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策略

    刘晶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虽然时间不长，但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广令人乍舌，大众文化在新世纪的湖北同样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湖北文学在新世纪也迎来了全面快速的发展时期，老一辈的主流精英文学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等继续发力，佳作频出;新生代网络通俗文学作家如当年明月、匪我思存、十二、猫腻等，势不可挡、热门作品不断。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湖北文学的繁荣，共同催热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热。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策略，较之以前更加多样，主要集中在顺应市场运作的原则、关注现实与历史题材、削弱过浓的地域色彩三个方面。

    一、 顺应市场运作原则

    文学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影视艺术是在19世纪末才诞生，但由于二者在叙事技巧上的接近，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也由来已久。千禧年以前，中国影视改编的文学对象还主要集中在经典文学和当代主流作家作品。就湖北而言，刘醒龙、池莉、方方等主流精英作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率先“触电”，但进入21世纪后，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才开始更多顺应市场运作的原则，而随着市场运作的成熟，影视也才真正走向产业化。新世纪湖北文学在影视改编策略上更加顺应市场运作原则，主要体现在“追名”和“逐热”上。

    所谓“追名”，是指在市场运作原则之下，湖北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被更集中的影视化，如方方、池莉、刘醒龙、熊召政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占据着新世纪湖北精英文学的影视改编量的大半江山。新世纪伊始，两位湖北知名女作家方方、池莉点燃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热，方方的《行为艺术》被改编为电影《蓝色爱情》《桃花灿烂》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剧、《落日》被改改编为电视剧《亲情协议》，池莉的《沧桑花楼街》《小姐你早》等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生活秀》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剧，《有了快感你就喊》被改编电视剧《幸福来了你就喊》，这些改编的作品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受到观众认可。之后，熊召政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05）、刘醒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1），极大提高了湖北的文学自信与文化自信，也使湖北文学名家作品的影视改编脚步进一步加快。2009年池莉的《所以》被改编电视剧《爱有多远》，2010年熊召政的《张居正》被改编成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2012年方方的《万箭穿心》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2014年刘醒龙的《天行者》改编成电视剧《我们光荣的日子》……名家之作已经在广大读者心中积累起一定人气和声望，其影视改编作品也随之更容易被关注到，观众期待感更强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风险。

    所谓“逐热”，主要体现在对热门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上。尽管中国网络文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起步，而且发展势头强劲，但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却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剧上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状态……不但许多电视剧都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且也首次出现了由张艺谋这样的影视界‘大鳄导演的网络小说改编作品。一时间，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1]湖北省是一个传统的文学大省，湖北文坛对网络文学的态度宽容，湖北省作协早在2009年就修改章程接纳优秀的网络写手入会，这些都促成了湖北网络文学的顺利发展，涌现出了当年明月、匪我思存、十二、猫腻、蛇从革等一批湖北籍的热门网络小说家。2010年开始，这些湖北籍网络作家的热门小说开始集中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言情女王”的网络作家匪我思存。匪我思存的大部分热门网络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如《佳期如梦》和《碧甃沉》201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千山暮雪》2011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寂寞空庭春欲晚》201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而《裂锦》《东宫》《迷雾围城》《爱情的开关》《寻找爱情的邹小姐》《星光璀璨》等热门小说的影视改编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顺应市场运作原则的“逐热”策略，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这些根据网络热门小说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几乎部部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和收视率，市场效益明显。

    顺应市场运作原则的“追名逐热”，成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的重要策略，着表明影视行业的产业化进程在加速，与市场接轨的程度也在加深。影视公司在选择影视改编的文学对象时，更多考虑市场的需求，而非传统的审美标准。

    二、 关注现实与历史题材

    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影视剧对于“幻”的视觉呈现能力有限，所以，一些奇幻、魔幻、科幻影视剧常因画面特技太差而受人诟病，被观众戏称为是“五毛钱特效”的影视剧，于是，非幻类的现实、历史题材影视剧不管在成本上还是观众覆盖面上，都更有优势。

    一方面，“湖北文学一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方、池莉、刘醒龙、熊召政、邓一光的现实主义小说力作纷纷被改编为影视剧作，获得了良好反响”。[2]特别是几位女作家方方、池莉、匪我思存等聚焦都市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屡屡被搬上大银幕和电视荧屏。方方的小说大都涉及都市人的情与苦，冷静而深入的描绘人性灵魂的深处，如其代表作《桃花灿烂》，200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2007年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时取得了很高收视率，证明了扎根现实生活的作品，对当下大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池莉的小说更是以用现实主义笔调集中展现城市女性的感情生活和生存状态而著名。2009年，池莉的聚焦城市知识分子女性生命历程的小说《所以》被改编电视剧《爱有多远》，以女性视角揭示城市生活的困惑与痛楚，传达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智慧的题材，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在各大卫视播放时收获了可观的收视率。两位女作家的小说尽管深刻揭示了生活的不同困苦，但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特别是改编成影视剧后，这种正面力量被加以放大，同时添加了更多温暖的基调，比小说原著更强调一种坚定的力量，颇有现代都市人的“心灵鸡汤”味道，让观众领悟到不管生活怎么“秀”伤感，人都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桃花灿烂”。匪我思存的网络言情小说，不仅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更突出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因此成为电视剧改编的热门。2010年匪我思存的小说《佳期如梦》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2011年小说《千山暮雪》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均取得了不俗的收视反响。两部作品均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尽管达不到当代主流作家在刻画生活上的深度，过多追求情节的离奇，但是她对男女感情细节的真实描绘，颇有现实性，在虚构的情节中有着真实的情感流动。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依然是票房和收视率热门，不管是走进电影院还是打开电视剧，总能看到各种历史剧、年代剧。中国人有热衷“古代”题材的审美传统。其一，热衷“古代”题材反映了当代人对古人生活、思想、情感的窥伺欲望，能满足人们对没有经历过的历史的好奇心;其二，“好古”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中，就存在‘厚古薄今，‘以史为鉴的传统思想，所以中国人的观影模式中喜爱‘过去的故事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3]2010年，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被改编成43集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成为新世纪湖北文学中历史演义类小说改编影视剧的典型。100多万字的小说《张居正》分为四卷，讲述了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后厉行“万历新政”，生前享受圣恩、群臣逢迎，而死后家产被抄、官职被夺的传奇人生。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虽然删减了许多情节，没有原著小说那么丰富复杂，但也大概展示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能够满足大部分观众的好奇心需求。与历史演义小说“三分真”的特点不同，历史言情小说的虚构成分更多，而且以突出男女感情故事为重。匪我思存创作的历史言情小说典雅唯美、独树一帜，大量被改编为影视剧。2016年，匪我思存的历史言情小说《寂寞空庭春欲晚》被改编成40集同名电视剧，讲述了清朝康熙年间，被冤而死的忠臣遗孤卫琳琅、青年康熙、才子纳兰容若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作品除了康熙、纳兰容若等一些人物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余均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康熙与琳琅的爱情传说更是子虚乌有，但是对观众来说，他们不会去考证历史上是不是真有琳琅这个人，而是会欣欣然在历史的框架中去享受那个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新世纪湖北文学中涉及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时间段的作品也屡屡被改编成年代剧，如匪我思存的《碧甃沉》、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2010年，匪我思存的小说《碧甃沉》被改编成36集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讲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九省督军之子慕容沛林和乌池富商之女尹静琬的爱情传奇。与匪我思存以展现爱情为主的传奇小说不同，被改为同名电视剧的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则充满了史诗情怀。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截取了原著中上个世纪初到50年代的时间段，表现鄂东大别山区天堂山下的天门口镇上雪、杭两大家族的恩怨兴衰史，虽达不到原著小说的深度但也保留了宏大的叙事风格。

    三、 削弱过浓的地域色彩

    作家大都较长时间生活在某一地方，对当地风土人情更为熟悉，因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会带有地域色彩，就像一提莫言就会想到山东高密，一说到贾平凹就想到陕西商州。湖北文学在整体上也具有较为浓厚的地域特色，池莉笔下的的吉庆街、花楼街、集贤巷，方方笔下的汉正街、长江大桥、琴断口，董宏猷笔下的汉口码头，刘醒龙笔下的鄂东小镇，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山区，都是湖北所特有的。那么文学被改编成影视剧后，是否需要完全保留这些浓郁感人的地域特色呢？莫尼克﹒卡尔科-马赛尔认为：“改编不是简单地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的转换，而是创作另一部有自己深度、自己活力、自己自主权的新作品。撇开所有审美价值的评论，这些改编通常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的兴趣相符的实践。”[4]影视剧具有自己的艺术规律，在对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时并不需要完全一致，从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策略来看，在处理湖北文学过浓的地域特色的问题上，影视剧改编更倾向于采取削弱的策略，即削弱文学作品中原本有的、过于浓郁的湖北地域色彩，以求突破区域限制得到更多观众的共鸣。

    将拍摄场景挪到外省市和淡化方言感，是削弱文学作品中过浓地域色彩的常见方式。如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带火了武汉吉庆街和鸭脖，小说中不管是地名、食物还是人物对话，都有着浓厚的武汉特色，女主人公来双扬不时冲口而出的“汉骂”更是张扬出泼辣、爽直的个性，但是在改编为同名电影后，人物讲的都是普通话，尽管保留了小说中写到的吉庆街等武汉地名，但电影拍摄场景去是在重庆，以至于未看过原著的一些观众误以为电影讲的是重庆故事;而电视剧《生活秀》不仅全部采用了普通话对白，拍摄场地也挪到了厦门等地，更大幅度的削弱了原著中的武汉地域特色。又如方方的中篇小说《落日》讲述生活在四官殿（武汉地名）的老祖母丁太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但年老后却被家人嫌弃被当作负累，气愤之余喝“敌敌畏”自杀而引发的生活悲喜剧，小说中的丁太、丁如虎、汉琴等人物满口“土里土气”的武汉方言，使得作品“汉味”十足，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亲情协议》不仅完全没有了武汉方言，拍摄地点也是在深圳而不在武汉本地。还有方方的小说《行为艺术》中多次写到的武汉长江是一个重要场景，但改编的电影《蓝色爱情》则把外景搬到了海滨城市大连，用海景替代了江景。再如刘醒龙的小说《圣天门口》颇有鄂东特色，当地的风土人情、方言习俗不时点缀其中，但是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虽然保留了天门口镇等地名，但却是在北京、横店影视城等地取景摄制而成，语言上也采用普通话。

    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其实出现了不少地域方言特色的影视剧，如粤方言剧、东北方言剧、川方言剧、沪方言剧等，但从全国范围看，湖北地区及其方言的知名度并不高，如果完全按照湖北文学作品中的地域特色，把作品改编成鄂方言影视剧，观众接受度将大打折扣。这也导致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影视改编，在策略上需要削弱过浓的地域色彩。

    综上，新世纪湖北文学发展蓬勃，既有主流精英文学作品的推陈出新，又有网络通俗文学作品的加速发布，丰富了影视改编的可能性，主流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熊召政等的名家之作进一步影视化，网络作家如匪我思存、猫腻等的网络小说也迅速被改编成热门影视剧。新世纪湖北文学在影视改编策略上，更加顺应市场运作原则，突出“追名逐热”;关注现实和历史题材，对日常生活和历史传奇题材的作品改编热情较高;最后还善于削弱湖北文学中过于浓厚的地域色彩，以超越限制获得更高的票房和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