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格局的历史演变
陈小斐?熊晶晶
摘 要:城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从依存到适应,有其一定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分期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武汉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上其三镇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并形成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构筑了武汉三镇鲜明而典型的城市空间特色。本文试以封建时期的武汉为例,从武汉城市城邑文明的興起,封建镇邑时期历史空间形态的演变,河道与沙洲港埠的变迁,社会空间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上武汉三镇的空间演变历程与其城市空间格局。
关键词:城邑文明;空间形态;演变;河道变迁;沙洲港埠
0 引言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都有一个特点,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建城之初就形成了,大多因为军政的原因而筑城。武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不例外,起始于军事堡垒的建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武汉地处中国华中地区,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部,河湖众多,丘陵起伏,独具江城特色。长江与汉江贯穿市境中央,三分武汉,形成隔江鼎立的格局。城中的自然山体和湖泊形成了山水环绕的地域环境,其中的“龟蛇锁大江”的地域形态尤为壮观,其景观构想和聚居形态形成了武汉独有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基调,是武汉这座名城城市风貌中的空间骨架。一直以来,汉口、汉阳以及武昌这三座城市独立发展,各自形成了独有的城市文化,相近的三个城镇拥有这各异空间格局和迥异的城市行政职能,在国内外城市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
1 武汉城邑文明的兴起
武汉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的有武昌放鹰台等屈家岭文化遗址。而真正体现武汉城邑文明发端的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商代盘龙城。盘龙城作为武汉城邑文明的起点,距今约3500年,是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了一些遗迹传说。战国·郑·列御寇《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汉末三国时期,武汉地区曾是魏、蜀、吴三方鏖战之地,也是现代武汉城市的起源。东汉末年,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建“卻月城”。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于223年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即今武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武昌、汉阳兴起,两城隔江相峙,各自独立发展。
2 双城时期至汉口镇形成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从汉末到明清,武昌城的营建经历了3个大的时期,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夏口城,唐宋时期的鄂州城与明清时期的武昌城,总体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赤乌二年(239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郦道元的《水经注》①形容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此时期的城池规模,城方6公里左右,两重城墙,设两城门。
唐宋时期,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面积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城方12公里,设三城门,元代沿袭了唐宋的格局。
明清时期,明初将领周德兴增拓武昌城,在宋、元时鄂州旧城的基础上,城区范围大为扩增。黄鹄山被城墙整个圈入城中,城防的功能由城墙来承担,横亘在城中的黄鹄山则衍生出城市景观的功能。明《湖广图经志》载:“城周围三千九十八丈,城垣东南高一丈阔二丈五尺,西北高三丈九尺阔九尺。壕堑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武昌城的护城河与长江一体化形成了早年完整的水域防护系统。在明清两朝多次维系,足见古代人们对这类水域城市防护系统的重视。这种独特的近水城市防护体系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基本定型(如图1)。
汉阳城的情况与武昌有些不同,汉阳前身是三国时期汉与吴的城堡,分别经历了卻月城和鲁山城。三国之后的鲁山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其后约400年不安定的时期,主要发挥军事城堡的作用。汉阳今址则是唐武德年间所迁,《大清一统志》②“鲁山城”条记载:“唐武德四年,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颍以鲁山来降。盖萧铣置州于鲁山也。”在凤栖山下,北宋宣和三年被江水崩毁,直至南宋咸淳十年重筑城垣。旧城详情已无从得知,后来遗留下来的城池已是明初所建,城跨凤栖山而筑,设城门4座。汉阳城东南为大江,北为鲁山,鲁山以北是汉水,月湖城在其西北方的山水之间,整个汉阳城的山系水脉互相独立管理,独树一帜,在城郊环绕城池形成一圈园林景观。汉阳城的变化与水密切相关,汉水原在汉阳城之南汇入长江,汇入口客商云集。唐宋时期,汉阳南纪门外的南市极为繁盛,明成化年间汉水突然改道,从鲁山背面入江,于是商业中心向北迁移,形成今日之汉口。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历史上的武昌与汉阳分别属于不同的州府,城市的发展也相对独立,各有特色。武昌城与唐宝历初年有大唐王朝改建为砖筑城市,于大明洪武年间扩建,此后城市基本定型,没有出现过较大的形式变换。汉阳城则是几废几兴,历尽沧桑,直到南宋度宗南涧才再次大修汉阳城,自此以后汉阳城基本定型。两城的修建基本上都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城垣方形、街巷棋盘式的布局原则。四周以高墙,方位接近正南北,以城门为入口组成经纬道路。
3 镇邑时期的城市商业格局与沙洲港埠变迁
长江水流携带很多泥沙,伴随着水势的变化和人类的生活,河中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沉积,形成了硬质的河滩,在特定的时机汇聚成江中沙洲。沙洲的形成使得沙洲与江岸之间的江湾处水流流速稳定而缓慢,形成了天然的船舶停靠港,为港口的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不但如此,这种水势还能很好地防止风浪,有效地使港湾避免风浪的冲击。因此,因江中沙洲形成的港湾地带往往成为天然港口。武汉长江水域在历史上形成诸多沙洲,例如武昌鹦鹉、汉阳刘公州、武昌金沙洲、汉阳鹦鹉洲,这些沙洲最后都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港埠。
3.1 武昌南市兴衰——武昌鹦鹉洲至武昌金沙洲
武昌在唐代已是重要港埠,到了南宋初年(1133—1279年),武昌江岸至鹦鹉洲一带,更发展成鼎盛的商都。南宋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③中记载,“鹦鹉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南市又名南草市,在武昌南门外,大致位于文昌门至今鲇鱼套一带的江水之滨。至明代,此城一直是商业中心。古代武汉一直以水上交通为主,依靠沙洲形成的江湾兴建停泊船只的港口。繁华的武昌南市就是依靠鹦鹉洲而存在的。唐宋年间,内陆贸易大兴,大量人口被吸引到商业重地江汉交汇的重港。从大唐到明朝这千年的发展,南市一直都是商业中心。到了明末,长江改道,鹦鹉洲被淹没于滚滚江水之中。船只没有了天然的避风港,全都转停至北岸汉阳江口,南市随之衰落。南市的再度兴起得益于金沙洲的兴起,但伴随着明中叶白沙洲的形成,金沙洲受到白沙洲的庇护,两洲之间风浪小、水流平稳,成为商船理想的避风处,逐渐形成繁华港市(如图2[1])。洲上有八道长街,沿江建有防波堤,堤外停满大大小小的漕船、盐船和各类货船。正德年间,金沙洲迅速发展成为万船辐辏、百货云集的著名商市。雍正年间,白沙洲沉没,江流直接冲击金沙洲,失去屏障的金沙洲港埠也每况愈下;嘉庆后,金沙洲与武昌江岸间的水口逐渐淤塞,最后连成一片,港口也随之转移到新兴良港——汉口。
3.2 汉阳南市兴衰——刘公洲至汉阳鹦鹉洲
宋元时期的汉阳极为繁盛。宋代诗人胡寅在《登南纪楼》中描述:“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
汉阳南市的兴盛与汉水、刘公洲、新鹦鹉洲有关。在汉水没有改道之前,于南纪门外入江,形成汇流,船只繁盛,所以在南纪门外形成了商贸市场,也就是汉阳南市。其形成很早,但是历经多年,直至宋末才繁盛起来。汉水刘公洲约形成于宋元佑八年(1093年)间,从汉阳三里坡直达汉阳城南纪门外,在汉阳一侧形成夹江,与北岸的夹江水流平直,形成许多港湾,商贾蚁聚两岸贸易,居民相聚为市(如图3[2])。公元1566年以后,汉阳一岸的刘公洲被冲没。刘公洲的崩陷使江水直冲汉阳城,繁华一时的汉阳南市葬身江中。公元1769年,继刘公洲沉没200年之后,南纪门外再次形成沙洲。起先命名为补课洲后更名鹦鹉洲,后因水利设施拦江堤坝兴建,鹦鹉洲被隔绝在外,渐渐形成冲积平原。良好的港口条件再次使鹦鹉洲繁盛起来,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洪灾的侵袭与自然条件的限制,汉阳也逐渐萧条,最终因汉口的兴起而衰落了。沙洲的消长,长江岸线的变迁,使得镇邑双城时期的商业中心相互更替,同时也使得城市的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
3.3 汉水改道——汉口的迅速崛起
与历史悠久的武昌汉阳比,汉口成型晚,仅有500年左右的历史。但汉口发展速度奇快,曾经的千户小镇,现在已经成为武汉市的重要经济中心。明朝初年,汉水改道,汉口因其得天独厚的江水环境,引得商船渐来停泊,商人上岸居留,市场始露端倪。明正德以后,随着漕运港口的变更,武昌、汉阳的航运贸易逐渐向汉口转移,汉口市场蒸蒸日上,约在嘉靖初汉阳县置汉口镇。汉口江河沿岸商船汇集,泊船常在千艘以上,时人称汉口镇“并雄财货,甲于全楚”。入清后,康熙年间(1662~1722年)趋向繁荣。此时,武昌金沙洲、鹦鹉洲已沉入江底,大批商船客舟便泊于汉口沿岸,汉口成为武汉港市中心。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汉口成为了“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踵相接”的“楚中第一繁盛处”。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武昌塘角发生大火,导致塘角港市的衰败,三镇贸易集中在汉口。此后,汉口稳定发展,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到晚清时,汉口成为了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
4 结语
武汉地处江河湖泊密布,地勢低洼的河湖冲积平原,地势相对高,地面成为原始居民点的最佳选址。从历史上的武汉市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城市的历史形态、城市格局、经济贸易都受到地形地貌、河流变迁等的密切影响。
鲁山(龟山)与黄鹄山(蛇山)作为夹峙两江的高地,为军事上的防守创造了良好条件,所以在汉末至三国初期成为各割据政权的抢夺之地,从而成为武汉市城市雏形的选址——军事堡垒卻月城与武昌城,同时也开启了武汉双城时代的发展。虽隋唐之后,全国政权统一,但直至晚晴之前,武昌、汉阳南北两岸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政区,封建时期武汉双城三镇的发展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且相互竞争的。这种竞争关系实际上伴随着沙洲与河道的变迁、城市岸线变化,地方政府对于港口商业贸易的招揽、新淤洲归属的争夺等。
这些竞争的因素也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明清时期,武汉是航运中心,以军政为主导的“礼制”格局,逐渐让位于有经济价值的港埠地带与传统城垣区并立的城市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城市地理格局重大的改变来自汉水的改道。这一改变促使汉口到15世纪中后期,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在形成城市空间的基础上,码头、运输河道成为了武汉城市文化的空间载体。这些对近现代武汉城市的格局、形态以及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①《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②《大清一统志》,又称《嘉庆重修一统志》,为清代官修地方总志。
③《吴船录》,宋范成大著。上、下二卷。书中对沿途名胜古迹如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黄州、庐山等记载尤详,且时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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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小斐(1979—),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熊晶晶(1977—),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