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传统手工匠人的精神气蕴

    安猛

    2016年1月7日起在CCTV-9播出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具有题材独创性与高度观赏性的科教片。本片在侧重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大师的工作状态的过程中，也从一个最生活最终生动的视角，表现着中国手工艺匠人的技艺传承模式和传统精神气质。

    工艺美术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人类造物过程，它包括了人类从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精神诉求，工艺美术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它的本质属性，而在工艺美术制作过程中所包含的工匠传统、工匠的智慧与巧思，是它的气质内涵。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正是在展现精美的国宝级工艺作品的同时，在展现着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唐代三彩马，元代木雕佛像、清康熙皇帝60大寿的32扇屏风、乾隆生母的金发塔、《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等稀世珍宝在大师的修复之中一步步重现光彩的同时，更可从中领略中国工匠的精神气质与追求，领略手工制作与机器制作的差异性与相融性。从当代中国的工艺品生产的发展形势来看，大机器工业设计模式已逐渐取得重要的或主体的地位，传统手工艺术已明显处于次要或正在消亡的地步，也就是工艺美术中产业的工艺上升为第一位，而艺术的工艺成为第二位的现状。因此，《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所体现的与机器工业相反的手作式劳动，充分体现着手工劳动的尊严，体现着传统工匠精神的神圣与不可或缺。

    一、 传统的艺徒式传习模式：继承、遵循加创造

    《辞海》“学徒”条云：“学徒，也叫艺徒，或徒弟。”一般指在熟练工人指导下，从生产劳动中学习技术并领取学徒待遇的人（包括部分从事正式工作尚未转正的工人）。旧中国的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中，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行会，都实行学徒制度。由此可见，艺徒模式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主要授艺途径，被称为“手工学徒制”。这种完全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授艺方法，是在近代职业学校教育出现之前重要习艺方式，也是手工作坊或店铺中师徒共同劳动、徒弟在师傅指导下习得知识或技能的重要传艺过程。在这种高度情境性的学习方式中，师傅“言传身教”将其在实践中积累的操作技艺、规律、经验，通过语言及动作示范教授给徒弟，学徒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认真观察师傅的实作，感知与捕捉师傅的经验与技艺，然后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操作，逐渐习得师傅的技能，提高问题求解和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最终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而走向社会独自承担一面。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传统的艺徒模式如同严谨的行规一般严格遵循。干百年来，故宫这些文物修复专家都是在传统的艺徒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师傅的师傅”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工”，这些传统的手艺人一直以手工艺人的身份活跃在各行各业，并以艺徒式的传艺方法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这种现代的艺徒关系在故宫文物修复团队里呈现出两种模式：一是以传统的收徒方式随师傅学艺的老手艺人，二是在毕业于高校相关专业后又来到故宫按行规拜师学艺的青年学子。如故宫的青铜器修复专家王有亮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随师学艺，他在66岁的手艺精湛的师傅的严格训厉之下，渐渐掌握了青铜器修复时的调色、做锈等复杂细腻的修复工序，在跟随师傅进行大量的青铜器修复的实践中，细心聪明的王有亮成长为故宫顶级的青铜器修复专家。而一批来自工艺美术专业、戏剧服装专业、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与故宫的老一代文物修复专家组成了“新一代的师徒关系”，“这种年轻人占据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大半”，却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手把手相传的授艺模式。如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和毕业于机械制造专业的亓昊楠组成了现代的师徒关系，培养着故宫钟表修复的第四代传人。在修复大量的世界顶级钟表的过程，他们本着“给后人留下几件精品”的理想，演绎着新型的师徒授艺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些来自于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打破了传统手工艺行业之间的隔绝与限制，带来了新鲜的设计理念与审美思想，在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面有着更多新颖的创意，也把许多理论知识融合于传统的经验之中，对创造性修复文物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精工细作中的工匠精神：信仰、专业与快乐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工匠精神”的理念，同年3月29日，在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的号召。“工匠精神”的内质为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匠人诚实的工作态度，蕴涵着严谨、耐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可贵品质。因此，当中国正在从一个“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时候，专注敬业的工匠精神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提升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树立中国人的尊严与自信待方面意义非常巨大，也对社会文明的价值导向意义巨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所表现的，正是文物修复专家们对工作的信仰和高度的专业能力。面对任何一件残损的国宝级文物，文物修复专家们都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关注来分析情况并设计出修复方案。无论是大到三米以上的楠木丝质屏风，还是一缕细细的宫灯穗子，不同的材质需要设计不同的修复方案，使用不同的修复手法。在修复一尊元代的木佛像时，在修复康熙的锦绣万寿屏时，在修复清代的画幅时，文物修复专家是用棉签一点点擦拭着屏风上的一笔一划，用细毛刷子一点点刷去佛像上的灰尘，用小镊子一块块去纸质上的霉变，一丝丝对好缝隙，一点点补上缺欠，一次次调好底色，这种与大机器时代完全不同的手作方式，与大宫墙外完全不同的慢节奏状态，本身就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对文物的热爱，在一种近乎于信仰的工匠精神支撑下，文物专家们忍受难闻的气味、生漆过敏、耐心强度等生理上的难题，才可以修复如“马踏飞燕”“太和殿龙椅”“乾隆御诗箱”等稀世珍宝。

    修复文物的过程也是一个考验文物修复专家专业知识的过程，任何一件文物所包含的知识都非常专业亦非常丰富。如在修复一匹残存的唐三彩马时，专家要掌握唐代陶马的体形、装饰、颜色、造型，还要掌握唐代马与其他朝代马的不同之处。所以他要观看博物馆里的各种马的造型，广泛地参照各种图谱，才能把文物修复到最接近原貌的程度。为了了解漆器的性能，漆器组的专家要深夜里攀登山崖去观看漆工割漆的过程，了解天然大漆的品质，掌握大漆的颜色变化过程。修补丝质文物时，刺绣组的女生们还要掌握古老的缂丝工艺，而学习缂丝是一个复杂、精细、磨练人的意志与耐性的过程。缂丝是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缂丝作为中国丝织业中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极具欣赏装饰性丝织品，因此织造过程极其细致，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正是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积累之中，在务实求精的工匠精神支撑之下，修补文物的女专家们织造出了缂丝，使故宫里的丝质文物有了新的生命，以光彩熠熠的全新姿态面对参观者。精细执着的工匠精神再加上专业文物的知识，最终完成了一次次国宝文物修复的成功，也收获了文物修复工作的快乐。片中出现的木器组的专家目送元代佛像出门的情景，那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正是工匠对工作执着到信仰般的热爱，是把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做到专业的志业精神。

    三、 文物修复中的创造：手工与机械的再次融合

    手工艺是一种造物行为，是人类与自然接触之中表现出的一种提高人自身能力、创造唯美的行为。工具的最初发明，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存质量，也带来了人类非常复杂的征服喜悦和更大的不可知的恐惧。人工造物赋予了器物众多的灵性，机械制造给人类生活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二者在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与融合之中共生共存。工匠们从无数的偶然中得出朴素的哲学观念，认为只有阴阳相济，才能完成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于是小心地维持手工与机械之间的平衡，让手作与机械更加和谐，便成为手工造物的大背景。

    由于大量青年学者加入故宫文物修复工作中，《我在故宫修文物》也着重体现了青年学者在传统技艺中的创造。掌握大量现代科技的青年专家将电脑技术与传统的修复技艺相结合，现代仪器的检测分析，对分析文物的制造原理、颜色的调和、造物的材质、材质元素的分子配比等原始数据，都具有科学上的精准价值。在创造与继承之间，故宫文物修复中的两种不同的艺徒模式，很好地衔接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的关联。为此，高科技的谷歌眼镜用来参与文物修复工作，专家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拍摄下工作的全部进程，这是漆器及纺织品修复中的创新。书画修复专家杨泽华“乐于接受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将现代活力用于传统技艺之中”的书画修复专家，三维视频可以帮助他捕捉到书画材质最细微的元素，通过科技分析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作画状态，分析出古书画上颜料的矿物质化学成分，分析纸张的拉力，为书画文物修复提出更多的科学依据与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文物的造型、装饰与色彩的形成都可以在科技面前量化为严谨有序的数字，最终又成为文物修复中技艺上的依据与创新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创新与传承如同古代的阴阳之道，既代表着机械与手作，亦代表的人和自然的神秘关联，科技和技艺因人的因素和理性思维能够长留后世，手工技艺，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人与自然神秘的产物。

    从人类价值观的理念来看，人的理性分为两种：一种叫工具理性，另一种叫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具体到各行各业，就会成为只赚快钱，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的行为。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其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而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

    在经济社会里，如果人类只实行工具理性的话，就会把人类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幸福感而遗忘，因此，物质的丰富并没有带来人类的幸福感，反而会使幸福指数降低。因此，现代社会需要三方面的禀赋：第一，价值理性，即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第二，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并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责任伦理。第三，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1]作为具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创业者，应当是这三种禀赋构成的道德坚守者和创业者，是一种包含着某种哲学思想的劳动。在这里，工艺技术的神圣性，通过工匠之手，从与自然的神秘契合中体现出来。工匠从只承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中脱胎而出，已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在工匠精神的引领下，许多天然材质的优越性被发现，工艺与生活的关系被升华，器物实现了它的实用与审美的最高标准，中华民族自古就崇拜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被工匠们丝丝入扣地呈现，并成为科技哲学的基础。因此，《我在故宫修文物》不仅第一次完整梳理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展现中华民族“士农工商”中唯一传承有序的“工”阶层的传承密码，更在传导着文物专家的思想情感、审美理念，形成了人类向时间致敬，向大机器时代抗衡的一种力量，也形成了现代社会最为稀贵的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