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学出版的翻译策略

    巫阿苗　胡兴文

    【摘要】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密切，译者、出版、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翻译作品的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是中国翻译出版活动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下，其出版和译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依据“翻译出版”理论，简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对外出版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文学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素材，如何坚持以受众意识为主，如何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以及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以契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学；受众意识

    【作者单位】巫阿苗，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胡兴文，上海海关学院。

    【基金项目】上海海关学院2015年度科研启动项目“英语专业翻译教材编写探索”（项目编号2312176）。

    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瑞先生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的出版活动，他较早地把“翻译出版”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概念提出来。他认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后，在传播层面上的进一步扩散。”由此可见，翻译和出版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之后，邹振环教授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给“翻译出版”进行明确释义。他指出，翻译出版是从文化全方位的角度研究中外语言翻译和出版流通相交叉而产生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翻译出版不仅是文字的转换，还代表着不同文化、文学传统和体系的相互接触、对话、理解甚至相互渗透。随着翻译出版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受到翻译出版这一交流载体的影响。因此，把“翻译出版”的概念与文学翻译研究挂钩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将从文学传播的一个侧面探讨文学的翻译出版状况和策略，即如何翻译出版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五四”以来，中国出版界围绕女性解放的主题繁荣起来的有关女权、家庭、婚恋问题的译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盗取了“火种”。那么，20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的译介是否真正地“走了出去”？译者该走怎样的翻译出版路径才能提升其传播效果，让世界了解中国女性文学，进而让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的状况？

    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翻译出版现状

    新世纪以来全球掀起“中国热”，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状况却显露窘境。汉学家蓝诗玲曾说：“中国文学的译作对海外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多数作品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出版，并未真正进入书店。”具体到女性文学书籍的出版，翻译家朱虹也指出：在外国的大书店很少见到中国出版的女性文学书籍，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七个中国女作家》是唯一打入主流发行渠道的女性文学译本。从翻译出版的研究来看，笔者在数字出版平台中国知网上对女性文学的翻译出版研究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近30年来，有关女性文学出版的论文仅50余篇，其中涉及女性文学翻译出版的更是寥寥可数，不过5篇。从具体的翻译出版状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只有少数女性文学翻译作品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谌容的《懒得离婚》等成功走向国际图书市场。之后，在外文出版社、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香港《译丛》杂志等出版机构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下，王安忆、张洁、陆星儿、池莉、铁凝、程乃姗等作家的作品陆续走向海外。其中，由朱虹翻译的《今天没有太阳》（陆星儿）、孔慧怡翻译的《小城之恋》（王安忆）、Keiko Wang 与Nicky Harman合译的《去往别处的路上（合集）》（安妮宝贝）是当代女性文学译介的代表作，拓展了海外读者群。尽管国家推出“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但总体而言，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还处于边缘状态，关注度不高。根据吴赟教授对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译介的调研结果，近20年内女性小说在英语国家出版的情况比较艰难，国外的接受度也不高，而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占有庞大的市场，并且一版再版。人们会把问题归结于意识形态的不合、市场利益的操纵和流通渠道不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文学“贸易逆差”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不乏“翻译”的问题，即没有重视传播的桥梁——翻译的障碍。若翻译不佳，传播效果便无从谈起。那么，要提升优秀女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力度，我们需要采取哪些对策呢？下面笔者主要从四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女性文学作品翻译策略探究

    1.翻译素材的选择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下把中国女性作品推向海外市场，除了引介女性话题的作品，更要根据国外读者的需求选择素材，贴合海外受众的阅读期待和共有价值，从而赢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可。

    第一，选择共同价值观的题材。世界性的作品题材是翻译出版成功的前提。女性文学作品“走出去”在具体实践上鼓励译者翻译有关女性关怀，本土与海外女性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国内图书出版策划在选题时难免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译者选择的题材不得不反映女性如何在中国新时代的影响下走出 “苦难”“怨”“悲怆”。所以，译者在选材上不自由，无法享有主动性。这会导致海外读者“不买账”的情况发生。西方出版市场虽然对中国本土文学有猎奇心理，但他们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学心存芥蒂，比如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因此，我们应该选择海外读者能接受的，尤其是反映共同价值观的题材。比如尊重女性平等和自由的人文关怀话题，突出女性恋爱与婚姻的问题（恋爱自由、自由离婚等），以及与自然生态、疾病、全球化等人文精神相关的题材。若选择的题材是具有普遍性的女性话题，对译者来说更易拉近原作与受众的距离，也较容易吸引国内外的出版社。

    第二，选择反映“新女性”的素材。新女性主张女权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反对现行的固定婚姻形式，挑战传统的道德理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女性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葛浩文认为，美国一般读者不喜爱知识分子小说，他们喜欢以性爱、悬疑、政治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她们勇于突破文学禁区，其作品内容和形式不拘一格，也更契合国外受众的“口味”。

    第三，选择新媒介女性文学作品。在“传统媒体行将终结”的预言下，中国媒体开始了逆势扩张的步伐，而大众对翻译的兴趣也在增加。虽然我国媒体主要以英语为载体开展对外传播，但是中国女性文学作品译介的对外传播状况并不理想，因此，我们需要另辟蹊径。长期以来，国内译者翻译的中国女性文学素材都来自传统纸媒，忽视了异军突起的新媒介。实际上，在消费性极强的文化信息传播时代，海外读者会回避长篇的、经典的大部头文学译介，而是选择灵活变通的译介作品。新媒介文学又称为网络文学，它可以脱离出版社和书商的操控，拥有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新媒介文学中女性文学作品的出版优势是篇幅短小、主题广泛，在快节奏的时代更能契合读者的需求。译者倘若在传播方式上面向海外读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介女性文学作品来翻译，通过数字出版的方式宣传女性文学作品，就有可能拓展女性文学作品的海外市场。

    2.坚持以受众意识为主

    同一部译作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中国女性作品浸润着很多本土元素，若要“走出去”，译者要明白“读者是谁、读者有何需求、如何满足”，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语言向他们讲述中国女性的故事。鉴于此，笔者认为翻译的过程需要面向受众。具体而言，要结合归化和异化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两者也是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博弈最多的策略。简而言之，归化要求以译文读者或目标语为归宿，用目标语读者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那么，要坚持受众意识，是否就要一味地坚持归化策略？在此，我们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译作为例。此书有译者Chin和Jenner翻译的不同译本。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作者频繁使用感叹词传达女性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困惑。例如，“唉”在汉语中表达伤感或惋惜。对此，Chin倾向于向汉语习惯靠拢，把它译成Ai-ya和Ai （即汉语感叹词“哎呀”和“唉”的发音） 。而Jenner以英语的情感表达方式为主，根据归化的策略将其译成Oh dear或alas。相比之下，Jenner的译文淡化了原作的陌生感，更遵循受众的接受习惯。此外，对作品中人名、地名、语义、韵律的翻译，Jenner也坚持以归化策略为主，规避中式语言表达，让海外读者自然地体会原作女性的情感故事。虽然翻译提倡“归化和异化共存”，但要使中国女性文学“走出去”，译者应尽量弱化中国女性文本的含蓄和微妙之处，根据国外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文化通融程度，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正如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言：译者要翻译出作者想说的，读者想看的，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所说的。

    3.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

    在词汇层面上，我们提倡上述翻译策略，但女性作品的内涵和复杂性对译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如何把握作品的基调便是挑战之一。中国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囿于“弱势文学”（一个少数群体在一种强势语言内部抒写的文学）圈内，女性写作的最初立场是消解男性的话语霸权，以推翻被主导和被压制的状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与此不谋而合：语言是翻译的媒介，女性话语作为阴性力量需要在翻译中彰显。译者要把握女性作品的基调，女性主义翻译也要尝试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缔造全新的女性话语格局。譬如，陈染和林白以凝重的笔触强有力地表现了当下中国女性的成长态势。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心怀“怨”和“伤”，但并不绝望，原文中的女性情绪不是爆发性的，而是通过情节构建来凸显。译者若不反复品味，很难再现原文的基调。所以，朱虹提倡通过遣词造句的方式转化，比如添加副词、形容词等。若要表达原文中夸张的语调、潜台词和弦外之音则需要适当添加注释。文学翻译家路易斯·冯·弗拉德提出了女性文学翻译的三种实践策略，即增补，添加前言、脚注，“劫持”。这些策略要求译者使用“补上原文表述性别意义”的方式。通过前言，译者让文字为女性代言，让女性在作品中显形。在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译本中，译者王玲珍用长达10页的序言向读者解释作者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其要体现的女性主义基调。通过“劫持”，王玲珍砍掉了与女性主义不相应的观点。总之，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抓住作者的情绪变化、语言风格，坚持女性主义立场，避开译文被全盘归化的风险，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是用英语创作的。

    4.采取从摘译到全译循序渐进的翻译方法

    女性文学要走出去，译者要确保译本在异域能“适者生存”。鉴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译者可采取从摘译到全译循序渐进的翻译方法。有人把莫言的作品和葛浩文的译本进行对照，发现译者“把莫言的小说删改坏了”，这样的翻译方式引起了翻译界的争论。中国女性文学要顺利走入西方受众的视野，译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原作进行摘译、编译或改译，以助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谈及翻译王安忆的《富萍》，葛浩文说很艰难，他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在美国的市场前景不够好，即使他十分喜欢这部小说，但翻译到四分之一便搁笔作罢，致使该书的译作出版无果。笔者认为译者应采取摘译的方式，先让美国读者接受作品风格和形式，然后循序渐进地扩大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等条件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此外，在翻译先锋派女性文学作品过程中，摘译和编译的方法尤为重要。比如安妮宝贝和残雪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创作风格。安妮宝贝早期作品主题边缘，虽颓废和虚无，但能折射当代女性的内省；残雪着眼于深层的精神世界，极富批判性。因此，译者不能对其作品全盘接收，要根据受众的口味择取异域读者能接受的。在此前提下，通过摘译和编译，安妮宝贝和残雪的作品得以在海外顺利出版，例如由长河出版社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去往别处的路上》（安妮宝贝）、小说集《垂直运动》（残雪）。时代变了，读者的需求变了，我们的文学趣味也应该求新求变。翻译出版不仅要跟着作者走，更要跟着受众的需求走。

    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上担当重任。根据翻译出版的概念，中国文学走出去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作家与其作品，二是翻译出版。本文主要介绍了女性文学的一些翻译策略，不管是以受众为目标的翻译路径，还是女性主义翻译模式，目的都是让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主体，让世界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此外，只有继续推广女性文学的译介研究，让译者和出版方了解中西方的女性认知差异，鼓励女性文学“走出去”，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才能更好地跨越语言的鸿沟，帮助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我们不仅要让中国女性文学“走出去”，更要使其走进世界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