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刊物翻译专栏对英美小说的译介及影响

    【摘要】在19世纪初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政治改革家看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对启迪民智的作用。因此，他们在创办的各类文学刊物上开辟了大量的翻译专栏，重点译介英美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为近代中国社会引进了一批英美小说佳作，推动了近代中国本土小说创作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文学刊物；翻译专栏；英美小说

    【作者单位】陈细竹，赣南师范学院。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近代中国不仅出现了政治、教育、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出现了传媒领域的变革。近代传媒变革的主要标志是报刊媒体的产生。报刊的产生使中国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有了划时代的区别，也为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重要的窗口，给中国读者提供了更广泛、更快捷的阅读英美小说佳作的机会。

    一、近代文学刊物译介英美小说的概述

    1.近代文学刊物译介英美小说的社会背景

    马克思曾说：“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打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而有序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民族危机、封建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三重危机包围之下，西方帝国主义用炮火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强行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这种环境中产生的近代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锋，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更是两种“世界图式”的冲撞。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的每个个体无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中。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各方面都比中国强势的对手，学习西方、仿效西方成为当时一条重要的救国方略。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战略口号的号召下，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文化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从对西方技艺的借鉴到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思想文化的学习，中国社会不断地更新古老的机制，力图摆脱封闭、僵化的政治困局。

    1815年至1842年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创办报刊的初期。这一时期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一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据史料记载，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中国最早的刊物；1828年创办于澳门的《依泾杂说》是最早的中文报刊；1868年，时称“西学新知之总汇”的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了《万国公报》，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力非常大，发行量一度达到5.4万份。报刊媒体以其内容具有可读性、信息量大、传播快捷、价格低廉等特点，迅速占据了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

    2.近代文学刊物译介英美小说的类型

    近代文学刊物主要设有“政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爱情小说”“社会小说”“笔记小说”等栏目。这些文学刊物译介了当时一批英美作家的热门小说，笔者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列举部分作品如下。（1）近代中国第一篇由国人翻译的英美小说——英国作家利顿的《昕夕闲谈》（译者鳖勺居士），首次刊登于近代中国第一本文艺期刊《瀛寰琐记》（月刊）1872年第3期至28期。（2）英国斯威夫特所著的《格列佛游记》，曾于1872年5月21日刊登于《申报》，译名为《谈瀛录》，后又被译为《汗漫游》，发表于《绣像小说》期刊。（3）英国柯南·道尔所著的《窃毁拿破仑遗像案》《银光马案》《书记被骗案》等，刊登于《新小说》1903年至1904年的各期；《奇童案》则刊登于《小说林》1908年1月刊。（4）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玉虫缘》（译者碧罗，即周作人），刊登于1905年的上海《小说林》社刊。（5）英国侦探小说家葛威廉（威廉·鲁鸠）的《三玻璃眼》，刊登于1906年的《月月小说》。（6）英国作家邓耐生所著的《六百男儿行》（译者胡适），刊登于1906年6月的《竞业旬报》。（7）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桃李鸳鸯记》，刊登于《小说月报》。（8）英国作家迭更斯（狄更斯）的《一百五十岁之长病大仙》，刊登于1911年8月19日的《新世界小说报社》临时增刊。

    上述译介的英美小说包括了推理、科幻、纪实、爱情等类型，其中以推理小说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种现象有其深层原因：近代中国强敌压境，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报刊媒体亦自觉肩负起救亡图存、保卫国家的严峻历史使命。英美推理小说表现了以法律保障人权的进步意识，有启迪民智的作用；其以强烈的科学精神、层层递进的悬念吸引国人眼球的同时，也引入了与传统封建思想完全不同的西方人文思想和科学观念；其促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以及世界局势。因此，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代表的英美推理小说牢牢扎根于晚清通俗“公案”小说的土壤之中，通过“悬宕”的叙事风格，使崭新的西方思想观念进入国人的视野。这些富含科学性、哲理性与人文意识的英美小说与晚清社会形成了对比，在当时中国政治局面风雨飘摇的大环境里，映衬出封建体制的腐朽与衰败。

    二、近代文学刊物翻译专栏译介英美小说的社会影响

    总体来看，近代文学刊物翻译专栏译介的英美小说，对我国近代的文学创作方法和风格、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改变了近代中国民众对英美文学的认知

    在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清朝社会风气十分保守。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亟须转变，传统理念面临着巨大挑战。如当时人们对英美小说的认识非常片面，认为它不过是文字粗糙、内容庸俗、情节牵强、格调不高的消闲读物，难以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媲美，更难以入选经典作品范畴。但在当时一批学者的努力下，近代文学刊物纷纷开设了翻译专栏，对英美小说进行译介。这些翻译专栏的设置，对转变民众意识起到了 正面作用。

    第一，人们对英美小说有了更深层的了解。近代社会，人们认为英美小说，特别是英美通俗小说，缺少精品。但是，通过文学刊物翻译专栏对英美小说的译介，人们逐渐认识到，英美小说同样有精品，特别是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方面，以及艺术表现手法和题材创新方面，值得我国文学领域学习和借鉴。人们通过阅读英美小说译介作品，深切感受到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英美小说作家在为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之余，勇于在作品中对残酷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与揭露，比如披露司法黑暗、军队丑闻、医疗黑幕、政界腐败、黑帮斗争、社会罪恶、利益争夺、大国争斗、邪恶恐怖、环境污染等。同时，在这些英美小说译介作品中，也有对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母子亲情、工作事业等现实生活的描述，通过赞颂真情、匡扶正义，追求艺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这些内容，通过近代文学刊物的翻译专栏，推送给当时的读者，从而拓宽他们的视野。

    第二，人们对通俗文学和经典名著关系的认知发生改变。近代文学刊物翻译专栏中的大量英美小说译介作品，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经典名著和通俗文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以其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性见长；英美小说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与中国经典文学名著相较，亦有其独到之处。近代，英美国家一些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如马克·吐温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美国畅销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都是通过文学刊物的翻译专栏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这些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且流传至今，成为经典名著。

    第三，改变了中国近代作家对英美文学的看法，活跃了他们的创作思维，拓宽了他们的文学视野，使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受益匪浅。英美小说，无论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同于近代中国作家秉承的传统文学创作风格，充满了独特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近代文学刊物对英美小说的译介，向中国作家传递了一个信息：时代在发展，读者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作家应该把握大众阅读兴趣，顺应潮流、不断创新、求新求变。这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作家求新求变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2.促使近代中国民众的思想觉醒

    正如 《新世界小说社发刊辞》所云： “文化日进，思潮日进，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中国第一份以“小说”为名的刊物《新小说》正是在这种以小说“醒齐民之耳目”的思想潮流之中问世的。创刊之初，主编梁启超已认识到唤醒近代中国民众思想的必要性，而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阅读小说——“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2]，因此，《新小说》专门开辟翻译专栏，刊登英美等国的文学名著，宣传西方进步的人文思想。梁启超撰文云：“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3]可见《新小说》开辟翻译专栏，其主旨在于启迪民智，引进西方进步的政治思想与人文理论。

    据《月月小说》第6期的《本社特别广告》中的“本社总撰述我佛山人吴君趼人、总译述知新室主人周君桂笙惜皆任横滨《新小说》撰译事，二君之著作久为小说界所欢迎，毋庸赘述。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记载，可见随着翻译专栏的主笔周桂笙改聘为《月月小说》的总译述，竟导致《新小说》停刊，由此更证明翻译专栏是《新小说》的重要栏目。又如近代著名的半月刊《绣像小说》在突出其反封建主题的同时，聘请了翻译家奚若、吴涛等人主笔，开设了翻译专栏来译介英美小说，以实现“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鞴裨国利民”[4]的社会效应。由此可见，近代文学刊物开设翻译专栏之于唤醒民众思想的重要性。

    3.丰富近代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代英美小说的译介，为封闭的国人展现了广阔而新奇的天地。英美小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曲折的故事情节、迥异的西方文学风貌和人文价值观，给精神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近代中国人带来新奇与震撼。在电台广播还属于珍稀事物的冷传媒时代，报刊以新鲜的视角、庞大的信息量、快速的发行，以及轻便可携带等特点，不仅使当时的国人享受到了全新的阅读效果，还可以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汲取西方文化知识，这正是封闭古板的晚清社会所缺少的精神调剂。著名的维新派文学家丘炜媛在《论小说与民智之关系》一文中说：“故谋开凡民智慧，比转移士夫观听，须加十倍力量。其要领一在多译浅白话本，以资各州县城乡小馆塾；一在多译政治小说，以引彼农工商贩新思想。”[5]这就是近代社会赋予译介作品的政治使命。基于这种政治使命，翻译家们在挑选英美小说原作时，不仅关注原作文学水平的高低，更关注原作小说是否能带来西方文明和启蒙意识的传播。这种选取标准使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狄更斯、哈代、柯南·道尔等小说家的作品）更容易进入翻译家的视野，更容易被翻译家选中和译介，并受到当时国人的喜爱。从《新小说》第1期印刷出版后不到半个月就已“销售殆磬”，不得不“加工急速再版”[6]的发行状况，以及《新小说》刊登的作品屡屡被其他报刊转载，很快被出版社结集出书的可喜情况来看，这些新文风、新结构、新题材的英美小说颇受当时民众喜爱，有着极好的传播效应。黄遵宪给予《新小说》高度赞扬：“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何其神通，何其狡狯哉！”[7] 《新小说》主编梁启超回复云：“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刊物，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8]

    4.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郑振铎说：“（近代的翻译）不仅是启迪和介绍，还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9]近代英美小说的译介促使中国近代侦探推理小说诞生。英美侦探小说除了在叙事技巧方面给中国作家启示，还在内容设置、多维悬念设计、解谜般的叙事方法，以及第一人称口述的写实风格等方面对中国近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近代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直接受到《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影响，其叙事的条理层次与分析推理的缜密细致、人物形象的设计和锄强扶弱的主题，以及弘扬个人主义的风格，都带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鲜明烙印。

    5.形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新思维

    近代译介的英美小说完全颠覆了中国旧式小说的直线体例，构建了新的文本价值与思维体系，开启了近代作家以外国历史为小说题材的创作风潮。如《杭州白话报》刊出的表现美国女性独立精神的小说《美利坚自立记》（1901）、《新小说》刊登的小说《殖民伟绩》（1902）都属于这种题材的代表作。这类外国历史题材的小说有着抨击专制、向往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鲜明主题，表达出对西方进步社会的强烈向往。这同时也说明，在西方文学的感染下，近代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开始多元化，他们在小说创作题材范围上不断扩容，开始与封建旧式文学诀别，大步迈入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