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家”还是“传媒大享”
守之
近日,假新闻不断,频频引爆舆论场,如“深圳水贝村拆迁每家赔偿至少2亿元”,事后三名造假者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又如多家主流媒体网站和官微上挂出的“六旬老人花50万玩手游,冒充小鲜肉交往3女友”,经《光明日报》记者排查,首发这条消息的编辑说:“是从网上看到的稿子,然后转载的,目前真实性的问题我们也在追。”前者事关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补偿,后者则关涉老龄化社会老人的生活心态,都是有社会背景的热点话题。在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话题上,一些新闻工作者却因为关注度、点击率而玩起了“飘移”,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其职业初心。
新闻人因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让人看起来总是有那么点不平凡。他们可以上达天听,下体民情,犹如“钦差大臣”,巡视八方,四处采风;他们可以仗义直行,打抱不平,像个行走的“侠士”,奔走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这种践行正义、拯救大众的“英雄”情结,让许多人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并为之付出终生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探寻和正义的追求,成就了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范敬宜等“新闻大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曾几何时,新闻人谈“新闻大家”的越来越少了,谈“传媒大享”的越来越多了,默多克、李嘉诚等“传媒大享”的传奇收购经历被奉为经典,都想成为“新媒体”的弄潮儿。原本以“新闻大家”为榜样的人纷纷投奔“新媒体”去了,原本胸怀“新闻理想”的人改行创业去了,向“钱”去了,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去了,剩下的人还在观望,随时准备步其后尘。又有多少人专注于新闻采编,专注于探寻真理,专注于为民生疾苦上下奋走?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媒体和新闻人更要有精神,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是说“钱”不重要,而应该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国管理问题专栏作家西蒙·考尔金说:“商界的一个悖论是,大多数最具盈利能力的企业并不是那些最关注利润的企业”,“大多数企业除了盈利以外没有至高无上的目的,在这些企业内部会发生什么?它们会发生一种微妙的诡异转变,指标填补了真空,达到量化指标的急迫性,排挤了任何更为宽广的目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换位往往是灾难性的。”现阶段,新闻人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一位中国新闻奖的评委这样感叹:“新闻工作越来越业余了,是社会不重视我们,导致记者、编辑自暴自弃,还是我们不重视自己,让社会觉得我们可有可无?”这话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警戒。
近日,假新闻不断,频频引爆舆论场,如“深圳水贝村拆迁每家赔偿至少2亿元”,事后三名造假者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又如多家主流媒体网站和官微上挂出的“六旬老人花50万玩手游,冒充小鲜肉交往3女友”,经《光明日报》记者排查,首发这条消息的编辑说:“是从网上看到的稿子,然后转载的,目前真实性的问题我们也在追。”前者事关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补偿,后者则关涉老龄化社会老人的生活心态,都是有社会背景的热点话题。在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话题上,一些新闻工作者却因为关注度、点击率而玩起了“飘移”,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其职业初心。
新闻人因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让人看起来总是有那么点不平凡。他们可以上达天听,下体民情,犹如“钦差大臣”,巡视八方,四处采风;他们可以仗义直行,打抱不平,像个行走的“侠士”,奔走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这种践行正义、拯救大众的“英雄”情结,让许多人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并为之付出终生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探寻和正义的追求,成就了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范敬宜等“新闻大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曾几何时,新闻人谈“新闻大家”的越来越少了,谈“传媒大享”的越来越多了,默多克、李嘉诚等“传媒大享”的传奇收购经历被奉为经典,都想成为“新媒体”的弄潮儿。原本以“新闻大家”为榜样的人纷纷投奔“新媒体”去了,原本胸怀“新闻理想”的人改行创业去了,向“钱”去了,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去了,剩下的人还在观望,随时准备步其后尘。又有多少人专注于新闻采编,专注于探寻真理,专注于为民生疾苦上下奋走?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媒体和新闻人更要有精神,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是说“钱”不重要,而应该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国管理问题专栏作家西蒙·考尔金说:“商界的一个悖论是,大多数最具盈利能力的企业并不是那些最关注利润的企业”,“大多数企业除了盈利以外没有至高无上的目的,在这些企业内部会发生什么?它们会发生一种微妙的诡异转变,指标填补了真空,达到量化指标的急迫性,排挤了任何更为宽广的目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换位往往是灾难性的。”现阶段,新闻人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一位中国新闻奖的评委这样感叹:“新闻工作越来越业余了,是社会不重视我们,导致记者、编辑自暴自弃,还是我们不重视自己,让社会觉得我们可有可无?”这话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