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视台纪录片运作之我见
陈晓瑜
摘要：中国的纪录片创作环境在最近一两年中逐渐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传统电视媒体的低谷状态，使得电视台尤其是城市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仍然只能在夹缝里生存，且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在困境中寻求和坚持纪录片创作之路，考验着身处这一环境中的电视纪录片人。
关键词：城市电视台 纪录片 小处入手 全国视野
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拥有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样式。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为当代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但是以目前我国城市电视台的生存环境和纪录片创作的长周期、大投入等状况来看，城市电视台要想在纪录片创作上有所成就，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群不安于现状、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适合生存的空气、阳光和水分，能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顽强的成长。
做好日常栏目，积少成多
当前的城市电视台已经很少单独设立纪录片栏目，相关的文化艺术类或者社教类节目也较少。有幸从事文化艺术类和社教类节目拍摄制作的电视工作人员应该珍惜机会、珍惜岗位，争取在这夹缝一般的生存机会当中做出成绩，把自己制作的每一期节目都当成第一期节目，当做一个全新的课题，从前期案头到实施拍摄和后期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遇到难题和专业问题，多向前辈和专家请教。这样每制作一期节目，不仅可以解决电视专业里的一些问题，而且可以踏入电视以外的一些新领域，或者在某一个领域里走得更远更深。节目制作人员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接近甚至融入某一个社会群体。这样不仅可以把这个栏目的阵地做稳做强，而且可以成为电视专业以外，某些行业和领域的观察者和分析者。长此以往，这样的节目累积起来，本身就是对城市当中某一个人群、某一种生活现象的记录，也是对城市历史的记录。
从进入工作岗位开始，笔者便跟随栏目里的前辈，拍摄杭州城里的老房子和历史建筑，断断续续地制作成了系列节目《城市足迹》。当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直到杭州图书馆前来查询这批节目的目录，要求收集这些节目时我们才认识到，这样的节目已经成为当今图书馆和档案馆之类机构的馆藏。而节目能成为这样的馆藏文献资料，正是城市电视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也展现出城市电视台纪录片工作者应有的城市人文历史素质。
挖掘日常储备，争取小题大做
因为我们对某一类社会现象观察久了，对某一个社会人群了解深了，对某一个专业领域分析得透了，就会从中发现更多的节目题材，甚至自然而然地会酝酿出一些纪录片的优秀种子。要想让它成为一部纪录片，我们还需要一个机会，需要一个爆发点，需要一个胚胎破壳而出的契机。
2012年秋天，栏目负责人指派笔者到杭州碑林，拍摄杭州新一辈“非遗”传承人的拜师仪式。这个新闻事件本来只能用来做一条简讯，但是因为近两年来，栏目一直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类的专题节目，这个看似只能用来做简讯报道的新闻事件，就成了我们后来整体推出的《杭州手工艺》系列节目的开篇。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工作当中。其实，即使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题材，只要我们有耐心，只要我们有慧眼。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杭州的一家大型商场里观摩了杨惠珊女士琉璃工坊的艺术品。当时出于好奇，就跟杨女士的助理聊了一会，没想到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杨女士的助理一直不断地为笔者邮寄琉璃工坊的企业刊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这些刊物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杨惠珊和张毅这对艺术夫妻的好奇心。经过多方查找资料，笔者了解到，她刚刚完成了在法国巴黎的琉璃艺术大展。于是笔者拍摄了杨惠姗女士在杭州的琉璃展，并制作成了一期文化专题片。制片人看过这个专题之后，马上决定为杨女士和他们的琉璃及电影艺术制作一部传记片。
立足城市，放眼全国，心系世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现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城市电视台虽然立足于城市，但是其节目绝不能为本地城市所局限，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冲出城市，面向全国，甚至胸怀世界。城市电视人从事纪录片、专题片创作时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只有在这样的胸襟下，我们才能制作出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我们城市发展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否则将会陷入“就城市而城市，因地域而地域”的偏颇和孤芳自赏。
2013年初，频道领导要求栏目组制作前辈文学艺术家传记系列节目《大师》。针对传记人物的遴选，栏目组当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紧紧围绕着杭州这座城市选取人物为之立传；另一种声音是立足杭州，面向全国，兼顾世界影响。最后我们统一了认识——立足杭州，面向全国，兼顾世界，于是选取了西泠印社社长、国学家、书画家，时年96岁的饶宗颐；音乐家，时年81岁的何占豪；京剧高派老生、浙江京剧团八大头牌之一，时年98岁的宋宝罗；雕塑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时年89岁的叶庆文；陶艺家、龙泉青瓷领军人物，时年71岁的徐朝兴为拍摄对象。仔细推敲这个名单，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有杭州和浙江背景的，要么是常年生活在杭州工作在杭州（宋宝罗、叶庆文），要么是曾经在杭州工作和生活（何占豪、徐朝兴），要么是杭州文化团体的领军人物（饶宗颐）。可以说，他们跟杭州和浙江都有着某种联系，而他们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杭州和浙江，在各自的领域和行业当中，他们都是有全国影响乃至世界影响的。这并不是在给杭州这座城市戴什么文化艺术的“高帽子”，而是要把杭州的文化艺术、杭州的文化艺术家放置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艺术背景下作考量，从而显现杭州这座城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地位。
要具备这样的胸襟，就要在平时形成一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不能把城市当中的某一个人群、某一种现象或者某一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仅仅放在本城市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而是应该适度地放到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这样我们制作的节目，才会具有某种前瞻意义和开放性质。
单一选题的常年跟拍和精工细作
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一定能够在貌似繁杂、平庸的日常节目运作过程中，为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实施自己关注的选题。这不但需要他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职业操守，而且需要长时间地培育自己的合作伙伴，并与之磨合，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志向和默契，并落实到长期的跟踪拍摄当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农业时代的许多文明样式将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人们对他们有依恋，要极力挽留他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这样一种依恋和挽留。用记录的方式见证这一过程，这是时代和电视技术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笔者从2012年秋天开始，关注杭州“非遗”项目——十竹斋木版水印。应该说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和这个项目的传承人还不适合作为一个纪录片选题，也不值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跟拍。但是，笔者通过接触和了解，发现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优秀纪录片选题，所以就展开了适度的跟拍，并且已经与该项目的传承人变成了朋友，了解该项目的运作发展状况，针对其中一些事件，进行见缝插针式的跟踪拍摄。四年以来拍摄了近百个小时的素材，既有工艺技巧方面的记录，也有当代十竹斋向国家图书馆致敬的大型文献展示，还有当代十竹斋主人遍访当今学术名家，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访问十竹斋，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走进北京大学，走入杭州中小学等。这四年当中，十竹斋已经搬过三次家，甚至我们的拍摄设备也更新换代了三次，就连十竹斋当今的主人也都开玩笑说：“你们最初到我这儿来拍片的时候，我的技艺水平简直无法拿出来示人，而现在我已经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并且已经获得了国家薪传奖，十竹斋还成为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基地。”
停滞选题的复活
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应该具备某种历史意识，把自己制作的主要节目看作是一种历史素材的积累，看作是某一部纪录片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这样有些节目虽然制作完成了，播出了，但是那部想象之中的纪录片或许还没完成，而历史也还在继续。一旦有需要那些以往的记录马上可以复活，为我们成就新的作品。
2011年秋天，著名文学家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来到杭州。这件事成为当年杭州的文化盛事，我们也及时对这一文化事件做了专题报道。本来报道做完了这事也就结束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春天白先勇又途经杭州前往遂昌，寻访汤显祖当年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因为有前一次采访的合作关系，白先生的助理事先通知了我们，因此也就有了我们跟随白先生前往遂昌的第二次拍摄采访。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白先勇和他的文学、昆曲，都成为了我们栏目里停滞的一个选题。等到我们在酝酿《大师》第二季选题人物的时候，白先勇先生和他的文学昆曲艺术的拍摄素材，已经在我们的磁带库里沉睡了两年。而根据杭州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指示，我们必须在第二季节目中制作几期全国级名家的节目。白先勇作为华文世界当中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成为了我们的首选。而他与杭州这座城市的结合点，正是三四年以前的那场昆曲盛世和昆曲寻根之旅。
《大师》第二季选题人物之一，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也是这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012年我们曾经为蔡志忠先生制作了一部20分钟的专题节目——《西湖边的漫画故事》。那个节目作为当年的频道精品项目，获得了浙江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出于同样的原因蔡志忠先生也再一次进入了我们的选题视野，不过这一次要制作的节目和上一次已经完全不同。我们要讲述的已经不局限于他的艺术创作和漫画人生，而是延展到了他的漫画以及他个人精神层面的相互关系。
从十年从事纪录片创作的经历来看，笔者认为国内市场的纪录片创作已经慢慢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转变为较高知识水平的人群日益追捧的一种状态。经常有人说，纪录片人的春天来了，可是纪录片人的春天却恰逢传统电视产业的严冬，城市电视台在纪录片产业方面的投入变得越发紧张，并且逐渐失去耐心。这表面看是考验着传统媒体管理层对纪录片产业的胸怀，实则切切实实地考验着夹缝里求生存的电视纪录片人。
（作者单位：杭州文广集团）
本文责编：陈道生
摘要：中国的纪录片创作环境在最近一两年中逐渐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传统电视媒体的低谷状态，使得电视台尤其是城市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仍然只能在夹缝里生存，且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在困境中寻求和坚持纪录片创作之路，考验着身处这一环境中的电视纪录片人。
关键词：城市电视台 纪录片 小处入手 全国视野
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拥有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样式。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为当代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但是以目前我国城市电视台的生存环境和纪录片创作的长周期、大投入等状况来看，城市电视台要想在纪录片创作上有所成就，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群不安于现状、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适合生存的空气、阳光和水分，能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顽强的成长。
做好日常栏目，积少成多
当前的城市电视台已经很少单独设立纪录片栏目，相关的文化艺术类或者社教类节目也较少。有幸从事文化艺术类和社教类节目拍摄制作的电视工作人员应该珍惜机会、珍惜岗位，争取在这夹缝一般的生存机会当中做出成绩，把自己制作的每一期节目都当成第一期节目，当做一个全新的课题，从前期案头到实施拍摄和后期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遇到难题和专业问题，多向前辈和专家请教。这样每制作一期节目，不仅可以解决电视专业里的一些问题，而且可以踏入电视以外的一些新领域，或者在某一个领域里走得更远更深。节目制作人员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接近甚至融入某一个社会群体。这样不仅可以把这个栏目的阵地做稳做强，而且可以成为电视专业以外，某些行业和领域的观察者和分析者。长此以往，这样的节目累积起来，本身就是对城市当中某一个人群、某一种生活现象的记录，也是对城市历史的记录。
从进入工作岗位开始，笔者便跟随栏目里的前辈，拍摄杭州城里的老房子和历史建筑，断断续续地制作成了系列节目《城市足迹》。当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直到杭州图书馆前来查询这批节目的目录，要求收集这些节目时我们才认识到，这样的节目已经成为当今图书馆和档案馆之类机构的馆藏。而节目能成为这样的馆藏文献资料，正是城市电视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也展现出城市电视台纪录片工作者应有的城市人文历史素质。
挖掘日常储备，争取小题大做
因为我们对某一类社会现象观察久了，对某一个社会人群了解深了，对某一个专业领域分析得透了，就会从中发现更多的节目题材，甚至自然而然地会酝酿出一些纪录片的优秀种子。要想让它成为一部纪录片，我们还需要一个机会，需要一个爆发点，需要一个胚胎破壳而出的契机。
2012年秋天，栏目负责人指派笔者到杭州碑林，拍摄杭州新一辈“非遗”传承人的拜师仪式。这个新闻事件本来只能用来做一条简讯，但是因为近两年来，栏目一直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类的专题节目，这个看似只能用来做简讯报道的新闻事件，就成了我们后来整体推出的《杭州手工艺》系列节目的开篇。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工作当中。其实，即使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题材，只要我们有耐心，只要我们有慧眼。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杭州的一家大型商场里观摩了杨惠珊女士琉璃工坊的艺术品。当时出于好奇，就跟杨女士的助理聊了一会，没想到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杨女士的助理一直不断地为笔者邮寄琉璃工坊的企业刊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这些刊物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杨惠珊和张毅这对艺术夫妻的好奇心。经过多方查找资料，笔者了解到，她刚刚完成了在法国巴黎的琉璃艺术大展。于是笔者拍摄了杨惠姗女士在杭州的琉璃展，并制作成了一期文化专题片。制片人看过这个专题之后，马上决定为杨女士和他们的琉璃及电影艺术制作一部传记片。
立足城市，放眼全国，心系世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现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城市电视台虽然立足于城市，但是其节目绝不能为本地城市所局限，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冲出城市，面向全国，甚至胸怀世界。城市电视人从事纪录片、专题片创作时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只有在这样的胸襟下，我们才能制作出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我们城市发展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否则将会陷入“就城市而城市，因地域而地域”的偏颇和孤芳自赏。
2013年初，频道领导要求栏目组制作前辈文学艺术家传记系列节目《大师》。针对传记人物的遴选，栏目组当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紧紧围绕着杭州这座城市选取人物为之立传；另一种声音是立足杭州，面向全国，兼顾世界影响。最后我们统一了认识——立足杭州，面向全国，兼顾世界，于是选取了西泠印社社长、国学家、书画家，时年96岁的饶宗颐；音乐家，时年81岁的何占豪；京剧高派老生、浙江京剧团八大头牌之一，时年98岁的宋宝罗；雕塑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时年89岁的叶庆文；陶艺家、龙泉青瓷领军人物，时年71岁的徐朝兴为拍摄对象。仔细推敲这个名单，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有杭州和浙江背景的，要么是常年生活在杭州工作在杭州（宋宝罗、叶庆文），要么是曾经在杭州工作和生活（何占豪、徐朝兴），要么是杭州文化团体的领军人物（饶宗颐）。可以说，他们跟杭州和浙江都有着某种联系，而他们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杭州和浙江，在各自的领域和行业当中，他们都是有全国影响乃至世界影响的。这并不是在给杭州这座城市戴什么文化艺术的“高帽子”，而是要把杭州的文化艺术、杭州的文化艺术家放置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艺术背景下作考量，从而显现杭州这座城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地位。
要具备这样的胸襟，就要在平时形成一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不能把城市当中的某一个人群、某一种现象或者某一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仅仅放在本城市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而是应该适度地放到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这样我们制作的节目，才会具有某种前瞻意义和开放性质。
单一选题的常年跟拍和精工细作
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一定能够在貌似繁杂、平庸的日常节目运作过程中，为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实施自己关注的选题。这不但需要他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职业操守，而且需要长时间地培育自己的合作伙伴，并与之磨合，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志向和默契，并落实到长期的跟踪拍摄当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农业时代的许多文明样式将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人们对他们有依恋，要极力挽留他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这样一种依恋和挽留。用记录的方式见证这一过程，这是时代和电视技术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笔者从2012年秋天开始，关注杭州“非遗”项目——十竹斋木版水印。应该说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和这个项目的传承人还不适合作为一个纪录片选题，也不值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跟拍。但是，笔者通过接触和了解，发现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优秀纪录片选题，所以就展开了适度的跟拍，并且已经与该项目的传承人变成了朋友，了解该项目的运作发展状况，针对其中一些事件，进行见缝插针式的跟踪拍摄。四年以来拍摄了近百个小时的素材，既有工艺技巧方面的记录，也有当代十竹斋向国家图书馆致敬的大型文献展示，还有当代十竹斋主人遍访当今学术名家，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访问十竹斋，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走进北京大学，走入杭州中小学等。这四年当中，十竹斋已经搬过三次家，甚至我们的拍摄设备也更新换代了三次，就连十竹斋当今的主人也都开玩笑说：“你们最初到我这儿来拍片的时候，我的技艺水平简直无法拿出来示人，而现在我已经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并且已经获得了国家薪传奖，十竹斋还成为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基地。”
停滞选题的复活
有志于纪录片创作的电视人，应该具备某种历史意识，把自己制作的主要节目看作是一种历史素材的积累，看作是某一部纪录片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这样有些节目虽然制作完成了，播出了，但是那部想象之中的纪录片或许还没完成，而历史也还在继续。一旦有需要那些以往的记录马上可以复活，为我们成就新的作品。
2011年秋天，著名文学家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来到杭州。这件事成为当年杭州的文化盛事，我们也及时对这一文化事件做了专题报道。本来报道做完了这事也就结束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春天白先勇又途经杭州前往遂昌，寻访汤显祖当年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因为有前一次采访的合作关系，白先生的助理事先通知了我们，因此也就有了我们跟随白先生前往遂昌的第二次拍摄采访。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白先勇和他的文学、昆曲，都成为了我们栏目里停滞的一个选题。等到我们在酝酿《大师》第二季选题人物的时候，白先勇先生和他的文学昆曲艺术的拍摄素材，已经在我们的磁带库里沉睡了两年。而根据杭州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指示，我们必须在第二季节目中制作几期全国级名家的节目。白先勇作为华文世界当中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成为了我们的首选。而他与杭州这座城市的结合点，正是三四年以前的那场昆曲盛世和昆曲寻根之旅。
《大师》第二季选题人物之一，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也是这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012年我们曾经为蔡志忠先生制作了一部20分钟的专题节目——《西湖边的漫画故事》。那个节目作为当年的频道精品项目，获得了浙江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出于同样的原因蔡志忠先生也再一次进入了我们的选题视野，不过这一次要制作的节目和上一次已经完全不同。我们要讲述的已经不局限于他的艺术创作和漫画人生，而是延展到了他的漫画以及他个人精神层面的相互关系。
从十年从事纪录片创作的经历来看，笔者认为国内市场的纪录片创作已经慢慢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转变为较高知识水平的人群日益追捧的一种状态。经常有人说，纪录片人的春天来了，可是纪录片人的春天却恰逢传统电视产业的严冬，城市电视台在纪录片产业方面的投入变得越发紧张，并且逐渐失去耐心。这表面看是考验着传统媒体管理层对纪录片产业的胸怀，实则切切实实地考验着夹缝里求生存的电视纪录片人。
（作者单位：杭州文广集团）
本文责编：陈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