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郎维伟

    1950年初，根据毛泽东“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的指示，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层立即行动。邓小平亲自主持拟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和十项政策，并对进军的准备、政策、步骤和完成进军后的工作等做了周密的准备和安排，真正体现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胆略和才智。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印度的反华势力也借机呼应，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札摄政为首的分裂势力追随其后。针对西藏问题的局势，毛泽东明确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解放西藏的时机即将到来。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西北局派部队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的情况后，他再次预感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不容拖延，于是果断从莫斯科向时任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发回急电。

    一个在风雪高原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进军拉开了序幕。

    受 命

    毛泽东的急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强调：“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他同时确定：“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解放西藏，就时间来讲，这是我军必须立刻实施的一项重大任务。二野领导早有思想准备，只是等待中央的战略决策。

    从地域环境和当时的条件讲，西南局承担入藏的主要任务最显恰当。电报发来的前一日，正好是1950年的元旦，这一天，刘伯承在参加重庆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向西南各界宣布，今后在军事上剩下的事，就是解放西藏同胞，建立国防。同月，邓小平在参加重庆各界代表的会议上说，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南还有西藏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

    究竟由谁来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二野有10个军，刘邓手下爱将云集，但解放西藏任务艰巨，既要指挥军队，又要从事地方工作；既要有军事才能，又要有政治才能，还要善于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反复思索后，不谋而合，把重任交给了刚刚36岁的18军军长张国华。

    1950年1月13日，二野发布了动员全军支援18军进藏的指示。号令一出，各部队为18军提供和补充了一批精兵和装备。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命令和指示，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藏区的情况。最后，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致电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制定的进藏部署，并批准中共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即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为了鼓励和鞭策18军的全体将士，2月6日，邓小平为全军提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上的光荣。”

    3月18日，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军长带领部队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决 策

    1950年的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通过谈判实现政治争取，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民族上层，维护祖国统一的政策体现。所以，中央也要求西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赴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

    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主持拟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上报中央：（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时维持原状；（三）关于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和风俗习惯。

    中央认为四条方针较好，还应起草可作和谈基础的若干条件。于是，邓小平以革命家的胆略，把握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充分考虑西藏社会的现实状况，又亲自主持草拟十项政策，再报中央。

    这十项政策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二、实行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保护喇嘛寺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有的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部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文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内部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九、过去亲英美及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原来关系，不继续破坏，各按旧职，不究既往。十、人民解放军为巩固国防，进军西藏，军费由中央供给，遵守民族的风俗习惯，买卖公平。

    5月29日，十项政策报送中央后的两天，毛泽东审阅，只对第八条中“由西藏人民”后面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字，并表示同意，以此作为谈判的条件。

    7月，十项政策正式向外界公布。关心西藏问题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十项政策符合实际，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甚至藏族中的一些代表人士觉得政策太宽。邓小平却真诚地解释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他还重申了毛泽东主席对西藏问题确定的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进 军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一意孤行，违背人民意愿，拒绝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反而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行动只得以战促谈，以战促和。

    1950年3月，18军先遣部队抵达西康的甘孜、巴塘地区。而此时，西藏地方当局则以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8月中旬，西南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18军主力向敌进攻之时，从侧翼迁回到昌都敌后，断敌退路，迫使藏军聚集昌都而歼之，预计10月占领昌都地区。邓小平还指示参战部队：“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10月初，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向部队发布了进行昌都战役的命令。10月6日至24日，18军主力和14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协同下，在昌都地区发起了对藏军主力的围歼作战。解放军分成南北两个集团，分别从藏军防御的南起盐井北至国德渡过金沙江发起攻击，先后进行了盐井、宁静、岗托、觉雍、生达、类乌齐等大小战斗，切断藏军从昌都向西、经恩达、类乌齐退往拉萨之路，以及从昌都向南，经邦达、八宿以西折返拉萨，或顺河谷南下逃往察隅方向的两条退路。

    10月18日，解放军兵临昌都城郊，藏军于当日晨弃城向恩达方向逃跑，然后又南向邦达、八宿逃窜，最后在昌都以南、邦达以北被解放军包围。20日晨，敌总署机关及四个代本和卫队近3000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全部缴械投降。随后，解放军在恩达东南、昌都西南和察雅等地消灭了残敌。

    10月24日，昌都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歼敌6100余人，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条件。

    西南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补给重于战斗，进军的关键是补给，补给的关键是筑路。1950年4月，西南局组织部队工兵、步兵与地方的公路局工程大队一起开始修建雅安到甘孜的公路，当年8月修通，全长603公里。西南军区组成了汽车团、辎重团，担负进军物资运输，公路修到哪里，物资运到哪里。

    1950年11月1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暨二野司令部向部队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明确要求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以及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树立长期建设西藏，保卫国防的思想和决心。一旦军事行动停止后，就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与藏族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新西藏。

    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显示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巨大威力，部队所经之地，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谈 判

    昌都战役胜利后，以战促谈、促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部队在昌都待命，一些部队回甘孜休整。

    战争间隙，为谈判腾出了空间。此时，西藏统治集团发生分化，达扎摄政下台，达赖喇嘛亲政。1951年元月，达赖派地方政府官员至印度新德里，将自己代表西藏写给中央的信交袁仲贤大使转呈，信中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收到达赖信件两日后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西藏代表赴京和谈。2月27日，达赖致函中央，称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京谈判，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

    1951年3月27日，阿沛一行从昌都启程，前往北京。在途经甘孜时，张国华军长为其举行欢迎会，阿沛在会上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谈判解放西藏，实现和平进军西藏，是西藏僧俗人民的夙愿。

    4月，代表团一行到达重庆，邓小平前往迎接，重庆人民载歌载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其间，邓小平与西藏代表耐心长谈，阐述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希望西藏上层消除隔阂和猜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出接受解放西藏的历史性选择。他还赞扬了阿沛在关键时刻服从民族团结大局，替广大民众着想、力主和谈的功绩。

    代表团在渝期间，受到热情接待。西南局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从政治的高度搞好接待工作。配备了藏语翻译，请来做藏式菜肴的厨师，按照藏族的礼节迎接客人，下榻在与西南局仅一墙之隔的招待所，保证他们的居住安全舒适，还组织他们参观重庆的工厂和正在举行的西南土特产展览。邓小平和贺龙等领导与代表们会晤并宴请全体成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友爱与相互尊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京签字，标志着西藏从此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5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邓小平在重庆再一次召集18军主要负责人，指示他们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从政治上实现协议的内容，并要求部队严明纪律，秋毫不犯。

    9月，王其梅副政委率领的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城前，邓小平专门指示，要尊重民族宗教习俗，如果达赖喇嘛提出摸顶，可以入乡随俗，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以示诚意。

    至于民族地区的改革问题，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

    10月26日，张国华率领的部队历时4个月，行军两千多公里，战胜了严寒、风雪、空气稀薄等恶劣自然环境，克服了长途行军中的补给困难和疾病，终于从甘孜抵达拉萨。此后，青海、新疆入藏部队也先后到达拉萨和预定地区，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期间，对西藏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精力。西南局自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后，邓小平对进军的准备、政策、步骤和完成进军后的工作等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真正体现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胆略和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