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郎维伟

    1950年初,根据毛泽东“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的指示,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层立即行动。邓小平亲自主持拟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和十项政策,并对进军的准备、政策、步骤和完成进军后的工作等做了周密的准备和安排,真正体现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胆略和才智。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印度的反华势力也借机呼应,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札摄政为首的分裂势力追随其后。针对西藏问题的局势,毛泽东明确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解放西藏的时机即将到来。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西北局派部队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的情况后,他再次预感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不容拖延,于是果断从莫斯科向时任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发回急电。

    一个在风雪高原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进军拉开了序幕。

    受 命

    毛泽东的急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强调:“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他同时确定:“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解放西藏,就时间来讲,这是我军必须立刻实施的一项重大任务。二野领导早有思想准备,只是等待中央的战略决策。

    从地域环境和当时的条件讲,西南局承担入藏的主要任务最显恰当。电报发来的前一日,正好是1950年的元旦,这一天,刘伯承在参加重庆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向西南各界宣布,今后在军事上剩下的事,就是解放西藏同胞,建立国防。同月,邓小平在参加重庆各界代表的会议上说,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南还有西藏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

    究竟由谁来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二野有10个军,刘邓手下爱将云集,但解放西藏任务艰巨,既要指挥军队,又要从事地方工作;既要有军事才能,又要有政治才能,还要善于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反复思索后,不谋而合,把重任交给了刚刚36岁的18军军长张国华。

    1950年1月13日,二野发布了动员全军支援18军进藏的指示。号令一出,各部队为18军提供和补充了一批精兵和装备。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命令和指示,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藏区的情况。最后,邓小平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致电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制定的进藏部署,并批准中共西藏工委组成人员,即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为了鼓励和鞭策18军的全体将士,2月6日,邓小平为全军提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上的光荣。”

    3月18日,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军长带领部队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决 策

    1950年的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通过谈判实现政治争取,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民族上层,维护祖国统一的政策体现。所以,中央也要求西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赴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

    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主持拟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上报中央:(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时维持原状;(三)关于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和风俗习惯。

    中央认为四条方针较好,还应起草可作和谈基础的若干条件。于是,邓小平以革命家的胆略,把握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充分考虑西藏社会的现实状况,又亲自主持草拟十项政策,再报中央。

    这十项政策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二、实行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保护喇嘛寺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有的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部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文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内部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九、过去亲英美及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原来关系,不继续破坏,各按旧职,不究既往。十、人民解放军为巩固国防,进军西藏,军费由中央供给,遵守民族的风俗习惯,买卖公平。

    5月29日,十项政策报送中央后的两天,毛泽东审阅,只对第八条中“由西藏人民”后面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字,并表示同意,以此作为谈判的条件。

    7月,十项政策正式向外界公布。关心西藏问题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十项政策符合实际,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甚至藏族中的一些代表人士觉得政策太宽。邓小平却真诚地解释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他还重申了毛泽东主席对西藏问题确定的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进 军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一意孤行,违背人民意愿,拒绝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反而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行动只得以战促谈,以战促和。

    1950年3月,18军先遣部队抵达西康的甘孜、巴塘地区。而此时,西藏地方当局则以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8月中旬,西南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18军主力向敌进攻之时,从侧翼迁回到昌都敌后,断敌退路,迫使藏军聚集昌都而歼之,预计10月占领昌都地区。邓小平还指示参战部队:“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10月初,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向部队发布了进行昌都战役的命令。10月6日至24日,18军主力和14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协同下,在昌都地区发起了对藏军主力的围歼作战。解放军分成南北两个集团,分别从藏军防御的南起盐井北至国德渡过金沙江发起攻击,先后进行了盐井、宁静、岗托、觉雍、生达、类乌齐等大小战斗,切断藏军从昌都向西、经恩达、类乌齐退往拉萨之路,以及从昌都向南,经邦达、八宿以西折返拉萨,或顺河谷南下逃往察隅方向的两条退路。

    10月18日,解放军兵临昌都城郊,藏军于当日晨弃城向恩达方向逃跑,然后又南向邦达、八宿逃窜,最后在昌都以南、邦达以北被解放军包围。20日晨,敌总署机关及四个代本和卫队近3000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全部缴械投降。随后,解放军在恩达东南、昌都西南和察雅等地消灭了残敌。

    10月24日,昌都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歼敌6100余人,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条件。

    西南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补给重于战斗,进军的关键是补给,补给的关键是筑路。1950年4月,西南局组织部队工兵、步兵与地方的公路局工程大队一起开始修建雅安到甘孜的公路,当年8月修通,全长603公里。西南军区组成了汽车团、辎重团,担负进军物资运输,公路修到哪里,物资运到哪里。

    1950年11月1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暨二野司令部向部队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明确要求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以及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树立长期建设西藏,保卫国防的思想和决心。一旦军事行动停止后,就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与藏族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新西藏。

    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显示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巨大威力,部队所经之地,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谈 判

    昌都战役胜利后,以战促谈、促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部队在昌都待命,一些部队回甘孜休整。

    战争间隙,为谈判腾出了空间。此时,西藏统治集团发生分化,达扎摄政下台,达赖喇嘛亲政。1951年元月,达赖派地方政府官员至印度新德里,将自己代表西藏写给中央的信交袁仲贤大使转呈,信中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收到达赖信件两日后复电,祝贺他亲政,欢迎西藏代表赴京和谈。2月27日,达赖致函中央,称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京谈判,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

    1951年3月27日,阿沛一行从昌都启程,前往北京。在途经甘孜时,张国华军长为其举行欢迎会,阿沛在会上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谈判解放西藏,实现和平进军西藏,是西藏僧俗人民的夙愿。

    4月,代表团一行到达重庆,邓小平前往迎接,重庆人民载歌载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其间,邓小平与西藏代表耐心长谈,阐述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希望西藏上层消除隔阂和猜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出接受解放西藏的历史性选择。他还赞扬了阿沛在关键时刻服从民族团结大局,替广大民众着想、力主和谈的功绩。

    代表团在渝期间,受到热情接待。西南局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从政治的高度搞好接待工作。配备了藏语翻译,请来做藏式菜肴的厨师,按照藏族的礼节迎接客人,下榻在与西南局仅一墙之隔的招待所,保证他们的居住安全舒适,还组织他们参观重庆的工厂和正在举行的西南土特产展览。邓小平和贺龙等领导与代表们会晤并宴请全体成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友爱与相互尊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京签字,标志着西藏从此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5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邓小平在重庆再一次召集18军主要负责人,指示他们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从政治上实现协议的内容,并要求部队严明纪律,秋毫不犯。

    9月,王其梅副政委率领的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城前,邓小平专门指示,要尊重民族宗教习俗,如果达赖喇嘛提出摸顶,可以入乡随俗,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以示诚意。

    至于民族地区的改革问题,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

    10月26日,张国华率领的部队历时4个月,行军两千多公里,战胜了严寒、风雪、空气稀薄等恶劣自然环境,克服了长途行军中的补给困难和疾病,终于从甘孜抵达拉萨。此后,青海、新疆入藏部队也先后到达拉萨和预定地区,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期间,对西藏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精力。西南局自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后,邓小平对进军的准备、政策、步骤和完成进军后的工作等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真正体现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胆略和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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