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视域下的晋北道情传播方式研究
【摘要】2006年，晋北道情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非遗”视域的观照下，对晋北道情进行传承和保护，从此变得重要而迫切。在此背景下，从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五个方面对晋北道情的传播方式展开研究，以此挖掘并发现晋北道情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非遗；道情；传播方式
200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第32届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而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正式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公约》指出：从概念的外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道情”属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一样，“道情”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等特征。[2]2006年，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道情戏”位列其中。
作为“道情”家族的一员，晋北道情是目前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保存最完整的道情戏。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晋北道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进行梳理，或者说，在“非遗”视域的观照下，对晋北道情的传播进行研究，以此挖掘并发现晋北道情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认为，“道情”传播分为本位传播和延伸传播两个层次。本位传播是对“道情”艺术最为直接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一个层次；延伸传播是指在“道情”本位传播基础之上对各类艺术信息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二个层次。[3]它与宗教、民俗等构成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影视、报刊等）的兴起，使“道情”的延伸传播大大扩展，出现了新的局面。鉴于晋北道情的特殊审美品格和生态环境，我们把其传播方式主要分为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
一、宗教传播和民俗传播
“道情”起源于唐代道教经韵，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传播也与道教活动有关。“道情”的形成可以分为法曲道情和俗曲道情两个阶段。法曲道情在唐代宫廷盛行一时，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就是用法曲道情伴奏。法曲道情衰落后，广大道士走出宫廷，走进居士林（道教民间活动场所）。他们选择了终南山（秦岭中段），从此终南山成为历史上道教活动的中心，俗曲道情就在这里形成，并逐步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西北、北路、中原、湖广、西南、东南六大“道情”系统。[4]俗曲道情的形成经历了经、词和“道情”三个阶段，并始终与道教活动相伴随。[5]这种现象导致全国各地“道情”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各不相同。俗曲道情有一個重要特点——顺山势而传播，因此历史上一些重要的道教活动圣地就成了“道情”演出的中心，包括晋北的恒山和管岑山。资料显示，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完颜雍）诏全真教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赴燕京传道。丘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溯黄河北上，途经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州、繁峙，过蔚州、宣德后，由居庸关入燕京，沿途讲道义，传道情，受符箓，收徒众，影响颇著。[6]从此，道教民间活动盛行，晋北一带始有“道情”。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晋北道情”。
晋北道情形成后，继续随着游方道士的足迹四处传播，晋北一些道教宫观周围遂成为“道情”活动的中心。像恒山北岳庙、小峪老爷庙、大同朝阳宫、五台白云观等，至今尚有“道情”演出。2008年，恒山道乐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晋北地形，恒山、管岑山一纵、一横贯穿南北、东西，二山蜿蜒曲折，会于神池。因此，神池县成为传统“道情”活动中心。以神池为中心，顺山势而形成四条“道情”传播路线：神池经阳方口，翻过管岑山，沿代县、繁峙东去，再从沙河出白马石，进入应县，沿恒山北麓到浑源元灵宫，此为东去路线；从神池过五寨入河曲，乘船顺流南下，或渡黄河进入府谷，到白云山真武庙，此为西进路线；从神池东北大水口，越恒山入朔州，再顺管岑山北上，经山阴、怀仁到大同清虚宫，此为北上路线；从神池向西，入五寨，顺管岑山南下，经岢岚、兴县到达临县，再渡黄河到陕北佳县，抵白云山真武庙，此为南下路线。这四条路线，据考证，也正是当年游方道士所走过的。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晋北道情的传播与道教活动密切相关。
历史进入明代，道教的衰落迫使晋北道情暂时与道教活动相隔离。但很快，它又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作为“敬神戏”而存在，形成了与晋北民俗水乳交融的局面——“道情里面有民俗，民俗里面有道情”。所敬之神，便是太上老君，民间多为三清道人。但在具体的神庙建筑中，三清道人往往与其他诸如龙王、关公等神灵在一起，形成了三清居正殿，龙王、关公居侧殿、配殿的局面。这一方面体现出晋北民众杂神信仰的传统，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历史上，晋北地区多风沙，水旱灾害频繁。由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所决定，在晋北几乎所有的道观里，一般都有龙王。唱戏祈雨成为晋北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唱之戏便是“道情”，在晋北民众的心灵里，“道情”是神戏，有求必应。此时，晋北道情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民俗传播。凡是祈雨，必有“道情”，晋北道情也就伴随着民众祈雨的诉求传遍晋北大地。
二、本位传播
晋北道情分为说唱道情和戏曲道情。说唱道情是“道情”的早期形态，它以说唱的形式敷演道教故事，伴奏乐器主要有渔鼓和简板；在清代乾嘉时期，伴随着花部戏剧的兴起，晋北道情始登戏剧舞台，称为戏曲道情。在说唱道情阶段，晋北道情主要依赖宗教和民俗进行传播；在戏曲道情阶段，则主要凭借舞台艺术本体进行传播，即本位传播。
本位传播包括整体传播和分支传播。整体传播是本位传播中最本真的传播，体现着“道情”的整体面貌；分支传播是针对“道情”剧目、唱腔等要素而进行的传播。[7]以晋北道情传统剧目《李翠莲传》为例，该剧来自道书《旧十渡船》，主要叙述刘全外出经商，唐僧取经路过李翠莲家，翠莲出于善心而以金钗斋僧，引起夫妇疑忌，刘全不问是非，大打出手，导致李翠莲上吊身亡的故事。这本来是个佛教故事，被编成戏曲进入“道情”，体现出晋北民众的生活信仰和思想观念，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缘果报思想。通过整体传播，演员传达给观众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这里的主人公李翠莲是一个善人，她以金钗斋僧、无辜被打、含冤死去、允准还魂，皆因其“善”。正因其充分契合了晋北民众的传统心理，才能成为晋北道情中期的代表剧目，以致有了“韩门道情”和“李门道情”的区分。通过分支传播，观众得以阅读剧本、欣赏唱腔，从中感受不一样的美与乐趣，并获得相关知识。例如李翠莲临死前的唱词就传达出了她临死前左右为难的复杂心情。
“道情”本位传播中的整体传播和分支传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整体传播是“道情”艺术信息的整体性发布[8]，它引导观众进入剧场，接受“仪式性”的洗礼，演员和观众可以在其中进行忘我的创作和欣赏。但由于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和集体性，舞台艺术给予每个观众的视听效果并不相同。一些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可能还有进一步熟悉剧本、倾听唱词的需要。当人们阅读了剧本、收听了唱片之后，也会对该剧本的舞台演出效果产生兴趣，进而走进剧场。
三、艺人传播
艺人传播，是通过艺人对广大民众传授戏曲知识，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戏曲传播方式。[9]非物质性传承主要通过艺人传播来实现。晋北道情自清道光以来艺人传播情况如下。第一代有：李有润、李艾圪塔、张兴旺；第二代有：胡俊、邬圣祥、崔二疤、石六十八、王丑娃、王明元、王青亮、黄武成、田存富、胡挂印、郑之禄、陈才仁、杨富、老闻润；第三代有：鲍佐、李生才、老潘师、樊掌才、张芝荣、马武、石锁仁、詹八十、康健；第四代有：杨仁成、郑国英、郭丙同、米辅、张裕、洪全茂、王银柱、杨白、傅贵子、王月清、郭丙礼、燕忠善、王堂；第五代有：周四、王占邦、段兴旺、陈廷杰、孟占明、曹培富、李成；第六代有：高成忠、阎光禄、小娥娥、郝俊、高增、高成素、高登。这里既有家族内部的传播，如李有润和李艾圪塔、郭丙同和郭丙礼、高成忠和高成素系兄弟，高成忠、高成泰和高登系叔侄；也有师徒之间的传播，如李有润与胡俊、邬圣祥、黄武成系师徒关系，王占邦与李成、高成忠、郝俊、高增系师徒关系。这些艺人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共同促进了晋北道情的繁荣发展。其中贡献较大的有李有润，艺名“十六红”“盖河东”，曾任“五云堂”道情班班主。石锁仁，神池县大磨沟村人，工花旦，艺名“响马旦”，大磨沟道情班成员。米辅，应县米寨村人，小旦，艺名“米三旦”，曾参加“武为周班”和“侯二林班”，右玉道情剧团首任班主。王占邦，神池县大磨沟村人，工花脸，艺名“周仓黑”，“昌盛班”班主，大磨沟道情班主要成员。他们既登台演出，又收徒传艺，为晋北道情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艺人传播还有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职业或半职业戏班。这类戏班多以班主名字命名，成员通常以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为主，再吸收其他外来演职人员组成，如“阴来财班”“武为周班”“项桂山班”等。资料记载：较早的职业或半职业戏班，是河曲县“五云堂”道情班，班主李有润，主攻须生。它主要活跃于清代咸丰年间，活动地域集中在河曲县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省神木、府谷等县。至光绪年间，这个戏班依然存在。除此之外，此时期的道情职业戏班还有20余个，如繁峙县的“阴来财班”、代县的“老潘师班”等。艺人和职业戏班是一种戏曲、一个剧种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晋北道情拥有如此众多的演艺人员和职业戏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剧种的繁荣兴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晋北道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顺应这种发展，专业性的“道情”艺术团体神池道情剧团和右玉道情剧团相继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晋北道情的传播和发展。
四、媒介传播
媒介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一切使戏曲得以传播的物质和非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称作媒介。戏曲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媒介传播。狭义的媒介传播是指通过戏曲广告、演出通知、戏单、戏画、戏曲文物以及广播、影视、光碟、网络等新兴媒体而进行的戏曲传播。我们这里的媒介传播概指狭义。
戏曲传播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以19世纪末为节点，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世纪末之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传播媒介相对较少，具有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小等特点。
据著名道情艺人石锁仁先生回忆：他曾在崞县城（今山西原平崞阳镇）的戏台上看到一条题记，上书“峕大清乾隆元年正月十五，经堂会”。大清乾隆元年为1736年，距今已有将近300年历史。武艺民就此断定，至迟在清代乾隆年间，晋北道情已经登上戏曲舞台。[10]《经堂会》敷演“韩湘子经堂会母故事”，是晋北道情的早期剧目。这则信息亦反映出此时的晋北戏曲道情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河曲县唐家会村有一“三官庙”，现存石碑两通。其中一通记载：元代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此村就有“三官社”组织。“三官社”里有一光棍堂，当时是一个“道情”坐唱班。社首组织活动，演唱“道情”，祈求风调雨顺。此时距丘处机北上传播“道情”仅有134年。由此可见，“道情”传播到晋北地区不久，即被用于民间祭祀活动，民俗传播与宗教传播相伴随。
乾隆元年，该村村民李迄出任“三官社”会首；出于对戏曲艺术的热爱，曾出资置办戏箱行头一副；从此以后，“三官社”道情坐唱班便开始登上戏曲舞台。李迄的孙子，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有润，他继承祖业，进一步把“道情戏”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三官社”出色的须生和班主。与他同期的另一位“三官社”成员张兴旺，艺名“喜面生”，是道光时期出色的“道情”演員。其四世孙张仝兔，为保护和传承“道情”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他曾献出一批“道情”演出抄本；内有“传家李有润，誊抄邬圣祥”“五云堂玩意班戏文”的字样，足见这批剧本流传之久远。
河曲五花城乡上捻墕村，亦有“五云堂”活动的记载。该村建有龙王庙，现存正殿、配殿、山门和戏台。在戏台后墙一侧，至今留有一条“五云堂”演戏题记：“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庙会大吉，阳歌盛事风搅雪。日唱《小寡妇上坟》，夜唱《打经堂》。五云堂玩意班敬演”[11]。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小寡妇上坟》系二人台剧目，《打经堂》是“道情”剧目。由此推断，此时的“五云堂”戏班尚处于“风搅雪”“两下锅”阶段。《打经堂》系前述《李翠莲传》的一部分，属于晋北道情的中期剧目。从这里也可知道，此时的晋北道情所演剧目已经从刚开始的《湘子传》向《李翠莲传》过渡。
后期，伴随着新的媒体的出现，晋北道情的传播媒介也变得多了起来，主要有报纸、广播、影视、光碟、网络等。这一时期的媒介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以神池道情剧团为例：1956年，受山西省文化局委派，“道情”专家武艺民来神池道情剧团收集、整理“道情”音乐，剧团内部也开始发掘、整理“道情”剧目和音乐。其间，众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一起，整理、改编了如《翠红下书》《玉凤配》《湘子骂门》等优秀剧目。
1961年，新老艺人先后收集记录了大量神池道情音乐和表演资料；出版了由武艺民、杨建华和傅勋瑞收集整理的《晋北道情音乐》；中国唱片社灌制了《草场》《四劝》《访妻》《打经堂》《刘权进瓜》等资料性密文唱片两张和公开发行的《晋北道情曲牌联奏》唱片两张；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灌制舞台艺术唱片《四劝》《玉凤配》。
1978年，武兆鹏编曲，黄凤兰、蔺凤鸣、王青花、万灵枝等演唱的《香罗泪》《审诰命》《卷席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放了由武兆鹏编曲，黄凤兰、蔡淑珍演唱的《木兰之死》。
新时期以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趋势下，古老的晋北道情又焕发出新的生机。1997年，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出版，列专章论述晋北道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晋北道情音乐》、武兆鹏的《晋北道情音乐研究》得以再版；杨俊峰《神池道情研究》系列书目于2016年出版，标志着晋北道情研究的新高峰。晋北道情的传统优秀剧目像《湘子传》《李翠莲传》《玉凤配》等都已出版了光碟；经典曲目都已灌制了唱片，有了录音带。2006年，“道情戏”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晋北道情的传播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晋北道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这几种传播方式并不是彼此分开、割裂进行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的。在说唱道情阶段，以宗教传播为主；登上戏曲舞台之后，以本位传播为主；而民俗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则贯穿始终。它们共同推动着晋北道情的传承保护和传播发展。
（本文为2013年度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非遗视域下的晋北道情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242）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文版）[EB/OL].http：//www.unesco.org.
[2]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6（1）.
[3]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4]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27-163.
[5]宫文华.晋北道情历史渊源、艺术特点及生存现状的考察[J].戏曲研究，2013（87）.
[6]宫文华.晋北道情发展流变考[J].山西大同大学學报，2011（5）.
[7]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8]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9]康保成.观念、视野、方法与中国戏剧史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176.
[10]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27-163.
[11]宫文华.晋北道情发展流变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5）.
（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
编校：赵 亮
【关键词】非遗；道情；传播方式
200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第32届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而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正式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公约》指出：从概念的外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道情”属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一样，“道情”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等特征。[2]2006年，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道情戏”位列其中。
作为“道情”家族的一员，晋北道情是目前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保存最完整的道情戏。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晋北道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进行梳理，或者说，在“非遗”视域的观照下，对晋北道情的传播进行研究，以此挖掘并发现晋北道情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认为，“道情”传播分为本位传播和延伸传播两个层次。本位传播是对“道情”艺术最为直接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一个层次；延伸传播是指在“道情”本位传播基础之上对各类艺术信息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二个层次。[3]它与宗教、民俗等构成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影视、报刊等）的兴起，使“道情”的延伸传播大大扩展，出现了新的局面。鉴于晋北道情的特殊审美品格和生态环境，我们把其传播方式主要分为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
一、宗教传播和民俗传播
“道情”起源于唐代道教经韵，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传播也与道教活动有关。“道情”的形成可以分为法曲道情和俗曲道情两个阶段。法曲道情在唐代宫廷盛行一时，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就是用法曲道情伴奏。法曲道情衰落后，广大道士走出宫廷，走进居士林（道教民间活动场所）。他们选择了终南山（秦岭中段），从此终南山成为历史上道教活动的中心，俗曲道情就在这里形成，并逐步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西北、北路、中原、湖广、西南、东南六大“道情”系统。[4]俗曲道情的形成经历了经、词和“道情”三个阶段，并始终与道教活动相伴随。[5]这种现象导致全国各地“道情”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各不相同。俗曲道情有一個重要特点——顺山势而传播，因此历史上一些重要的道教活动圣地就成了“道情”演出的中心，包括晋北的恒山和管岑山。资料显示，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完颜雍）诏全真教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赴燕京传道。丘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溯黄河北上，途经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州、繁峙，过蔚州、宣德后，由居庸关入燕京，沿途讲道义，传道情，受符箓，收徒众，影响颇著。[6]从此，道教民间活动盛行，晋北一带始有“道情”。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晋北道情”。
晋北道情形成后，继续随着游方道士的足迹四处传播，晋北一些道教宫观周围遂成为“道情”活动的中心。像恒山北岳庙、小峪老爷庙、大同朝阳宫、五台白云观等，至今尚有“道情”演出。2008年，恒山道乐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晋北地形，恒山、管岑山一纵、一横贯穿南北、东西，二山蜿蜒曲折，会于神池。因此，神池县成为传统“道情”活动中心。以神池为中心，顺山势而形成四条“道情”传播路线：神池经阳方口，翻过管岑山，沿代县、繁峙东去，再从沙河出白马石，进入应县，沿恒山北麓到浑源元灵宫，此为东去路线；从神池过五寨入河曲，乘船顺流南下，或渡黄河进入府谷，到白云山真武庙，此为西进路线；从神池东北大水口，越恒山入朔州，再顺管岑山北上，经山阴、怀仁到大同清虚宫，此为北上路线；从神池向西，入五寨，顺管岑山南下，经岢岚、兴县到达临县，再渡黄河到陕北佳县，抵白云山真武庙，此为南下路线。这四条路线，据考证，也正是当年游方道士所走过的。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晋北道情的传播与道教活动密切相关。
历史进入明代，道教的衰落迫使晋北道情暂时与道教活动相隔离。但很快，它又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作为“敬神戏”而存在，形成了与晋北民俗水乳交融的局面——“道情里面有民俗，民俗里面有道情”。所敬之神，便是太上老君，民间多为三清道人。但在具体的神庙建筑中，三清道人往往与其他诸如龙王、关公等神灵在一起，形成了三清居正殿，龙王、关公居侧殿、配殿的局面。这一方面体现出晋北民众杂神信仰的传统，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历史上，晋北地区多风沙，水旱灾害频繁。由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所决定，在晋北几乎所有的道观里，一般都有龙王。唱戏祈雨成为晋北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所唱之戏便是“道情”，在晋北民众的心灵里，“道情”是神戏，有求必应。此时，晋北道情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民俗传播。凡是祈雨，必有“道情”，晋北道情也就伴随着民众祈雨的诉求传遍晋北大地。
二、本位传播
晋北道情分为说唱道情和戏曲道情。说唱道情是“道情”的早期形态，它以说唱的形式敷演道教故事，伴奏乐器主要有渔鼓和简板；在清代乾嘉时期，伴随着花部戏剧的兴起，晋北道情始登戏剧舞台，称为戏曲道情。在说唱道情阶段，晋北道情主要依赖宗教和民俗进行传播；在戏曲道情阶段，则主要凭借舞台艺术本体进行传播，即本位传播。
本位传播包括整体传播和分支传播。整体传播是本位传播中最本真的传播，体现着“道情”的整体面貌；分支传播是针对“道情”剧目、唱腔等要素而进行的传播。[7]以晋北道情传统剧目《李翠莲传》为例，该剧来自道书《旧十渡船》，主要叙述刘全外出经商，唐僧取经路过李翠莲家，翠莲出于善心而以金钗斋僧，引起夫妇疑忌，刘全不问是非，大打出手，导致李翠莲上吊身亡的故事。这本来是个佛教故事，被编成戏曲进入“道情”，体现出晋北民众的生活信仰和思想观念，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缘果报思想。通过整体传播，演员传达给观众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这里的主人公李翠莲是一个善人，她以金钗斋僧、无辜被打、含冤死去、允准还魂，皆因其“善”。正因其充分契合了晋北民众的传统心理，才能成为晋北道情中期的代表剧目，以致有了“韩门道情”和“李门道情”的区分。通过分支传播，观众得以阅读剧本、欣赏唱腔，从中感受不一样的美与乐趣，并获得相关知识。例如李翠莲临死前的唱词就传达出了她临死前左右为难的复杂心情。
“道情”本位传播中的整体传播和分支传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整体传播是“道情”艺术信息的整体性发布[8]，它引导观众进入剧场，接受“仪式性”的洗礼，演员和观众可以在其中进行忘我的创作和欣赏。但由于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和集体性，舞台艺术给予每个观众的视听效果并不相同。一些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可能还有进一步熟悉剧本、倾听唱词的需要。当人们阅读了剧本、收听了唱片之后，也会对该剧本的舞台演出效果产生兴趣，进而走进剧场。
三、艺人传播
艺人传播，是通过艺人对广大民众传授戏曲知识，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戏曲传播方式。[9]非物质性传承主要通过艺人传播来实现。晋北道情自清道光以来艺人传播情况如下。第一代有：李有润、李艾圪塔、张兴旺；第二代有：胡俊、邬圣祥、崔二疤、石六十八、王丑娃、王明元、王青亮、黄武成、田存富、胡挂印、郑之禄、陈才仁、杨富、老闻润；第三代有：鲍佐、李生才、老潘师、樊掌才、张芝荣、马武、石锁仁、詹八十、康健；第四代有：杨仁成、郑国英、郭丙同、米辅、张裕、洪全茂、王银柱、杨白、傅贵子、王月清、郭丙礼、燕忠善、王堂；第五代有：周四、王占邦、段兴旺、陈廷杰、孟占明、曹培富、李成；第六代有：高成忠、阎光禄、小娥娥、郝俊、高增、高成素、高登。这里既有家族内部的传播，如李有润和李艾圪塔、郭丙同和郭丙礼、高成忠和高成素系兄弟，高成忠、高成泰和高登系叔侄；也有师徒之间的传播，如李有润与胡俊、邬圣祥、黄武成系师徒关系，王占邦与李成、高成忠、郝俊、高增系师徒关系。这些艺人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共同促进了晋北道情的繁荣发展。其中贡献较大的有李有润，艺名“十六红”“盖河东”，曾任“五云堂”道情班班主。石锁仁，神池县大磨沟村人，工花旦，艺名“响马旦”，大磨沟道情班成员。米辅，应县米寨村人，小旦，艺名“米三旦”，曾参加“武为周班”和“侯二林班”，右玉道情剧团首任班主。王占邦，神池县大磨沟村人，工花脸，艺名“周仓黑”，“昌盛班”班主，大磨沟道情班主要成员。他们既登台演出，又收徒传艺，为晋北道情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艺人传播还有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职业或半职业戏班。这类戏班多以班主名字命名，成员通常以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为主，再吸收其他外来演职人员组成，如“阴来财班”“武为周班”“项桂山班”等。资料记载：较早的职业或半职业戏班，是河曲县“五云堂”道情班，班主李有润，主攻须生。它主要活跃于清代咸丰年间，活动地域集中在河曲县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省神木、府谷等县。至光绪年间，这个戏班依然存在。除此之外，此时期的道情职业戏班还有20余个，如繁峙县的“阴来财班”、代县的“老潘师班”等。艺人和职业戏班是一种戏曲、一个剧种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晋北道情拥有如此众多的演艺人员和职业戏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剧种的繁荣兴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晋北道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顺应这种发展，专业性的“道情”艺术团体神池道情剧团和右玉道情剧团相继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晋北道情的传播和发展。
四、媒介传播
媒介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一切使戏曲得以传播的物质和非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称作媒介。戏曲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媒介传播。狭义的媒介传播是指通过戏曲广告、演出通知、戏单、戏画、戏曲文物以及广播、影视、光碟、网络等新兴媒体而进行的戏曲传播。我们这里的媒介传播概指狭义。
戏曲传播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以19世纪末为节点，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世纪末之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传播媒介相对较少，具有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小等特点。
据著名道情艺人石锁仁先生回忆：他曾在崞县城（今山西原平崞阳镇）的戏台上看到一条题记，上书“峕大清乾隆元年正月十五，经堂会”。大清乾隆元年为1736年，距今已有将近300年历史。武艺民就此断定，至迟在清代乾隆年间，晋北道情已经登上戏曲舞台。[10]《经堂会》敷演“韩湘子经堂会母故事”，是晋北道情的早期剧目。这则信息亦反映出此时的晋北戏曲道情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河曲县唐家会村有一“三官庙”，现存石碑两通。其中一通记载：元代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此村就有“三官社”组织。“三官社”里有一光棍堂，当时是一个“道情”坐唱班。社首组织活动，演唱“道情”，祈求风调雨顺。此时距丘处机北上传播“道情”仅有134年。由此可见，“道情”传播到晋北地区不久，即被用于民间祭祀活动，民俗传播与宗教传播相伴随。
乾隆元年，该村村民李迄出任“三官社”会首；出于对戏曲艺术的热爱，曾出资置办戏箱行头一副；从此以后，“三官社”道情坐唱班便开始登上戏曲舞台。李迄的孙子，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有润，他继承祖业，进一步把“道情戏”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三官社”出色的须生和班主。与他同期的另一位“三官社”成员张兴旺，艺名“喜面生”，是道光时期出色的“道情”演員。其四世孙张仝兔，为保护和传承“道情”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他曾献出一批“道情”演出抄本；内有“传家李有润，誊抄邬圣祥”“五云堂玩意班戏文”的字样，足见这批剧本流传之久远。
河曲五花城乡上捻墕村，亦有“五云堂”活动的记载。该村建有龙王庙，现存正殿、配殿、山门和戏台。在戏台后墙一侧，至今留有一条“五云堂”演戏题记：“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庙会大吉，阳歌盛事风搅雪。日唱《小寡妇上坟》，夜唱《打经堂》。五云堂玩意班敬演”[11]。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小寡妇上坟》系二人台剧目，《打经堂》是“道情”剧目。由此推断，此时的“五云堂”戏班尚处于“风搅雪”“两下锅”阶段。《打经堂》系前述《李翠莲传》的一部分，属于晋北道情的中期剧目。从这里也可知道，此时的晋北道情所演剧目已经从刚开始的《湘子传》向《李翠莲传》过渡。
后期，伴随着新的媒体的出现，晋北道情的传播媒介也变得多了起来，主要有报纸、广播、影视、光碟、网络等。这一时期的媒介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以神池道情剧团为例：1956年，受山西省文化局委派，“道情”专家武艺民来神池道情剧团收集、整理“道情”音乐，剧团内部也开始发掘、整理“道情”剧目和音乐。其间，众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一起，整理、改编了如《翠红下书》《玉凤配》《湘子骂门》等优秀剧目。
1961年，新老艺人先后收集记录了大量神池道情音乐和表演资料；出版了由武艺民、杨建华和傅勋瑞收集整理的《晋北道情音乐》；中国唱片社灌制了《草场》《四劝》《访妻》《打经堂》《刘权进瓜》等资料性密文唱片两张和公开发行的《晋北道情曲牌联奏》唱片两张；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灌制舞台艺术唱片《四劝》《玉凤配》。
1978年，武兆鹏编曲，黄凤兰、蔺凤鸣、王青花、万灵枝等演唱的《香罗泪》《审诰命》《卷席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5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放了由武兆鹏编曲，黄凤兰、蔡淑珍演唱的《木兰之死》。
新时期以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趋势下，古老的晋北道情又焕发出新的生机。1997年，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出版，列专章论述晋北道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晋北道情音乐》、武兆鹏的《晋北道情音乐研究》得以再版；杨俊峰《神池道情研究》系列书目于2016年出版，标志着晋北道情研究的新高峰。晋北道情的传统优秀剧目像《湘子传》《李翠莲传》《玉凤配》等都已出版了光碟；经典曲目都已灌制了唱片，有了录音带。2006年，“道情戏”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晋北道情的传播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晋北道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这几种传播方式并不是彼此分开、割裂进行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的。在说唱道情阶段，以宗教传播为主；登上戏曲舞台之后，以本位传播为主；而民俗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则贯穿始终。它们共同推动着晋北道情的传承保护和传播发展。
（本文为2013年度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非遗视域下的晋北道情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242）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文版）[EB/OL].http：//www.unesco.org.
[2]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6（1）.
[3]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4]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27-163.
[5]宫文华.晋北道情历史渊源、艺术特点及生存现状的考察[J].戏曲研究，2013（87）.
[6]宫文华.晋北道情发展流变考[J].山西大同大学學报，2011（5）.
[7]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8]王廷信.戏曲传播的两个层次[J].艺术百家，2006（4）.
[9]康保成.观念、视野、方法与中国戏剧史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176.
[10]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27-163.
[11]宫文华.晋北道情发展流变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5）.
（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