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40年：一个本土化的视角与反思
张哲瑜 邵全红
【摘要】聚焦传播学引入中国后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历程和大致脉络，通过对传播学学科40年间发展的回顾与梳理，尝试勾勒出传播学在中国不断向本土化、世界化发展的风雨历程，并从传播学本土化的视角出发提出反思。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40年
一、传播学的引入（1978—1986年）
（一）在社会结构性变迁中孕育
社会宏观背景和外部环境变革直接决定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也影响着传播研究的主体和内容走向。早在1978年之前，传播学就“亮相”中国，但未形成有效影响力。改革开放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生态环境，传播学终于开启了在中国的新旅途。传播学的引入主要是在学者对传播学名词、概念的翻译介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译介了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认为“communication”一词应译为“传学”，这为内地学者带来了关于“传播”一词的启发和讨论。1978年7月，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译述了《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等文章，对“传播”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此后，有关西方传播学的著作论述开始被源源不断地翻译引进，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5W理论、皮下注射论、受众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关人理论等渐渐为人所熟知。
（二）受众效果研究：中体西用
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为当时仍旧以宣传为主导的新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传播学展开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传播学科学、理性的研究推动了新闻观念的变革，传播学也借此迅速应用在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陈崇山主持的对北京地区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综合调查，该调查主要研究内容为受众接触媒体的行为偏好，这是中国首次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这也引起了学者对于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并未被西方主导，而是将西方传播理论整合了进来。因此认为这次受众调查其实恰恰证明了“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深厚”[1]。但从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专业学科也未建立，受众研究更多的是借传播学这个“工具”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实践。
（三）十六字方针：传播学本土化初探
1982年，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访华为中国带来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余也鲁教授借此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在同年11月传播学第一次研讨会上，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主要内容的“16字方针”被提了出来，这被认为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起点，是一次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提出。[2]“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表达了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中西方传播研究最初的态度和立场及对传播研究“本土化”“学术自主性”的渴求。但是，早期学者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预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即希望传播学能够为我所用，广泛解决社会生活中新型大众媒介的各方面问题。即使一代代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搭建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体系，但不能忽视的是，过度重视运用西方理论为本土化实践服务的工具和方法，而忽略对于实质理论的搭建。30年后，在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历程时，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研究尚未展开，问题与现实割裂，在既未能观察中国现实，又无法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的时候，“16字方针”无疑是一种用套话形式提出的“伪自主性”思路。[3]
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里，学界对其的引介多为业内的分享交流，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学者在不断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的学习与理解之外，也在“如何看待西方传播学”的问题上不断探索对于本土化的定位和确立自身的主体化意识。
二、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1987—2008年）
（一）1987—1996年初期尝试
1.觉醒与争鸣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格局的转变，传播学研究再次释放新一轮活力。经过对西方传播理论十年的认识学习和内化，中国的研究者们开始提出建设传播学本土化的要求。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有学者在会上提出中国传播学是时候从“系统了解”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4]，即如何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内核为框架，以中国的传播方式为内容，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成为共同探讨的目标。这之后，在余也鲁的推动下，“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于1993年在厦门大学举行，两岸三地学者共同讨论“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此后，关于如何建立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议题，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走向高潮。
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围绕“传播学本土化”这一主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传播研究必须本土化，华中科技大学的孙旭培教授提出應该“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传播理论体系，强调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从中国实践出发，为中国实际服务。[6]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分别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探讨传播学本土化的方式，但都偏重其实用性，这与“16字方针”的根本基调一脉相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低调对待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如果将传播学本土化单纯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不免有些庸俗。[7]清华大学李彬教授更进一步对本土化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我们在相对于西方谈本土化时就已在思想上认输，“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8]。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怡红教授认为，应将本土化置于学术层面上，考查其本真含义。除了本土化，还应该重视世界化。“本土化实现的主要内容与目标，是指向对话的，否则在世界性的传播研究中，我们永远不在场。”[9]
2.中西二元框架的形成
在“本土化”概念被明确提出后，20世纪90年代的传播学发展反而陷入了一种焦灼状态。一方面，西方理论在引进工作上没有大的进展，这时新引入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提出的批判理论开始被中国研究者重视，但并未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议题起到真正的辨析明确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消费型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主流，新闻传播机构的媒介化倾向加剧，传播的工具属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被放大。部分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了市场与经济领域，比如媒介管理、公共关系、广告经营等。这些对策性、实用性的研究无法对中国传播学主体意识的建立起到本质上的帮助，反而使传播研究的工具色彩更加浓厚。
虽然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褪去了政治化的色彩，并上升到对学科本身的认识层面，但仍旧摆脱不了对策性研究的主线，一直挣扎于西方语境和本土化实践之下，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本土化概念指导前进。
（二）1997—2008年多元探索
1.全方位引进与跨学科发展
传播学学科的官方地位在1997年得到确立。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后，传播学迅速发展壮大，研究范式也渐渐从二元对立向多元范式并存转变。中国传播学学术群体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強，对于传播学学科建设、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探讨不断增多。大众传播理论的不同学派被挖掘引进，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媒介环境学、符号学本体论、后现代传播理论等诸多思想被纳入研究视野。同时，一部分学者开始重新梳理西方传播学理论，以冷静的眼光对传播学理论追本溯源，提倡更加人文的、批判的、反思的传播学探究。
相比于上个阶段的介绍、引用，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对传播学的学派和范式进行深入解读，并深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场景中，不断尝试与西方理论的交流与对话。学术视角的拓宽使得传播的理论体系愈加丰富，外延不断延展。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网络传播、健康传播、发展传播、国际传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属性也越发明显。此外，传播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众媒介中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文本信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框架理论的影响下，内容分析法成为这十年间的热门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上，民族志研究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
这一阶段的传播学跨学科发展也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2000年，关于学科建设问题有过“交融说”和“框架说”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其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和其他学科的交融；“框架说”观点则认为，西方传播学发展至今，焦点始终都在理论建构本身，这也是中国传播学是否能够腾飞的关键所在。跨学科虽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养料，但是对于其他学科过多的借鉴，使得传播学成为其他理论的“试验场”而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地位和身份。中国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一直都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比如在传播中的交流互动上，借鉴了美国心理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对学科政治渗透方面，引入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等，传播学本身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弱点在根基薄弱的中国被进一步放大。
2.本土化危机与范式之争
在21世纪，随着传播学专业化进程的加深，“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本土化路径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暴露出来。原先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展开研究，即“回到过去”的道路似乎是行不通的，有学者开始探索另一种“拿来主义”路径，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探索中国传播特色。[10]对于西方经典的实证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热潮。从1998年开始，“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一系列西方理论被用来进行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拿来主义”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由于许多传播理论诞生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没有理解理论诞生的社会背景，就拿来尝试指导中国实践，其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不仅导致了学科危机，还引发了范式危机。
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将其归咎于施拉姆建立的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此种研究范式使得传播学研究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11]于是，学界出现了回归芝加哥学派的声音，认为这种以人文价值为动因，有着自主独立研究立场的范式对于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有积极的意义。[12]还有的学者提倡多元范式之间的融合发展，主张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多元范式的并存。[13]但是，即使在发展多元研究方法的道路上，传播学依旧未能形成独有的学科研究方法。这种缺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科认同危机，而不同研究传统各自为政也导致了两败俱伤的风险。有关范式的讨论争鸣，主要原因仍是缺少核心的传播学理论建构，从根本上来说，范式危机仍旧是本土化的危机。
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研究逐渐兴起，而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学者普遍感到网络传播的发展将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过去，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追赶式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进行“领先型研究”的可能。更多学者开始反思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呼吁向人文主义转向；跳出传统与批判的学派之争，尝试融合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非群体的呈现，让学界更加意识到抽象的、人本主义理论的重要，从而让学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传播的本质，人本主义范式成为未来的研究核心。
三、传播学的重构与反思（2009—2018年）
（一）颠覆与重建
最近十年间，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后真相时代”来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以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最大可能地满足了用户的个性需求。关于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关于真实与虚拟的讨论，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哲学思想再次被提出，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德国学者海德格尔、法国学者德里达等的理论也开始受到关注。除此之外，运用知识社会学挖掘传播不同学派学者的思想谱系也成为热点。同时，网络对于社会关系的颠覆，使得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面临挑战。社会网络分析法再次得到重视，大数据、算法也频繁被应用到网络传播研究中。不过，技术的发展绝不是割裂的，与其将互联网革命看作是技术引发的社会革命，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环境的历史延续。未来的传播形态将更加突出“人”的因素，“人联网”和智能传播是未来趋势，这种生态衍生了许多对信息、社会与人的价值偏向的讨论。[14]
互联网对传播方式实现了一次颠覆性变革，面对一个“界限消失”“万物皆媒”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增长的话语权和向世界传出中国声音的迫切要求，建立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真正实现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自觉性的呼声空前强烈。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激发着传播革命，同时阐释学、仿真理论、后现代主体论等更多理论被传播学吸纳引用，这一方面继续凸显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彰显着当下正是创造新范式、重建系统理论的重大机遇。因此这十年间，学界开始出现“重建”传播学科的呼声，对于传播学研究中“语境”和“交流”“对话”的诉求也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的重建可考虑以下两种路径：一是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汇聚各种路径、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二是重建梳理既有理论，比如将被芝加哥学派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15]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的重构应放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被忽视的城乡关系问题实则是构建中国传播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16]还有的学者提出，如今大数据是重构传播学学科的重要力量，在未来，重要的不是对传播学研究边界的区分，而是对研究核心主体的确立。[17]就新媒体传播来说，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超越功能主义范式，即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将研究重点转向行动主体与社会互动，重新理解人与传播的意义。[18]
无论是哪种重建路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摆脱既有理论范式束缚，直达传播与人的关系本身。把传播学还原到人类传播实践语境，以交流自我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使之转化为一种可理解、可对话的他者交流经验，发现在自我视野内看不见的交流问题。[19]把中国传播学研究放在一个空间意义的视角，放在一个与社会关系建构互为表里的框架中，放在全人类整体传播进程的一环中去理解、反思，正在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二）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
最近十年，对于“传播学本土化”议题的质疑进一步凸显。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看来，对于本土化议题的探讨，从一开始在立场与对象方面就存在问题。传播学者习惯于从西方传播学的既定知识立场来回看“中国”，而忽视了议题背后的文化身份、解释权、前置逻辑和思维框架。就此看来，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受众研究，还是后来对西方理论的中国实验，都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目标的误解：试图用中国的经验复刻西方的规则，这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主体性、自觉性的缺失表现。不过最近几年，外来传播理论的社会语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传播理论会受到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历史情境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曾经和传播学研究分道扬镳的知识社会学再度回归，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
纵观40年传播学本土化的历程，不免感慨历史进化的力量以及中国研究者对于本土化始终不断的求索和尝试，即使其间困难与问题不断，但不能反驳的是，传播学在中国大地已深深扎根且不断生长。回顾传播学本土化的进程，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总结与反思：
首先，“西方理论，中国框架”的二元对立框架必须被打破，将西方理论从其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直接用于本土经验是一条早被证实的错误道路。这种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在一定阶段有其存在的应用价值，但绝不是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解读，应该充分认識到其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认识到其意识形态及研究局限，吸收借鉴经验教训，真正实现对知识的祛魅。
其次，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和挖掘，既不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中闭门造车，也不是在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指引下对研究内容的刻意寻找，而是在中西方之间的相互辩论、印证与碰撞中，在和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经验中进行理解和诠释、对话与交流，绝非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上的讨论。
再次，打破知识和学科壁垒，摆脱对于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拾价值理性与人本主义，尝试从一个情景的、互动的、关系的角度理解媒介，未来传播趋势将会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因素。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断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而行为习惯及社会关系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着传播，这是一个双向的、动态的、变化的演进过程。今天看来，媒介更像是一个搭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空间，其载体、形式也千变万化，如果仍旧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思维框架，而不是面向问题、立足实际本身，那么对于未来传播学的本土化路径的探索依旧困难重重。
最后，传播学从一开始引进中国，经历了40年的发展，谈纯粹的自主创造已然不切实际。在全球化深刻影响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今天，本土化的目标可以放在更大的世界视野中来进行研究。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这一时代主题，传播研究的整体化、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当，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将成为未来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崛起、万物互通的当下，正是打破以西方传播理论为中心的好时机，逐步确立并完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传播理论势在必行。
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的传播学已不再仅仅是用于分析研究的工具，而具有了更为独立的知识意义。学界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更加一致，也可以说对学术主体性的渴望更为迫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受众研究调查面对的缺乏理论建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传播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实际，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难以抵挡；另一方面对学科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仍旧不足，独立自主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尚未形成。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更具有批判和反思的视角，那么在未来的传播学研究中，以往的问题和困扰依旧会重复出现。这一切都需要传播学者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继续深耕，什么时候传播学本土化成为一种内化自觉，理论与实践经验能够自然地融合互动，或者说本土化议题不再成为讨论热点时，面向世界、立足本国实际的中国传播学才真正有了自身的主体。
参考文献：
[1]刘海龙.道不远人：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J].国际新闻界，2008（7）：15.
[2]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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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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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怡红.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4）：18.
[10]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理论月刊，2005（11）：19.
[11]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09.
[12]吴飞.传播学的反思要正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J].当代传播，2008（5）：19.
[13]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5（4）：12.
[14]陈昌凤.未来的智能传播：从“互联网”到“人联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3）：23.
[15]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J].新闻记者，2004（12）：26.
[16]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J].新聞记者，2015（1）：27.
[17]吴小坤.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28.
[18]曲飞帆，杜骏飞.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以2015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为例[J].当代传播，2016（5）：24.
[19]单波.从新体用观的角度建构中国传播学的反思性[J].国际新闻界，2018（2）：13.
（张哲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邵全红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王志昭
【摘要】聚焦传播学引入中国后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历程和大致脉络，通过对传播学学科40年间发展的回顾与梳理，尝试勾勒出传播学在中国不断向本土化、世界化发展的风雨历程，并从传播学本土化的视角出发提出反思。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40年
一、传播学的引入（1978—1986年）
（一）在社会结构性变迁中孕育
社会宏观背景和外部环境变革直接决定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也影响着传播研究的主体和内容走向。早在1978年之前，传播学就“亮相”中国，但未形成有效影响力。改革开放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生态环境，传播学终于开启了在中国的新旅途。传播学的引入主要是在学者对传播学名词、概念的翻译介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译介了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认为“communication”一词应译为“传学”，这为内地学者带来了关于“传播”一词的启发和讨论。1978年7月，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译述了《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等文章，对“传播”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此后，有关西方传播学的著作论述开始被源源不断地翻译引进，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5W理论、皮下注射论、受众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关人理论等渐渐为人所熟知。
（二）受众效果研究：中体西用
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为当时仍旧以宣传为主导的新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传播学展开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传播学科学、理性的研究推动了新闻观念的变革，传播学也借此迅速应用在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陈崇山主持的对北京地区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综合调查，该调查主要研究内容为受众接触媒体的行为偏好，这是中国首次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这也引起了学者对于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并未被西方主导，而是将西方传播理论整合了进来。因此认为这次受众调查其实恰恰证明了“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深厚”[1]。但从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专业学科也未建立，受众研究更多的是借传播学这个“工具”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实践。
（三）十六字方针：传播学本土化初探
1982年，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访华为中国带来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余也鲁教授借此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在同年11月传播学第一次研讨会上，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主要内容的“16字方针”被提了出来，这被认为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起点，是一次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提出。[2]“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表达了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中西方传播研究最初的态度和立场及对传播研究“本土化”“学术自主性”的渴求。但是，早期学者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预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即希望传播学能够为我所用，广泛解决社会生活中新型大众媒介的各方面问题。即使一代代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搭建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体系，但不能忽视的是，过度重视运用西方理论为本土化实践服务的工具和方法，而忽略对于实质理论的搭建。30年后，在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历程时，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研究尚未展开，问题与现实割裂，在既未能观察中国现实，又无法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的时候，“16字方针”无疑是一种用套话形式提出的“伪自主性”思路。[3]
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里，学界对其的引介多为业内的分享交流，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学者在不断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的学习与理解之外，也在“如何看待西方传播学”的问题上不断探索对于本土化的定位和确立自身的主体化意识。
二、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1987—2008年）
（一）1987—1996年初期尝试
1.觉醒与争鸣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格局的转变，传播学研究再次释放新一轮活力。经过对西方传播理论十年的认识学习和内化，中国的研究者们开始提出建设传播学本土化的要求。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有学者在会上提出中国传播学是时候从“系统了解”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4]，即如何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内核为框架，以中国的传播方式为内容，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成为共同探讨的目标。这之后，在余也鲁的推动下，“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于1993年在厦门大学举行，两岸三地学者共同讨论“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此后，关于如何建立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议题，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走向高潮。
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召开，围绕“传播学本土化”这一主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传播研究必须本土化，华中科技大学的孙旭培教授提出應该“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传播理论体系，强调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从中国实践出发，为中国实际服务。[6]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分别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探讨传播学本土化的方式，但都偏重其实用性，这与“16字方针”的根本基调一脉相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低调对待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如果将传播学本土化单纯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不免有些庸俗。[7]清华大学李彬教授更进一步对本土化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我们在相对于西方谈本土化时就已在思想上认输，“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8]。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怡红教授认为，应将本土化置于学术层面上，考查其本真含义。除了本土化，还应该重视世界化。“本土化实现的主要内容与目标，是指向对话的，否则在世界性的传播研究中，我们永远不在场。”[9]
2.中西二元框架的形成
在“本土化”概念被明确提出后，20世纪90年代的传播学发展反而陷入了一种焦灼状态。一方面，西方理论在引进工作上没有大的进展，这时新引入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提出的批判理论开始被中国研究者重视，但并未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议题起到真正的辨析明确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消费型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主流，新闻传播机构的媒介化倾向加剧，传播的工具属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被放大。部分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了市场与经济领域，比如媒介管理、公共关系、广告经营等。这些对策性、实用性的研究无法对中国传播学主体意识的建立起到本质上的帮助，反而使传播研究的工具色彩更加浓厚。
虽然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褪去了政治化的色彩，并上升到对学科本身的认识层面，但仍旧摆脱不了对策性研究的主线，一直挣扎于西方语境和本土化实践之下，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本土化概念指导前进。
（二）1997—2008年多元探索
1.全方位引进与跨学科发展
传播学学科的官方地位在1997年得到确立。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后，传播学迅速发展壮大，研究范式也渐渐从二元对立向多元范式并存转变。中国传播学学术群体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強，对于传播学学科建设、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探讨不断增多。大众传播理论的不同学派被挖掘引进，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媒介环境学、符号学本体论、后现代传播理论等诸多思想被纳入研究视野。同时，一部分学者开始重新梳理西方传播学理论，以冷静的眼光对传播学理论追本溯源，提倡更加人文的、批判的、反思的传播学探究。
相比于上个阶段的介绍、引用，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对传播学的学派和范式进行深入解读，并深入到西方理论的学术场景中，不断尝试与西方理论的交流与对话。学术视角的拓宽使得传播的理论体系愈加丰富，外延不断延展。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网络传播、健康传播、发展传播、国际传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属性也越发明显。此外，传播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众媒介中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文本信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框架理论的影响下，内容分析法成为这十年间的热门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上，民族志研究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
这一阶段的传播学跨学科发展也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2000年，关于学科建设问题有过“交融说”和“框架说”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其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和其他学科的交融；“框架说”观点则认为，西方传播学发展至今，焦点始终都在理论建构本身，这也是中国传播学是否能够腾飞的关键所在。跨学科虽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养料，但是对于其他学科过多的借鉴，使得传播学成为其他理论的“试验场”而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地位和身份。中国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一直都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比如在传播中的交流互动上，借鉴了美国心理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对学科政治渗透方面，引入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等，传播学本身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弱点在根基薄弱的中国被进一步放大。
2.本土化危机与范式之争
在21世纪，随着传播学专业化进程的加深，“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本土化路径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暴露出来。原先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展开研究，即“回到过去”的道路似乎是行不通的，有学者开始探索另一种“拿来主义”路径，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探索中国传播特色。[10]对于西方经典的实证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热潮。从1998年开始，“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一系列西方理论被用来进行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拿来主义”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由于许多传播理论诞生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没有理解理论诞生的社会背景，就拿来尝试指导中国实践，其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不仅导致了学科危机，还引发了范式危机。
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将其归咎于施拉姆建立的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此种研究范式使得传播学研究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11]于是，学界出现了回归芝加哥学派的声音，认为这种以人文价值为动因，有着自主独立研究立场的范式对于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有积极的意义。[12]还有的学者提倡多元范式之间的融合发展，主张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多元范式的并存。[13]但是，即使在发展多元研究方法的道路上，传播学依旧未能形成独有的学科研究方法。这种缺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科认同危机，而不同研究传统各自为政也导致了两败俱伤的风险。有关范式的讨论争鸣，主要原因仍是缺少核心的传播学理论建构，从根本上来说，范式危机仍旧是本土化的危机。
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研究逐渐兴起，而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学者普遍感到网络传播的发展将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过去，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追赶式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进行“领先型研究”的可能。更多学者开始反思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呼吁向人文主义转向；跳出传统与批判的学派之争，尝试融合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非群体的呈现，让学界更加意识到抽象的、人本主义理论的重要，从而让学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传播的本质，人本主义范式成为未来的研究核心。
三、传播学的重构与反思（2009—2018年）
（一）颠覆与重建
最近十年间，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后真相时代”来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以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最大可能地满足了用户的个性需求。关于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关于真实与虚拟的讨论，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哲学思想再次被提出，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德国学者海德格尔、法国学者德里达等的理论也开始受到关注。除此之外，运用知识社会学挖掘传播不同学派学者的思想谱系也成为热点。同时，网络对于社会关系的颠覆，使得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面临挑战。社会网络分析法再次得到重视，大数据、算法也频繁被应用到网络传播研究中。不过，技术的发展绝不是割裂的，与其将互联网革命看作是技术引发的社会革命，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环境的历史延续。未来的传播形态将更加突出“人”的因素，“人联网”和智能传播是未来趋势，这种生态衍生了许多对信息、社会与人的价值偏向的讨论。[14]
互联网对传播方式实现了一次颠覆性变革，面对一个“界限消失”“万物皆媒”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日益增长的话语权和向世界传出中国声音的迫切要求，建立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真正实现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自觉性的呼声空前强烈。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激发着传播革命，同时阐释学、仿真理论、后现代主体论等更多理论被传播学吸纳引用，这一方面继续凸显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彰显着当下正是创造新范式、重建系统理论的重大机遇。因此这十年间，学界开始出现“重建”传播学科的呼声，对于传播学研究中“语境”和“交流”“对话”的诉求也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的重建可考虑以下两种路径：一是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汇聚各种路径、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二是重建梳理既有理论，比如将被芝加哥学派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15]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的重构应放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被忽视的城乡关系问题实则是构建中国传播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16]还有的学者提出，如今大数据是重构传播学学科的重要力量，在未来，重要的不是对传播学研究边界的区分，而是对研究核心主体的确立。[17]就新媒体传播来说，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超越功能主义范式，即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将研究重点转向行动主体与社会互动，重新理解人与传播的意义。[18]
无论是哪种重建路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摆脱既有理论范式束缚，直达传播与人的关系本身。把传播学还原到人类传播实践语境，以交流自我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使之转化为一种可理解、可对话的他者交流经验，发现在自我视野内看不见的交流问题。[19]把中国传播学研究放在一个空间意义的视角，放在一个与社会关系建构互为表里的框架中，放在全人类整体传播进程的一环中去理解、反思，正在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二）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
最近十年，对于“传播学本土化”议题的质疑进一步凸显。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看来，对于本土化议题的探讨，从一开始在立场与对象方面就存在问题。传播学者习惯于从西方传播学的既定知识立场来回看“中国”，而忽视了议题背后的文化身份、解释权、前置逻辑和思维框架。就此看来，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受众研究，还是后来对西方理论的中国实验，都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目标的误解：试图用中国的经验复刻西方的规则，这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主体性、自觉性的缺失表现。不过最近几年，外来传播理论的社会语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传播理论会受到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历史情境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曾经和传播学研究分道扬镳的知识社会学再度回归，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
纵观40年传播学本土化的历程，不免感慨历史进化的力量以及中国研究者对于本土化始终不断的求索和尝试，即使其间困难与问题不断，但不能反驳的是，传播学在中国大地已深深扎根且不断生长。回顾传播学本土化的进程，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总结与反思：
首先，“西方理论，中国框架”的二元对立框架必须被打破，将西方理论从其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直接用于本土经验是一条早被证实的错误道路。这种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在一定阶段有其存在的应用价值，但绝不是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对西方经典理论的解读，应该充分认識到其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认识到其意识形态及研究局限，吸收借鉴经验教训，真正实现对知识的祛魅。
其次，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和挖掘，既不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中闭门造车，也不是在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指引下对研究内容的刻意寻找，而是在中西方之间的相互辩论、印证与碰撞中，在和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经验中进行理解和诠释、对话与交流，绝非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上的讨论。
再次，打破知识和学科壁垒，摆脱对于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拾价值理性与人本主义，尝试从一个情景的、互动的、关系的角度理解媒介，未来传播趋势将会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因素。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断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而行为习惯及社会关系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着传播，这是一个双向的、动态的、变化的演进过程。今天看来，媒介更像是一个搭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空间，其载体、形式也千变万化，如果仍旧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思维框架，而不是面向问题、立足实际本身，那么对于未来传播学的本土化路径的探索依旧困难重重。
最后，传播学从一开始引进中国，经历了40年的发展，谈纯粹的自主创造已然不切实际。在全球化深刻影响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今天，本土化的目标可以放在更大的世界视野中来进行研究。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这一时代主题，传播研究的整体化、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当，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将成为未来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崛起、万物互通的当下，正是打破以西方传播理论为中心的好时机，逐步确立并完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传播理论势在必行。
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的传播学已不再仅仅是用于分析研究的工具，而具有了更为独立的知识意义。学界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更加一致，也可以说对学术主体性的渴望更为迫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受众研究调查面对的缺乏理论建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传播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本土实际，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难以抵挡；另一方面对学科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仍旧不足，独立自主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尚未形成。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更具有批判和反思的视角，那么在未来的传播学研究中，以往的问题和困扰依旧会重复出现。这一切都需要传播学者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继续深耕，什么时候传播学本土化成为一种内化自觉，理论与实践经验能够自然地融合互动，或者说本土化议题不再成为讨论热点时，面向世界、立足本国实际的中国传播学才真正有了自身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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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邵全红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