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袁青青

    摘 要：费孝通学术的一生就是践行“志在富民”的一生。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是实现“志在富民”学术价值的载体，他的研究最先从农村的微观社区开始，在农村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小城镇，进而探寻宏观的区域发展之路。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他提出的区域发展理论，不仅具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与国际上的区域发展理论不谋而合。通过对费老区域发展理论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同时为全世界合作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使合作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关键词：费孝通;区域发展;“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061.5?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1-0051-03

    一、费孝通区域发展思想的演进

    费孝通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为基础，然后迈入小城镇，最后跨进区域研究，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

    费孝通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志在富民”这一思想展开的，无论是他早期对中国老百姓的关注，还是最终转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劳苦群众，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起步是在1935年与他的前妻王同惠进入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农村开始的，这次调研活动的展开，开启了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实践活动，调研的产物是《花摇篮社会组织》。不幸的是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前妻去世，费孝通受伤，他悲痛欲绝，来到姐姐费达声所在的开弦弓村养伤。在此期间，对江苏的农村（开弦弓村，学名江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的成名之作，这本书的问世将费孝通推上学界，费孝通开始在学术界得到广泛的关注。费孝通在对江村进行深入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实地调查和亲眼所见的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很多想法。在这里他看到了江村农民的疾苦，为他一直以来的“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深深的根基。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协同张之毅，在云南进行《云南三村》的调查，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乡土重建》等一系列旨在围绕能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主题相关的著作。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后期，1957年费孝通又重新访问了江村，他看到此时的江村有了进步，经济发展，粮食增产，费老为此感到高兴。但高兴的同时，他发现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后期的乡村手工业并没有得到发展，农民仅仅是填饱肚子，手里没有闲钱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为此感到痛心，他在《重访江村》中，看到副业和乡土工业带来的好处，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寻找发家致富的路子，使农民尽快地富起来。1981年，为了尽快看到曾经调研过的江村发生了何种变化，费孝通对江村进行了三次访问，看到这个村子发展迅速，他非常高兴。早在1978年的时候，江村的人均收入才只有114元，如今这个村子在短短的三年之間，以惊人的速度富裕起来。这种“夸张”的变化使费孝通非常惊讶，他通过调查得知，原来就是他一直挂念的家庭副业得到了恢复，村里的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当地的经济呈现的是农、副、工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农、副、工相结合的方式，使费老很高兴地验证了家庭手工业对农民的积极作用。因此，费孝通积极倡导除了发展农业以外，还主张农村要积极发展工业。

    1982年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范围，他把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把研究视角从农村扩展到小城镇，开始对小城镇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范围从一个“江村”扩大到吴江的七大镇，继而又把研究领域从整个县扩展到苏南地区。1984年，费孝通运用了比较的调查方法，进入苏北地区，开始对苏南和苏北进行比较研究。费孝通自己在著作中提到，他这个时候研究的范围，在潜意识里是围着国家划定的行政区域这一限制进行的，在某一行政区域内，对相同的现象进行研究。在某些地方，费老看到了跨越行政划分的一种“经济区域”发展趋势，费老经济区域发展概念在观察现实经济生活中开始发芽成长，这就是所谓的“模式”概念。

    通过“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研模式，费孝通总结自己的一套关于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模式：“苏南模式”“林县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等。模式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定的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方式。它是指不同地区，虽然在行政划分上不属于同一区域，但是因为具有相同的发展模式，而形成特定的区域特色，模式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费孝通提出的各种模式，并没有特定的地域限制，也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区域发展”的这一概念，他意识到一旦超越了区域的限制，模式就会改变。

    1984年，费孝通将研究范围跨出江苏省，通过两个方向继续自己的研究，一条是沿海出发，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进而扩展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条路是进入了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随着实地调查过程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费孝通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位基础[1]。费老指出，因为受地形，交通，资源和所处方位，自然的、历史的和人文的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区域，所有具有相同地理条件背景的地区，会形成相同的经济发展圈子和经济共同体。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调查甘肃时，费孝通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提出建立“临下、海东经济协作区”的建议，这个建议的提出标志着费孝通研究工作进入了区域经济研究发展的阶段。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7—1992年，提出区域经济区发展的概念、深化以及区域发展的角度，提出建立“去经济协作区”的这一想法;第二阶段，1992—1999年，提出“去发展理论”，建立经济全国一盘棋;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将区域发展思想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

    费孝通在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民族自治区做了实地考察后，他看到了青海的重要位置，青海处在龙羊峡到内蒙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它是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四省区的中心，是西部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多民族聚居区。费孝通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并在1988年的时候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当地领导的支持。这个建议标志着费孝通关于区域经济概念落到实处的里程碑，从广大区域发展出发，设想如何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是费孝通思想的又一升华。

    1988年在考察南岭山脉的时候，费孝通看到了珠江三角洲的辐射作用，希望借助珠三角，以香港为中心、瑶族聚居区三个环形地带经济区域格局。他在《珠江模式再认识》一文中提出了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考虑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整体发展，这个观点的提出代表费孝通的经济区概念又进一步深化。1989年，费孝通对提出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与建立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相呼应，希望打通黄河这一整条脉络[2]。

    1993年，随着费孝通对经济区域发展研究逐步深化，在“全国一盘棋”视角的指引下，他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以前很少研究的中部和了解较少的地区。分成两条线进行，一条沿海岸线北移，提出开发环渤海湾和东北亚的建议，第二条线沿亚欧大陆桥向西进入中西部地带，建立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构想。在《淄博行》《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铁岭讲话》《黑龙江行》《区域经济发展再思考》这一系列的著作中，费孝通总结了自己前阶段的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区域发展观，并用来指导各区域发展。

    2000年，费孝通开始从理论走向反思的阶段，将区域发展的思想纳入学术体系之中。“最近一段时间，我把多年来自己进行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进行了总结，‘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对于起初研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我们对于他们今后发展的方向，目标以及采取的方法步骤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二、费孝通区域发展理论的启示

    （一）不同经济模式

    区域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而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区域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域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由环境要素（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区域空间位置）、资源要素（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和基础设施三大系统复合而成[3]。区域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区域发展要追求的是整体的协调能力，各方之间有序的协调，实现节点、通道、流、网络和等级体系五要素构成的区域在地域上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是与环境因素、资源要素和基础设施三者紧密相连的，费孝通提倡不同的地域资源因素应该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根据发展方式概念上来说的，他倡导不同的发展路子，应该配备不同的发展模式，著名的模式有“苏南模式”“林县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等。拿“苏南模式”来说，费孝通割开以江为界的地理限制，把位于长江以北的南通化进了苏南模式之中，连同苏、锡、常一起，并称“苏南模式”，因为苏、锡、常、通，有大体相同的乡镇企业。这种乡镇企业是在原有的社队工业上发展起来的，最早的社队工业是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与生产大队、一起兴办的工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苏农村村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没有把社队工业解体，在保存原来集体所有的性质上，积极引进上海的高新技术，借助上海的带动，发展乡镇企业，形成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江苏地区特有的苏南模式。在温州考察时期，根据温州特有的条件，费孝通整理总结出来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不同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最典型的就是“小商品，大市场”商品运营的形式，温州这个地方原来并不富裕，是个穷地方，由于地形原因，耕地很少，土质也不适合庄稼生长，所以在那时的重工业时代，很多的温州人，因为人多地少，不能完全依赖土地的，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开始走上外出打工，卖手艺活的道路，这些温州人凭借自己的手艺，满世界飞，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一批老温州人，通过省吃俭用，积累原始资金，为后期家庭工厂的兴办准备启动资金，这就是特有的温州模式。被费孝通称之为“侨乡模式”的福建省福清县，凭借侨乡优势，借助华侨资金，依靠华侨投资，得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经济新路子，为当地创造收入。中原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当地的地方特色，发展有特色的庭院经济和双重农业经营发展方式，农户和产品回收公司緊密相连，工作性质简单，谁都可以做，在家就可以上班，每个月可以增加收入，这种不用出门就可以赚钱养家的路子，适合中原农业地区。

    根据当地的情况不同，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经济发展走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不能归结成同一种模式。但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增加收入为目标，所以不同的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即使地域不同，但是依旧可以依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经济。

    为了方便规划管理，各省份、各地域之间有一定的行政区域划分，相应的发展极端化就会形成“地区壁垒”。费孝通很好的突破地域发展限制，将研究范围跨出了江苏省，沿着两条路出发，一条从江苏省到浙江，然后经过福建到达珠三角，链接东部地区。另一条由黑龙江经过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打破地区限制，形成地方经济发展圈。在调查过程中，费老发现各区域虽然存在地域限制，有地形、资源、所处位置和交通的不同，在某些方面限制了经济发展，抛开这些外界因素，寻找它们之间相似的部分，就能创造一个经济圈。就像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交界处的黑河市，就是一个典型的抛开地域因素而组成的经济圈。所以，无论是地域限制，还是行政限制，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得放开限制因素，创造两地朝着积极发展的方向，形成经济地带和经济圈。

    （二）区域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987年，费孝通在考察甘肃时，发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脉两边，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这个地方正是农业和牧业的交界处，由于地形和民族之间的隔阂，这一带经济发展也相对封闭。费孝通通过查找资料，发现此处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中心河州的故地，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并向当地的领导提出，要发展当地经济，应该利用原有的历史传统，恢复曾经作为经济基地的地位，因此提出经济区域发展概念，使当地建立一个融合农牧业发展的区域。这一想法的提出，标志着费孝通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

    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针对《关于“建立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的原则，费孝通通过对青海、甘肃两个省和宁夏、内蒙古两个民族自治区进行实地考察以后，看到了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古的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在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四大民族自治区的中心，位于西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多民族地区，费孝通总结得出，这些地区可以走共同发展经济的道路，利用黄河丰富的水利资源，以水电资源为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加快当地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昌盛，有利于改变落后面貌，巩固民族团结，缩小东西之间的差距[4]。这个建议，是费孝通从广大区域发展出来设想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费孝通将“区域经济发展”这个概念落到实处的典型例子。

    无论是如今如火如荼的“一带一路”，或是亚欧大陆桥，还是地区间、国家间的合作，乃至“全球化”的进程，都和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极大地吻合，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这些经济体、经济圈的成立都有一个目的，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使在资源、地形、历史、文化因素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不可全盘否定，应该实时考察，寻找两地相同的地方，即使存在有差别的地方，也可以放下偏见，“求同存异”创造条件发展经济，使两地或多地经济圈和经济带共同繁荣昌盛，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就像现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的“五条线”涵盖64个国家，真正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中国和参与国的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成效，通过跨域不同国别间的地域限制，寻找共同的发展机遇，使属于这个经济带经济圈内的国家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一人富，不是真的富。”费孝通一直在坚持“志在富民”，他通过脚踏实地的实地调查研究，一步步跨越地域调查，从最开始的广西的小村庄，继而具有代表性的江村，进而富有特色的沿海地区，最后遍布全中国，甚至影响世界共同体。他的理论对现今國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应站在积极方面，禀着“求同存异”的理论指导，为共同的经济发展谋求发展策略，舍弃狭隘的地界观念，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更美好的生活而积极主动、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志在富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92-493.

    [2]? 孙秋云.从乡镇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3]? 蔡武，程小军.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实践与启示[J].现代科学管理，2012，（9）.

    [4]? 刘长喜，罗鑫，刘豪兴.论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J].社会科学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