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范围与国家边界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

    朱宁

    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类型的共同体得以产生，人们在各自的共同体中找到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现实需要。然而随着现代国家概念的传播和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的纷纷建立，国家边界逐渐固定下来。在这种条件下，共同体的范围逐渐扩大和固化的国家边界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如何处理这类矛盾对当代政治哲学有着重要意义，其关键在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

    关键词：共同体;国家边界;分配正义;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114?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1-0181-03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把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以及西方的摩西出埃及等看作是地区间的交流，那么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各个孤立的大陆板块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最初的交流。从那时起，全球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在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开始出现并且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世界各国普遍建立起現代的国家结构，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各国都代表着符合本国人民意愿的共同价值。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就与已经固定下来的传统国家边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一、共同体范围的逐渐扩大

    从历史的角度看，“共同体”在古希腊语中原意指城邦设立的市民共同体，人们由于具有某种共同利益而共同生活在一起产生了共同体，城邦就是天然且完满的共同体。在古罗马，西塞罗使用“共同体”一词表示人和神一起构成的社会[1]。在6—9世纪，“共同体”表示“具有公共性质的集体会议”[1]。在中世纪，“共同体”表示由个体组成的团体，这些个体通过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共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有制度的群体[1]。11—13世纪，“共同体”以“公社”的形式表现出来，14世纪原始的公社被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取代，特别是协会、同业公会、商业公会和商业团体等[1]。在近代，随着工业的发展共同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泛出现在商业贸易、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以往从不认识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起来并希望在各自的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存方式。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开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潮流实质上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2]。政治上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世界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人的联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而是逐渐多样化，这种联系不再是以往那种二维的地域上的联系，而是向多维度发展，突破了大航海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地域上的共同体，这就导致了共同体不仅在范围上逐渐扩大，各种领域的共同体也层出不穷。在当今世界，传统的相对孤立的群体早已经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将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和个人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全球经济体系，同时个人所面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国际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3]，共同体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过程之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需要经历三种社会形态，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三种社会形态层层递进，我们目前尚处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即对物的依赖关系。人并没有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异化了的共同体之中。人们必须克服这种异化了的共同体，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

    二、国家边界的固化

    近代以来，“边界”逐渐成为各种共同体以及国家之间相互联系、交流的一种途径。我们所讨论的国家边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也包含了国家内部已经形成的代表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思想。从今天来看，人们对边界的看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阶段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本国为起点不断向外扩张，这一时期的边界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的领土冲突，还存在于帝国主义列强势力范围的扩张之中。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这一阶段人们对边界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众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及现代国家概念的广泛传播，边界不再被看作是向外扩张的起点，而是国家权力范围的终点，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发挥边界的作用，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柏林墙的建立和隔离北约与华约的铁幕。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开始反思边界所带来的困扰，并认识到只有全球化道路才是新世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的声音从未断绝，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来至今。虽然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但以“9·11事件”为标志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一些列安全问题让人们重新回过头来反思之前的去边界化思想。

    美国人类学家安德森认为，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分析了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其中提到国家和国家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物，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2]。之所以说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是因为就算国家领土面积很小，但其大多数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或者听说过，但是共同体的观念却深深根植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观念之中。尽管国家中可能存在不平等和剥削现象，但公民之间却有很深的同志关系。这种同志关系使这些相互不认识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国家捐躯。

    根据韦伯的解释，他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地主张了对正当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这就要求国家能实行足够的公平正义来保证全体公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反过来公民也有义务通过纳税、服兵役等来支持自己的国家，这不仅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也是集体正义的表现。

    三、共同体范围的逐渐扩大与固化的国家边界之间的矛盾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在传统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国家边界内，各国出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在共同体范围扩大的同时，势必会和传统的国家边界发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碰撞会带来的问题。从政治发展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优势，运用各种手段获取了世界范围内大量的资源，美国通过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使其取得霸主地位并以此建立国际秩序。在这时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这个巨大共同体的主宰者。从经济发展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只要是现代化的就是好的，只要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就是不好的。这样做就会带来一种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进一步地剥削不发达国家，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从文化发展上看，随着共同体范围的扩大，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个地区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侵略性的抵抗经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次，随着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在国家边界相对固定情况下会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出生的国家和这个国家边界的形成是偶然的，当我们出生于一个和平富裕的国家时，我们会感到幸福并且会对出生于动荡贫穷国家的人报以同情;当我们出生于一个动荡贫穷的国家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失落并对生于和平富裕国家的人感到羡慕。所以有些人认为，任由这些偶然因素支配我们的一生是不公平且不道德的。世界主义者认为，由于国家边界的形成具有道德任意性，不公平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欠发达国家人民贫困的原因，因此分配正义不应只局限于国内社会，而应扩展至全球[5]。

    罗尔斯批评了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并做出了三点回应。第一，分配正义不是配给正义，即在不论是否为本人生产的情况下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把物品分给各人。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世界主义者离开社会制度去判断分配是否正义是不合理的，国家具有保证本国的分配正义的义务，因此国家需要制定符合本国需要的社会制度。因为不存在能够制定符合全球层面社会制度的全球政府，所以在全球层面讨论分配正义本身就是不合适的。第二，罗尔斯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贫困不在于资源是否丰富，而在于是否有正义的制度。对于贫困的国家我们可以给予的援助应当限于能够保障建立起正义的社会制度，超出的援助则是多余的。第三，罗尔斯认为，社會和谐、经济繁荣、人民幸福是国家内部制度应该负责的问题，全球主义者要求的分配正义对条件较好的国家及其人民是不公平的。

    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提出是对于如何处理共同体范围与国家边界内在矛盾的合理解答，同时他对于共同体思想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仔细分析了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国家“虚幻的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了热切的展望[6]。马克思认为：“当阶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消失，所有生产集中于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将丧失其政治性质。而取代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也就是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时，共同体范围和国家边界的固有矛盾就会随之消失，这就彻底解决了这种矛盾。

    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共同体是为了满足内部成员的需要，使成员能够得到幸福，达到共同的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则不再具有追求善的功能，相反，它的目的是要满足个人的需求，同时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是已经异化了的共同体。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活动，通过现实的个人认识到实践活动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并以此诠释了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以及不同样态的共同体对个体发展的意义[6]。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消灭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剥削性质的异化劳动，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能使人完成类本质的复归，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国家和阶级都将消亡，人类社会有了新形式即成为了一个自由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属于全人类的最大化了的联合体，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的范围和国家边界都将消除，其内在矛盾当然也会消除。

    然而，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虽然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在不断发展完善后最终将带我们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但是在达到自由人联合体之前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处理社会演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应对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不仅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还要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到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任后第一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示，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关乎每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思想突破了传统本国优先思想的局限性，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我们要通过“命运共同体”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发现并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实性问题。所以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种思想的关系来看，自由人联合体是我们能够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我们现阶段处理实际问题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而如果处理好共同体范围与国家边界的内在矛盾，我们就要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问题，其关键是现阶段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做好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1]? 马俊峰.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3-24.

    [2]? 袁同凯.文化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201-22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9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5]? 陈肖生.国家边界与分配正义[J].南京社会科学，2016，（9）.

    [6]? 洪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立场及其价值超越[J].苏州大学学报，2018，（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