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者
李嵱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跨越了两个政权的更迭而存在，并日益发展。如今，被誉为东方卢浮宫的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之路已经走过了70年。
为了保护莫高窟，早期的守护者忍受了大漠的风沙和严寒、食物的短缺、经费的紧张、远离人世的寂寞。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是几代敦煌守护者的共同心声。
1941年，是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酝酿之年，自1900年云游道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大量文物以极低的价格被他卖给了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千年石窟沦为住兵藏匪、走兔圈羊之地，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
这一年，画家张大千、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及雕塑家王子云等先后西行至此，竟发现这座储满宝藏的石窟已是满目疮痍，迷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1941年敦煌开启保护
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里记述：由兰州去敦煌，先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酒泉去安西约280公里，需专雇骡车走三天；安西到敦煌180公里，连骡车也难通行，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在这样一段行程里，有三个休息站，就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
1941年秋天，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由重庆出发考察丝绸古道上的文物古迹，当他赶到敦煌时，张大千已经在敦煌安营扎寨了半年之久。
刚刚完成洞窟普查和编号工作的张大千，自然成了于右任的“导游”。二人连续多日提着马灯逐洞观赏雕塑和壁画，一方面被莫高窟举世无双的精美艺术而折服，另一方面又为外国人大量窃掠敦煌的艺术珍品而愤慨。
“莫高石窟，文物兴亡。阳关夕照，沙场夜月，也觉凄凉。”于右任在诗中写道。
敦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66年。据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眼时，只见对面的山上发出万道金光，似乎有千佛现出。乐僔大为震惊，决定开凿洞窟，住下来修行。以此为发端，洞窟越来越多，历经好几个朝代，绵延数里，形成一条壮观的石窟长廊。
然而，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短短三四十年，宝藏被劫掠一空。藏经洞中五万件文物有四万多件流散到了世界各地。英国人斯坦因只用区区几百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换走近万件文物。法国的伯希和、俄罗斯的柯斯洛夫、日本的吉瑞超等来到敦煌，也用相同的手段掠宝，及至清政府发现时，仅剩下残余经文8000余件。
1941年12月，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建议国民党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他在提议中写道：“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
1941年年底，雕塑家王子云率领西北文物考察团奔赴敦煌考察，临摹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还完成了一副敦煌石窟全景图。
1943年，张大千和王子云的考察团先后在兰州、重庆等地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破天荒第一次用临摹品将敦煌艺术公诸于世，引起了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在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说：“我就是看了两次敦煌画展，被敦煌艺术的魅力吸引到这儿来的。”
在敦煌艺术轰动大后方的舆论推动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从“提议”进入实施。
1941年，历史上成为敦煌保护的发端之年。这一年给敦煌的故事开了个头，从愚昧、破坏和盗卖悄然转向保护和传承，自此酝酿出一种新的可能。
先行者们的苦与忧
历经两年七个月，张大千和弟子们在敦煌临摹了276幅壁画。
他先按照历代工匠开凿石窟的顺序，从南向北、由底层到上层，为莫高窟作了科学而系统的编号。“张氏编号（英文代号C）”后来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并通用的敦煌莫高窟三大标准编号之一。
“临摹壁画的原则，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
张大千从青海塔尔寺以每月50块大洋雇来5位喇嘛画师，帮忙磨制颜料、缝制画布、烧制木炭条。在那幽暗的洞窟中，他不停地工作，对那些由线条、色彩和画面组成的各种天神、金刚、梵女、菩萨、高僧形象赞叹不已。
天气晴朗时，他们借着日光，用—块镜子反射入窟内进行临摹。而大多数时间则一手秉烛提灯，一手握笔临摹。洞窟里空气滞闷，待上半天，人就觉得头昏脑胀。
“揣想起来，古人比我们更困难……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在天花板顶上，也没有一处软弱的……”张大千的几次临摹壁画展反响极大。当时一些艺术青年，因看了画展而远赴敦煌，为敦煌学的研究默默贡献了一生。
然而，几十年来张大千却饱受流言之苦，担负了“破坏敦煌”的恶名。
据说历史上曾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原有的壁画表面涂抹上一层新的泥壁，而后在新壁上重新绘画，题上自己的名字和心愿，以达到向佛祖许愿的目的。成百上千年过去，遂形成了许多壁画竟有好几层。
张大千在陪于右任参观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欣喜万分，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
当时在场的甘肃省官员窦景椿回忆：“从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里层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画像。当时敦煌县政府的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遂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也。”泥皮剥落，露出了底层唐朝天宝年间两幅精美壁画。
就在这两堵败壁被打掉不久，“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张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文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辩。”
求画未得者依仗自己是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门生，叫嚣着一定把“这个画画的”赶出敦煌。“敦煌盗宝、破坏壁画”等罪名接踵而至。甘肃省参议会后来控告张大千“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的官司，更是闹得举国皆知，朝野哗然。
1949年的3月，甘肃省参政会对“控张”一案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这一重要结论原本可以还他以清白，却被刻意隐藏了。甘肃省参议院要求对此严加“保密，不予公开”。后随着1949年8月兰州的解放和甘肃省国民党参政会的解体，而彻底石沉大海。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社科院学者李永翘耗费几年精力，辛苦查找出当年裁决书的原件，才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一案大白于天下。
至此，远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张大千妻子）老泪纵流。这张裁决书张大千一生都没有等到。“他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张大千终其一生都未从此流言中解放出来，至今，关于他“破坏敦煌壁画”的流言仍在传播。
拓荒者的“无期徒刑”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莫高窟从此纳入政府有效的保护范围。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曾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1935年，留学法国的油画家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首次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当时他“倾倒于西洋文化，自豪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突然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1943年隆冬二月，常书鸿带着从重庆招募来的5个人，在敞篷卡车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后改骑骆驼终于来到了敦煌。3月24日，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升起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千佛洞。
“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这是常书鸿到达敦煌第一天写下的文字，那一年，他39岁。
面对劫后余生的莫高窟，常书鸿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当起了一名石窟管理员。他们住进一个破庙，在门口挂上“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木牌，即刻投入了工作。不久，他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等自筹经费，千里迢迢赶来敦煌，研究所实力大增，洞窟保护、调查、编号以及临摹工作得以陆续展开。
流沙像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大约有10万立方米，按照当时的工价，全部清扫需要300万元。教育部临行给他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5万元，现时已经所剩无几，怎么雇得起？
于是，他们在寒风中用自制的“拉沙排”清除积沙、驱赶附近啃树皮的牛羊、向县长借钱筑围墙、自己修栈道……这些工作，他们大干了10个多月。
“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常书鸿曾这样写道。
这时，经费告罄。没有钱买颜料，只能在脚下的黄土上琢磨办法，制作出不褪色的天然颜料……
给国民政府打了半年报告，经费仍毫无音信。常书鸿只好给梁思成发去电报，第三天接到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原来，财政部的官员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思成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
最让常书鸿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倒塌或脱落的危险。“这些文物补修工作，不敢轻易委托民工，怕他们搞坏，只好亲自动手。”
1945年，常书鸿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先是妻子陈芝秀忍受不了荒漠生活离去，后是收到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消息传来，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枯坐无语，泪流满面。接着就是同伴的离开。千年沧桑的莫高窟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儿女，还有两个工人。
1945年冬，为了挽救敦煌，延续分崩离析的敦煌研究所，常书鸿迢迢万里，返回重庆求援。几经周折，他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予以解决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
1949年9月28日，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第一个国庆节刚过，他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1950年7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院。1951年5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历代代表作摹本”已达到4000余件，一时动满京城。
此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研究院的工作条件逐渐得到改善。给洞窟里安上电灯那天，常书鸿高兴极了，他一个洞子一个洞子进去看，回来对家人说：“今天藏经洞那个仕女对我讲话，对我笑了！”
治沙、维修、临摹……当各项工作一点点展开时，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这个沙漠深处的研究院。
对于文革，常书鸿在回忆录中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但他曾经的同事高尔泰却无法忘掉，曾在一篇回忆常书鸿的文章中写道：“打他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
1968年后，批斗会少了，大多时候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有人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如今，他已沉睡沙漠20年了，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层楼的正对面。这是他的接任者，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亲自挑选的。她说：“常先生是敦煌守护神，我们希望他看着莫高窟最高的大佛，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锲而不舍的精神传承
樊锦诗是常书鸿点名要来的人才。
上世纪60年代，常书鸿从各大院校要来一批大学生，打破了以往的人才结构，学中文的、学历史的、学考古的年轻人都来了。
1962年，24岁的北大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学生樊锦诗来到敦煌实习。她在大学读过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常书鸿。所以见到常书鸿的第一印象有点失望：“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怎么像个农民？”
若干年以后，许多人对樊锦诗的印象如出一辙：“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怎么像个村姑？”
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水土不服，樊锦诗第一个离开敦煌，提前返回了学校。第二年，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再次来到敦煌，她的恋人彭金章则去了武汉大学。
1967年，樊彭两人结婚，自此拉开将近20年的两地分居的序幕。
在樊锦诗一头扑在敦煌研究保护的同时，彭金章也在武汉大学创立了考古系。谁去哪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开始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
直到1986年，彭金章才从武汉大学调到了敦煌研究院。之后他用了8年时间，在被称为“敦煌荒漠”的敦煌北区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至735个。
“老彭50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樊锦诗后来这样教育年轻人。
樊锦诗来到敦煌研究院的第一项工作，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才得以出版。在石窟逐渐劣化的情况下，这卷报告可以成为全面复原的依据。
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过了最初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新的保护课题不断摆在樊锦诗面前。
她很早就注意到了猛增的客流与敦煌文物衰退加剧之间的联系。可是敦煌研究院现在在编有数百人，整个研究院运作和文物研究保护的费用一年需要近1个亿，这笔钱主要靠门票收入，无法将游客挡在门外，只好限流。
她和同事们在开放的洞窟里安装了传感器，各项数据直接通达她的办公室和各监控室，一旦显示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超标，就立刻停止该洞开放。
她很清楚，莫高窟的这些洞都有“病”，要及时治疗。她与古遗址保护经验丰富的美国盖蒂保护所取得联系，经过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从外到内的系统保护网络。
1998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理由是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刚刚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傻了眼，“这不是要把这些洞给卖了吗？”
她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硬是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了。“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长有1600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她经常拿1908年拍摄的敦煌最早一批照片和现在比，每一次比较都让她备感震惊。短短100年，壁画和佛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颜料剥落、色彩退化、文物表面出现沙化。“它们已经诞生了1000多年，为什么在过去100年间，衰退速度加快了？”
她意识到：敦煌真的越来越老了，多病而脆弱。
“尽管尽最大努力保护，可是，由于风、沙、水、过量的游客……莫高窟的有些东西还是在逐渐毁损，就像我在不断变老，无法改变。”
于是，她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设想将洞窟、壁画、彩塑及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要永远保存下去。”
樊锦诗意识到，保护敦煌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一位参加过敦煌石窟调查的学者回忆起1964年初见樊锦诗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女，已经满头华发，年过古稀。
尽管和先辈们所处的时代已是天壤之别，但樊锦诗认为，自己面对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作为守护者，她要抵抗的依然是大自然和人为的两种破坏，她竭力把握着平衡。
“在文物的保护上，请叫我‘老顽固好了。”樊锦诗曾斩钉截铁地说。
当年，要建办公楼，她主张选址和九层楼要保持距离，并叮嘱建筑设计师：不要想通过这栋房子来突出你的设计风格，而是要想着怎么跟莫高窟相协调。“在莫高窟保护上不能有‘我，否则就麻烦了。”
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守护下，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满目疮痍的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安稳幸福的70年，依然巍峨耸立。
51年的坚守也让樊锦诗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那一群拓荒者。“他们不是一群对着敦煌壁画赞叹、欣赏、获取资料的旁观者，他们甘愿过着清教徒般艰苦的生活，孜孜不倦，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工作，是因为敦煌艺术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血融进了敦煌石窟！”
如今，樊锦诗的血液中，传承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