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生当“农夫”

    张凌云　白雨菡

    无锡市高考文科第二名、北大西语系学生、外交部选培生、特派记者、西班牙外贸商人……命运之神似乎特别眷顾杨舒春，总能让他适时准确地摸到转换按钮，并让精彩一路紧随。

    34岁的他说，自己不断转换，只是因为不想太早知道自己的未来。

    德仓农庄的出现，让他拥有自己上市公司的斗志开始昂扬，也让梦想触手可及。

    距离无锡市区不远的地方，德仓农庄很有些名气。

    农庄规模并不算大，占地80亩，但这里却有大米、蔬菜、水果、黑毛猪、鸡、鱼等20多个品种，老百姓餐桌上的大部分食物都可以从这里获得。

    和杨舒春沟通是件愉快的事情。谈到每个时间节点，他都有故事可说，而且毫无保留，这或许与他曾做过10多年的特约记者有关。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不要报了吧”、“这个项目还不成熟，不适宜报道”之类的。颇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味道。

    外行“务农”

    七八月份正是农庄里最繁忙的季节。杨舒春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田里和工人一起拔草。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他，对农业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但从2011年加入德仓农庄后，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却让农庄经营得有声有色，其他3位合伙人也对他言听计从。

    杨舒春告诉记者，其实自己的想法是把几位合伙人的能量充分调动起来而已。与一般农庄讲规模、品种单一不同，这里鸡鸭鱼肉蛋，大米、青菜、萝卜、豆苗，等等，每个品种都有一点，这种做法在懂行的老乡眼里，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面积小，只能全部人工作业，而人工在当前是农业生产里成本最高的一块儿。

    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遭到村民的嘲笑和家人的反对。

    杨舒春说，在这一点上，4个合伙人意见一致，要坚持我们的创业初衷：从土地、水质治理到农产品生产，用微生物科技替代传统种植，从一般市场推广到物联网电子商务，除了农事体验还有一站式服务。

    杨舒春说，有这个底气，是因为合伙人各有特长。德仓农庄最早是由他的初中同学丁晨、丁晨的表姐龚锡芹以及农场法人顾斌合伙建立的。龚锡芹的哥哥是一位农业专家，可以指导农场的生产，所以龚姐主要负责农场日常生产管理；丁晨主要负责农场的网络管理，品牌设计工作。“我则负责农场的营销和宣传。德仓农庄和其他农场最大的不同是，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都采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施肥，而不是靠化肥。”

    杨舒春告诉记者，这种生物肥料完全是农场自己生产的，利用生物菌加生物肥料搅拌而成，在外面根本买不到。“技术支持主要就来自龚姐的教授哥哥。农场本身还是一个循环养殖系统，水稻去壳后成糠喂猪，猪粪用于肥土，部分蔬菜喂鸡。”

    然而梦想很美好，现实总是很骨感。农场运行了半年时间后，4位合伙人投入了500多万元，可是丰收的喜悦并没有如期到来。

    2013年5月，农场第一批50头用青菜和玉米喂出的小猪该出栏了。从2012年加入农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杨舒春早就发现经营农庄，许多事情远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这第一批小猪应该说结结实实给了他当头一棒，自信的他也开始质疑起当初的选择。

    2012年秋天，农场先后分两批买进50头小猪仔，每天只喂玉米和青菜拌成的饲料。杨舒春对这些吃特殊饲料的小猪抱有很多期待。他早早就计算好了第一批小猪能在2013年5月出栏，此前他特意到当地农贸市场了解猪肉行情，当地普通猪肉一斤卖到6元多，经过成本测算，他给自己养的猪定价30元钱一斤。他继续算着，不同部位不同价位，这样一头猪能卖6000元，50头就是30万元。

    但等猪肉投放市场，他们才发现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畅销，30元一斤的高价，根本无人问津。7月，第二批猪也应该出栏了，可是第一批还一只没有卖掉。这一下子就打乱了4个合伙人的计划，不但没有收入，卖不出去的猪每天还在不停地吃，喂养成本越来越高，周围的人都觉得杨舒春的思路可能有问题。

    合伙人龚锡芹说，那个阶段几个人都很压抑，压力很大，大家投入那么多，结果东西没人买，便怀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杨舒春的压力更大，急得整夜睡不着觉。家人反对，合伙人质疑，而产品又偏偏卖不出去。当年农场挖鱼塘时堆起来的土丘，是整个农场的制高点，心里有事的时候，杨舒春喜欢一个人到这上面来坐坐，田里的一草一木似乎在微风中跟他招手，他想走过去跟每一位拥抱。刚到农场时，每天的生活好像就是不断遇到难事，再不断解决，如今回想起来却是那么温暖。这一次，也应该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杨舒春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自己那么好的产品卖不出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愿意买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得想办法让消费者自己找上门来。”他想。

    因为有过当记者的经历，他把在当地一家报社做记者的朋友何玉洁邀请到农庄来。随着《北大毕业生回家乡种地》见报，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但猪全部卖出去了，农庄里其它农产品也开始供不应求。

    龚姐告诉记者，小杨的事情见报后，每天农庄都能接到好多电话，也有人自己过来的。不仅是猪，大米、蔬菜、鸡全部都有了销路。农庄随后开始采取会员制销售方式，很快就有了200多名会员。

    遭遇困窘

    农庄一度因为没有收入，没钱请工人，各种农活都只能杨舒春他们自己来做。

    杨舒春告诉记者，给稻子锄草，很多人都用除草剂。但他们几个是一棵一棵拔。人手不够，又没有钱去请人，根本不会干农活的他们，连草跟秧苗都分不清，把幼苗都拔掉了，闹了不少笑话。

    养鸡场也有麻烦。为了保证原生态，农庄养鸡不喂抗生素。一开始，小鸡孵出后，没养几天就死了，这让杨舒春们心疼不已。“后来我们想了个法子，在晚上让领头的母鸡孵蛋，然后白天就放进一批小鸡，让母鸡带着小鸡，之后再如法炮制，现在小鸡仔都长得特别好。”

    光有家禽还不够，他们一直想在农庄增加鱼塘，养殖甘露青鱼，但周围的鱼塘很难买，他们花了大价钱才弄到一块六七亩的虾塘，因为深度不够，又花几万元雇挖掘机深挖。为了防止泄洪，还必须给鱼塘装上水泥挡板。

    “工人开价是50元一块，这么一算又得好几万，心疼啊！”杨舒春说，为了节省开支，上千块水泥挡板，都是他们几个一块一块插进去的，“我们十几个人大冬天赤膊上阵，身上冷但心里是热火朝天的。”

    杨舒春的压力确实很大，父母直到现在也不愿跟人提起他们念北大的儿子回家种地了。因为有心结，杨舒春经营农场一年多了，父母才第一次去农场。在老人的心里，北大西语系毕业的儿子，千条路万条路可选，回家种地是最不该的选择。从小学习没让他们操心的儿子，却在工作选择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伤他们的心。

    父子反目

    学生时代，杨舒春是父母的骄傲。1999年，他以无锡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最终选择西语系，完成了父亲的一个愿望。父亲自小生活在上海，十里洋场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西装革履，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小时候的这个印象，让父亲觉得如果有能力与外国人接触，生活一定是错不了的，所以让他学语言是父亲早早就定下的计划。

    进入北大西语系后，杨舒春如鱼得水，学习成绩依旧优异。大三时，外交部到北大西语系挑选优秀学生，送到西班牙学习深造。经过考试选拔，杨舒春得到了这个机会，在西班牙度过了大学最后一年。

    也是这一年的生活，让杨舒春有了另一种选择的愿望。他说，本来他在西班牙的生活，外交部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吃住都不用操心。因为少年时就喜欢足球，所以一到西班牙，他就开始给一家报社采写足球报道，利用西甲联赛的平台，赚取了不少稿费，让他比一般的公派生条件还要好一些。

    杨舒春说，他供职的这家报社，创办人是一名中国人，刚到西班牙时也是两手空空，正是他的创业经历，点燃了他创业的一腔热血。“如果让我觉得我一眼可以看到我60岁、8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会觉得很恐怖。我的人生应该是每天充满变化，每天在奋斗中，每天在变化中不断地前行。”

    这时，他已决定放弃外交部的工作，只是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2003年7月，大四毕业后，他还是按培养协议，回国参加了外交部的入职考试，并顺利通过，只等着报到上班。

    等待的时间，杨舒春回老家与父母团聚。杨舒春说，那时父母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只是每天乐呵呵的，听着别人羡慕的奉承话，觉得他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了，逢人就提儿子要到外交部工作了。感觉这就是他们要的幸福生活。

    母亲每日里进商场，精心为他打点行李。父亲则早早帮他买好进京的火车票，老两口无数次憧憬着儿子穿着西装，作为发布人站在话筒前的样子。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去北京的前三天，杨舒春突然不见了。那几天里，杨舒春没有给父母留下只言片语，电话也打不通，急得母亲每天以泪洗面。老人不明白，一向乖顺的儿子到底怎么了？

    去外交部报到的日期就要到了。杨舒春如果不按时回去，不但要失去外交部的工作，还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最终，仍没有儿子消息的两位老人，几乎快要心理崩溃地踏上了进京的火车，替杨舒春到外交部说明情况并交了违约金。杨爸爸说，这笔钱不是赔，是还给外交部的。

    杨舒春对此的解释是，他深知父母的想法，如果明说，他担心老人会有过激的举动，所以干脆一走了之，等于把生米做成熟饭。

    杨舒春能想象到的是，自己一意孤行会多么伤父母的心。但父母对这件事的抵触情绪，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父亲一度宣布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最终，杨舒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003年9月，带着白手起家、异国创业的激情和梦想，杨舒春再次回到西班牙。他一边在马德里大学攻读市场学硕士学位，一边在报社和进出口公司打工，攒钱准备创业。

    这一时期，国内多家知名体育类报纸的足球专栏有关西甲联赛的报道，都能见到“特约记者杨舒春”的名字。杨舒春自豪地告诉记者，那几年，仅靠给媒体写稿子，自己每年就能有约4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所以后期在西班牙留学，自己没有花家里的钱，而且还略有积蓄呢。

    杨舒春在进出口公司打工时，认识了一些代理商，这些人专门帮像快餐店这样的零售企业采购促销时的赠品。

    2007年，杨舒春用5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50万元，注册了一个贸易公司，从中国定制小商品卖给那些认识的代理商，从中赚取差价。最好的时候，一年能卖出上千万元。

    杨舒春说，这个生意他至今还在坚持做，只要有固定客户，操作起来占用个人精力不是很大，很容易上手的。做这些生意赚来的钱，也是他投资农庄的主要来源。

    记者、外贸商人，这些听起来炫丽的名头，在杨舒春的心里始终没有掀起太多的涟漪。在他看来，外贸即使赚钱，也不过是夕阳行业，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从事一份朝阳产业；而记者女孩子做还可以，男孩子作为终身选择不太理想。但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把回乡种地作为他人生最重大的选择。

    杨舒春和父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父亲说：如果你这样胡搞，能赚钱，我就去自杀！

    复制农庄

    杨舒春觉得父母这样不信任自己，感到很委屈。他说：“我是很自信的人，别人对我不信任的话，我会觉得别人在贬低我，即使是我的爸爸、妈妈，也让我感觉糟糕透顶。”

    其实，杨舒春看好农场，这与父母有很大的关系。2010年10月，父母去西班牙看望杨舒春，母亲发现这里的菜不用洗就直接能吃时，非常喜欢这样的食品，对西班牙的食品安全赞不绝口。母亲的欢喜让杨舒春意识到，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具有消费高端农产品的经济能力，但很少有农场，可以同时提供餐桌上绝大多数食材，方便消费者采购。

    他决定要办一个这样的农场。

    杨舒春告诉记者，德仓农场前期为了保证农作物在完全有机的环境中生长，光土地就涵养了3年，没有种植任何作物，因而没有开展商业化运作，经营周转出现困难。“但这个困难已经过去，农庄这种模式在中国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如今经营农场第3年，杨舒春终于可以喘口气。他告诉记者：“投入不小，去年下半年开始情况好转起来了，估计今年能收回大部分的投资。今年仅1月，农庄就实现销售额36万元，预计全年实现销售额可以达到300多万元。农场收支基本可以持平，不再亏损，并具备了一定的造血能力。”

    杨舒春的想法是，尽快将德仓农庄复制到4个中心城市，由德仓农场全程控制、把关产品质量，采用“OEM”贴牌生产方式。届时每一个合作农场都要有专人驻场，采用统一的生物肥料。销售方式上也不再采用单一的会员制方式，而是与电子商务销售平台同时推进。

    他的想法是，要拥有一家自己的上市公司，德仓农场让他感觉这是离自己的梦想最近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