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音乐学论坛在京召开
郭昕
2014年9月19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音乐学论坛在北京京民大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上午8时30分，大会开幕式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赵晓楠主任主持下召开，院长赵塔里木教授为论坛致辞。开幕式结束，到会专家合影后，分为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和音乐数字化典藏四个分论坛进入会议。
民族音乐学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杨玉成教授的《高校民族音乐传承的经验与难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四个案例》；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教授的《创建具有“自我”文化特点的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中国音乐学院钱茸教授的《“三足鼎立”互为支持——地域性音乐解析多元手段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的《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的《乐对礼的遥望：论中国人的自由与秩序梦想》；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的《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教学体系的若干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研究员的《米脂乐班三重奏》；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的《论音乐在传播过程中作为媒介和信息的双重性质》；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的《我们为何要在传统音乐教研中采用民族音乐学方法》；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的《理论与实践在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失衡与平衡》；四川音乐学院杨晓副教授的《古琴普及读物与通用教材中常见琴曲的统计与浅析》；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教授的《对满汉融合背景下的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研究员、薛艺兵研究员和项阳研究员也分别进行了发言。
中国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温州大学音乐学院陈其射教授的《对中国古代乐律学史分期的研究》；中国音乐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的《音乐考古学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玫研究员的《历史文献中的宫调理论与现代乐理的整合》；中央音乐学院蒲方教授的《让中国音乐史学“回归”中国——对中国音乐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的《突破瓶颈——以曾志忞史料的挖掘为例》；中国戏曲学院李晓天副教授的《宏观建构与视域拓展——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问题的思考》；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的《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的反思》；华侨大学郑锦扬教授的《回望乐学——对中国古代乐学与现代乐学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孟维平教授的《“唯有源头活水来”——浅谈对中国音乐史学科未来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我的音乐史观》；西南大学李方元教授的《音乐作为文化：中国音乐史学面临挑战》；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多视角、深层次地关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以汉唐音乐为例》等。
西方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的《当前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及音乐生活现状之关系再思考》；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的《二十一世纪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周晓静教授的《分析的深度》；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的《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几个话题》；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的《历史音乐学在中国——问题与反思》；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教授的《打破学科藩篱，整合学术资源——关于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的建议》；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王晡教授的《新世纪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展望》；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教授的《捕捉“永恒的美”：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力量与生命力》；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思考中的几个问题》；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教授的《呼唤大文化视野的西方音乐史写作》；浙江音乐学院（筹）杨九华教授的《21世纪瓦格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副教授的《传统、西学与当下——试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挑战与契机》；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的《从转述迈向研究、创新》。
音乐数字化典藏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中国音乐学院桑海波副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体系音乐学学科建设》；吉林艺术学院陈吉风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传统音乐保护》；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日本音乐数字化典藏学科建设》；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何晓兵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传播》；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欢教授《音乐数字化典藏与高师人才培养》；东北师范大学尹正文教授的《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的《我眼中的APP时代及其音乐数字化典藏》；上海音乐学院王建民教授的《音乐、数字、文化》；国立台湾大学音乐学院宋文胜教授的《音频技术与音乐数字化典藏》；台湾师范大学黄均人教授的《全球音乐数位化典藏发展状况》等。
由于笔者分身乏术，无法纵观四个会场的进展实况，于是只得选择其中之一，全程听取了西方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会后，还特意邀请到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王晡老师针对此次论坛为我们进行详细解读。
音乐时空：本次高端论坛的主题是什么？
王晡老师：主题是音乐学学科发展展望，各分论坛都立意于本学科的发展。其实展望未来对于各学科发展来说都是个永恒的、核心的论题，这次论坛直接紧扣这个论题，给各学科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音乐时空：各位专家的发言是否都围绕这一议题？
王晡老师：就西方音乐学科来说，每个发言者都就自己心目中的核心论题作了发言，可以见到各人所想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包含在在这个大议题中。
音乐时空：学会选择这一议题的目的何在？
王晡老师：议题是主办方和学会一起商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高峰”来“明志”，集中核心力量，汇集智慧讨论核心问题——将来。
音乐时空：您本人的发言题目是《新世纪的中国西方音乐学科展望》，是否可以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点展望？
王晡老师：我首先作了学科回顾：1920-1940年代学科起步，1950-1970年代曲折发展，和1980-1990年代走上正轨，三个阶段其代表性的成果分别为王光祁、张洪岛和于润洋著或主编的《西方音乐史》论著，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学科的发展脉络和进步。除了论著，理念的前进、组织的建立和连续不断的学术讨论，体现了这个学科最近的发展亮点。面对当前，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挥学会作用，在史学方法上作出开拓，进入有价值的西方音乐史写作实践的前沿。我花较多时间，用一个具体的论题——肖邦的《革命》、“革命”和革命——来说明实证主义仍然是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有第一要义地位的基础方法；我们还要重视西方音乐史在当下的现实性——把握新人文主义的趋势，肯定人的创造欲望是音乐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们在音乐史写作中不仅要不断地证实经典，不断地重新阐释经典，还要不断地开掘经典：发现被忽视的经典、匡正被误读的经典和肯定新发生的经典，这样才能在中国人写作西方音乐史中实现必要性、体现独创性。
音乐时空：多位专家的发言也都集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问题，您认为目前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王晡老师：不断地写作西方音乐史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在肯定我们也要写作——不光是持续不断地引进之后，关键在于我们的写作必须要向前进，从王光祁、张洪岛到于润洋，每本书都有特点，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也必须继续向前跨进，不能以综述、转述甚至抄袭取代自己的原创，这个问题刘经树老师的发言对我们有颇具价值的启发。
音乐时空：汪申申教授提出《打破学科藩篱，整合学术资源——关于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的建议》，当前的趋势下在我国建立音乐学学会是否可行？
王晡老师：建立音乐学学会在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当下更有迫切的需要。汪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作为唯一的一个西方音乐史学界成员多次参加国内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学科的会议，每次都强调了学科融合的必要，但是仅在音乐学的子学科中实现起来就有困难，学科差异恐怕是主要籓篱。但是以一个有共同关注点的学术会议作为契机——而不是自上而下具“官方”色彩的运作——来建立这个综合的上一级学科的学会，还是有可能的。我是美国音乐研究会和西方音乐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经验，希望能用得上，早日实现音乐学学会的建立。这次论坛除了音乐分析学、体系音乐学（如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和大音乐科技）外，其他大的音乐学子学科差不多都到齐了，原本也有过中西音乐史两个领域合在一起交流的设想，但未能成行。这次会，各学科专家汇拢一起，极为难得，在厅堂里常见到不同学科的人热烈交谈，对话和刮进耳朵的有不少和学科相关的语词，真希望下次有机会时能实现更正式的不同学科间的融合式交流，
音乐时空：孙国忠教授阐述了《历史音乐学在中国——问题与反思》，历史音乐学在中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
王晡老师： 孙教授对历史音乐学在西方的学科历史、方法论和现实状况有深入的了解、透彻的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这次会议的发言就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情况讲到相关问题，是他所思所想中的一个局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我们可以继续加深理解。
音乐时空：叶松荣教授提出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尽管不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但也引起了多位专家的讨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晡老师：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界，有关这个“视角”、“视野”的问题，提出和争论都由来已久，参与的人也非常广泛，因为这是西方文化生存在中国环境下的必然。这次会叶教授用另外一个有关中国歌剧的论题取代了直接切入，其实也并不是与这个理论无关。就我本人的理解来说，音乐创作一向不以理论界的“指导”为然，除非你也是个作曲家，人家才可能改变懒得理你的态度。其实，有些人批评话剧加唱不是歌剧，说是以西方歌剧的标准作依据，似乎他也懂得多少外国，看来振振有词，而实在太幼稚。西方音乐中用道白而不是宣叙调的歌剧比比皆是——包括著名到了路人皆知的《卡门》——，甚至成为歌剧的一个门类。延安时代对《白毛女》的那种缺乏西方音乐常识的批评，只好用时代局限性去原谅，但是70多年过去了，对西方音乐还是一知半解，重弹老调，那就太可笑了；何况对音乐创作以一种模式做标准去衡量价值，其落后——甚至“反动”性早已经人人喊打过、不上桌面了。而对西方音乐学界来说，倒可以追究一下自己对作曲家们的西方音乐史的普及做得那么差的责任。而审视自己评议创作的“能力”——真正能够掌控创作技术，才是我们要取得音乐批评发言权的根本。
音乐时空：伍维曦老师作为本次论坛唯一一位年轻学者就《传统、西学与当下——试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挑战与契机》进行了发言，他所谓的“挑战”与“契机”分别是什么？
王晡老师：其实我更加注意到的不光是他的知识积累、聪慧和创见，还有这位年轻学者所有、而其他许多人所不具备的一种品质：看来毫无价值的事务工作，只要是对学科发展有利，他都肯认真去干。因为他懂得“能力依经验积累，天才靠底力充实”的道理。不以为自己是个或会是个大人物就不屑作底层的事，不是只喜欢和习惯于指手画脚，麻烦事都由别人去费力、耗时，这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成熟和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能不能成得了大气候的考验，“君子无惧繁”，缺了一块踏踏实实的砖，一座摩天楼都有可能倒塌。所谓献身，说的就是它。就像一部交响曲是由一个一个音符写出来的，音符都写不好，交响曲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一种品格，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底的异文化，我们不能不接受这种文化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同样也是。我希望了解、热爱和感动于西方音乐的人，都能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音乐时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刘经树教授，他在《从转述迈向研究、创新》中提出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新方法，您对刘教授提出的看法有何见解？
王晡老师：刘教授的发言极为重要，他首先指出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应尽快摆脱翻译、转述的模式，在21世纪迈向创新性研究。”然后又提出阐释学、结构史、文本批评可以是我们“尽早走上原创性研究的康庄大道。”的确，在解决了中国人研究和写作西方音乐史的必要性，树立突破综述、转述的初级层次，能取得原创成果的自信之后，这是对写作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导性理论。
音乐时空：本次论坛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
王晡老师：论坛给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塌下心、停下匆忙的脚步，对过去作一次冷静的回顾，对当下作一次沉稳的分析，对将来作一次周密的思考，为学科更顺利地前行、更理性地跨越，铺平道路。会议期间，学会在扩大的常务理事会上对近期的工作作了讨论和安排。我们有理由相信，论坛的成果一定能在学科接下来的征程中发挥出实际的作用。
很感谢《音乐时空》给学会这样一个空间，能够通过它宣示我们的思想，我代表学会表示感谢！
2014年9月19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音乐学论坛在北京京民大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上午8时30分，大会开幕式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赵晓楠主任主持下召开，院长赵塔里木教授为论坛致辞。开幕式结束，到会专家合影后，分为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和音乐数字化典藏四个分论坛进入会议。
民族音乐学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杨玉成教授的《高校民族音乐传承的经验与难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四个案例》；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教授的《创建具有“自我”文化特点的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中国音乐学院钱茸教授的《“三足鼎立”互为支持——地域性音乐解析多元手段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的《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的《乐对礼的遥望：论中国人的自由与秩序梦想》；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的《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教学体系的若干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研究员的《米脂乐班三重奏》；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的《论音乐在传播过程中作为媒介和信息的双重性质》；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的《我们为何要在传统音乐教研中采用民族音乐学方法》；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的《理论与实践在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失衡与平衡》；四川音乐学院杨晓副教授的《古琴普及读物与通用教材中常见琴曲的统计与浅析》；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教授的《对满汉融合背景下的岫岩太平鼓“烧香”仪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研究员、薛艺兵研究员和项阳研究员也分别进行了发言。
中国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温州大学音乐学院陈其射教授的《对中国古代乐律学史分期的研究》；中国音乐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的《音乐考古学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玫研究员的《历史文献中的宫调理论与现代乐理的整合》；中央音乐学院蒲方教授的《让中国音乐史学“回归”中国——对中国音乐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的《突破瓶颈——以曾志忞史料的挖掘为例》；中国戏曲学院李晓天副教授的《宏观建构与视域拓展——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问题的思考》；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的《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的反思》；华侨大学郑锦扬教授的《回望乐学——对中国古代乐学与现代乐学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孟维平教授的《“唯有源头活水来”——浅谈对中国音乐史学科未来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我的音乐史观》；西南大学李方元教授的《音乐作为文化：中国音乐史学面临挑战》；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多视角、深层次地关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以汉唐音乐为例》等。
西方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的《当前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及音乐生活现状之关系再思考》；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的《二十一世纪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周晓静教授的《分析的深度》；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的《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几个话题》；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的《历史音乐学在中国——问题与反思》；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教授的《打破学科藩篱，整合学术资源——关于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的建议》；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王晡教授的《新世纪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展望》；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教授的《捕捉“永恒的美”：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力量与生命力》；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思考中的几个问题》；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教授的《呼唤大文化视野的西方音乐史写作》；浙江音乐学院（筹）杨九华教授的《21世纪瓦格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副教授的《传统、西学与当下——试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挑战与契机》；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的《从转述迈向研究、创新》。
音乐数字化典藏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主要有：中国音乐学院桑海波副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体系音乐学学科建设》；吉林艺术学院陈吉风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传统音乐保护》；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日本音乐数字化典藏学科建设》；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何晓兵教授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与传播》；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欢教授《音乐数字化典藏与高师人才培养》；东北师范大学尹正文教授的《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音乐数字化典藏》；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的《我眼中的APP时代及其音乐数字化典藏》；上海音乐学院王建民教授的《音乐、数字、文化》；国立台湾大学音乐学院宋文胜教授的《音频技术与音乐数字化典藏》；台湾师范大学黄均人教授的《全球音乐数位化典藏发展状况》等。
由于笔者分身乏术，无法纵观四个会场的进展实况，于是只得选择其中之一，全程听取了西方音乐史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会后，还特意邀请到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王晡老师针对此次论坛为我们进行详细解读。
音乐时空：本次高端论坛的主题是什么？
王晡老师：主题是音乐学学科发展展望，各分论坛都立意于本学科的发展。其实展望未来对于各学科发展来说都是个永恒的、核心的论题，这次论坛直接紧扣这个论题，给各学科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音乐时空：各位专家的发言是否都围绕这一议题？
王晡老师：就西方音乐学科来说，每个发言者都就自己心目中的核心论题作了发言，可以见到各人所想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包含在在这个大议题中。
音乐时空：学会选择这一议题的目的何在？
王晡老师：议题是主办方和学会一起商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高峰”来“明志”，集中核心力量，汇集智慧讨论核心问题——将来。
音乐时空：您本人的发言题目是《新世纪的中国西方音乐学科展望》，是否可以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点展望？
王晡老师：我首先作了学科回顾：1920-1940年代学科起步，1950-1970年代曲折发展，和1980-1990年代走上正轨，三个阶段其代表性的成果分别为王光祁、张洪岛和于润洋著或主编的《西方音乐史》论著，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学科的发展脉络和进步。除了论著，理念的前进、组织的建立和连续不断的学术讨论，体现了这个学科最近的发展亮点。面对当前，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挥学会作用，在史学方法上作出开拓，进入有价值的西方音乐史写作实践的前沿。我花较多时间，用一个具体的论题——肖邦的《革命》、“革命”和革命——来说明实证主义仍然是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有第一要义地位的基础方法；我们还要重视西方音乐史在当下的现实性——把握新人文主义的趋势，肯定人的创造欲望是音乐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们在音乐史写作中不仅要不断地证实经典，不断地重新阐释经典，还要不断地开掘经典：发现被忽视的经典、匡正被误读的经典和肯定新发生的经典，这样才能在中国人写作西方音乐史中实现必要性、体现独创性。
音乐时空：多位专家的发言也都集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问题，您认为目前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王晡老师：不断地写作西方音乐史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在肯定我们也要写作——不光是持续不断地引进之后，关键在于我们的写作必须要向前进，从王光祁、张洪岛到于润洋，每本书都有特点，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也必须继续向前跨进，不能以综述、转述甚至抄袭取代自己的原创，这个问题刘经树老师的发言对我们有颇具价值的启发。
音乐时空：汪申申教授提出《打破学科藩篱，整合学术资源——关于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的建议》，当前的趋势下在我国建立音乐学学会是否可行？
王晡老师：建立音乐学学会在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当下更有迫切的需要。汪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作为唯一的一个西方音乐史学界成员多次参加国内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学科的会议，每次都强调了学科融合的必要，但是仅在音乐学的子学科中实现起来就有困难，学科差异恐怕是主要籓篱。但是以一个有共同关注点的学术会议作为契机——而不是自上而下具“官方”色彩的运作——来建立这个综合的上一级学科的学会，还是有可能的。我是美国音乐研究会和西方音乐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经验，希望能用得上，早日实现音乐学学会的建立。这次论坛除了音乐分析学、体系音乐学（如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和大音乐科技）外，其他大的音乐学子学科差不多都到齐了，原本也有过中西音乐史两个领域合在一起交流的设想，但未能成行。这次会，各学科专家汇拢一起，极为难得，在厅堂里常见到不同学科的人热烈交谈，对话和刮进耳朵的有不少和学科相关的语词，真希望下次有机会时能实现更正式的不同学科间的融合式交流，
音乐时空：孙国忠教授阐述了《历史音乐学在中国——问题与反思》，历史音乐学在中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
王晡老师： 孙教授对历史音乐学在西方的学科历史、方法论和现实状况有深入的了解、透彻的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这次会议的发言就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情况讲到相关问题，是他所思所想中的一个局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我们可以继续加深理解。
音乐时空：叶松荣教授提出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尽管不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但也引起了多位专家的讨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晡老师：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界，有关这个“视角”、“视野”的问题，提出和争论都由来已久，参与的人也非常广泛，因为这是西方文化生存在中国环境下的必然。这次会叶教授用另外一个有关中国歌剧的论题取代了直接切入，其实也并不是与这个理论无关。就我本人的理解来说，音乐创作一向不以理论界的“指导”为然，除非你也是个作曲家，人家才可能改变懒得理你的态度。其实，有些人批评话剧加唱不是歌剧，说是以西方歌剧的标准作依据，似乎他也懂得多少外国，看来振振有词，而实在太幼稚。西方音乐中用道白而不是宣叙调的歌剧比比皆是——包括著名到了路人皆知的《卡门》——，甚至成为歌剧的一个门类。延安时代对《白毛女》的那种缺乏西方音乐常识的批评，只好用时代局限性去原谅，但是70多年过去了，对西方音乐还是一知半解，重弹老调，那就太可笑了；何况对音乐创作以一种模式做标准去衡量价值，其落后——甚至“反动”性早已经人人喊打过、不上桌面了。而对西方音乐学界来说，倒可以追究一下自己对作曲家们的西方音乐史的普及做得那么差的责任。而审视自己评议创作的“能力”——真正能够掌控创作技术，才是我们要取得音乐批评发言权的根本。
音乐时空：伍维曦老师作为本次论坛唯一一位年轻学者就《传统、西学与当下——试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挑战与契机》进行了发言，他所谓的“挑战”与“契机”分别是什么？
王晡老师：其实我更加注意到的不光是他的知识积累、聪慧和创见，还有这位年轻学者所有、而其他许多人所不具备的一种品质：看来毫无价值的事务工作，只要是对学科发展有利，他都肯认真去干。因为他懂得“能力依经验积累，天才靠底力充实”的道理。不以为自己是个或会是个大人物就不屑作底层的事，不是只喜欢和习惯于指手画脚，麻烦事都由别人去费力、耗时，这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成熟和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能不能成得了大气候的考验，“君子无惧繁”，缺了一块踏踏实实的砖，一座摩天楼都有可能倒塌。所谓献身，说的就是它。就像一部交响曲是由一个一个音符写出来的，音符都写不好，交响曲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一种品格，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底的异文化，我们不能不接受这种文化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同样也是。我希望了解、热爱和感动于西方音乐的人，都能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音乐时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刘经树教授，他在《从转述迈向研究、创新》中提出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新方法，您对刘教授提出的看法有何见解？
王晡老师：刘教授的发言极为重要，他首先指出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应尽快摆脱翻译、转述的模式，在21世纪迈向创新性研究。”然后又提出阐释学、结构史、文本批评可以是我们“尽早走上原创性研究的康庄大道。”的确，在解决了中国人研究和写作西方音乐史的必要性，树立突破综述、转述的初级层次，能取得原创成果的自信之后，这是对写作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导性理论。
音乐时空：本次论坛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
王晡老师：论坛给我们的西方音乐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塌下心、停下匆忙的脚步，对过去作一次冷静的回顾，对当下作一次沉稳的分析，对将来作一次周密的思考，为学科更顺利地前行、更理性地跨越，铺平道路。会议期间，学会在扩大的常务理事会上对近期的工作作了讨论和安排。我们有理由相信，论坛的成果一定能在学科接下来的征程中发挥出实际的作用。
很感谢《音乐时空》给学会这样一个空间，能够通过它宣示我们的思想，我代表学会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