不了整个普城反而加剧了普城的灾难时，他们内心对杨克难的歉意无以复加，于是，在几位主角的带领下，普城人民终于同仇敌忾地赶走了军阀入侵者，杀死了恶霸曹少陵，这个情节为中国民族性格的描写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经过大风大雨的中国人尽管曾经迷茫，曾经做出过错误决定，最终却依旧回归本质，回归集体。

    结语

    《危城》作为香港导演的一部武侠片，一经上映便在各类青春片、警匪片的夹击中脱颖而出，获得过亿的票房。其中整体运用的象征隐喻手法可谓是最大亮点，尽管在动作、打戏上不缺少看点，但影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性格的暗示才是最大的看点。香港导演陈木胜尤其擅长对电影的整体刻画，突出影片的深层意义，角色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导演对自己的期待。这部《危城》亦不例外，完美呈现了导演的风格，这与现代电影理论中的“作者论”，即对于电影创作者风格与个性的强调颇为相契，这对未来中国电影的风格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有很大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