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禾嘉历史评价探析

    摘 要：丘禾嘉作为明末抗击清军的重要将领，《明史》有传，深入研究这一贵定历史文化名人，对于深入系统地研究贵定阳宝山的人文脊梁有重要支撑作用。《明史》中对其“忠义激发，危不顾身”的评价，基本概括了丘禾嘉的人格风貌，关键时刻的“危不顾身”，使得崇祯皇帝对其“倚为长城”。在具体的军事部署、军政方略上，丘禾嘉可能与孙承宗等先辈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多的是政见不同，而非为求差异而差异的有意为之。因此，丘禾嘉与孙承宗的政见军略之争，并不妨碍两位成为明末辽东危局中的关键担当人物。

    关键词：丘禾嘉;抗清战争;阳宝山

    1 丘氏兄弟与阳宝山

    丘禾实（1570—1614），字有秋，登之，号鹤峰，明朝新添卫（今贵州贵定人）。万历廿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右春坊右庶子。与其弟丘禾嘉（崇祯时官至辽东巡抚兼统山海关诸处）攻书于此。万历年间，阳宝山已经是士子们敬仰的佛教圣地，丘禾实赋诗《冬日登临阳宝山假宿僧舍二律》：“晚宿芙蓉第一峰，醒来寒气动尘第。天门早射扶桑影，虚谷犹传子夜钟。自有野猿能献果，携将筇竹恐成龙。前生知否浮邱是，已觉无生分外浓。”相比其兄的诗作才情，丘禾嘉更擅长的是兵戎战场争胜，并因此成为明末辽东战场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丘禾嘉，字献之，一字有谷，号少鹤。其军事生涯开始于贵州，在平定奢安之乱中有功于朝廷，供职于贵州巡抚蔡复一军中。“丘禾嘉，贵州新添卫人。举万历四十一年乡试，好谈兵。天启时，安邦彦反，捐资助器，协擒其党何中蔚。选祁门教谕，以贵州巡抚蔡复一请，迁翰林待诏，参复一军。”[1]

    所謂允文允武，丘氏兄弟的研究值得着力挖掘。地灵人杰的阳宝山，既培养了大批悲天悯人、佛学精湛的僧才，更孕育了积极入世、文韬武略的丘氏兄弟，入世与出世的品格同时集中在这样一座名山上，实在难能可贵。丘氏兄弟与阳宝山的因缘颇深。在此攻读时，兄弟二人曾流连忘返。“方余登洞时，余弟好捷甚。凡先余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数数代僮掖余。余既下，则鼓余涉泉视石门，余辞不能，则褰裳独往。久之出，谓余曰：‘门内方丈余，更有重门，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洲，且重门上，累累若有所属，殆龙蛇之类乎？弟又前视，泉中一物，长尺有咫，麟甲皆具。余恐真龙也，挽俱出。然弟犹憾，不以火竟云。出洞已晡时。相与就壶觞，然意水所从来，不胜豪举。因复从左山索之，复得一洞，深入无内，履其旁，则闻声如吼，稍入，则闻声如雷。深入而后，乃知为澎湃声。有坎巉岩，下临无际。则渟泓一潭也。余不敢入，第闻之僮若此，因名之曰‘雷鸣。乃余弟索奇无已，仍援石下视建瓴处，则当小洞。下有尾闾，为潭所泄，水三迭，如珠帘云。此洞去凭虚洞百余步，仍处高，然水不下泄，而旁穿为瀑布，乃余所改路，经旁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当余路旁，虽有声，然不令人见险。噫嘻，水亦有灵，避余凭虚之胜，又避余雷鸣之险，造化之密，亦灵怪矣哉！此外岩洞迭出，在在现奇，时方诛茅，不及尽索而日暮矣，因为兴尽之归，姑记之。” [2]

    可见，丘氏兄弟攻读诗书于此，修身养性于此，涵养胸襟于此，阳宝山的名山品格已经深深浸润在丘氏兄弟人格气象之中。阳宝山上王阳明心学的传播痕迹也显著可见。“虽然，山之灵，固人心之所为灵也。”[2]“如诸君言，则人心之灵，固不必余疏也。彼向者一念触发，旋获善果。”[2]

    2 丘禾嘉的抗清事业

    执政初期的崇祯颇有中兴之君的气象，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丘禾嘉依靠自己的军事方略与实战考验取得了朝廷的信任与器重。“崇祯元年有荐其知兵者，命条上方略。帝称善，即授兵部职方主事。三年正月，蓟辽总督梁廷栋入主中枢，衔总理马世龙违节制，命禾嘉监纪其军。时永平四城失守，枢辅孙承宗在关门，声息阻绝。蓟辽总督张凤翼未至，而顺天巡抚方大任老病不能军，惟禾嘉议通关门声援，率军入开平。二月，大清兵来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乡，禾嘉令副将何可纲、张洪谟、金国奇、刘光祚等迎战，抵滦州。甫还，而大清兵复攻牛门、水门，又督参将曹文诏等迎战，抵遵化而返。无何，四城皆复。”[1]这一战役充分体现了丘禾嘉的军事才华与“忠义激发，危不顾身”，丘禾嘉也因此得到了当时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器重。

    明清辽东争局中，大凌城的修筑是明辽东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集体决断，丘禾嘉、孙承宗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战术方略不同。

    “会禾嘉讦祖大寿，大寿亦发其赃私。承宗不欲以武将去文臣，抑使弗奏，密闻于朝，请改禾嘉他职。四年五月命调南京太仆卿，以孙榖代。榖未至，部檄促城甚急。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护以石砫土兵万人。禾嘉往视之，条九议以上。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

    面对“廷议”的指责，丘禾嘉一方面“尽撤防兵”，同时却“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可以隐约窥见，丘禾嘉既要应对来自“廷议”的压力，做做样子，因而班军只撤退了四千人，同时对于修筑大凌河城池又难以割舍，因而采取了变通的措施。这种模棱两可的变通措施触及了清朝的根本战略。

    清廷一方皇太极认为明朝一旦在江东地区修筑起坚固有效的防御工事，那就更不会理会后金的议和要求了，鉴于这个判断，他一定要破坏迂东地区明军的战略体系，只有后金对明朝保持强大的军事优势，议和才有实现的可能。基于这个目的，此次出征依然严格约束士兵，不得肆意杀掠。后金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后，向城内官民发出书信，再次希望他们可以将后金方面的意图禀报崇祯皇帝。

    “大凌粮尽食人马。大清屡移书招之，大寿许诺，独副将可纲不从。十月二十七日，大寿杀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是夕出见，以妻子在锦州，请设计诱降锦州诸将，而留诸子于大清。禾嘉闻大凌城炮声，谓大寿得脱，与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潜发兵往迎。适大寿伪逃还，遂俱入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万有奇，仅存三之一，悉为大清所有，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大清复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炮击，乃退。大寿入锦州，未得间，而禾嘉知其纳款状，具疏闻于朝。因初奏大寿突围出，前后不雠，引罪请死。于是言官交劾，严旨饬禾嘉。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也，弗罪也。”[1]

    实事求是地讲，崇祯帝仍然羁縻祖大寿，是惜其才，而对于“前后不雠”的丘禾嘉，崇祯是基本信任的，因此，才有了随后的“禾嘉仍以佥都御史巡抚山海、永平”[1]任命的下达。值得注意的是，“禾嘉请为监视中官设标兵。御史宋贤诋其谄附中人，帝怒，贬贤三秩”。[1]多疑猜忌的崇祯如此袒护丘禾嘉，可见丘禾嘉在崇祯心目中的分量。这一事件也是朝堂政治的反映，“1631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经常不断地钩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3]

    尽管如此，政见上的不同使得丘禾嘉终究难以与孙承宗派势力和睦相处，这也造成了两位忠义之臣的历史悲剧。“禾嘉持论每与承宗异，不为所喜，时有诋諆。既遭丧败，廷论益不容，遂坚以疾请。五年四月诏许还京，以杨嗣昌代。令其妻代陈病状，乃命归田，未出都卒。”两位明朝重臣的意见不合集中体现在大凌河之战中迟迟不能统一意见，据孙承宗方面的说法：“臣（承宗自称）欲檄撤凌之兵以援凌，抚臣曰不敢;臣欲马步合营前进，抚臣曰不如用奇;臣欲以骑集锦，以步向凌，抚臣欲分四路;抚臣奉中枢坚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两端观望，屡易师期。宋伟不附抚臣，则主进;吴襄奉中枢而附抚臣，则主不进。”承宗命刻日誓师，违令者斩，禾嘉责其“过严”。[4]

    此处，所谓丘禾嘉“奉中枢坚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显然系误解。否则难以解释丘禾嘉“心惧”而撤防兵一说。面对孙承宗乃议以粮散军，委城而去，勿使资敌的提议，丘禾嘉不以为然，并争取到了祖大寿兄弟的支持。丘禾嘉“与祖大寿及其弟大弼，纵马上城东望，并叹道：孙经略当年，以枢辅守边，有支持袁崇焕欲守宁远之勇气;今却欲委此大好城池丢弃，难道今无如袁崇焕之人乎？抑人官高而胆自薄耶？祖大弼闻言，目视其兄;祖大寿见状，亦正视其弟。于是，祖大寿、祖大弼兄弟二人，愿率四千精兵，与万余戍兵，共守此城”。[5]阎崇年先生所引用的这段材料很有参考价值，提供了很多隐含信息：其一，丘禾嘉争取到了祖大寿兄弟，意欲在大凌河城重现当年袁崇焕宁远大捷的经验，再次依靠“凭坚城以用大炮”的战术击败后金军队;其二，丘禾嘉与孙承宗的矛盾主要是军事方略的不同，具体而言，丘禾嘉认为孙承宗“官高而胆自薄”，而孙承宗认为丘禾嘉是犯孤军深入的军事冒险主义;其三，结合几方面的材料，孙承宗指责丘禾嘉“不敢”“不进”与修筑大凌河时丘的积极进攻不怕冒险的意见显然并不相同，与战后“移驻松山，图再举”的行为也不相符，再结合丘禾嘉此时实际上已经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卿，丘禾嘉在此场战役中所能够行使的军事权力与需要承担的军事责任显然没有孙承宗所言之大。

    3 丘禾嘉的历史评价再探

    崇祯初政，力图复辽。明朝与后金在辽西争局，时势所趋，不可避免。明军在大凌河城已经三毁基址上筑城，受到后金的密切注视。明朝修复已毁的大凌河城，成为大凌河之战的直接导因。

    明辽东巡抚毕自肃在宁远兵变中遇害后，明廷废除了辽东巡抚。明兵部尚书梁廷栋举荐丘禾嘉为辽东巡抚。修复大凌河城的动议由孙承宗提议，并同梁廷栋、丘禾嘉等有直接关系。《明史·孙承宗传》记载：

    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遂以七月興工。

    可见，此时明廷军政方略的基本方向是战略进攻，这需要联系明清总体的攻守形势而言。需要注意的是，“1629年12月开始的关内战役，不仅导致袁崇焕的被捕与被杀，而且导致他从前的几个支持者的辞职”。[3]换句话说，袁崇焕及其支持者原先所用的“凭坚城以用大炮”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被“以渐而进”的积极进攻战略改变。但是，生性犹豫多疑的崇祯皇帝并不是彻底地改变战略，“这种逆转并不意味着东林集团在朝廷已经失去一切影响。在这个时期，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3]这样，新提拔上来的辅臣势必在军政方略上有所改变，“1630年2月，当北直隶的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员为辅臣，其中两人与东林有关系”。[3]但是，这种改变又不可能彻底。庙堂之上谋算制衡的政治博弈，决定了战场之上军事官员战略的左右摇摆。更糟糕的是，朝堂之上的党争传递到对清前线，则成了在筑大凌河城工程中巡抚丘禾嘉讦告总兵祖大寿，大寿也揭发禾嘉赃私的闹剧。我们看到，“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1]这种既不像战，又不像和，亦不像守的混沌战略，打破了明清之间的辽东防线上的平衡，“在1631年9月初皇太极包围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要哨，在山海关东北125英里”，[3]且明军并无充分的应对方案。

    孙承宗御关外以弊关内，逐步推进，最后恢复全辽的战略思想，取得了辽东战场长期对峙并有所恢复的局面。[6]但是，在接连遭遇两次攻坚失败之后，后金政权显然在考虑新的战略战术。其一，“后金军同明辽军作战，骑兵攻坚破，都是速战速决，长期围城攻坚，自大凌河城始”。[5]其二，后金同明军的大凌河之战，皇太极第一次使用红衣大炮，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次攻城挫败，使得后金军认识到必须拥有红衣大炮，而明军对后金军武器装备上的进步认识不足。“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7]

    明廷在战与守之间摇摆不定，朝堂之上的博弈严重影响了前线军事的指挥统一，而对手后金军队则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变革，以围城打援替代速战攻城，并使用了红衣大炮这一新的军事武器，以变革了的军事方略替代不变的明廷方略，未战已见高下。

    4 结语

    “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赞曰：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天意也。卢象升在庄烈帝时，岂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义激发，危不顾身，若刘之纶、丘民仰之徒，又相与俱尽，则天意可知矣。”[1]

    《明史》中对于丘禾嘉“忠义激发，危不顾身”的评价，基本概括了丘禾嘉的人格风貌，我们注意到，相比卢象升等人的“不世之才”，刘可训等人的“以武功闻”“以勤劳致位”，陈新甲的“官最显”，丘禾嘉的综合评价是“以忠义著”，关键时刻的“危不顾身”，使得崇祯皇帝对其“倚为长城”。换句话讲，在具体的军事部署、军政方略上，丘禾嘉可能与孙承宗等先辈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多的是政见不同，而非为求差异而差异的有意为之。因此，丘禾嘉与孙承宗的政见军略之争，并不妨碍两位成为明末危局中的关键担当人物。

    参考文献：

    [1]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656-659.

    [2] 郭子章（明）.赵平略点校《黔记》[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244-246.

    [3] 牟复礼（美），崔瑞德（英）.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96，598-599.

    [4] 余三乐.明末党争中的孙承宗[J].史学集刊，1989（02）.

    [5] 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J].清史研究，2003（1）.

    [6] 孔骐骥.孙承宗的军事思想略论[J].军事历史研究，1989（1）.

    [7] 清太宗实录（卷十）[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作者简介：栾成斌（1982—），男，历史地理学博士，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师，贵州省社科院黔学研究院研究员，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经济地理，贵州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