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摄影七十年恋爱的情书
陈学圣
作为一个民国摄影史的研究者，我从头到尾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史料的来源。在当事人几乎都已离世的情况下，往往只能依赖亲友保存的资料或是公开发表的记录来重建历史的轨迹。在民国时期的摄影者中，早逝的沙飞在女儿王雁女士寻找父亲的过程中，重建了中国摄影史上的沙飞。应该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伟大的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也有幸由长子庄文骏先生完成摄影全集的出版。在海峡另一边，同时期的摄影家仅有邓南光（1907-1971）一人有作品全集的发行，这也是靠着其长子邓世光先生的全力支持才得以完成。这些研究与出版当然还得透过专家、学者与编辑的努力，但是在一个摄影史文资的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可的环境中，摄影家家属的态度往往决定这类研究出版计划的成败。民国时期杰出的摄影家金石声在生前出版了《金石声摄影集》，但是内容大半为1949年之后的作品，无法领略其创作高峰时期的深度与广度，因此也难以更客观地评价他在摄影上的成就。这个遗憾在金石声的儿子金华先生的不断努力下，随着《陈迹》一书的出版而得以解除。
金华先生在编辑《陈迹》时，除了尽量重现金石声作品的全貌，还煞费苦心的想在中国摄影史与摄影艺术的研究上注入不同的思维。从罗伯特·希尔伯曼（Robert Silberman）的导览文开始，适切的引出书中各个作者的论点，紧接着巫鸿“关于摄影的摄影”一文立刻将摄影论述带入高潮。借着金石声的自拍照，巫鸿纵横艺术史与影像文化的空间，剖析出摄影对于金石声其实是属于一个内在的、私人的和美学的空间，也是他的更真实的空间。克里斯琴·彼得森（Christian A. Peterson）本身对于画意摄影的兴趣使他能在金石声的两本相册里观察到金在画意摄影的激情实践，也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仍保留传统与画意的成分。乔治·思雷德（George Slade）也观察到金石声的画意在城市作品里所呈现的前现代性，因此金的上海照片在描写平凡的、日常的生活时是令人欣喜的，有时是独特的，然而却永远是平易近人的，亲切的。他认为金石声的照片是上海这个城市在青春期的至关重要的文献。这个画意与现代主义过渡的阶段性发展正好是顾铮的拿手议题，不过顾铮所切入的角度是金石声编辑的《飞鹰》杂志。顾铮比较当时美日的前卫摄影期刊，指出《飞鹰》杂志正是带领中国摄影进入现代主义的重要关键。同样探讨《飞鹰》杂志，柯伟勤（Richard K. Kent）却是透过对金石声编辑杂志时的时空重建，让读者体会到他对于这本杂志的投入，以及对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摄影事业的贡献。这些论文作者不仅都是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而且各自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切入议题，可以说是借由金石声作品所展开的一场影像研究的盛会。
《陈迹》是金石声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作品集，收录了摄影家生前可能未打算公开发表的作品。这对于摄影史研究来说，往往带来很大的惊喜。如果仅从民国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来看，金石声似乎是一个接近画意风格的摄影者，田园风光与花草经常出现的题材，但是有些静物却又带着现代风格。金石声对黄浦江上的舢板似乎特别感兴趣，夕阳下的帆船或船夫撑篙的画面在民国时期的摄影创作者是非常普遍的主题，不过他的舢板与夕阳却是在画意中透露着现代的讯息。像“杨树浦发电厂”里背光的小船在波光粼粼中靠岸，但是背后高立的烟囱正吐着浓烟，像乌云般橫过天际。而“海关大楼”与“黄浦江河道”同样以摆桨的舢板为前景，一个背后是海关大楼，另一个则是各式动力船舶；舟子的诗意在一瞬间被时代巨轮所吞噬。这种新旧杂陈的冲突感虽然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城市环境中（特别是上海），但是当代的摄影创作者通常选择忽视它，以至于在展览会场或是摄影期刊中大多是与传统绘画相似的题材。
在1930年代的中国，金石声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又研习西方现代科技，是少数的精英分子。当这样的一个时代青年遇到摄影之后，碰出了强烈的火花，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无法抹灭的痕迹。如果仅从金石声民国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的专业训练对作品的影响并不明显，风格偏向画意，但有些静物则略有几何造型的现代气息。这大致落在当时中国摄影者的频谱之内，但是以摄影创作者普遍参考的西方各国摄影年鉴来说，现代性的部分在中国的比例少了许多。在重新检阅金石声未发表的作品后，发现他实际上的创作内容其实很多元，因此挑选特定类型的作品发表是有其时代因素。当时的摄影创作者除了人体摄影外，一般创作类型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很大。风景、花鸟与静物等是永恒不变的题材，再加上因摄影而盛行的人像，各个摄影者如果是以创作为目的的话，往往就在潜意识里遵循这些惯例。虽然也会有城市景观的呈现，但通常会经过画意的修饰。 金石声《陈迹》书中的同济校园部分，或许是跳脱了创作的束约，在光影效果之外更充满动感。这些在当时可能不是以创作出发的作品，却意外的有趣。像“校园运动会，1930年代”这一系列照片感觉上作者几乎是跟着标枪手与铅球手一起向前冲，是民国时期少见有速度与激情的影像。另外，取景的角度也极具现代感，或仰或俯，水平线恣意旋转或倾斜，真是潇洒自如。这时候的金石声肯定是在做自己，纯粹地享受摄影的乐趣。在这么多面向的作品里，当然也可以看出他对摄影的思考与挣扎。金石声是民国时期摄影家里少有的异数，不断探索自己与摄影的关系，因此也留下特别多的自拍照与以摄影为主题的作品。书中有巫鸿教授特别针对这个议题的精采论文，在此就不做赘述。也就是这种对摄影与自身不断探讨的态度，造就了金石声对民国摄影的最大贡献—《飞鹰》杂志。
美国的柯伟勤在书中有一篇关于《飞鹰》杂志的论文，非常细微地观察到金石声在编辑这本杂志时，对印刷品质的坚持与不断的试验过程。的确，因为金石声的工程师精神，《飞鹰》是民国时期摄影杂志中印刷品质的前几名，与印刷专家所主持的《美术生活》相比之下毫不逊色。收录的作品与文章也是一时之选，很难想象这出自还在学的大学生之手。很遗憾现今的读者难有机会一睹《飞鹰》杂志的原貌，不过书中特别收录《飞鹰》杂志上的一些作品，可以让读者体会到80年前中国摄影杂志的水平。在办摄影杂志的这个事业上，青年的金石声让许多老前辈汗颜，成为民国时期的第一把手。虽然《飞鹰》杂志刊载的作品以画意摄影为主，但是广泛接触西方摄影刊物的金石声仍然引介了数量相较其他刊物为多的现代主义摄影作品。他在国难当头时还思索摄影者的角色，因此刊有左翼作家提倡“国防摄影”的文章。但是这一切在摄影上的进步思维仍然得屈服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下，《飞鹰》杂志成了他摄影创作事业的顶点。
美国的摄影评论家麦克斯·科左洛夫（Max Kozloff）在他最著名的文章“The Privileged Eye”中讨论街头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与威廉·克莱因的照片，篇名如果硬要翻译的话，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眼光”或是“有特权的眼睛”。金石声正是少数拥有“The Privileged Eye”的民国摄影家。金石声的出生背景与家庭教养让他能沉浸在传统文化中却能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因此他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然而他对摄影却没有太多的功利心，而是将摄影作为一种品味生活的方式，视觉的延伸。书中令人特别感动的是一些他在晚年所拍的彩色静物，虽然尽是再普通也不过的玻璃瓶、红绳圈与盆子，但是对比他1930年拍的“几何”竟然如此的相似。这种巧合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风格，而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初心的摄影者之直觉反映。因此这本书不仅是金石声作为时代之眼的记录，也是他与摄影谈了超过七十年恋爱所留下来的情书。
（作者为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中国摄影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