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策略
王婉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话语依然强劲。大众传媒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者，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常报道中，大众传媒应建构理性、积极的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大众传媒、民族主义、国家政策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民族主义；话语；南海仲裁案；理性；建构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预言，随着民族国家的日渐式微，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逐渐消退的历史现象。然而综观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依然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荣誉感日益增强，民族主义话语日渐强势。
一、文献梳理：民族主义及其与传媒的互动关系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20世纪90年代对民族主义进行回顾时指出，“民族主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过程，即形成和维护民族的整个过程；一种意识，即归属于某个民族的意识，同时也包括对本民族安全和繁荣的关注和期待；一种术语，象征某个民族及其角色；一种意识形态，包括民族和民族意志的文化思想，以及实现国家民族愿望和意志的方法；一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即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意志，达到民族目标的运动”。[1]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特征，每一种理论也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目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不试图对民族主义做徒劳无功的界定，而是将民族主义作为普遍存在于民族成员内部的一种心理状态，探讨这种心理状态是怎样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渗入人们的意识，如何在突发事件中被激发并产生强大的力量。
（二）大眾传媒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许多客观现实社会的集合，而是一种想象的创造物，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的印刷语言，这些印刷语言为人们创造了可以统一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中介，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逐渐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这些通过印刷品联结的“读者同胞”开始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观点的启发之处在于强调了大众传媒在形成民族意识和构建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主要是从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中得到的，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众传媒，在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
（三）传媒关于民族主义的议题设置
传媒的民族主义话语常常出现在政治经济类议题、文化体育类议题以及社会生活类议题中。政治类议题中，民族主义话语常常在国家对外关系面临摩擦时被建构，尤其是在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遭到侵犯时被强调以获得民间舆论的支持。经济类议题则通常在经济发展获得突出成就或对外经济发展遇到壁垒和限制之时被凸显，前者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而后者激发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共同维护。文化体育类议题在形成民族认同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以及对体育赛事成就的报道，能够有效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进而形成广泛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社会生活类议题主要涉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对民族成员日常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规范强制功能，挑战民族尊严、违背民族利益的行为经过大众传媒的公开报道，会引起民族成员普遍的批评和谴责”。[2]
（四）传媒报道对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机制
心理学层面的情绪是“由刺激、认知、主观体验、情绪的行为反应组成的反应过程。这几方面的关系是刺激情境→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产生主观的情绪体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应（包括行为反应）”[3]。民族主义情绪同样需要经历这四个阶段的反应过程，大众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情绪主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阶段发挥作用，而第二阶段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情绪产生类型的强度，进而决定着因情绪反应而产生的行为类型。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容易被激情所支配的情绪，大众传媒在对国际政治冲突热点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如果过度报道事件的严重性，渲染民族国家敌对氛围，片面刺激受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则很容易造成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下文将通过分析南海仲裁案事件的报道框架和叙事策略，为大众传媒建构理性积极的民族主义话语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二、“南海仲裁案”报道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呈现
“南海仲裁案”即菲律宾政府单方面向一个临时组建的仲裁庭控告中国，并寻求“裁决”的事件，被定义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从2013年初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出仲裁至2015年底，整个事件并未出现实质性的结果和进展，因此并未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直至2016年3月，国内媒体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关注和报道，且报道数量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2016年7月，所谓“最终裁决”判定菲律宾胜诉，并否认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之后，媒体报道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作为党媒，在国家对内对外的宣传中起着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是主流意见的舆论阵地，其声音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和态度。《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关注，对事件的进展动态、来龙去脉、官方立场、民间声音、国际社会的声音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报道。本文选取2016年3月至9月《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共180篇进行量化的分析和统计，研究其民族主义话语特征，分析其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策略。
（一）议程设置凸显议题重要性
《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作为官方舆论喉舌，在对“南海仲裁案”的议程设置主要通过报道数量、报道版面和报道篇幅表现出来。
“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与其他热点事件一样经历了一个报道数量逐渐增加达到报道高潮，最后逐渐减少趋于平淡的一个过程。3月和4月的报道数量较少，事件刚刚被媒体关注并报道。随着事件的演变和发展，报道数量逐渐增加，7月份事件的报道数量急剧增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报道达到高潮。这一阶段共有111篇报道，其中7月12日前后的报道数量在整个7月份的报道中最多，且篇幅较长，版面位置显著。
在本文选取的180篇“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中，1000—1500字的中等篇幅文章有80篇，占44.4%，1500—3000字的较长篇幅的文章有55篇，占30.6%，3000字以上的长篇文章有17篇，占9.4%。可见，对于这一议题《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报道篇幅上给予了突出，这一做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读者对这一事件的感知和重视。而1000字以下的短篇文章有28篇，约占15.6%的比重，可见对这一事件的短消息报道并不多，报纸并不是侧重于动态的短消息让读者了解事件的进程，而是侧重于通过较长的篇幅对事件进行背景梳理，让读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更为详细的了解。
版面位置方面，《人民日报》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03要闻版和21国际版两个版面，其中03要闻版大约占57%，21国际版大约占20%，而海外版在版面分布方面更为清晰，49%的报道被安排在头版即01要闻版，03要闻港澳台版以及09外媒看中国这两个版面的报道，分别占18%和16%的比重。由此可见，《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这一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相关文章被安排在头版、要闻版、底版和国际版等重要显著的版面来凸显其重要性。
（二）典型评论表明官方立场
报道体裁是报道内容的具体表达方式，《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消息、通讯、人物专访和评论四种体裁。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以评论体裁为主，占比为46%，主要通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来对事件进行说明和定性，从而表明我国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以“钟声”为笔名发表的“南海仲裁案不过是场闹剧”的系列评论代表了报纸对事件的整体立场和价值倾向，反应快速、观点鲜明，影响较大。从7月13日开始，《人民日报》以“钟声”为笔名连续发表了8篇系列评论，清楚地表明了报纸对这一仲裁结果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对整个事件进行定性，还奠定了国内媒体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基本舆论基调。8篇系列评论主题涵盖广泛，包括对我国自身立场和外交政策的肯定，对菲律宾政府行为的否定，对仲裁庭不合理裁决的質疑，对美、澳、日等国家霸权挑拨的谴责，对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认同，对中菲关系以及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展望。
（三）主题框架建构民族国家形象
在重大议题上，新闻媒体往往通过主题的选择与组织，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报道主题的选择和界定是新闻框架的高层次建构，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作用。综观《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主题主要有7类：对美国和日本相关举动进行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和态度、国内民间组织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反应、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看法和态度、对南海相关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南海仲裁案寻找历史和法理依据、报道相关进展并表明我国官方立场和态度。其中，主要集中报道事件的相关进展，同时坚定地表明我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和态度，这类报道共71篇占39%；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共40篇占22%。值得一提的是，对美日在这一事件中角色的报道与评论有23篇，占13%的比重，作为“他者”的美日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恶意的挑拨者和炒作者角色，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报道过程中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叙事过程中通过以上主题呈现了一个虽然被不合理对待仍然冷静克制、大局为重的中国形象和一个公然违背国际法、自不量力挑衅的菲律宾形象。在中菲的对立关系中，也着重塑造了其他的“他者”形象，包括霸权施压、妄图挑唆、双重标准、虚伪利己的美日形象，以及挺身而出、声援正义、支持中国的“国际社会”形象。可见，民族主义话语需要在“自我”和“他者”价值取向的差异和利益关系的博弈中得到建构，《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民族自我和民族他者形象的呈现，展示出中国政府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能力和决心，使民族成员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
（四）感情色彩激发、助推、平息民族情绪
文章的感情色彩是奠定报道基调、表达观点立场和价值倾向的最直接手段。《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存在着较为鲜明的感情色彩和倾向，主要通过措辞基调来体现。
“南海仲裁案”相关报道在感情色彩方面以正面报道基调为主，约占85%的比重，负面报道较少，占15%。在正面报道中由于措辞语气的不同又分为肯定措辞、中性措辞、积极措辞和否定措辞。从措辞语气可以看出，随着事态的发展，报道的感情色彩经历了从中性克制到强硬谴责再到积极展望的过程。《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前期对事件进程的报道围绕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侵犯、民族尊严被挑衅这一中心主题，通过中性克制的措辞基调能够很轻易地激发民族成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民间舆论对官方立场表示声援和支持，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奠定舆论基础；中期对这一事件进行直接表态和评论，全方位揭露仲裁庭和仲裁结果的不合理和不合法，谴责美日等国家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施压，强硬措辞进一步助推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得民间对菲律宾的抵触情绪达到高潮；后期通过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菲新政府妥善处理中菲分歧、推动中菲关系改善的积极表态的报道，回顾中菲友好交往历史，展望中菲关系未来，积极措辞，缓解紧张局面，释放和平息民族情绪。
三、传媒对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启示
前文通过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南海仲裁案”这一热点事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特点和策略是：通过议程设置凸显议题的重要性，引发民众的普遍关注；通过典型评论表达官方立场，奠定舆论基调；通过主题框架建构民族国家形象，赢得舆论支持；通过措辞基调的变化激发、助推、平息民族主义情绪，促进民族情绪的理性表达。总体来看，《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中理性、客观，以学者专家的观点为基础，为南海岛礁的归属提供历史和法理依据，揭示仲裁结果的不合法与不合理，使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抒发有了正义的出口，立场鲜明的同时保持克制，避免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狂热和狭隘化发泄。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4]。这就要求大众传媒在日常的报道活动中应建构一种开放、包容、理性、现代的民族主义话语，摈弃封闭、种族、排外的民族主义价值倾向，建构一种理性开放、自信包容的大国国民心态。
参考文献：
[1]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M].Harmondsworth，1991：72.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3.
[3]曹鸣岐.应用心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96.
[4]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1996（1）.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赵 亮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话语依然强劲。大众传媒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者，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常报道中，大众传媒应建构理性、积极的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大众传媒、民族主义、国家政策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民族主义；话语；南海仲裁案；理性；建构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预言，随着民族国家的日渐式微，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逐渐消退的历史现象。然而综观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依然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荣誉感日益增强，民族主义话语日渐强势。
一、文献梳理：民族主义及其与传媒的互动关系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20世纪90年代对民族主义进行回顾时指出，“民族主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过程，即形成和维护民族的整个过程；一种意识，即归属于某个民族的意识，同时也包括对本民族安全和繁荣的关注和期待；一种术语，象征某个民族及其角色；一种意识形态，包括民族和民族意志的文化思想，以及实现国家民族愿望和意志的方法；一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即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意志，达到民族目标的运动”。[1]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特征，每一种理论也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目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不试图对民族主义做徒劳无功的界定，而是将民族主义作为普遍存在于民族成员内部的一种心理状态，探讨这种心理状态是怎样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渗入人们的意识，如何在突发事件中被激发并产生强大的力量。
（二）大眾传媒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许多客观现实社会的集合，而是一种想象的创造物，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的印刷语言，这些印刷语言为人们创造了可以统一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中介，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逐渐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这些通过印刷品联结的“读者同胞”开始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观点的启发之处在于强调了大众传媒在形成民族意识和构建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主要是从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中得到的，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众传媒，在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
（三）传媒关于民族主义的议题设置
传媒的民族主义话语常常出现在政治经济类议题、文化体育类议题以及社会生活类议题中。政治类议题中，民族主义话语常常在国家对外关系面临摩擦时被建构，尤其是在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遭到侵犯时被强调以获得民间舆论的支持。经济类议题则通常在经济发展获得突出成就或对外经济发展遇到壁垒和限制之时被凸显，前者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而后者激发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共同维护。文化体育类议题在形成民族认同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以及对体育赛事成就的报道，能够有效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进而形成广泛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社会生活类议题主要涉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对民族成员日常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规范强制功能，挑战民族尊严、违背民族利益的行为经过大众传媒的公开报道，会引起民族成员普遍的批评和谴责”。[2]
（四）传媒报道对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机制
心理学层面的情绪是“由刺激、认知、主观体验、情绪的行为反应组成的反应过程。这几方面的关系是刺激情境→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产生主观的情绪体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应（包括行为反应）”[3]。民族主义情绪同样需要经历这四个阶段的反应过程，大众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情绪主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阶段发挥作用，而第二阶段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情绪产生类型的强度，进而决定着因情绪反应而产生的行为类型。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容易被激情所支配的情绪，大众传媒在对国际政治冲突热点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如果过度报道事件的严重性，渲染民族国家敌对氛围，片面刺激受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则很容易造成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下文将通过分析南海仲裁案事件的报道框架和叙事策略，为大众传媒建构理性积极的民族主义话语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二、“南海仲裁案”报道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呈现
“南海仲裁案”即菲律宾政府单方面向一个临时组建的仲裁庭控告中国，并寻求“裁决”的事件，被定义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从2013年初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出仲裁至2015年底，整个事件并未出现实质性的结果和进展，因此并未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直至2016年3月，国内媒体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关注和报道，且报道数量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2016年7月，所谓“最终裁决”判定菲律宾胜诉，并否认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之后，媒体报道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作为党媒，在国家对内对外的宣传中起着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是主流意见的舆论阵地，其声音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和态度。《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关注，对事件的进展动态、来龙去脉、官方立场、民间声音、国际社会的声音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报道。本文选取2016年3月至9月《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共180篇进行量化的分析和统计，研究其民族主义话语特征，分析其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策略。
（一）议程设置凸显议题重要性
《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作为官方舆论喉舌，在对“南海仲裁案”的议程设置主要通过报道数量、报道版面和报道篇幅表现出来。
“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与其他热点事件一样经历了一个报道数量逐渐增加达到报道高潮，最后逐渐减少趋于平淡的一个过程。3月和4月的报道数量较少，事件刚刚被媒体关注并报道。随着事件的演变和发展，报道数量逐渐增加，7月份事件的报道数量急剧增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报道达到高潮。这一阶段共有111篇报道，其中7月12日前后的报道数量在整个7月份的报道中最多，且篇幅较长，版面位置显著。
在本文选取的180篇“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中，1000—1500字的中等篇幅文章有80篇，占44.4%，1500—3000字的较长篇幅的文章有55篇，占30.6%，3000字以上的长篇文章有17篇，占9.4%。可见，对于这一议题《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报道篇幅上给予了突出，这一做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读者对这一事件的感知和重视。而1000字以下的短篇文章有28篇，约占15.6%的比重，可见对这一事件的短消息报道并不多，报纸并不是侧重于动态的短消息让读者了解事件的进程，而是侧重于通过较长的篇幅对事件进行背景梳理，让读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更为详细的了解。
版面位置方面，《人民日报》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03要闻版和21国际版两个版面，其中03要闻版大约占57%，21国际版大约占20%，而海外版在版面分布方面更为清晰，49%的报道被安排在头版即01要闻版，03要闻港澳台版以及09外媒看中国这两个版面的报道，分别占18%和16%的比重。由此可见，《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这一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相关文章被安排在头版、要闻版、底版和国际版等重要显著的版面来凸显其重要性。
（二）典型评论表明官方立场
报道体裁是报道内容的具体表达方式，《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消息、通讯、人物专访和评论四种体裁。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以评论体裁为主，占比为46%，主要通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来对事件进行说明和定性，从而表明我国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以“钟声”为笔名发表的“南海仲裁案不过是场闹剧”的系列评论代表了报纸对事件的整体立场和价值倾向，反应快速、观点鲜明，影响较大。从7月13日开始，《人民日报》以“钟声”为笔名连续发表了8篇系列评论，清楚地表明了报纸对这一仲裁结果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对整个事件进行定性，还奠定了国内媒体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基本舆论基调。8篇系列评论主题涵盖广泛，包括对我国自身立场和外交政策的肯定，对菲律宾政府行为的否定，对仲裁庭不合理裁决的質疑，对美、澳、日等国家霸权挑拨的谴责，对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认同，对中菲关系以及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展望。
（三）主题框架建构民族国家形象
在重大议题上，新闻媒体往往通过主题的选择与组织，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报道主题的选择和界定是新闻框架的高层次建构，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作用。综观《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主题主要有7类：对美国和日本相关举动进行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和态度、国内民间组织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反应、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看法和态度、对南海相关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南海仲裁案寻找历史和法理依据、报道相关进展并表明我国官方立场和态度。其中，主要集中报道事件的相关进展，同时坚定地表明我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和态度，这类报道共71篇占39%；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共40篇占22%。值得一提的是，对美日在这一事件中角色的报道与评论有23篇，占13%的比重，作为“他者”的美日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恶意的挑拨者和炒作者角色，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报道过程中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叙事过程中通过以上主题呈现了一个虽然被不合理对待仍然冷静克制、大局为重的中国形象和一个公然违背国际法、自不量力挑衅的菲律宾形象。在中菲的对立关系中，也着重塑造了其他的“他者”形象，包括霸权施压、妄图挑唆、双重标准、虚伪利己的美日形象，以及挺身而出、声援正义、支持中国的“国际社会”形象。可见，民族主义话语需要在“自我”和“他者”价值取向的差异和利益关系的博弈中得到建构，《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民族自我和民族他者形象的呈现，展示出中国政府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能力和决心，使民族成员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
（四）感情色彩激发、助推、平息民族情绪
文章的感情色彩是奠定报道基调、表达观点立场和价值倾向的最直接手段。《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存在着较为鲜明的感情色彩和倾向，主要通过措辞基调来体现。
“南海仲裁案”相关报道在感情色彩方面以正面报道基调为主，约占85%的比重，负面报道较少，占15%。在正面报道中由于措辞语气的不同又分为肯定措辞、中性措辞、积极措辞和否定措辞。从措辞语气可以看出，随着事态的发展，报道的感情色彩经历了从中性克制到强硬谴责再到积极展望的过程。《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前期对事件进程的报道围绕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侵犯、民族尊严被挑衅这一中心主题，通过中性克制的措辞基调能够很轻易地激发民族成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民间舆论对官方立场表示声援和支持，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奠定舆论基础；中期对这一事件进行直接表态和评论，全方位揭露仲裁庭和仲裁结果的不合理和不合法，谴责美日等国家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施压，强硬措辞进一步助推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得民间对菲律宾的抵触情绪达到高潮；后期通过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菲新政府妥善处理中菲分歧、推动中菲关系改善的积极表态的报道，回顾中菲友好交往历史，展望中菲关系未来，积极措辞，缓解紧张局面，释放和平息民族情绪。
三、传媒对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启示
前文通过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南海仲裁案”这一热点事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特点和策略是：通过议程设置凸显议题的重要性，引发民众的普遍关注；通过典型评论表达官方立场，奠定舆论基调；通过主题框架建构民族国家形象，赢得舆论支持；通过措辞基调的变化激发、助推、平息民族主义情绪，促进民族情绪的理性表达。总体来看，《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在“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中理性、客观，以学者专家的观点为基础，为南海岛礁的归属提供历史和法理依据，揭示仲裁结果的不合法与不合理，使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抒发有了正义的出口，立场鲜明的同时保持克制，避免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狂热和狭隘化发泄。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4]。这就要求大众传媒在日常的报道活动中应建构一种开放、包容、理性、现代的民族主义话语，摈弃封闭、种族、排外的民族主义价值倾向，建构一种理性开放、自信包容的大国国民心态。
参考文献：
[1]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M].Harmondsworth，1991：72.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3.
[3]曹鸣岐.应用心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96.
[4]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1996（1）.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